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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大量的人聚集在一起生活形成一个社会时，肯定就会出现寻欢作乐的场所，出现色情和性交易。因为一方面有一些乐此不疲的男人，同时又有一些期待因提供色情服务而得到报酬的女人。唐代当然也是如此，在全国各地都存在着花街柳巷。在下文我们就以首都长安为例来观察一下这方面的情况。下面叙述的史料依据主要是《北里志》，该书是在黄巢之乱基本平定的中和四年（884），面对荒废的长安城的大街小巷，一个名字叫做孙棨的老官人回忆起昔日的繁华，用文字记载了自己以前常去光顾的花街柳巷“北里”的详细情况，这就是《北里志》。
长安城内东城的商业中心区叫东市，北里就在东市旁边的平康坊的一角，其附近有高级官僚们的居住区。到了唐代后半期，在平康坊和其北边的崇仁坊一带集中了许多进奏院，进奏院相当于各地藩镇驻长安的办事处。在平康坊北侧有一条横贯东西的道路，乃是连接长安城东边的正门春明门和西边的正门金光门的主要大街，人来人往非常热闹。从平康坊面朝大街的北门进去，坊左侧（东侧）大约二百平方米的四方形区划就是“北里”的所在地。大体上来说，整个唐代这里都是花街柳巷的代名词，在文献记载中可以见到玄宗的天宝年间年轻人出入此处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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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里的内部按照道路分为三个部分：从北到南分别是北曲、中曲、南曲，其级别依次升高。关于“曲”的由来，或许可以说其是来自于“局”、小巷、或者是道路的入口处等意思。然而我以为，是否可以理解成为像日本的“曲轮（郭）”那样，周围都用篱笆或围墙圈起来的一个区划呢？一旦落入花街柳巷的女子，就处在严密监视之下，轻易无法逃出正是因为四周都有屏障。
北曲在坊的最北侧，恐怕是沿着坊墙排列的小小的妓馆，推测其当是供外地来京的打工者，或因贫穷而结不起婚的下层百姓解决性问题的地方。而中曲和南曲的情况就不同了，红墙绿树环绕，院内花草假山，院子四周分布着风格各异的客房，可以举行宴会。此外妓女们各自在自己的房间接客。每一个妓馆拥有的妓女从数人到数十人不等，接客情况就像日本的“置屋”和“茶屋”合二为一的形式。可以想象，各曲分别有数十家这样的妓馆，总共大约有妓女一千名左右。
来中曲和南曲玩乐的人大都是些中产阶层。高官们并不太来这里，他们一般都纳妾，而且有专属的妓女（称作家妓），没有必要出入这些场所。因而中曲和南曲的客人主要是中下级官僚、出入进奏院的地方官以及文人墨客和一部分商人。此外来妓馆的人还包括科举的进士及第者以及进京赶考的学子们。因此，只要有擅长诗文书画、精通歌舞音律的名妓出现，妓院就仿佛变成了有教养的上流人的游乐沙龙。
在今天，我们把妓院的女性叫做妓女。但正式说起来，妓女乃是一个总称，本来指精通音乐和舞蹈的女性。因其所属不同又分成若干个种类，其中，比较早的有培养女性舞蹈家和音乐家的“内教坊”；其后，玄宗为了教习当时流行的俗乐而新设了“外教坊”以及“梨园”；这些都是属于皇帝管辖下的机关，内有供皇帝宴乐的宫妓。除此之外，还有属于个人所有的家妓；属于地方官厅，与宴席相关的官妓（在节度使的军营被叫做营妓）等。与上述比较，北里等花街柳巷的女性则是作为民妓的妓女。但是她们被登录在教坊管理的“乐户”户籍上，有时也要参加宫中的宴会。在这一意义上，这些民妓也同时具有官妓的一面。
在花街柳巷的灯红酒绿背后，乃是一个人欲物欲横流的世界。妓女们多是来自于贫穷的农家姑娘。通过或是被骗或是无奈卖身等各种各样的形式，良家女子经过人贩子之手来到了这里。为了把这些女子训练成为合格的妓女，妓馆的主人在买入这些姑娘以后，就和她们结成义母（养母）和义女（养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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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母子关系，并对其待人接物等进行严格的培养训练，其中也包括从读书写字到写诗作文等教养内容。应该说，这些义母（养母）中有一些人的文化素养相当高。可是另一方面，义母又随时监视义女的行动，贪得无厌地榨取客人，因而被冠以“爆炭”的外号。同时，这些义母们为了保护自己的生意，往往嫁给住在进奏院的地方官和大商人，还有人索性嫁给黑道的地痞以求庇护。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看作为义女的妓女们的情况。在义母的盘剥监视之下，对于妓女们来说最大的放松就是每月逢八的三次庙会。这一天她们获准结伴去同一平康坊内靠南边的保唐寺，听取僧人的讲经说法。为了看看这些漂亮的妓女，当天在保唐寺门前聚集了大量的人群，拥挤不堪。也有妓女在此碰见熟客以后将其带回妓馆。心黑手辣的义母则在庙会这一天，向每个妓女征收铜钱一缗（一千文）。此外，当妓女想自己休息而拒绝接客时，每天也必须向义母支付一千文钱。由此可以推知，恐怕每个妓女每天的实际收入大致就是一千文左右吧。如果说当时一斗米（一个成年人五天的量）值一百文钱，那么一千文钱就相当于一个成年人五十天的伙食费。由此可知，去花街的中曲和南曲逛一天需要多么大的开销了。
在娱乐活动很少的当时，对于男人们来说，最高的游乐场所就是花街柳巷。而从妓女的角度来说，在自己短暂的花季年华，忍受着义母的榨取，或者说与义母一起榨取男人，同时一边积蓄私房钱，一边摸索脱离苦海的道路。对她们来说，正式的结婚乃是可望不可企及的梦，如果幸运的话，只可能被某位官僚或商人看中成为其家妓。然而一旦有过身陷花街柳巷的经历，则从良之路谈何容易！而且随着姿色渐衰，她们未来的前景也非常黯淡。
每当说到这方面事情的时候，人们总是会举出以唐代妓女为主人公的小说《李娃传》作为例子。《李娃传》的故事梗概如下：
玄宗天宝年间，为了科举考试，一位出身地方名门的年轻人只身来到了长安。在长安他迷恋上了平康坊的妓女李娃，遂如胶似漆往来于妓馆。可是，金钱用完之际也就是情缘了断之时，本来足够两年的盘缠很快被挥霍一空，这位年轻人被赶出了妓馆，李娃也消失了踪影。一文不名的年轻人病倒于街头，幸而被丧铺的伙计救活，后来便成为一名在丧事上唱挽歌的歌手，并且很快名扬京城。但就在他与人比赛唱挽歌的当天，被来到京城的父亲发现，结果他被愤怒的父亲暴打一顿昏死在路上。后来，好容易捡回来一条命的年轻人沦为乞丐，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他偶然走到了李娃的门口。
看到年轻人面目全非的悲惨状态，李娃的心被深深地刺痛和打动了。于是她给义母缴纳了自己的赎身费，搬出妓馆另住，开始全心全意地照顾这位年轻人。先是用了一年时间调养好了年轻人的身体，接着又给他买齐了书籍，鼓励年轻人为参加科举考试做准备。经过数年的努力之后，年轻人终于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科举考试。加之世间对他的人品评价也很好，所以年轻人被任命为四川成都的一名官员。年轻人准备前去赴任之际，李娃告诉年轻人说，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现在该是离开的时候了。年轻人苦苦恳求李娃留下，李娃遂答应送他入川到剑门，结果他们在剑门遇见了已经成为成都地方长官的父亲。年轻人的父亲原谅了改过自新的儿子，并且承认了儿子和李娃的婚事。自此以后，李娃相夫教子，孝顺父母，带来了全家的兴旺昌盛。整个故事以可喜可贺的大团圆结局。
这是一个超越士人妓女身份界限的纯爱和奋斗的故事。其不单单是一部才子佳人的恋爱小说，还使我们可以看见那个时代的社会状况。作者是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776—826），这一点使我们意识到，小说的背景乃是反映了八世纪后半至九世纪初期的时代状况。在小说之中，作为主人公的年轻人是肩负时代重任的科举系统的士人，他从挫折到复活，再到飞黄腾达的道路，实际上暗示了安史之乱之后社会的闭塞状况及其对前景的期待。通过小说中对士人与下层女性的交情以及对社会最底层的丧铺的描写，我们似乎感到其中假托或蕴含着一种来自于下层的城市贫民、新兴庶民们的力量。
这方面的情况姑且不论，我们再看一看李娃的情况。李娃刚毅顽强、令人敬佩。她既美丽又聪明，为了所爱的男人不顾一切、不求任何回报地奉上了自己的爱情。与唐代前半期旁若无人、昂首阔步的女性们相比，李娃完全站在了一个相反的角度。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李娃形象的意义，即李娃在成为男人们心中理想型女性形象的同时，也是一种前瞻性时代感觉的产物，其实际反映出了社会已向男性主导社会开始倾斜的状况。
在这里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这就是结婚的形态。李娃是妓女，因而登记在教坊管理之下的“乐籍”之中。唐代实行良贱制，法律严格禁止良民和贱民之间的通婚。登记在“乐籍”上的人虽然比奴婢的地位要高一些，但大体来说还是属于贱民身份。因此妓馆的妓女即便成为妾，也是作为家妓的妓女，身份并不能简单地变更为良民。然而在这个故事里，完全无视这一点，最后是两人正式结婚的幸福大结局。《李娃传》干脆利落地越过了本来不可逾越的界限，因而完全可以说，在这篇故事之中映射出下层女性们的一种理想。
与此相关，在此还想略微提一下两位有名的女诗人。一人名叫薛涛（768—831），另一人是鱼玄机（约844—871）。薛涛原来出身于长安的良家，父亲赴蜀任职时，薛涛也跟随父亲到了四川。但后来父亲死去后家道中落，薛涛沦为西川节度使所属的营妓。薛涛的诗文深得节度使韦皋赏识，之后便留在节度使幕府专事作诗，与当时一流的大诗人白居易、元稹、刘禹锡等人都有交往。然而因为她是营妓，所以既未能回到长安，也没有结婚，最后在成都的浣花溪畔，作为一名女道士而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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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鱼玄机，森鸥外
曾写过一篇同名小说。鱼玄机乃长安人，很早就以诗才而知名于世，曾得到唐末最著名的诗人温庭筠（812—872）的指导。鱼玄机十五岁时嫁给一个名叫李亿的官僚为妾，可是却遭到李亿妻子的嫉妒和排挤，被迫出家成为道观咸宜观的女道士。鱼玄机富有个性的诗作以及她与男性之间放荡不羁的生活同样有名，最后鱼玄机因为杀害了自己的侍婢而被官府处死。有关鱼玄机的出身不太清楚，一说认为她出自于妓家。如果是普通的家庭出身，她的美貌加上诗才，很难想象她会一开始就给人做妾。因此，即便她本人不是妓女，只要她的娘家是妓家的话，就会被登记在“乐籍”之中。所以鱼玄机也是一位深受唐代的良贱身份制之害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