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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宦官是指去势即切掉生殖器的男性。在世界史上可以随处见到他们的事例。就其范围而言，西方从古代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古代希腊、罗马帝国到伊斯兰诸国；南方有印度、越南；北方有俄罗斯；在东方，除了中国以外，还包括朝鲜半岛。近世欧洲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子。唯一没有接受过宦官洗礼的国家，可以说只有日本。我经常想，固然在需求宦官的背后，存在着诸如权力的构造以及性质等等各种各样的原因。然而不管怎么说，我们的祖先们却将宦官制度视为异质、不正常的东西而拒绝加以接受。先人们的这种姿态及其感性的确值得我们自豪。
在上述地域和国家之中，不用说宦官在中国扎根最深，影响最大。早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就可以见到表示宦官的文字，其后一直到二十世纪初期清朝灭亡、帝政时代结束为止，其间宦官一直存在，一次也不曾消失踪影。在中国，宦官乃是自权力出现以来就必不可少的一种“必要恶”
。自古以来，中国就非常重视父母、儿、孙的这种子孙连绵不绝的血统关系。这种血统关系则通过“姓”的延续而反映出来。只有“姓”（血统）不间断地延续下去，才是子孙后代对于祖先的最重要的孝养，而这一责任只能由男子来承担，女子将出嫁他家，因而不属于本家的嫡系。
皇帝家庭就处在这种血统关系的顶点之上。为此皇家聚集了为数众多的女性于后宫之中。这些女性被隔离起来，除了皇帝本人之外，任何男人都不能接近她们。因此，之所以有必要在后宫安排一些是男人而又非真正男人的中性人，最大的原因其实正在于此。宦官作为日常生活于后宫中的皇帝以及后妃们的仆人，首先受到了皇帝个人的信任。他们在充当皇帝与外朝之间的中间传话人的过程中，进而发展到了置喙权力中枢的地步。
在中国宦官的历史上，宦官们完全把持朝政、最为专横跋扈的时期一共有过三次。分别是东汉、唐、明，而且都是该时代的后半期。而其中，宦官势力最大的时期乃是在唐代后半期。当时，宦官们掌握了皇帝的生杀予夺大权，随心所欲地操纵政治。他们炫耀自己的权势，自称为“定策国老（可废立天子的元老之意）”，而将皇帝蔑称为“门生天子”（门生的意思是学生。门生天子的意思就是作为学生的天子）。
51 宦官图
虽然这样说，但实际上唐初的时候情况并非如此。唐代统辖宦官的部门叫内侍省，宦官也有品阶，然而从太宗时代以来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宦官的官品不能成为和宰相同样的三品官。这种情况到玄宗时代以后发生了变化，高力士等被任命为右监卫门将军（从三品），从而打破了这条不成文的规定。高力士以在玄宗夺权的政变中有功，并从那以后一直从背后支撑着玄宗的统治而知名。由高力士出任三品官一事开辟了宦官参与政治的道路，并且一直影响到唐代后半期。但是，关于容许宦官正式登上政治舞台的真正原因，应该说恐怕与前文提到的义父子、恩宠等私人关系所孕育出来的时代气氛也有关联。
宦官参政始于高力士，其后又经过了在安史之乱中把肃宗推上皇帝宝座的李辅国以及接下来的代宗时代的程元振的阶段，到了鱼朝恩率领神策军进入中央政界时，宦官参政已经成定局。
52 唐代后期皇帝系统图
所谓神策军，原来实际上和中央毫无关系，乃是驻扎于防御吐蕃的最前线的河源九曲（今天的甘肃省和青海省一带）的边防军。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唐王朝给这些边防军也下达了动员令。其结果，一部分神策军在卫伯玉的率领下，参与了或许是决定安史之乱方向的安阳（位于今天的河南省）之战。由于史思明率军由北方赶来增援，这场战役最终以唐军失败而告终。神策军在撤退到陕州（今天河南省境内）时，发现他们已经没有地方去了。因为神策军的根据地河源九曲一带已经被吐蕃占领。在这种情况下，神策军遇到了从安阳逃出来的鱼朝恩（参见本书第七章相关部分）。
当时鱼朝恩担任“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负责监视军队，因而无法逃脱战败的责任。于是，鱼朝恩便在陕州自称神策军使、神策军节度使，把神策军变成了自己的工具，以此寻找出头的时机。广德元年（763）十月吐蕃攻陷长安时，鱼朝恩成功地把逃出长安避难的代宗接到了身边，并且终于因拥立代宗而重新回到了中央。其后不久，仆固怀恩叛乱（参见前文），都城一片恐慌，鱼朝恩又率领神策军保卫长安城，稳定了局面。于是，自从归鱼朝恩指挥以来，原来只不过是一支边防军的神策军一跃发展成为中央禁军的中心。
长期以来，基于府兵制建立起来的国家正规军叫做“南衙禁军”。相对于此，皇帝身边的亲军，也就是说皇帝个人的军事力量叫做“北衙禁军”（参见本书第七章相关部分）。两个系统的军事力量总的倾向呈现为：前者的不断衰退和后者的发展扩充。神策军当然也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只是，与其他北衙系统不同之处在于，神策军可以称之为宦官鱼朝恩的私兵。这种性质又与鱼朝恩的政治野心结合在一起，因此神策军受到了格外的关照，享受着特殊的待遇。尤其是神策军在畿内各地还拥有自己的领地，因而又被称作“外镇神策军”。这些都是在其他北衙禁军身上见不到的现象。
大历五年（770）鱼朝恩因专横跋扈而被诛杀，神策军的兵权一度脱离宦官之手。其后，唐王朝和藩镇的作战中经常动用神策军。其中，建中三年（783）爆发了以朱泚为首的泾原兵变，德宗被迫流亡。当时赶来救驾的就是神策军。于是德宗重新重视起神策军来，将其扩充为左右神策军，并将实权交给自己信任的两位宦官窦文场和王希迁。在此基础上，贞元十二年（796）又新设“护军中尉”一职，掌管神策军各部的全权，并委任宦官来担任这一职务，从而在制度上确立了宦官的地位。在此前后，其他系统的北衙禁军弱化，因此只要提起禁军主要指神策军，而神策军又是由宦官来掌控指挥的。
如上所述，截至德宗朝结束的九世纪初，宦官专权的体制业已形成，这可谓是唐代后半期的一个最大特色。可是，到宦官专权确立为止，其间其实还是出现了若干曲折反复。
德宗于贞元二十一年病死，皇太子李诵继承皇位，这就是顺宗。顺宗从年轻时期起就锐意改革，周围的人也都对他充满了期待，但后来顺宗却不幸中风，不仅身体动不了，而且也说不了话，完全丧失了执政能力。取代顺宗执政的人乃是顺宗最信任的翰林学士王叔文。虽说翰林学士是皇帝的智囊，但政治根基很弱。于是王叔文遂提拔了柳宗元、刘禹锡等有代表性的文人来帮助自己，决心一扫在漫长的德宗时代蓄积起来的污泥浊水。
当时，地方官和节度使在两税法之上又增设各种税目进行盘剥，他们把地方财源的多余部分叫做“羡余”，并且盛行将“羡余”向中央“进奉”。王叔文等人首先批评了这一做法，命令必须按照两税法的规定征税，停止了各地的“进奉”。此外，王叔文还大力强化了在纲纪等方面的管理。在他们的设想中，最终目的是要打破宦官政治，为此首先必须把宦官和神策军分开。于是，王叔文派遣属于自己这一派的军人去担任神策军的要职，企图夺回神策军的大权。但是，在宦官以及与宦官勾结的节度使们内外两方面的反对下，加之王叔文的后台顺宗于同年八月不得已让出了皇位，所以这场新政以失败告终。按照当时的年号，这场新政被称为“永贞革新”。假如顺宗身体健康的话，事态会怎样发展呢？宦官的地位绝非磐石一块，形势或许就是另外一种状况。
接下来，公开向宦官夺权的行动发生在三十年以后的文宗大和九年（835）。文宗原来就一直很讨厌宦官。宰相李训察觉到了这一点，遂与凤翔节度使郑注等人商议，秘密调动节度使的军队进入都城长安，计划将宦官从宫内引诱出来一网打尽。当时，长安城东北角的大明宫是皇帝执政的地方。大明宫以含元殿和宣政殿为中心，四周被高大的城墙围起来，皇帝与宦官们在其中生活。在城墙的外边有叫做“金吾左仗”的兵营。
十一月二十一日，一个消息传入了正在宣政殿办公的文宗耳中，说是在“金吾左仗”的庭院的石榴树上发现了天降甘露。甘露乃是吉祥之兆，文宗决定亲自去看看，为此先派遣宦官仇士良前去探路。结果仇士良到后便觉察到了有阴谋，发现帷帐之后潜伏着武装士兵，于是马上匆忙逃回，与其他宦官一起架着皇帝逃入了城墙以内。因皇帝在其中，李训等人毫无办法。其后，宦官指挥神策军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镇压了李训等参与谋反的一干人马。这一事件就被称作“甘露之变”。
53 大明宫图（《陕西通志》，采自平冈武夫编《唐代研究指南第七 唐代的长安与洛阳》地图篇）
唐代反宦官的行动因甘露之变而画上了句号。最终解决宦官政治只有等到唐末，唐末朱全忠进入长安以后杀死了所有的宦官。宦官问题是如此深深地渗透和嵌入了唐朝的体制之中，因而宦官的消灭实际也意味着唐王朝的寿终正寝。
在中国历史上，一般把官员同事们为了某种目的而组成的集团称之为“党”或“朋党”，通常被视为不好的东西。其主要原因是基于下述想法：君子群而不党，即作为君子的官员不能和同事伙伴组成集团，为了自身的利害而组党乃是小人的行为，其背离了政治的正道。可是当然在实际上并非如此，朋党屡屡出现，或者是以此为口实弹压政敌。作为大家都很熟知的事例来说，早在东汉末年，在宦官把持朝政的情况下，有正义感的官僚以及知识阶层因为反对宦官而结成同盟，叫做“党人”，而打压党人则被称为“党锢”。
到了唐代也是如此，官僚们联合起来争夺主导权之事经常可见。在进入宦官专横跋扈的唐代后半期以后，其动静更是越来越大。前文提到的与永贞革新相关的王叔文等人组成的集团就是其先声，其后不久就迎来了真正的朋党时代。在宪宗元和三年（808）四月举行的制举（即科举中的特别考试）中，牛僧孺和李宗闵等人对于时政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以这一事件为发端，其后长达四十年的两大派阀之争，即“牛李党争”就是朋党的显例。
针对当时正在推行的削藩，牛僧孺等人尖锐地指出削藩政策的弊端，批判了时任宰相李吉甫的路线政策。对此，李吉甫则诉诸宪宗斥退了牛僧孺等人，并长期冷遇不予叙用。李吉甫死后，其子李德裕决心继承父亲的政治路线，但不料随着宪宗时代的结束，牛僧孺反而成为宰相，牛僧孺遂转而开始排挤李德裕。在这一过程之中，形成了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派（牛党），以及以李德裕为首的李派（李党）两个政治集团。
两派对立的出发点主要是：对于藩镇究竟应该打压（主战）还是妥协（和平）？然而其实在对立的后面还有各自出身不同的因素，即牛党是科举系统出身的官僚，而李党则属于恩荫系统即世家出身的官僚。或者说，李党属于当权派，以李吉甫为首的李党很熟悉财务，主张下力气重建唐朝的体制；而牛党则是被当权派所排挤的一派，属于不满和批判现行体制派。只是，作为批判派的牛党也拿不出可以取代现行政策的新方案来，其结果牛党只能采取对藩镇妥协的路线。
此外，科举出身的官僚还未必熟悉实际的事务。关于牛僧孺有这样一件事。牛僧孺担任宰相期间的文宗大和五年（831），吐蕃的一位将军带着唐蕃边境处的一个要冲维州（位于今天的四川省）前来投降唐朝。牛僧孺以搞不清具体情况，不能惹恼吐蕃为由，把维州城和那位吐蕃将军送还给了吐蕃。而实际的原因则是因为负责在当地交涉的人是自己的政敌西川节度使李德裕的缘故。由于气量狭窄，牛僧孺眼睁睁地放跑了一次对吐蕃建立优势地位的好机会。
上述恩荫即世家出身官僚和科举出身官僚的对立状况，令人想起了玄宗时代的宇文融等恩荫出身者与张说等科举出身者的对立关系（参见本书第二章相关部分）。当时，张说一派失败，科举出身的官僚退出了政治的主要舞台。然而现在，科举出身的牛党与恩荫即世家出身的李党争斗的结果，牛党又凌驾于李党之上。这一现象足以说明，科举系统出身的官僚在这一个世纪之间，其势力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进入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随着两派的领袖相继去世，牛李党争终于偃旗息鼓。那么，为什么在此之前会发生那么激烈的党争呢？究其原因，我想指出的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当是闭塞的政治环境，即宦官掌管政治造成的闭塞的环境所致。官僚们长期被压制的巨大能量毫无用武之地，只能通过官僚之间结帮组派才得以发散。而对于宦官方面来说，这样的党争当然多多益善。然而，持续长达四十年之久、使政界一分为二的对立局面，既扼杀了有能力的人才，又消耗了国力。当这种对立终于结束时，能够改变国家的力量在王朝内部已经荡然无存，从而只有等待外部势力来拉上这个舞台的大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