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时期的光与影

开元新政

唐玄宗击败姑姑太平公主而掌握政权以后，又过了半年时间，到同年（713）十二月，玄宗将年号改为“开元”。因而通常提起玄宗统治时期，就意味着开元时代的到来。在唐代的皇帝之中，玄宗在位时间最长，共达四十四年之久。其中开元时期从713年至741年，总共二十九年时间；其后改成“天宝”年号以后，玄宗治世又持续了十五载（即到756年为止。另外从天宝三载（744）到至德三载（758）之间，玄宗改用“载”字来称呼和表记“年”）。安史之乱爆发以后，玄宗才让位于儿子肃宗。

唐玄宗名字叫李隆基，是睿宗的三儿子。李隆基于武后执掌实权的垂拱元年（685）出生在洛阳。所以在起兵发动政变铲除韦后等人时，李隆基还仅仅是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就因为这件事，他跨越兄长成为皇太子。继承皇位以后推出开元新政的时候，李隆基也只有二十九岁。李隆基当上皇帝的过程与他的曾祖父太宗很相似，即也不是按照嫡长子继承的顺序，同时他也排挤掉了自己的父亲。李隆基在成为皇太子之前是临淄王，他长期住在在外地，经常骑马到郊外去接触百姓，熟悉民情。而且他生来性格豪爽，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因而在皇族当中显得非常突出。

人们对于刚刚登上舞台的这位年轻的皇帝充满了期待，盼望他能力挽狂澜，改变由于“武韦之祸”带来的体制的动摇状况；希望他能克服并解决由于新兴地主阶层的兴起而带来的社会矛盾。于是，唐玄宗首先将政务委托给了两位宰相：姚崇（本名元崇，字元之）以及稍后一些的宋璟。仿照太宗朝宰相的“房杜”（房玄龄和杜如晦）之例，这两名代表开元之治的宰相也被连称为“姚宋”。尽管合称“姚宋”，实际上两人的政治手法却大相径庭。姚崇随机应变，做事干脆利落，从不拖泥带水；与姚崇相比，宋璟则是巧妙地运用法律法规，稳扎稳打。两人的特点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了这一时期社会的稳定。

虽然姚崇进入官场与其父亲的地位有关，属于“恩荫”系统（即凭借父辈的官位、家世、影响力等进入官场的系统）上来的人，然而他之所以被提拔为宰相，却是因为他处理政务的能力受到了武后的赏识的缘故；宋璟则属于科举出身的官僚。在他们两人之后出任宰相的张说、张九龄、源乾曜等人也都是科举系统出身的官僚。其中，张九龄来自于此前从未出过名人的岭南韶州（位于今天的广东省）的地方官吏之家；源乾曜则是出身于与关陇系统的立场接近的北方游牧民族。因而可以说，武后以来不拘家世门第选拔人才的做法，到了开元年间已经全面开花结果。

虽说如此，然而对于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身边发生的财政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通过科举上来的官僚们却没有明确的方略，同时也缺乏干劲。宋璟虽然长期担当朝政，对这些问题也拿不出一个明确的方针。科举官僚大都是出身于重视文学素养的进士科，在财务方面却未必擅长。加之由于他们与各地的新兴地主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往往站在与国家利益有冲突的立场上。于是，要想重新修复并振兴唐朝的统治体制，就必须寻求与他们不同类型的人才。在这一方面，先是宇文融崭露头角，其后又出现了李林甫。

宇文融与张说

如果追溯一下宇文融的出身，可知他的祖先与北周皇室宇文氏有关，其家世门第在唐代则属于代代出高官的关陇系统主流，因而他也是属于“恩荫”系统。宇文融从都城长安附近富平县的一个官吏跃身于政权中心乃是开元九年（721）之事。当时，伴随着“逃户”（流民）的增多，带来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即税役减少。摆在唐朝统治者面前的是，究竟应该如何应对这一问题？实际上，关于逃户的问题，在武后时期已经有人指出过，但是究竟如何解决才好，却一直没有任何具体方案。于是，宇文融出来提议，首先需要彻底摸清逃户的具体情况，玄宗采纳了宇文融的这一意见。

调查逃户的实际状况也就是查户口，这项工作叫做“检括户口”或者“括户”。当时把正式登记在户籍里的良民叫作“主户”，而对于从主户处逃亡出来，依附寄居于其他主户之下的人，则称作“客户”。宇文融担任劝农使以后，将部下的劝农判官派到全国各地，致力于把握这些从户籍里漏掉的客户。其结果，到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末为止，共检括出客户计八十万户，从这些新依附的客户身上征收的税钱竟达数百万钱。即便减去这一数字中或许存在的个别虚夸部分，这也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超过当时统计的全国户数的十分之一（根据开元十四年的统计，全国户数不到七百零七万户）。

宇文融最初采取的方针是让这些逃亡的农民返回原籍，回到原来的主户那里；后来又采取了在逃亡农民的寄居地将其按照客户加以登记的办法。不管哪一种方法，目的都是要把这些人重新纳入国家管理之下。由于接受逃亡农民作为客户的主户主要都是各地的新兴地主阶层，因而宇文融的上述括户政策，马上遭到了与新兴地主阶层利益有着紧密联系的科举官僚的激烈反对。

反对派的急先锋就是张说。张说是继姚崇和宋璟之后，最为玄宗所信任的一位宰相，也是一位精明能干而且极为现实的官僚。张说的现实主义表现在：他认为只要在追认现状的基础上，提出适合现状的对策即可。无需回到最初的出发点去重新考虑如何解决问题。譬如，当府兵制陷入了功能不全的困境时，为了都城的守备防卫，张说便马上建议实施新的兵制——募兵性质的“ 骑”。因而，对于图谋变革现状的宇文融的括户政策，张说遂十分反感，从各个方面加以反对。

从开元十四年（726）左右开始，两者的对立发展成为激烈的政争，不少人都卷入其中，并且一直持续到开元十七年（729）前后。在这一期间，宇文融与山东贵族后裔，也同样属于恩荫系统的崔隐甫携手，曾经一度让张说下台。但其后，以其与崔隐甫组成朋党即徒党为由，宇文融受到了贬官的处分。而后不久宇文融虽然再次复职为宰相，然而他的自以为是、一意孤行的作风导致树敌过多，复职后仅仅百天即被再次放逐到地方，其后死在了外地。而几乎在同一个时期，张说也离开了人世。

在开元中期这场政争之中，其他几位宰相的状况以及基本态势如下：宋璟远离是非中心；源乾曜倒向宇文融；张九龄则支持张说。而玄宗则采取了脚踩两条船的做法。可是，政争的结果并未使财政紧张这一课题获得解决。在宇文融下台以后，据说玄宗曾生气地对宇文融的政敌们说：“让宇文融下台了，然而重要的国家财政紧缺问题该如何是好？” 对于玄宗来说，一方面因为深感浮华之下隐藏着的律令体制变质危机，同时也为了保证自己的奢侈生活，无论哪一方面都急需强大的财政来作为后盾。因此，玄宗再也无法赞同科举官僚们肯定现状的路线，遂渐渐疏远了这些科举官僚。在当时，深刻地理解了玄宗转换大政方针的人只有李林甫一人。

李林甫与杨贵妃

把李林甫推向政治舞台中心的人是源乾曜以及宇文融。李林甫也是“恩荫”出身，他家属于关陇系统的名门，乃李唐宗室的分支。仅从这一点来说就和宇文融处于同一个立场，因而在整张说时，两人行动一致。只是，李林甫虽然也擅长于理财，却并不具备像宇文融那样要变革体制的积极性。李林甫出头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善于猜度玄宗的意向，同时以“口蜜腹剑”的做法威胁压制周围的人。

李林甫得到玄宗信任的契机源于玄宗的爱妃武惠妃。玄宗原有王姓皇后，因故被废黜，皇后之位一直空缺。玄宗有意让武惠妃当皇后，但因武惠妃是武后一族，反对的声音很强，玄宗只好作罢。不得已武惠妃便开始策划要让她的儿子寿王李瑁当皇太子。为此必须要废掉现任皇太子李瑛，李林甫遂参与了此事。在李林甫的策划下，皇太子被废黜，武惠妃达到了目的。然而没有想到的是，玄宗却不同意立寿王李瑁为皇太子，而是从皇子中间选择了最年长的忠王李屿。在这一期间，武惠妃在失意之中死去。

在这件事情上李林甫判断失误，押错了宝。李林甫因而非常担心李屿这位皇太子将来成为皇帝以后自己的处境。这时，杨贵妃的出现救了他。原来自从武惠妃去世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唐玄宗的心里一直感到很空虚。应该填补这个空隙，于是有人向玄宗推荐说寿王李瑁的妃子杨氏是一个绝世的美女。玄宗和杨氏一见钟情，魂不守舍。自此以后玄宗不再操心国事，完全沉溺于两个人的世界，所有的政务都交给了李林甫。

此事发生在天宝三载（744），当时玄宗六十岁，杨贵妃二十六岁。此事与武后事二夫的行为同样，把儿媳妇抢过来作为自己的妻子，这种在通常绝不会被允许的行为在此公然又肆无忌惮地出现了。

自此之后，李林甫大权在握，独揽朝政，并且一直到天宝十一载（752）去世为止，他始终没有撒手权力。李林甫为了维持自己的政治根基，将任何可能成为对手的人都消灭于萌芽状态。尤其是对于科举出身的官僚更是穷追猛打，等最后扳倒张九龄以后，在政权中枢里已经不再有科举系统官员的影子了。另一方面，李林甫还废除了之前任命有才干的文官担任守备边境的节度使，然后再抽调其进中央担任宰相这一选拔官员的渠道，代之以任用外族（非汉人系统）出身的武将担任节度使。这些外族出身的节度使大都是目不识丁的武夫，无法胜任宰相职务，因而李林甫无需担心他们会威胁自己的地位。

于是，聚集在李林甫周围的大都是趋炎附势、唯唯诺诺之辈。然而其中也还是出现了李林甫没有料想到的问题。这就是作为镇守边关的幽州（今天的北京）节度使而崭露头角的杂胡（混血胡人）安禄山以及杨贵妃一族的杨国忠的存在。他们以玄宗对杨贵妃的恩宠为后盾，逐渐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并最终发展到开始威胁李林甫地位的地步。在这些新宠儿步步紧逼的脚步声中，因恩宠而掌握大权的李林甫离开了人世。

安禄山与杨国忠：恩宠政治与义父子关系的意义

在玄宗统治后半期的天宝年间，安禄山和杨国忠登上了政治舞台。自此以后，他们二人便深深地介入到了政治之中。这两个人与之前争夺政治主导权的科举系统官僚及关陇门阀系统（恩荫系统）官僚相比，都完全不一样。

安禄山是一个混血儿，母亲为突厥人，父亲是粟特人。其后母亲带着他嫁给突厥的安延偃，于是便姓了安。关于其出生成长以及走向社会的地方，史籍大都语焉不详。根据史书上说他是“营州柳城杂种胡人”，因而我们理解他应该是在营州（位于今天的辽宁省）附近长大的。营州一带是一个多民族交汇之地，聚居着旧高句丽系统、契丹以及突厥等各个民族。开元年间的一个时期之内，唐朝为牵制朝鲜半岛的新罗和东北地区的渤海等，曾在此设置过安东都护府。在这样一个充满国际色彩的环境中，安禄山掌握了可以熟练使用六种“蕃语”的能力，因而得以担任低层官吏“互市牙郎”，负责各民族的交易以及调停。

其后，安禄山投身于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的帐下，因功受到赏识，成为张守珪的义子（养子）。自此以后，安禄山一路顺风，迅速得到升迁，在历任以营州为据点的平卢兵马使、营州都督等官职以后，天宝元年（742）终于被任命为平卢节度使。以此为契机，安禄山得以入朝，与玄宗以及杨贵妃建立了关系。他为了更进一步强化这种关系，还恳请杨贵妃收自己为义子（养子）。

关于安禄山还有一段经常为人提起的小插曲。据说安禄山入朝以后，总是先拜杨贵妃，然后再拜玄宗。玄宗感到奇怪，询问其原因。安禄山回答说：“胡人先母而后父。”以此博得玄宗的欢心。安禄山以自己的胡人身份，同时最大限度地利用与玄宗的亲子（义父子）关系来取悦于玄宗，并且进而又以玄宗的恩宠（宠爱）为后援，最终发展到进一步同时兼任范阳（幽州）节度使、河东节度使的地步。

另外一人杨国忠，蒲州永乐（位于今山西省）人，出身于一般家庭，从年轻时就是一个热衷于吃喝玩乐的游手好闲之徒，在他突发奇想而投身蜀军（四川）期间，正值其堂妹杨贵妃受到玄宗宠爱之时，于是杨国忠平步青云进入中央。杨国忠精于算账，在财务方面有出色的表现。自不待言，这些都是因为背后有杨贵妃的存在，他才得到玄宗的青睐及恩宠。天宝十载（751）杨国忠任剑南节度使（今天的四川省）时，出兵讨伐云南的南诏，结果大败而归。因为有杨贵妃做后盾，他既没有下台也没有受到处分，最后，当李林甫一死，杨国忠便趁机执掌了中央的全权。

新登场人物群像及其意义

上面提到的安禄山、杨国忠两人，无论从其出身还是晋升过程，都是以前所未有的形态而进入了最高权力中枢。而将他们推到这一步的契机，主要是虚拟的亲子（义父子）关系和皇帝的恩宠。这两者是一种表里的关系，都是在公共秩序中以私的方式结成的一种个别的上下关系。由此出发，历来对这一现象的理解是：此乃旧的身份关系的表现，是在不稳定的权力形态之下的父系家长式秩序的重编。

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决不能忘记的是这一时期的具体状况。在律令支配体制无法对应社会变化的过程中，唐朝开始设置了一种此前从未有过的、被称之为“使职”的官职，即所谓“令外之官”。以负责镇守边境的“节度使”为代表，担当大区行政的“经略使（按抚使）”等“使职”开始随意设置。进入玄宗时代以后，有关“使职”的增设以及将其作为正规官职化的倾向则进一步加速。众所周知，从一开始，律令官制就是在吸收了旧门阀贵族阶层的影响以及贵族理念的基础上形成的。实际上，旧门阀贵族阶层的社会影响力正是在律令体制庇护之下才得以延续了下来。从而律令体制的动摇，实际意味着剥夺了旧门阀贵族阶层的社会影响力。这种状况说明了什么呢？应当是说明了皇权的提高——换言之即脱离了旧门阀贵族阶层制约的皇权的提高。

如果我们可以从上述的角度来观察问题的话，那么我以为，对于上述义父子关系及恩宠关系，与其从负面来理解——即将其按照旧的私人的个别性的结合来加以理解，还不如赋予其积极的地位，即把这两种关系看成是摸索建立以皇帝为中心的新权力形态的第一步。更何况，当时由于“使职”的出现，必须确保新的人力资源。而只要是在相关的遴选体制没有确立的情况下，就势必无法避开上述那种通过个别关系来选拔人的做法。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等人物的出现，实际上是一个将要来临的大变动时代的先声。 w6cAt9wmjJm4YF+WaXmghrCtEPM6NqLTZ90vBIzzbORMAUle/BOAHhxpFonR9/T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