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隋末的动乱如火如荼地发展到最高潮时，只有一个地方远离漩涡的中心，始终不动声色，这就是今天的山西省省会太原（并州）一带。镇守此处的乃太原留守李渊。太原作为拱卫首都长安和洛阳的北方军事重镇，亦被称作北都。作为皇帝的经济根基，太原有着极其特殊的地位，被赋予整个太原辖区的全权即最高军政长官乃太原留守。担任太原留守一职者，都必须是和隋皇室有特别的关系，受到炀帝信任的重臣，李渊正好符合这些条件，因而得以出任太原留守一职。
李渊与建立隋朝的杨坚同样，也是出自于关陇系统主流。其祖父李虎出身于武川镇（位于今天的内蒙古），乃西魏建国的功臣，为西魏权力中枢八柱国之一。陈寅恪先生认为，尽管人们常说唐室出自于汉族名门赵郡（位于今天的河北省），唐室自己也自称来自于陇西（位于今天的甘肃省）狄道的李氏，然而若从唐室李氏曾长期在武川镇担任守卫边关的任务，而且还曾使用过胡姓“大野氏”这一情况来看，应该说唐室与隋室同样，似乎也属于鲜卑等北方民族系统，或者是与北族相近的汉族。
除了上述出身以外，如前所述，李渊的母亲乃独孤信的女儿（四女），与隋文帝之妻独孤氏（独孤信的七女）是姊妹，因而李渊与隋炀帝实为同一个时期的表兄弟（参见附图1）。李家与隋室的关系如此之近，本来应该是隋朝的积极支持者。但李渊从小丧父，很年轻时就承袭了家业，总给人以少年老成的印象。加之李渊不拘小节、行侠仗义的作风使其颇具人望。与李渊形成对照，炀帝却是一个十足的独裁者，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裁决，而且猜疑心超乎常人。因此，隋炀帝对于这个本来作为自己可以依靠力量的李渊充满了戒心，在李渊患病时，炀帝甚至希望李渊赶快病死。
但是，隋末严峻的形势不允许仅凭一点怀疑就犹豫不决，炀帝无奈还是委任李渊为太原留守，然而同时又派遣心腹王威、高君雅两人担任副手，监视李渊。炀帝如此戒备李渊，除了上述李渊的家世、人望等原因之外，还有其他的理由。当时社会上流行一首童谣，说是“桃李子”将成为下一代君主。这个“桃李子”被认为是指姓李的人。所谓童谣，就是儿童之间传唱的儿歌，在中国历史上，假托流行儿歌来有意识地预示未来的情况十分常见。隋炀帝自己也深知这一点，因而对于李姓之人非常敏感。当时，隋末群雄之一李密就被隋炀帝认为是最大的威胁，而李渊也被视为是其中的威胁之一。
在上述背景之下，李渊暗暗地积蓄实力，收留或藏匿逃亡兵士以及被官方追捕的人；借巡视辖区内之际积极网罗各种人才。在这一时期，作为李渊的左膀右臂，并且给他以巨大帮助的乃是他的两个儿子，即李建成与李世民。只是，关于李渊究竟是怎么想的、何时能下决心起兵反隋？这一方面的情况李渊对谁也没有透露。于是，李世民等人为了促使父亲尽快起事，便策划了一个计谋。
在太原附近有一个晋阳宫，这是炀帝在全国各地设置的离宫之一。尽管不知道炀帝何时前来行幸，晋阳宫里也还是配备了不少漂亮的宫女待命。负责管理这些宫女的宫监裴寂是李渊的心腹。有一天晚上，裴寂和李渊在晋阳宫中，由宫女服侍一起饮酒。作为臣子来说，这是绝对不能饶恕的犯上行为。当酒喝到高潮时，裴寂告诉李渊，犯下如此大错，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促使李渊当场作出了起事的决断。据说这实际上是裴寂与李世民私下串通好的结果。
对于上述插曲的真实性，我们虽然无法确切判定，但不管怎么说，优柔寡断的李渊终于作出了决断。李渊杀掉了炀帝派来监视自己的王威和高君雅，从各地汇集了三万兵力，于大业十三年七月树起了反隋的大旗。
李渊的军队从太原沿汾水南下，目标直指长安。自炀帝即位以来，洛阳成为事实上的首都，因而隋末群雄的目光也都盯着从洛阳周边到连接南北的大运河沿线，并在这一带反复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与此相对而言，长安附近当然也有反叛势力，但其规模都比较小，不像东方各地那样，各种势力强大的反隋集团相互激烈争战。倘若对当时的状况从空中加以鸟瞰的话，就会发现长安附近宛如一个死角或曰真空地带。长安城虽然有炀帝之孙、十三岁的代王杨侑镇守，然而一些有能耐的辅佐之臣当时却并不在长安城内。
李渊的三万人马七月从太原出发，途中连续突破霍邑守将宋老生、河东守将屈突通的隋军防线（均位于今天的山西省内），渡过黄河进入关中（位于今天的陕西省），到十月份终于包围长安。
在这一过程中，还发生了一段关乎后来的插曲。李渊从太原出兵以后不久，在向隋将宋老生的霍邑进兵时，为多日不止的淫雨所困，当时有一位白衣老者自称是附近的霍山（霍太山）神的使者，前来指点迷津，李渊才得以从窘境中解脱。所谓霍山神即指当地的土地神、山岳神，乃是道教之神。这件事情遂成为唐朝与道教结缘的第一个接点。
19 唐李渊进攻长安路线及日程图
到了十一月九日，李渊军发动总攻，一举占领了长安。在东方，李密为了攻占首都洛阳，长期以来一直疲于奔命，却始终未能如愿，但李渊起兵不到半年却成功地攻克了长安。攻入长安以后，李渊尊隋炀帝为太上皇，立代王杨侑为皇帝（隋恭帝），自己成了唐王。此乃李渊迈向禅让的第一步。
20 唐高祖（李渊）
此时，隋炀帝正在江都（扬州）沉溺于酒色之中。他完全失去了对于政治的兴趣，不理政务，每天听到的只有亲信虞世基的谄媚之言。看到这种情况，被称作“骁果”的亲卫军将士军心浮动，部分人希望返回北方老家。在这种情况下，一批对于炀帝不满的大臣推举宇文化及为首领，发动宫廷政变，缢杀了炀帝。至此，前后经历文帝、炀帝两代皇帝的隋王朝宣告灭亡。时为大业十四年（618）三月，若按长安方面的年号来说则是义宁二年，炀帝享年五十岁。隋炀帝墓位于今天扬州的北郊。
接到了隋炀帝的死讯之后，李渊遂于当年五月取代隋恭帝登上皇帝宝座，改元武德。自此唐王朝宣告成立，李渊成为唐朝的第一代皇帝高祖。这样一来，由于唐朝以长安为据点，一开始便站在了号令全国的有利地位，在隋末群雄中崭露头角。然而，当时的前景仍然很不明朗。以唐王朝的建立为发端，群雄之间的霸权争夺反而愈演愈烈。距离所有人都能看清楚天下统一大业终将由唐朝来完成，则还需要度过数年艰苦的岁月。
作为新政的具体表现，唐王朝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于隋炀帝时代的否定。具体而言，就是首先废除了炀帝时期的大业律令，重新回到文帝的开皇律令及其体制之中。即恢复“开皇故事”“开皇旧制”。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主要是裴寂和刘文静，他们两人都是从太原时代就开始跟随李渊的亲信。然而，这一时期其实还不具备从事内政建设的条件。
高祖李渊与正妻窦氏之间有四个儿子：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李玄霸、四子李元吉。除了玄霸夭折以外，其余的三个儿子都参与了唐朝的创建过程。从太原起兵时的年龄来看，建成二十九岁，世民二十岁，最小的元吉十五岁。其中老大和老二都已经是独当一面的武将。在这三个儿子当中，李世民后来继承了皇位，所以史书中对于李建成和李元吉多有贬词，而实际上他们三人都绝非平庸之辈，兄弟三人的关系也并不坏。相对于平庸的父亲而言，三个儿子都很能干。也可以说，统一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的功劳。
李渊即位以后，立李建成为皇太子，封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皇太子作为皇帝的辅佐和储君不能轻易离开都城，元吉年龄尚幼，因此对外作战自然以李世民为中心。加之李世民乃智勇双全的武将，大业十一年（615）秋天，隋炀帝于雁门陷入突厥包围之中时，十八岁的李世民第一个前去救驾。由这件事情可以略窥李世民之一斑。在唐军进入长安以后，李世民先是击败了自西北来犯的薛举及其子薛仁杲（果）的部队；接着又对夺取了唐朝发祥地太原以后大举南下的刘武周、宋金刚军进行反击，夺回了包括太原在内的山西地区。
到了武德四年（621），唐军与其统一全国的最大的两个对手——洛阳的王世充，以及几乎控制了整个河北、并且正图谋向中央发展的窦建德形成对峙局面。王世充原来是隋炀帝任命的洛阳守将，炀帝死后，在洛阳宣布独立，建国号为“郑”。当时的局势是，一直以来与王世充对抗的李密已经失败，从舞台上消失；杀掉炀帝以后北上的宇文化及的军队，也已经被窦建德消灭。
当李世民率领的唐军向洛阳进军时，窦建德闻讯驰援，率领十余万大军渡过黄河，在虎牢关附近与唐军交手。然而，窦建德的大军乃一群由农民组成的乌合之众，面对唐军巧妙的战术一筹莫展，在唐军出其不意的攻击之下迅速土崩瓦解，窦建德本人也成为李世民的俘虏。窦建德失败以后，王世充一人已经无力支撑洛阳的防卫，不久也沦为李世民的阶下囚。
被唐朝视作最大敌人的两大势力就此而瓦解，唐朝控制全国局势几乎成为定局。其后，尽管窦建德部下刘黑闼在河北起兵，并与突厥联手攻击唐军；此外在江南也出现了辅公祏的反抗，但这些到武德七年（624）为止都被陆续平定。全国统一完成以后，唐朝本来可以开始致力于内政建设了，然而此时却又发生了玄武门之变。
自从唐朝建立以后，李渊次子李世民的表现非常引人注目。尤其在李世民一举平定王世充和窦建德以后，随着李世民的威信日益高涨，李氏兄弟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看着弟弟的成功，皇太子李建成感到十分焦躁，在亲信部下王珪和魏徵的建议下，主动请缨，要求前去讨伐刘黑闼。在王珪和魏徵他们看来，平定刘黑闼不仅可以凸显皇太子的存在感，而且可以抑制先行一步的李世民势力在东方的进一步扩大，以确保皇太子势力的基础。
通常被称之为“山东”的整个东方地区，尽管已经被西方的唐朝势力所制服，可是通过窦建德、刘黑闼以及李密为首的群雄所喷射出的巨大能量，已经足以使得唐朝胆战心惊。居于这种能源爆发中心的，是一些“山东”当地社会的豪门大族以及有实力的农民们。在史书中将其称之为“山东豪杰”。
概言之，保持山东的稳定乃是当时一个十分紧急的课题。因此，如何与这些山东豪杰交涉并且建立关系，不仅对于唐朝，而且也成为考验唐政权第二代领导人的能力资质的一个大问题。无论是皇太子一方，还是秦王李世民一方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关西）与洛阳以东的山东（关东）的对立或曰对比关系，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于隋唐时代的背景之中，并且不时呈现于表面。唐初围绕兄弟权力之争的山东问题，实际上就是其中的一环，也可谓是其先声。
面对李建成和李世民的对立关系，李渊幼子李元吉经常火上浇油。尽管李元吉在李世民领导下的征讨王世充时也立了战功，但作为一名武将，他的能力远不如李世民。李元吉本人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认为，如果不协助大哥建成把二哥世民压制下去，就不会有自己的地位。同时他还隐隐约约地暗藏着一种野心，即倘若运气好的话，或许自己也可以坐上皇帝宝座。因此他秘密豢养勇士，寻找各种机会图谋刺杀二哥李世民。另一方面，李建成则在关键时刻缺乏决断能力，他只是利用皇太子的地位，通过后宫的女性们来给高祖吹风，以达到除掉李世民的目的。
不知作为父亲的唐高祖是否清楚儿子们的上述动向，唐高祖的做法则一贯是敷衍了事。高祖曾经在口头上说过要立李世民为太子，而在立李建成为皇太子以后，高祖又不断地提升李世民的地位，任命其为“天策上将”、“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等职位。前者“天策上将”乃新设的位子，其地位在王公之上，与皇太子并列；后者乃负有统辖“陕东道”即山东（关东）地区的民政、军事等全权的最高长官。看到这些情况，皇太子一方自然感到恐慌，双方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
有一天，皇太子李建成请李世民赴宴，喝酒以后李世民吐血数升。人们认为这是皇太子一方在酒里下了毒。据说高祖因此而提议李世民前去洛阳，兄弟俩分别住在东西两京。考虑到以后事态的进展情况，我对于高祖究竟是否有过这样的提议颇感怀疑，总之最后的结果是这件事情并没有下文。两大势力以长安为舞台明争暗斗的结果，终于迎来了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的早晨。
在此前一天，李世民决心已定，遂向高祖密奏说：皇太子李建成和李元吉与后宫的女性有不正当的关系，他们淫乱后宫并企图利用这种关系欲致我于死地。高祖听后回答说：这还了得！明天朕找他们问话。事已至此，只有孤注一掷。李世民第二天早上遂率领亲兵，首先控制了宫城北门玄武门。随即向迟来一步的皇太子以及李元吉发动了进攻，在激战之中建成和元吉二人被杀。其后，李世民一边防备着皇太子和元吉死党的反攻，一边派遣心腹尉迟敬德到高祖身边，以武力巩固了胜利成果。
就这样，李世民仅仅以一天的工夫便除掉了敌对的兄弟，并夺取了父亲的实权，将全部权力揽入掌中。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数日后，李世民成为皇太子，两个月以后的八月，李世民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即唐太宗。当时他很年轻，虚岁只有二十九岁。
应该怎样看待玄武门之变？若仅仅从结果来看，恐怕今天的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这只是一场兄弟之间围绕继承人的争斗、或者说是权力斗争的最终结果；属于唐代皇帝更替之际屡见的类似冲突的第一例，他们彼此在政治路线方面并不存在大的对立。但是，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六月四日这个日子正与突厥前来进犯的时间重合，当时，一个借口讨伐突厥，实际要削弱李世民的兵力并借机杀害李世民的阴谋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李世民知道这种情况以后，先下手为强，其结果便导致玄武门之变发生。由此可以推测，玄武门之变的发生，似乎并非仅仅只有内部的原因。
与此同时，这件事还让我们联想到两派都非常在意的“山东豪杰”的存在。到了最后一个阶段，李世民一方终于与山东豪杰联起手来。皇太子李建成方面则对于这一状况非常警戒。我们知道，隋文帝后期出现的皇太子与晋王（炀帝）的对立，其实也是政权究竟以关中为中心，还是以洛阳为中心的路线之争。倘若联想到即位以后唐太宗（李世民）的各项政策方针等来综合考量，我们就会发现其与玄武门之变时诸事重叠之处甚多。综上所述，我以为，玄武门之变固然有兄弟围绕继承人地位之争的一面，同时另一方面，其也正是关乎唐朝以后走向的一次重大路线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