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实现“大一统”到1911年清王朝灭亡,中国历史上先后共存在过62个正式的王朝,统治时间平均60年左右。有26个王朝执政时段超过40年。实际上大略可以看作统一王朝的只有11个,即秦、西汉、新、东汉、西晋、隋、唐、北宋、元、明、清,平均统治时间146年。自西汉王朝之后,东汉王朝、唐王朝、北宋王朝、明王朝、清王朝统治的时代,都是大体能够实现社会稳定、创造文化辉煌的时代,分别都在200年左右,或者200多年。准确地说,这些王朝统治的历史,西汉214年,东汉195年,唐289年,北宋165年,明276年,清267年。这中间也有少许误差。例如,西汉纪年,通常从公元前206年算起,然而这实际上是刘邦王汉中的年代。垓下决战胜利,汉并天下,是在公元前202年,这样说来,西汉王朝统治的年代实际上前后共210年。又如汉光武帝刘秀在公元25年称帝,以这一年为建武元年,而东汉王朝平定割据势力,真正实现统一,是在建武十二年(36)。这里为了方便起见,我们采用一般的计算方法。
总结历代王朝迭相更替的历史,可以有重要的发现。
曾经在民间广泛流行的蒙学课本《三字经》,是这样追述历代王朝更替的历史的:
夏有禹,商有汤,周文武,称三王。夏传子,家天下,四百载,迁夏社。汤伐夏,国号商,六百载,至纣亡。周武王,始伐纣,八百载,最长久。周辙东,王纲坠,逞干戈,尚游说。始春秋,终战国,五霸强,七雄出。嬴秦氏,始兼并,传二世,楚汉争。高祖兴,汉业建,至孝平,王莽篡。光武兴,为东汉,四百年,终于献。魏蜀吴,争汉鼎,号三国,迄两晋。宋齐继,梁陈承,为南朝,都金陵。北元魏,分东西,宇文周,与高齐。迨至隋,一土宇,不再传,失统绪。唐高祖,起义师,除隋乱,创国基。二十传,三百载,梁灭之,国乃改。梁唐晋,及汉周,称五代,皆有由。炎宋兴,受周禅,十八传,南北混。辽与金,皆称帝,元灭金,绝宋世。莅中国,兼戎狄,九十年,国祚废。太祖兴,国大明,号洪武,都金陵。迨成祖,迁燕京,十七世,至崇祯。权奄肆,寇如林,至李闯,神器焚。清太祖,应景命,靖四方,克大定。廿一史,全在兹,载治乱,知兴衰。
这应当就是长期以来一般民众所认识的历史,所理解的历史。历代所谓“治乱”与“兴亡”,从起初的“兴”“起”“创”“建”,到最终的“篡”“废”“坠”“亡”,看起来大都遵循着同样的轨道。《尚书·太甲下》写道:“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是说“治”则“兴”,“乱”则“亡”。
正史往往以政治史为主体内容,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写道:“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心了吗》也尖锐地批评中国传统史学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的学问。在这些文献中,人们所看到的历史,其实大都是一个个王朝“兴亡”历程的记录。一个王朝由“兴”而“亡”,再继之以一个新的王朝的“兴”,随后又是这一由“兴”而“亡”的历史过程的再一次重复。
汉代学者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精华》中写道:“古之人有言曰:‘不知来,视诸往。’今春秋之为学也,道往而明来者也。”“吾按《春秋》而观成败,乃切悁悁于前世之兴亡也。”视往而知来,道往而明来,考察前代的“成败”与“兴亡”,总结有关的政治经验,这是传统中国社会的著史者们、论史者们以及读史者们的共同动机。唐代诗人笔下所谓“慨焉感兴亡”(李峤:《奉使筑朔方六州城率尔而作》,《全唐诗》卷五七),所谓“著论谈兴亡”(李白:《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李太白文集》卷九),所谓“引古惜兴亡”(杜甫:《壮游》,《补注杜诗》卷一二),所谓“下笔证兴亡”(孟郊:《读张碧集》,《孟东野诗集》卷九),所谓“史书阅兴亡”(杜牧:《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全唐诗》卷五二〇),等等,也都体现了文化人对古来“兴亡”同样的关心。
位居执政集团中枢的帝王将相,更往往集中非常的精力特别瞩目于历代王朝“兴亡”更替的历史演变。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徵等人讨论政治史的进程时,就曾经指出他所注意到的“看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的规律(《贞观政要·政体》)。
对于古代政权这种“兴亡”的交替,在传统政治意识中,通常以为是“天数”所定,也就是说“天命”实际上已经事先规范了一个王朝存在于历史时段上的限数。历代服务于帝王将相的文士中,有专门以占星、卜事、望气等技术期望探求窥知这种“天数”的。当然,开明之士也有“数虽天定,业乃人为” 的比较清醒而积极的认识,着重强调“人为”因素对于历史进程的意义,然而持这种见解的人,其实质上依然没有能够否定“天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