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以沿承之久远，创造之宏富，形式之繁盛，影响之广阔，在人类文明史上居于重要的地位。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中国与世界其他文化体系比较，数千年来，历史记载最为完整，历史遗存最为丰富，历史传承关系也最为明朗。

史学是传统国学的主干。史学实际上长期以来久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构成内容。读史可以资治，这是历代治史者和读史者共同的认识。在中国古代，历来有“鉴古知今”的说法。熟悉历史知识，借鉴历史上的得失成败，记取经验教训，明了历史规律，为现实服务，是中国千百年来久已形成的一种文化传统。司马迁在《史记》中曾经写道，“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史记》卷一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司马贞《索隐》解释说：“言居今之代，志识古之道，得以自镜当代之存亡也。”唐代张九龄的《千秋金鉴录》、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明代张居正的《帝鉴图说》等，其中的所谓“鉴”，都是“自镜当代”政治的意思。

古来的正史，多以行政为主题，以“资治”为目的。这自然使得古来史籍对社会史和自然史的记录多有缺失。“资治”虽然是传统史书的局限，然而也使得历史文献成为政治文化信息的宝库。发掘和利用其中有积极意义的内容，是治史者的责任，也是所有关心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国政治走向的人们的责任。

鲁迅论读史，曾经指出由此可以“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准风月谈·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他在谈到清代文字狱的时候曾经说，读史，回视清人行政史中意识形态控制的方式，总结其“驾御汉人，批评文化，利用文艺”等手段，这样，“我们不但可以看见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罢”（《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以“驯扰”两个字总结传统政治史观对人心的影响，确实精当。以“奴性”两个字概括中国国民性的阴暗面，也是合理的。鲁迅这段话中所谓“可以看见”，所谓“能够明白”，提示了我们试图“平心客观地”“检讨传统政治”时应有的态度。

鲁迅的另一段话，也值得我们在回顾中国帝制时代行政史时引为参考：“古国的灭亡，就因为大部分的组织被太多的古习惯教养得硬化了，不再能够转移，来适应新环境。若干分子又被太多的坏经验教养得聪明了，于是变性，知道在硬化的社会里，不妨妄行。”（《华盖集·十四年的“读经”》）总结中国“传统政治”的这种普遍性的特征，发见“硬化的社会”，“硬化”的“组织”的演变形式，以及大胆“妄行”的“聪明”的“分子”们的表现，“明白”其中的规律，也是有意义的学术课题。他强调注意“古”与“新环境”的联系，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即“绳束古今为一贯” ，“明贯过去现在未来” 。这正是我们读史的意义，也是我们思考古来行政史，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意义。

鲁迅编入《华盖集》中的以下有关读史的议论，也说到了认识“过去”与建设“未来”的关系，值得我们今天细心品味：

“我们看历史，能够据过去以推知未来……（《答KS君》）

“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忽然想到（四）》）

“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这个和那个》）

钱穆说：“政治乃文化体系中一要目。尤其如中国，其文化精神偏重在人文界。更其是儒家的抱负，一向着重修齐治平。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绝不该忽略中国传统政治。”我们虽然并不完全赞同钱穆关于“辛亥前后，由于革命宣传，把秦以后政治传统，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的批评，但是重视他关于“我们若要平心客观地来检讨中国文化，自该检讨传统政治” 的意见。我们认为，应当在这“检讨”的工作中，真正坚持“平心客观”的历史主义的态度，对于中国传统政治“专制黑暗”的一面，自然也不应当回避。

我们还可以引用钱穆的另一段话：“我们平心从历史客观方面讲，这两千年来，在政治上，当然有很多很可宝贵的经验，但也有很多的流弊。” 总结这些经验，揭露这些流弊，是政治史研究者的任务。中国传统行政方式形成的历史秩序是稳定的，有学者称之为“超稳定结构”。如果以文化史的视角考察相关政治现象，也许会有重要的发现。讨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有若干认识应予澄清。比如，关于“民本”的意义，关于汉武帝“独尊儒术”，关于统一和分裂，关于“封建”概念的使用。 Fdfiv6dB1Vmz1/f0MEMtSl1gFaftx3vd5k5gu6fgQq/4jQ0dOEDqEzjQ/Mz8OWT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