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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王朝的“兴亡”，有大致相类同的演化过程。总结这种过程共同的历史规律，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政治史，是有积极的意义的。
古代王朝更替过程中其兴之“浡”与其亡之“忽”，是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
一个王朝在兴起之时，其创始者往往代表着新生的社会力量，体现着先进的社会要求。新王朝的政治风格具有积极进取的特征，执政者往往能够朝气蓬勃，意气风发，同时也注意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于是政风清新，政府有较高的效率，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创获十分富集。
然而，每一个王朝都不能避免“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命运。
“兴亡”之间，有多种历史因素的合力的作用，而统治阶层本身的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反复发生的旧王朝“其亡也忽焉”的历史事实，有积极的警示作用。
汉初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思想家贾谊有《过秦论》与《治安策》传世。朱熹曾经说，“汉初贾谊之文质实”。又说：“贾谊固有才，文章亦雄伟。”（《朱子语类》卷五八《孟子八》）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曾经赞赏贾谊的政论：“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毛泽东对于贾谊的政治识见也有高度的评价。他在1958年4月27日致田家英的信中写道：“《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如伯达、乔木有兴趣，可给一阅。”
《过秦论》是最早的以战略眼光较系统地总结秦王朝兴亡的历史，较全面地分析秦政之功过得失的著名政论。贾谊写道：秦始皇执政之后，“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秦以无敌于天下的军事强力，一一翦灭六国，实现了统一，当时，新建立的秦王朝在一定程度上是得到了民众的拥护的，据说“普天之下，抟心辑志”，“天下之士蜚然乡风”，“莫不虚心而仰上”。于是，“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一心以为帝祚永久，可以传于万世。但是仅仅过了12年，公元前209年7月，陈胜倡义，“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两年之后，刘邦军入咸阳，秦帝国灭亡。秦始皇建立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的专制主义帝国迅速灰飞烟灭，被后代史家看作必须记取的历史教训。
秦政之失，在于“吏治深刻”与“赋敛无度”，是人们大都注意到的。贾谊特别指出秦始皇“行自奋之志，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的特点，实际上已经涉及秦王朝专制政治在体制方面的根本弊病。
贾谊说：“秦王足己而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这样的政权，“亡不亦宜乎？”以为极端专制的秦王朝迅速灭亡，是历史的必然。贾谊还具体描述了秦政的这一特色：“秦俗多忌讳之禁也，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糜没矣。故使天下之士侧耳而听，重足而立，阖口而不言。”言论的严格禁锢，是专制制度的突出特征。不过，这种禁锢并不能平息民众的怨愤，反而会激起更强烈的反抗。正如《过秦论》所指出的：“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内叛矣。”
秦王朝和隋王朝都是以极强大的军事政治实力实现了统一，然而却不久就迅速崩溃的政权，被看作“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最典型的实例。
导致历代王朝“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条件，有政争、外侵、天灾、民变等。除了以上诸因素，统治阶级上层的极度腐败是尤其值得总结的历史教训。
列宁曾经从三个方面指出“革命形势的特征”：“（1）统治阶级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某种危机，即统治上层的政治危机，给被压迫阶级的愤怒和不满造成一个爆破的缺口。光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对革命的到来通常是不够的；要革命到来还须‘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2）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灾难超乎寻常的加剧。（3）由于上述原因，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这些群众在‘和平’时期忍气吞声地受人掠夺，而在动荡时期，整个危机形势和‘上层’本身都迫使他们去进行独立的历史性的发动。”
有些政论家特意从统治者的性格特征、行政风格和具体政策方面寻找政权覆灭的原因。《春秋繁露·精华》写道：“鲁僖公以乱即位，而知亲任季子，季子无恙之时，内无臣下之乱，外无诸侯之患，行之二十年，国家安宁；季子卒之后，鲁不支邻国之患，直乞师楚耳；僖公之情，非辄不肖，而国衰益危者，何也？以无季子也。以鲁人之若是也，亦知他国之皆若是也，以他国之皆若是，亦知天下之皆若是也，此之谓连而贯之，故天下虽大，古今虽久，以是定矣。以所任贤，谓之主尊国安，所任非其人，谓之主卑国危，万世必然，无所疑也。”“是故任非其人，而国家不倾者，自古至今，未尝闻也。”董仲舒说，国家的安定或者危亡，关键在于最高执政者的用人思想和用人政策。《贞观政要·君臣鉴戒》：“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朕闻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异。然周则惟善是务，积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罚，不过二世而灭。’”李世民说，秦迅速败亡的教训，在于最高统治者生活奢淫，又专好刑罚。有的清醒的分析家则指出，导致王朝崩溃的因素，并不在于一两个最高统治者个人的品质和才识或者他们一一，时事的失误，而在于整个统治阶层的政治素质，在于整个政治体制的运行机能。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的名著《日知录》卷二有“殷纣之所以亡”条，其中发表了这样的见解：“自古国家承平日久，法制废弛，而上之令不能行于下，未有不亡者也。”顾炎武说：“然则论纣之亡、武之兴，而谓以至仁伐至不仁者，偏辞也，未得为穷源之论也。”他指出，纣是由于“不仁”而亡天下的，人人都这样认为，我却以为不尽然。纣身为国君，沉湎于酒，又有刳孕斫胫的残暴行为，后世只有以淫乱残酷著名的北齐文宣帝高洋可以和他相比。然而实际上“商之衰也久矣”，《尚书·盘庚》说到卿大夫不从君令，《尚书·微子》说到小民不畏国法，《尚书·泰誓》说到民玩其上而威刑不立。在这样的形势下，以道德才能中等的君主守国，也不能保，更何况纣这样“狂酗昏虐”的帝王呢？而高洋的恶劣未必减于纣，北齐当时却能够强盛，这是因为其时“主昏于上而政清于下也”。到北齐后主高纬当政时，“国法荡然”，于是被北周执政者宇文氏取而代之。顾炎武说，总结殷纣之“亡”和周武王之“兴”的历史因素，通常都用“仁”至于极致的周武王攻伐“不仁”至于极致的殷纣作解释，这实际上是不公正不准确的说法，并没有揭示历史的真正缘由。顾炎武关于殷亡的原因的分析，一反通常将责任归于殷纣一人的传统认识，指出“主昏于上”未必导致亡国。他所提出的国家衰亡的主要原因是“法制废弛”的见解，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中国古代政论家分析旧政权因政治危机而覆灭的情形，指出有“土崩”和“瓦解”两种形式。“瓦解”原义指分裂，“土崩”则指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无可挽救的粉碎性的破坏。“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于瓦解，古今一也。何谓‘土崩’？秦之末世是也。”（《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所谓“土崩瓦解”，则经常用来形容王朝的衰灭。班固在《秦纪论》中就说道：“秦之积弱，天下土崩瓦解。”在“‘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危机形势”下，即形成了“革命到来”的历史条件。于是新的政权移天易日，旧的政权“土崩瓦解”。
元代文学家张养浩有一组以“怀古”为主题的散曲《山坡羊》。作者在河渭地区长安、洛阳等地踏察历史遗迹，发抒思古悠情，其中有精彩的史识发表。特别是每一首的最后一句，往往发抒基于深沉的历史思考的感叹，如“赢，都变做了土；输，都变做了土！”（《骊山怀古》）“便是君，也唤不应；便是臣，也唤不应！”（《北邙山怀古》）“君也，谁做主；民也，谁做主？”（《渑池怀古》）“功，也不久长；名，也不久长！”（《洛阳怀古》）“疾，也是天地差；迟，也是天地差！”（《咸阳怀古》）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山坡羊·潼关怀古》：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作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作者经行两京之间，感慨秦汉王朝兴亡的历史，最末一句，则有特殊的意味。回顾王朝兴亡的历史，站在民众的立场上，确实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专制王朝的盛衰和兴亡，政治史舞台上的开场与落幕，常常只能看到帝王将相们的表演，似乎与一般下层民众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在普通人的意识中，对此似乎也并不会有特殊的关心。但是王朝兴替期间所引发的严重动乱，却往往导致百姓丧亡，经济凋弊，文化沦弃，社会倒退，形成全面的灾难性的后果。
从总结社会文明史的角度看，王朝兴亡之间的社会大动乱，往往导致文化成就的毁灭和历史进程的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