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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新旧王朝的更替，是人所共见的历史事实。对于这种事实所反映的历史变化的性质和意义，则有不同的认识。
对于这种王朝更替的过程，新王朝的统治者看作是革故创新，是一种“革命”。“革命”这一政治语汇的最初使用，就是指这种历史现象。《周易·革》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唐代学者孔颖达解释说：“夏桀、殷纣，凶狂无度，天既震怒，人亦叛主，殷汤、周武，聪明睿智，上顺天命，下应人心，放桀鸣条，诛纣牧野，革其王命，改其恶俗，故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夏王朝的末代君主夏桀和商王朝的末代君主殷纣凶暴残虐至极，于是上天震怒，民众叛离，商汤和周武王具有优异的政治资质，奋起义兵，把夏桀流放到鸣条，在牧野击败殷纣，终于取而代之。这种政权转换、王朝更替的现象，都被理解为顺应“天命”和“人心”的“革命”。
然而客观地说，历史上多次发生的这种改朝换代的过程，从宏观的视角考察，究竟是不是真正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呢？是体现出了历史的进步，还是仅仅不过是历史的往复的循环、历史的简单的重复呢？
在每个新王朝建立之初，代表着新兴政治势力的执政者们总是宣称“其兴也浡焉”的政治成功是“天命”的体现，是“天意”的实践。这当然首先是一种利用神秘主义文化的社会影响来美化自我、抬高自我、扩张自我的政治宣传，然而在当时也未尝不是相当一部分人内心的真实的政治情感的反映。也就是说，新的王朝的建立，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说确实往往是新生的富有朝气的政治势力战胜腐恶的代表保守的社会阶层的政治势力的成功。例如汉王朝取代秦王朝，唐王朝取代隋王朝就是如此。
从这一角度来看，这种新旧更替，与其说是“天意”的作用，毋宁说是“民意”的作用。前面引述的孔颖达赞美“殷汤、周武”的话，“上顺天命，下应人心”，后半句看来是对的。
唐太宗贞观年间，魏徵曾经上疏发表对于前朝“兴亡”的分析意见。他说，自古受天命者，“控御英雄，南面临下”，都希望能够“本支百世，传祚无穷”，然而往往“克终者鲜，败亡相继”，很少能够保持起初的朝气和活力，得以善始善终。其原因究竟在哪里呢？魏徵以为，这都是因为“失其道也”，即忘却了成功执政的合理的政治原则。以隋王朝为例，起初以英锐的政治风格勃然兴起，一时“统一寰宇，甲兵强锐”，“风行万里，威动殊俗”，雄师推行一统，武威震撼四方。然而因为压迫剥削民众过于残重，以致“民不堪命，率土分崩”，实现统一不过29年的隋帝国迅速灭亡。魏徵总结其“兴亡”的经验教训，严肃地说，“怨不在天，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贞观政要·君道》）。指出在王朝覆亡的历史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其实并不是“天命”，而是“人心”。
这里所谓“载舟覆舟”云云，原本见于《孔子家语·五仪解》中所引孔子的话：“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可知矣。”此外，《荀子·王制》也写道：“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都使用了一个非常贴切，又富有历史哲理的比喻，说民众好比水，君王犹如船，水流和顺，则可以平安地载负执政者，浪潮激逆，也可以使执政者倾覆，陷于灭顶之灾。也就是说，民众的立场、民众的意志、民众的倾向，在根本上决定着政权的存亡安危。
从“水则载舟”的角度说，新王朝的建立，在一定意义上是得到民众相对的拥戴的，而社会的安定、经济的恢复，也是适宜于历史进步的条件。中国古代若干所谓“盛世”，可以说，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从秦代到清代，中国社会状况在这种频繁发生数十次的演变历程中尽管实现了缓慢的进步，但是以专制主义体制为主体结构的中国政治形式本身，则似乎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历史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