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仁倡礼的孔子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早年的孔子曾经从政，担任过鲁国的司寇。后来，他带着弟子周游列国。晚年回到鲁国，专心教育学生。孔子的基本思想是主“仁”倡“礼”，他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精神的确立及其发展走向，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了解孔子思想的内涵，主要依靠《论语》这部书。《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语录体文集。关于它的成书问题，《汉书·艺文志》说：孔子平时常常与他的弟子、时人相互问答交谈，他的弟子们就把这些谈话内容记录下来。孔子逝世后，他们就把各自的记录整合编辑成书册，称为《论语》。这说明，《论语》并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论语》中提到曾子将死，这已经是孔子死后几十年的事情了，因此，虽然不能确定《论语》编辑成书的准确时间，但最早也应当在春秋末到战国初期之间。

到了汉代，经历了战国时期各国几代学者的传承，出现了三种不同版本的《论语》，即：《齐论语》《鲁论语》和《古论语》。《齐论语》出自齐国学者，有22篇；《鲁论语》出自鲁国学者，有20篇；《古论语》是从孔子故居的夹壁中找到的，有21篇。后来《齐论语》《古论语》都亡佚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通行本《论语》是《鲁论语》。

古今学人都一致认为，孔子的思想精要，在于“仁”和“礼”。“礼”、“仁”是春秋时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两者有一个此消彼长的演进趋势：春秋末年之前，人们更多看重“礼”；到春秋末孔子的时代，才开始把“仁”提升到重于“礼”的地位。以《左传》和《论语》为例，《左传》讲“仁”33次，讲“礼”462次；而《论语》讲“仁”109次，讲“礼”75次。这个数字变化，能够说明“礼”、“仁”消长的大趋势，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变化，带有本质的意义。春秋末之前，思想文化还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西周时代的惯性，虽然五霸各立，但周礼仍然处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显要位置；到了春秋末战国初，诸侯纷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程度，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社会上人人自危，种种人性的弱点在极端环境之下暴露无遗。心系百姓的孔子，开始将思想的核心向更为内化的方向调整，由“礼”而“仁”，以“礼”辅“仁”，奠定了儒家思想主导两千年中国思想史的始基。

那么，孔子所讲的“仁”和“礼”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一、“仁”的内涵

《论语》频繁地讲说“仁”的观念，有孔子在不同场合、对不同的弟子讲说“仁”的含义，也有他的弟子对“仁”的理解和阐述。乍看上去，似乎庞杂无统，甚至此处与彼处所说的含义毫不相干，但是如果作一通盘的梳理，就可看到一个层级分明的思想体系。概括起来，“仁”包含三个层级的内涵，即：血缘伦理、成人品格和社会伦理。

“仁”第一个层级的内涵是血缘伦理。这是“仁”最基础性的内涵。《论语·学而》记载了孔子弟子有若对“仁”的理解：“其为人也孝弟（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有子认为，孝悌是做人的根本，也是“仁”的根本。一个人如果孝顺父母、敬爱兄弟，他就不会犯上作乱、危害社会。孝悌作为血缘伦理的基础，是一个人为“仁”的根本所在。在以血缘伦理维系家庭及社会关系的中国古代，“仁”的这个基本含义，奠定了孔子“仁学”坚实的现实基础，同时也根本性地规定了孔子“仁学”的致用性质。

“仁”第二个层级的内涵是成人品格。《论语》讲“仁”，指向成人品格方面的内涵十分丰富，以下两点最具根本意义：

第一，仁者爱人。《论语·颜渊》记载，樊迟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的回答十分简要：“爱人。”爱别人就是“仁”，这是个不难理解的道理。可是怎样才是“爱”呢？孔子解释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就是用正直的人或事去纠正邪枉的人或事，这就是爱人，也就是仁。樊迟的同学子夏又进一步明确阐述：“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可见，爱他人不仅仅是情感的亲近，更是以是正其非、以善纠其恶，这才是对他人最大的爱。孔子还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这一正一反相对的表述，都是一个意思：君子成人之美，不陷人于恶。这样去爱他人，就不仅仅是情感的亲近，更是做人的高尚品德修养。这样的爱人之心，是养成君子人格的基础和关键。

孟子对“爱人”作了进一步阐发。他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孟子所谓的“以仁存心”之“心”，就是他所谓“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之“心”。这个心是人性中纯然的善良之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在高扬性善论的孟子看来，“爱人”是仁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本然素质。

第二，克己复礼。颜渊是孔子最为钟爱的弟子之一，他也曾经向孔子请教“仁”的内涵，孔子对他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请老师讲得具体些，孔子回答：“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从中可以得出，孔子认为，约束自己，使自身的言语行为都合乎礼的规范，就自然成仁。而守“礼”成“仁”，并不需要外部力量的督促，只需每个人发挥本心、身体力行即可。换言之，因为“礼”是辅助“仁”的，二者相通相成，而每个人都固有“仁”之心，所以，只要你自觉并自然表现，就可以守“礼”成“仁”了。所以孔子又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那为什么还需要“克己复礼”（约束自己守礼）呢？这是因为人会被现实的利欲所迷惑，蒙蔽本心，丢失本性，“克己复礼为仁”就是通过让人守礼，从而回归其本心本性，即以“礼”辅“仁”。克己复礼，是养成君子人格的基本途径。

需要注意的是，“克己复礼”的表述，容易让人联想起孔子对周礼的赞颂与神往，进而得出“仁”是复兴周礼的手段的结论 。这样的理解，是主辅颠倒的。“克己复礼”的含义，不能脱离“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个语境去孤立地解读，孔子在这里讲述的核心问题是“仁”而不是“礼”，这一点很明确。孔子强调“为仁由己”，正是因为“仁”是一种内在的品格，而“礼”只是一种外在规范。他告诉颜子不合礼的东西不看、不听、不说、不做，实质是以遵循礼为手段和途径，以达到仁的境界。关于“礼”和“仁”的关系，后面我们还要专门讲解。

此外，《论语》还对君子人格有多方面的具体要求：

“先难后获”。《论语·雍也》记载，孔子的弟子樊迟向孔子请教“仁”的内涵，孔子告诉他：“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汉代大儒孔安国解释孔子的这段话说：“先劳苦而后得功，此所以为仁。”也就是说，仁者做事要能够在艰难困苦中坚持不懈，通过积极顽强的努力，最终取得成功。这种百折不挠、愈挫愈勇的品质，是“仁”的重要内涵。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就是对孔子这个思想的发挥。

“博学、笃志、切问、近思”。孔子的学生子夏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这是“仁”在学习方面的内涵。宋代大儒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解释这段话：“博学而志不笃，则大而无成；泛问远思，则劳而无功。”君子一定要博学，要广泛地涉猎知识，但同时还要有明确坚定的志向，而非泛泛去学，否则终将一事无成。同时，学问不止于学，还要问（探求）。仁者之问要有现实的针对性，不能空泛不切实际，这就是“切问”。切合什么实际呢？根据孔子的一贯主张，就是切合现实社会人生的各种问题。所谓“近思”，也是指不务玄远，专心思考现实的社会人生问题。《论语·述而》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公冶长》记载：“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怪力乱神，性与天道，都是远离现实社会人生的事，无助于教化人格，所以孔子不谈。孔子的这个思想，虽是就学习而发，但因为儒家特别重视学习，把学习视为培养君子人格的最重要途径，所以，博学、笃志、切问、近思，就成为孔子“仁学”的重要内涵之一。

“仁者，其言也讱”。孔子有一个叫司马牛的弟子，性格多言急躁。他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就回答他：“仁者，其言也讱。”表面的意思是说，仁者都是言语迟钝的。司马牛接着追问：言语迟钝就算是仁了吗？孔子答道：“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论语·颜渊》）由此可见，孔子所谓“仁者，其言也讱”的意义，并非简单地指仁者在言语上的特点，更重要的是强调言行一致，由于为仁艰难所以仁者才语出迟钝。那么，这是否只是孔子针对司马牛个性缺点而因材施教呢？果真如此，“其言也讱”还能够作为“仁”的内涵之一么？实际上，孔子曾在不同场合，对不同的对象，都强调过“仁”的这一内涵。如他说：“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在孔子眼中，一个仁者的形象应该是刚强、果敢、质朴而寡言少语、不善言辞、言语迟滞的。刚强、果敢、质朴三者作为对仁者的品质要求都不难理解，可是为什么“讷”也是仁者的一个特征呢？孔子从反面对此做出了解答：“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阳货》）他认为喜欢花言巧语，永远摆着一副伪善的面孔以取悦于人的人，很难具有“仁”的品质。因为美丽的言语和外表都只是虚饰而已，若言行不一，就有碍于“仁”的践行。而孔子主张排斥华而不实，是极具实践理性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孔子强调“讱”、“讷”和反对“巧言令色”，都是在强调“仁”是一种内在品格，这种品格应该落实和体现在为人处世的行动之中，而不是停留在夸夸其谈的言语之上。

“仁”第三个层级的内涵是社会伦理。在以天下为己任的儒者的价值观中，实现个体价值的终极目标，往往是通过社会价值的实现而达成的。这一点，在孔子思想的核心概念“仁”的内涵之中，体现得最为鲜明——上述那些指向血缘伦理和成人品格的内涵，大多也同时具有社会伦理的意义。如“孝悌为仁之本”，讲的虽是父子兄弟这种血缘关系，但它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关系，是血缘伦理，同时也是最基本的社会伦理。再如“仁者爱人”，是对个人品质的要求，个人首先需要有爱人之心；而它的实现过程则必然要呈现在人际之间，这就使它自然而然地具有社会伦理的特征。又如“克己复礼为仁”也是如此，“克己”直指人心，它要求个人品格中应具有自我约束力；而“复礼”则是遵循外在的社会行为规范，是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准则。“克己复礼”之“仁”，既是对个人品格修养的要求，也是对每个人社会行为准则的规定，因而也具有社会伦理意义。

这种情形其实不难理解。孔子倡导“仁”，实质就是通过对人的教化，营造和谐健康的社会环境。而个人都必然生活在人群（社会）之中，个人应具备的品格，也只有放置到人群（社会）之中去才有价值和意义。因此，“仁”的各种内涵，往往兼具成人品格和社会伦理双重意义，就是必然的且容易理解的了。

《论语》中关于“仁”的论说，除了上述那些兼具成人品格和社会伦理双重意义的言谈外，还有一些更直接体现为社会伦理的讲述，如：

“恭、敬、忠”。樊迟又有一次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这是从社会生活的角度说“仁”的含义：平常居家的时候，要容貌端正、态度庄严，工作的时候，要敬业认真，对待别人要忠诚。孔子认为，这样的人就是仁者。

“恭、宽、信、敏、惠”。弟子子张问孔子“仁”是什么，孔子回答他说：“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这是说，能够遵行恭谨、宽恕、诚信、勤敏、慈惠这五种品格，就是仁者。待人庄重恭谨，就不会招来别人的侮辱；为人宽容，就会得到大家的拥护；做人诚实守信，就会得到别人的任用；做事勤敏，就容易成就功业；待人慈惠，别人就乐意为你所用。这里所说“仁”的五个内涵，都是讲仁者的为人处世之道，都属于社会伦理。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子贡问孔子：如果有一个人，能够施恩于大众，帮助大家过上好日子，他可以算是仁者么？孔子道：这人可不仅仅是仁者啦，他可以称得上是圣人啊！像尧、舜这样的明君都不一定做得到呢！“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就是说，真正的仁者，不仅自己能够岸然立世，还能够帮助别人雄立于世；不仅自己能够达成事功，还能够帮助别人达成所愿。可见，孔子心目中的仁者，不但要有高尚仁义的品格，还应该将这种品格推广于社会，培养更多的仁者。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另一种表述，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仲弓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回答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意思是说，仁者外出公干时，对待他人要像接待贵宾一样恭敬有礼；管理百姓时，要像做大祭司一样庄重谨慎。自己不喜欢的事务，不要强加给别人。这段话虽是在社会工作的语境里说的，但具有普泛意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从一反一正两个方面，强调了为“仁”应该推己及人的社会伦理要求。

以上，我们把《论语》讲说“仁”的基本内容，归纳为血缘伦理、成人品格和社会伦理三个层级的含义。这样一来，从《论语》说“仁”貌似散乱的片言只语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系统的“仁”的观念：血缘伦理是为人的根本，成人品格是对个人素养的静态的要求，社会伦理则是对个人社会活动的动态的规范。这三个层级，由内而外，由个人到群体（社会），构建起一个严密的“仁”的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的指向或根本目的，就是营造以“仁”为核心理念的和谐社会。

二、礼的内涵以及仁与礼的关系

相对于“仁”而言，孔子所讲的“礼”，其内涵比较容易理解。大体说来，它就是指周礼。《论语》中解释“礼”的话，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由礼的来源说明礼的普泛价值和恒常意义。《论语·为政》记载，子张问孔子今后十代的礼仪制度是否能够预知，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是说，殷商的礼制是继承夏代的，周代的礼制是因袭殷商的，后代或有所变革，但是都能够考察清楚。因此，不仅是周代以后的朝代，即使是之后的一百代，他们的礼制都是可以预知的。孔子的话，其深意在于：礼制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具有普泛价值，因此也就具有了恒久性。新的世代鉴于新的客观情势，可能会对先代礼制有所损益，有所增删变改，但礼制的基本原则和内核是恒久不变的。

第二，强调以礼教民的重要作用。这样的例子在《论语》中有很多。如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是说，如果用政令和刑罚（法律）来指导、约束人民，其结果固然可以让人民避免违规犯罪，但同时也让他们失去了羞耻心（伦理道德）；而如果用道德和礼制来引导、规范人民的思想行为，那结果就不仅仅是避免违规犯罪，更令人民有了羞耻心，可以道德自律，并且会亲近、归服当政者及其政权。又如孔子教育自己的儿子孔鲤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同样的话，《论语·尧曰》也有记载。所谓“无以立”，就是不能成为合格的社会人，不能立足于社会。可见，大到管理人民，小到成人品格，礼制教化都是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

第三，以礼治国，自然是孔子思想中必有之义。如他说：“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论语·里仁》）这是说，以礼治国就没有难事，不以礼治国则是行不通的。又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等等。孔子的弟子有若，把以礼治国讲得很概括：“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就是说，礼治是先王的治国之道，事无大小，都必须依礼而行。

以上讲“礼”的性质意义，讲“礼”在教民、治国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彰显“礼”崇高的价值和意义，这些都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孔子最看重“仁”，同时也极重视“礼”，那么，在孔子的思想中，“仁”和“礼”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我们先看一段文字：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

子夏（名卜商）所问的诗句，见于《诗经·卫风·硕人》。这首诗的内容，是赞美卫庄公夫人庄姜。这几句描写的是庄姜的美貌。有意思的是，子夏是孔子弟子中最懂得《诗经》的人，他难道不明白这三句诗的意思吗？更有意思的是孔子的答语——“绘事后素”。素是作画用的白绢，孔子说作画要先有白绢然后构图施色。这个回答，跟理解那三句诗有什么关系呢？然后，子夏深有所悟，再发问：“礼后乎？”这个发问，与作画又扯不上关系了，距离理解那三句诗就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了。最后就是孔子对子夏的大加赞赏，说子夏有资格跟他谈《诗》了。如果不理解背后的深意，这段对话真可谓云苫雾罩，不知所云。

实际上，师徒二人这番对话的意义，第一是强调“礼”的重要性。“素以为绚”，是说天生丽质的庄姜又化了妆，便更见其美丽。子夏由此想到，本质纯良的人，如果再以“礼”来修饰，就会持续保有仁德。第二是蕴涵着“仁”与“礼”的关系，那就是以“礼”辅“仁”。孔子说“绘事后素”，子夏问“礼后乎”，都含有这层意思。

《论语》中比较明显地体现“仁”与“礼”关系的话，有两段。一段是：“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另一段是：“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前一段话的意思是：做人如果不仁，要礼（乐）还有什么用呢？后一段话的意思是：约束自己遵守礼制，就是仁。两段话说法相反而意义相成：人而不仁，礼即便存在也没有意义；而律己守礼，则自然归于仁。可见，在“仁”、“礼”两者中，“仁”是根本也是目的，它无疑具有最核心的意义。

“仁”主“礼”辅，或者说以“礼”辅“仁”，这个重要思想在《论语》中并不鲜见，我们再举两例。林放问孔子“礼之本”，孔子说：“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周备）也，宁戚。”（《论语·八佾》）这是说，与其把礼仪的形式搞得很奢华，不如务实节俭一些；举行丧礼，与其形式礼节周到细致，不如内心真的哀痛。孔子说林放的提问是“大哉问”，表明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对于如此重要的问题，孔子把强调的重点放在了“礼”内在的本质上面，把礼仪形式放在了次要地位。同样含义的说法，又如：“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意思是钟鼓、玉帛这些礼器形制，并不是“礼”的精神实质。这两个例子，都强调礼仪形式不如“礼”的本质更要紧。“礼”的本质（归宿）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就是“仁”。

三、立于仁礼、成于和乐的人生态度

《论语》中所体现的孔子思想，当然不止于“仁”和“礼”，还有其他很多丰富的政治思想、教育思想和人生观念。古人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既可见《论语》的“社会政治思想”性质，也显示了它思想的丰富蕴涵。在这里我们不想涉及太宽，只抓住其核心思想“仁”和“礼”即可。但是，孔子的人生态度，还是一个有趣并且需要分辨的问题。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儒家都是积极进取的，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乾·象传》）、“知其不可而为之”“深则厉，浅则揭”（《论语·宪问》）、“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等说法中，就鲜明可见。因此，当读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尤其是“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一类的“子曰”时，就有点摸不着头脑了，不免疑惑：孔子的人生态度何其矛盾！实际上，疑惑乃是缘于对孔子思想理解不够全面透彻。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子、颜回这种与世无争、潇散闲逸的人生态度，后人总结为“孔颜之乐”。那么究竟什么是孔颜之乐？它与孔子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我们先来讲一个《论语·先进》中的故事：

一天，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陪孔子坐谈。孔子看着几个意气风发的弟子，就问他们：你们平时都抱怨怀才不遇，假如有人赏识任用你们，你们会如何发挥自己的才能呢？子路、冉有、公西华都回答说，自己可以治理好一个诸侯国、一个城邑，或是胜任一个重要的官职。只有曾皙，表示自己的志向与他们不同，他向往着：暮春时节，穿着新做好的春装，相约五六个大人，带着六七个孩子，去沂水之畔洗洗澡，到舞雩台上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再一路吟唱着诗歌回家去。令子路他们没想到的是，孔子竟然说：我跟曾皙想的一样啊！

为什么一生积极进取、奔波劳碌的孔子，不去赞赏前三个人积极进仕的理想，却与闲散恬淡的曾皙一拍即合呢？联系我们经常看到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孔子形象，似乎孔子的人生态度真的有矛盾的两个方面：第一，百折不挠，积极进取；第二，闲散洒脱，无所追求。

其实并不是这样。孔子自己曾经说过他的人生态度：“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又说：“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还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由这些言论可见，孔子对于人生的出入进退，乃是采取一种“无可无不可”的态度。但是，“无可无不可”并不是没有原则和底线，更不是放弃信仰和理想。所谓“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清楚地讲明了虽然“无可无不可”，但要坚守“义”的原则。孔子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仁”与“义”是可以相通的概念，这就是孔子出入进退的根本原则，是他的信仰，他是在这个原则和信念下“无可无不可”的。所以他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可见，他的“无可无不可”，与道家纯任自然的理念是不同的，在“无可无不可”之中，他有一个持守不移的原则——道义、仁义。

“孔颜之乐”的深一层含义，要理解“乐（lè）”是儒家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在儒家，“乐”不仅仅是一种心理情感或情绪，更是一种人生境界。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这两句话，可以适用于人生中任何值得去做的事情。从普泛的立场来看，这两句话表明的是一种人生态度和境界——一种和乐的生存心态。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论语·学而》）“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可以看到，乐学，乐山，乐水，乃至于“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等，孔子之“乐”，几乎遍及人生的各个方面。它们所昭示的，正是一种和乐的人生态度、人生境界。

这种和乐的心态，成为后世儒家共同追求的人生境界。孟子反复游说诸侯要“与民同乐”，他自己总是持有并享受着人生的乐感：“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君子有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孟子·尽心上》）汉代儒者发挥这个观念说：“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礼记·乐记》）强调“和乐之心”对于卑劣欺诈之心的防范作用。直到宋明时期，大儒邵雍仍高吟：“高竹数十尺，仍在高花上。柴门昼不开，青碧日相向。非止身休逸，是亦心夷旷。能知闲之乐，自可敌卿相。”（《伊川击壤集·高竹八首》之七）王阳明则告诫人们不可有“忿懥之心”：“凡人忿懥着了一分意思，便怒得过当，非廓然大公之体了。故有所忿懥，便不得其正也。如今于凡忿懥等件，只是个物来顺应，不要着一分意思，便心体廓然大公，得其本体之正了。”（《传习录》下）当“乐”这种本是情感的东西被发散到人生的各个时段、各个方面，并被要求持守，它就不再仅仅是一种情绪而已，而是一种人生境界，具有了本体的意义。

本于仁，立于礼，成于乐。孔子的这个思想可以有多角度的解读，在这里也未尝不可以理解为“成于乐”即是成就人生的最高境界。所以，所谓“孔颜之乐”与“知其不可而为之”，其实并不是矛盾的两种人生态度。它们同属于孔子所提倡的基本人生理念，并行不悖。只不过，“知其不可而为之”可能更多是针对人生的事业心而言，“孔颜之乐”则是更具本体意义的人生的基本态度。 XaEb00FroPwIynhR6WlTWULne1Vx08U50qD42d0opWTxrfRsYhZfIY9KN8XS+2J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