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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刻画注重情感化

把《史记》当作小说来读,除了司马迁为我们编织了很多好听、好看的故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还为我们塑造、刻画了许多性格各异而又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如程婴、公孙杵臼、伍子胥、豫让、聂政、荆轲、项羽、刘邦、李广等等。其中的一些人物,作者并不是单纯记述人物的人生经历与历史贡献,而是涉及了更多的情感因素,而这种感性因素的渗入,更多的是太史公本人的生命体验,是太史公本人的精神投射。

“李陵之祸”使司马迁身陷牢狱之灾、惨遭宫刑的悲惨遭遇,让他阅尽人间冷暖,看透世态炎凉。这场灾祸,在给他带来肉体上的伤害与摧残的同时,更给他带来精神上的凌辱与折磨。虽然他的内心极度郁结与愤懑,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意志消沉,或采取某种极端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相反,为了继承父亲司马谈的遗愿,为了完成他自己“成一家之言”的大志,他含辱忍垢多年,以至最终写就《史记》。“李陵之祸”的打击,使得司马迁在《史记》的客观历史叙述中倾注了强烈的情感色彩,多以自己的价值观来衡量历史事件与品评历史人物。

所以,在《伍子胥列传》中,对于伍子胥没有听从父命前往楚王处救人以及后来他掘楚王墓、鞭楚王尸的这种看似“不孝、不忠”的行为,司马迁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伍子胥放弃舍身救父的小的“孝义”,而能够受窘江河上、乞食道路间,隐忍仇恨多年,最终鞭尸楚王,以雪杀父杀兄之“大耻”,这种“弃小义,雪大耻”的行为,实乃是“烈丈夫”所为。“烈丈夫”一语,既是他对伍子胥的盛赞,也是对自己的肯定。金圣叹说司马迁是“隐忍以就功名,为史公一生之心”。可以说,《史记》中,司马迁对伍子胥“隐忍以就功名”形象的描写刻画也是倾注了他自己的人生经历与生命体验在内的。而对能忍胯下辱的韩信与能受折胁毁齿之痛、厕间承人溺之耻的范雎的描写,也未尝不是如此。

《史记》中,人物刻画情感化色彩较浓的当属项羽、荆轲、屈原、程婴、公孙杵臼、贾生、李广等人。与屈原、贾生传记中采取一边叙事一边议论来表达对所写人物的赞美与同情不同,作者主要通过字里行间的客观叙事,表达对项羽、荆轲、李广等人的欣赏、赞美与慨叹、同情。

比如飞将军李广,作者写他本人不仅骁勇善战,而且体恤士卒,带兵有方,威名远震匈奴。但是,就是这样一位英雄人物,却是郁郁不得志,终其一生未能封侯,而最后竟然还落得个自杀身亡的下场。相反的是,名声远不如李广、人品也在中下的从弟李蔡,却是封侯称相,位至三公。李广的手下军吏及士卒们,虽然才不及中人,却也有几十个人是因为讨伐匈奴有功而被封侯的。“李广才气,天下无双”,他的命运却是如此结果,而“人在中下,名声出广下甚远”,“才能不及中人”的他人,却是拜相封侯。正是在对李广才能的客观叙述中,在对“达”与“不达”的结局对比中,表达出了作者对李广才能的欣赏与对他不幸命运的慨叹。而李广与作者,两人同样才高,却也同样不幸,都属于怀才不遇的一类人,作者在写李广,其实也是在写自己,在为李广叹惜、悲慨的同时,也抒发了他自己的满腔愤懑之情。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史书中的想象、虚构与故事情节的戏剧化,这两点在上古史书中早已存在,并不鲜见,也并不是《史记》的独创。我们把《史记》与前者分开,把它当作小说来读,称其为小说的“教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故事中的想象、虚构及戏剧化场景数量增多,比较常见,并且成为展开情节、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第二,太史公在叙事、写人中,注入了强烈的情感色彩,作者个人的主体意识鲜明突出,而这点是前面史传文学中少见的,甚至是没有的。 V8ksNYIhDn/swEqqD2unCECTi/qHh1hm3hLhSpX8DBNuuAhksG8kpDPXyLzZai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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