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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乐剧曲时代包括宋代以来的戏曲、曲子、说唱、歌舞、杂戏等艺术形式的发展与成熟。五代十国的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处于藩镇割据的动荡中。公元960年，北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时期分裂混乱的局面，从此中国历史进入近古时期。中国文化的格局由中古时期中原与西域各民族的东西方碰撞交融，转变为宋代以后北方各少数民族政权与汉族政权的对峙，进而形成南北分庭朝野的局面，这种变化及其余波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影响十分深远，至今中国南方与北方不同区域的人文特征在某些方面仍然体现着千年前的遗风。
北宋时期，契丹族在北方建立辽（907—1125），党项羌建立西夏王朝（1032—1227），形成辽、西夏、北宋鼎立的局面。南宋时期，女真族建立金（1115—1234），金灭辽，又灭北宋，金又被蒙古族所灭，由蒙古族统一中国，建立元朝（1271—1368）。
宋代建立后，统治者极力扭转汉唐以来胡文化对汉文化的冲击，使儒学复兴，哲学、史学、文学、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文化建设，都有新的突破和发展。中国音乐文化的总体面貌，自宋代起发生了深刻变化，唐代宫廷歌舞音乐高度繁盛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中国音乐开始向更为广阔的民间渗透。如果说隋唐时期的歌舞大曲体现的是王宫贵族们的音乐审美与时代风尚，那么宋代以后市民阶层的音乐艺术则更多地展现出百姓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随着都市商品经济的繁荣，适应市民阶层文化生活的游艺场所“瓦舍”“勾栏”应运而生。在这些场所中，人们既可以听到叫声、小唱、唱赚等各种歌曲的演唱，也可以看到鼓子词、诸宫调、陶真、货郎儿等说唱音乐以及杂剧、南戏的戏曲表演。与此同时，宋代的词调音乐获得了空前发展，它继承隋唐曲子发展的遗绪，这种长短句的体裁可以分为引、慢、近、拍、令等形式，在填词上已经有“摊破”“减字”“偷声”等不同的手法。南宋姜夔是一位既会作词，又能度曲的著名词家和音乐家，有《白石道人歌曲》留存于世，为后人学习和研究宋代艺术歌曲提供了重要的谱本依据。
元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国长期存在的南、北分裂对峙的状态，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是元朝重要的政治成就。元朝在经济上奉行开放的政策，积极参与同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空前繁荣，无疑是元朝经济发展最直接的动力。海上交通的发达对中国东南沿海城市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明清时期的很多戏曲声腔便诞生在这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在农业、天文、医药、科技等方面，元代都取得很高的成就。在政治制度上，元朝实行了非常严格的等级制，把国人分为四等，由上至下依次为蒙古统治阶级、色目人、汉人与南人。把职业的等级分成十级：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这种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也为元代的灭亡埋下了祸根。元朝文化繁荣时期，不仅与阿拉伯、波斯等中东地区交往日益频繁，而且通过这些地区，与欧洲大陆取得了重要联系。国外的使者、商人、旅行家和传教士纷至沓来，其中著名的有大旅行家马可·波罗。
在器乐艺术方面，隋唐以来风靡宫廷的胡琵琶以及宋代开始流行的奚琴等外族乐器，逐渐与中原本土的音乐文化相融合，不断地丰富着中国的传统音乐。戏曲艺术在元代迎来了以元杂剧为代表的发展高峰期，出现一大批优秀的元杂剧作家和代表作品，如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王实甫等，作品有《窦娥冤》《单刀会》《西厢记》等。南方戏曲也在元、明之际逐渐发展起来，出现了《拜月庭》《琵琶记》等一系列经典剧作，这些剧本经历代流传，有些至今仍活跃在戏曲舞台上。在元代大都和山西一带，戏曲演出活动十分活跃，山西洪洞县境内明应王殿的一幅壁画对研究元代戏曲形式具有重要价值。该壁画在正殿内南壁东侧，绘于泰定元年（1324）。画上横额正书“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全画色彩鲜明，基本保存完好。画面绘有演员和伴奏人员共11人，是元杂剧正末、外、净等角色和鼓、笛、拍板等乐器伴奏者临场演出时的写照。从这幅壁画可以看出当时演出道具十分讲究，有绣花的帷幕，幕上绘图两幅，右边一图绘苍松为背景，画一黑龙张牙舞爪，怒目而视；左边一图绘有壮士右手执剑，两手张开作斩杀状。壁画所绘舞台，是以方砖铺地面，与现存元代戏曲舞台遗址的实况相符。
明清时期的音乐艺术是中国古代音乐史上音乐形式和种类多样而丰富的时期。无论是从说唱音乐的发展到戏曲声腔的兴盛，从器乐演奏形式的多样性到器乐艺术独特的地域风格，还是自春秋时期“三分损益法”诞生以来，历代律学家们孜孜以求地追寻“黄钟还原”的理想，到朱载堉“新法密率”理论的产生，都体现出明清时期音乐艺术所取得的历史成就。明清社会市民阶层日益壮大，音乐文化的发展比之以前更加具有世俗化的特点。明代民间小曲内容丰富，虽然良莠不齐，但其影响之广，已经达到不问男女、人人习之的程度。由此，私人收集、编辑、刊刻的风气盛行，而且从民歌小曲到唱本、戏文、琴曲均有私人刊本问世，如冯梦龙编辑的《山歌》，朱权编辑的《神奇秘谱》等。文人参与曲谱的整理刊印成为明清时期音乐领域的重要成就。明清时期是我国传统音乐的重要延续和发展时期，其成果一直影响到始于20世纪中国近代专业音乐创作时代。
中国音乐的历史犹如一条蜿蜒曲折的长河，它的源头犹如黄河之源——是中国音乐文明的发端，沿着这条河流顺势而下，河床时宽时窄，不断有活水涌入，也不时会有河水从主干向支流奔去。这条历史长河历经千变万化融汇于人们今天的音乐生活中，这种千姿百态展现出音乐世界的多元化和多样性。纵观这条音乐大河，它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这条河流之所以能够生命不息是因为始终贯穿着一条发展的主线——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它的流向曾出现几次重大的变化和转折，即音乐形态和风格的变迁。关于中国音乐的历史形态，已故音乐学家黄翔鹏（1927—1997）先生提出过一个著名论断，他说：“我认为历史上经历过以钟磬乐为代表的先秦乐舞阶段，以歌舞大曲为代表的中古伎乐阶段，以戏曲音乐为代表的近世俗乐阶段。产生这种变化的历史背景，就在于社会生活因经济的、政治的原因而发生的剧烈变革。”
这一论断精辟地阐述了中国古代音乐史上三个不同历史阶段曾经产生的三种不同音乐形态。
历史上每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面貌发生深刻变化之后，人们的审美观念必然随之而改变，而这种改变给音乐带来的冲击往往是巨大的，甚至直接导致音乐形态的转型。或者说，中国音乐的形态和风格随着人们审美风尚的变化而在不断地变化之中，因此任何音乐现象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文化产物。先秦时期的雅乐乐舞是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主流音乐形态，代表其器乐发展高度的表现形式是庞大辉煌的钟磬乐。到春秋、战国之交奴隶制度趋于崩溃之际，适应于新兴地主阶级审美需要的“郑卫之音”便登上历史舞台，这种以女性表演为主的歌舞取代了以男性和童子表演为主的雅乐乐舞。唐代的歌舞大曲代表着汉唐时期歌舞伎乐发展的高度。唐宋之际，中国封建社会的皇权政治和皇室经济已无力支撑歌舞音乐的存在，以戏曲为代表的民间音乐又取代歌舞伎乐成为音乐的主流形态，虽然民间音乐自古有之，但其真正繁荣发展却是在这一历史时期。
20世纪之前中国音乐的变迁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期间不同发展阶段的标志性变革仍然是在中国传统社会这个相对稳定的范畴内完成的。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其震幅犹如特大地震之级别，延续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崩溃殆尽，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给中国社会方方面面带来深刻影响。20世纪新音乐迎来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性转折，这种变化的深层原因有来自中国社会内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因素，但更为重要的是外来强势文化影响下中国音乐文化的自我选择。在具体形式上表现为大量采用西方音乐的体裁、创作思维、创作技法，与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的音乐形态在表达方式、文化审美等方面有极大差异。如果说传统音乐是中国音乐的“过去时”，那么20世纪的新音乐则是中国音乐的“现在时”，但两者之间并非毫无关联，它们都是中国文化的产物。可以说属于中国传统音乐的时代已渐渐离我们远去，但传统音乐并未真正消亡，其生命在新的时代以新的音乐形式展现着音乐传统的延续性和独特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