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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最美妙之处莫过于对未知事物的探寻，而探寻未知事物最美妙之处，莫过于对所谓已知事物有了全新的了解。七年前的一次观影经历让我开始留意澳大利亚这片未知的土地，而之后的留澳生活更让我对一些曾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固有观念有了新的理解。澳大利亚独特的风土人情和巨大的东西方文化差异让我对很多约定俗成的观念有了新的认识，也正是这些新认识在引导我重新思考、审视和定位人生。
留学之前，我和大多数人一样，觉得学习是个枯燥、呆板的过程，但在澳大利亚的学习经历让我体会到，学习同样可以充满乐趣和活力。现在回想起来，澳大利亚的学习生活虽然辛苦，却有其独特的魅力，让我在学习的过程中痛并快乐着。
国内教育的考核方式相对单一，考核标准也较为严苛，不是“打分打到老”就是“一考定胜负”。相比之下，澳大利亚的考核方式更加丰富多样，考核标准也更灵活。在高中及大学的录取考试中，标准化考试的成绩只占一定比例，而丰富的社会实践和独特、创新的个人履历（如小发明或创业经历等）更为重要。在澳大利亚的本科教学中，即使是一门简单的选修课，其评分项目也能多达十几项，其中与个人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及实践能力有关的项目都占到了很大比例。
例如，我曾经选修跨文化管理（ Cross Cultural Management ）这门课程，其评分项目有八项之多：课堂出勤率、课堂表现、小组作业、个人作业、小组讨论、课堂情景模拟、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只有每一项都达到 50 分以上（即澳大利亚大学普通科目的及格标准），这门课才算合格。这也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很多西方国家的大学都有着“宽进严出”的口碑。
我还曾选修过一门国际组织（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课程，这门课的考核方式也十分灵活。记得有一次，主讲教师 Michael Goodman 布置了主题为“不同国家的政治特色”（ Political Features Amongst Countries ）的课堂讨论活动。由于选修这门课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 Michael 便让来自同一国家或地区的学生组成小组，通过短剧的方式演绎不同国家的政治特色。于是，同学们纷纷使出浑身解数，排演出一幕幕生动、有趣的短剧：日本学生演绎了剑道及武士政治；中国学生演绎了酒文化背后的暗箱操作；菲律宾学生展示了警察收受贿赂的情景；德国学生表现了德意志帝国时期带有军国主义色彩的强权手腕……整堂课热闹非凡，其欢乐程度堪比话剧节。下课时， Michael 告诉我们，这次短剧也算作考核的一部分，他将根据各组表现进行评分，这可真是我们事先都没有想到的。不过，我们都很喜欢这种考核方式。因为这能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接触到课本上没有的东西，并真实地了解到不同国家的政治特点。这种考核方式让我们体会到的不再是学习的枯燥和痛苦，而是发自内心的愉悦和作为学习主体的存在感。
在澳大利亚学习期间，最让我感到震撼的莫过于澳大利亚人对学习目的的理解。当被问及学习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时，中国人往往将其归结为想要更好的学历和工作机会，澳大利亚人则会说是为了享受学习中的乐趣，以及学习给生活带来的影响。虽然两种观念都体现了“学以致用”的理念，但前者略显功利，后者更强调学习本身的意义，而这一点也渗透到了澳大利亚的教学理念和教育体系当中。在澳大利亚的教学中，实践活动往往十分贴近现实，就是为了让学生在实践中掌握更多的知识，以便将来应用到实际生活和工作中。
例如，我曾经上过一门国际贸易课（ Global Trading ）。在每堂课的开头，授课教师都会组织全班同学进行股票交易模拟大赛，然后再将一些概念和命题穿插其间进行讲解。这样我们就能通过实战的方式迅速掌握新学到的市场因素，并了解其是如何作用于整个市场和不同的客户群体的。
在我学过的另一门课法律口译（ Legal Interpreting ）中也有类似的实践活动。每隔一周，学校都会安排法学院和翻译学院的学生一起进行模拟法庭的实战演练，以便学生将学到的知识直接应用于实践中。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模拟法庭的所在地竟然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州立最高法院的庭审法庭！在如此真实的环境中，学生会把自己当成真正的法官和口译员，而这种在心理上的锻炼是普通课堂所无法给予的。
尊重师长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因此当深受中华文化熏陶的我初到澳大利亚时，不禁被当地同学们的行为惊呆了：他们怎么会如此“不尊敬”师长？！其实，这主要是因为澳大利亚的老师更倾向于和学生打成一片，以便能够深入了解彼此的价值观及其在学术上的看法等。在澳大利亚，师生之间基本都是直呼其名。而在一些小规模的课堂上，师生间的交流更像是伙伴间的切磋和对未知世界的共同探求。这无疑会让学生倍感轻松，从而激发出强烈的自由表达的愿望。
澳大利亚的老师非常注重对学生的启发和激励。在我印象中，老师通常不会将一些带有负面感情色彩的表达用于和学生的沟通中。记得我曾选过一门摄影艺术（ The Art of Photography ），这门课的主讲教师 Ethan Swistak 布置的作业都是开放性的主题式命题，即每堂课都会设定一个拍摄主题，然后由学生围绕主题自由选材，完成拍摄。奇怪的是，这门课完全没有打分之说，只要学生能提交作业就行。无论学生拍出的作品是否理想， Ethan 都会在了解了学生的设计思路之后给出肯定的评价，如“ Well done ”“ You ’ ve done an amazing job ”等，然后再给出中肯的意见，语气通常也是鼓励式的，如“ You may consider ...to make your works better ”。就这样，师生之间那种无形的紧张关系被消解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平等融洽的师生关系。
除此之外，澳大利亚的老师也很注重自身的学习和提升，甚至会对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不耻下问”。记得我在上企业金融（ Corporate Finance ）这门课时，主讲教师 Jack Boswell 就曾对中国学生所提到的“关系”一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Jack 不仅在课后专门找到包括我在内的四名中国学生，仔细了解“关系”在中国社会中的实际体现，还邀请我们联系各自本科就读高校的教师进行相关的调查和视频采访。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成了 Jack 的老师，这也很好地印证了“教学相长”的道理。
选择留学之初，我曾受到过各种各样的质疑，而质疑的焦点通常是留学的收获：动辄几十万的花费究竟能学到什么？到底值不值？但当我真正置身于澳大利亚时才发现，学习的意义并不局限于课堂学习本身，“学”的概念几乎渗透到了留学生活的方方面面、每时每刻。在校园的课堂中是“学”，在校友组织的社团活动中是“学”，在课外丰富的打工生活中是“学”，在假期周密计划的旅行中也是“学”……而这种广义的“学”的意义就在于能让人从更广阔的视角来思考人生。这样的学习过程不仅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我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甚至会对我们的人生规划和个人追求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留学前，中国学生往往过着快节奏的生活。留学后，国外简单朴素的生活方式能让他们好好放松紧绷的神经，并重新思考自己对生活的定义。我就是在去澳大利亚后才发现，原来南半球的“小伙伴们”在过着如此不同的生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澳大利亚的高中和大学流行着一种非常独特的学习方式——间隔年（ Gap Year ），是指在临近毕业或入学前，学生可以选择休学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来进行背包旅行或是做国际义工，以更好地体验生活、了解世界和反思人生，从而为下一阶段的学习和工作积蓄能量。这在国内几乎是想都不敢想的，但在澳大利亚却十分普遍，几乎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人有间隔年的经历。而这段独一无二的生活体验往往是任何学习和工作经历都无法换来的。
澳大利亚人学习的广度和宽度由此可见一斑，而学无止境的精神境界也在澳大利亚人的生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我在澳大利亚的房东 Eddie Jackson 先生的故事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Eddie 毕业于悉尼大学的应用语言学专业。但毕业之后，他并没有从事相关领域的工作，而是进入了物流行业。在我搬进他家时，他已经退休五年了。但令我惊讶的是，他依然保持着晨读的习惯，每天早上都会花半小时去大声朗读一些经典的英文名著。在我和他及其家人共同居住的那一年半里， Eddie 的晨读从来没有间断过，可谓是风雨无阻。不仅如此，他还在与我交流的过程中对中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我搬进去不久后就制定了每天学习三句中文的计划，而我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他口中的“中文解老师”（ Chinese Teacher Xie ）！当我问 Eddie 他为什么还这么热爱学习时， Eddie 告诉我，在澳大利亚人眼中，学习是一个愉快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持续时间理应是一生。
西方人讲个性，东方人讲中庸，但人类对学习的永恒追求却别无二致。留学让人们的学习活动不再受限于地理国界，而保持一种宽容、开放、积极的学习态度，也会让学习这项古已有之的人类活动绽放出新的活力。回顾留澳生活，我一直在学并生活着，痛并快乐着，而人生最大的意义莫过于此。
我有两段留学经历，分别与两个岛有关，一个是太平洋上的日本岛，一个是大西洋上的大不列颠岛。这两座汪洋中的岛屿在交通上同为靠左出行，体制上同为君主立宪制，却各有其独特的悠远文化。 2010 年秋天，我拎着大包小包，揣着一颗强烈的好奇心和对世界的懵懂憧憬，来到了大阪关西国际机场，开始了为期一年的“交换之旅”。从此，这个东方小岛的一切就如同一幅悠长的画卷，在我面前徐徐展开。留学日本的经历赋予了我一种特殊的异国情愫，它促使我在两年之后再一次踏上探索世界的旅程。而这一次，我乘机飞往大洋彼岸的另一个岛国——英国。 2012 年秋天，我来到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这两段留学经历带给我的是截然不同的印象和体验。日本的清丽脱俗与英国的风情万种在我的世界里融成一片。您一定会好奇为什么我会做出这样的留学规划，好奇日本和英国的高等学府里到底有怎样的风景吧？下面，我就来简单介绍我的留学故事。
2008 年 9 月，我踏入北京林业大学的校门，成为一名日语系的本科生。大三那年，我有幸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校际公派海外学习项目，赴日本国立岛根大学开始了为期一年的交换生生活。初次跨出国门，我对身边的一切都充满好奇，像海绵一般吸收着各种新元素，还结识了很多新朋友。和这些来自世界各地、有着不同肤色的朋友们的交流让我了解到了不同国家的多元文化，同时激发了我探索世界的兴趣。于是，我对本科毕业之后是否出国留学这个问题有了极为明确的答案：趁着年轻，多去看看这个世界。
出国看世界其实有很多选择，对于学日语的我来说，最自然的选择就是去日本读研究生，并在学习之余深入了解当地社会。更何况，我在日本交换的经历还能为留学申请加分，日本的朋友也能帮忙收集信息，何乐而不为呢？打定主意之后，我就给日本几所大学的教授写了邮件，表明了自己的进修意愿，也很幸运地得到了一些肯定的答复。正当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朝着看似最自然、最合理的方向发展时，我心中却渐渐生出不少疑问：为什么日本对我来说就是理所当然的选择呢？日语系的学生就理应去日本留学吗？我是不是被某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套住了呢？世界那么大，我为什么不走得更远一点，看看不一样的风景呢？因此，当身边的同学都在热火朝天地联系导师，准备日本大学院入学考试的时候，我却渐渐萌生了去欧美国家留学的想法。当时的我并没有想到，正是这天马行空式的灵光一闪让我在一年之后踏上了英国的土地。
最初决定从日本转往欧美国家留学的时候，我心中也有不少担忧：第一，日语专业的学生选择毕业后去英语国家深造的例子不是太多，所以我没有多少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第二，我不知道这种选择会不会给以后的就业带来不良影响，会不会让未来的用人单位觉得我不够安分。但是，一想到自己即将踏上未知的土地，人生经历也会因此而更加丰富，我就感到很兴奋。趁着年轻，就该抓住机会出去见见世面，人生原本就充满了不确定性，我又有什么好怕的呢？打定主意之后，我便开始规划自己的英国留学之路。
申请留学的第一步是攻克雅思考试这一关。虽然我本科就读于日语系，但我一直很喜欢英语。对我来说，日语和英语分别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为我观察世界提供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所以我一直坚持学习英语，自始至终都在享受双语学习的乐趣，同时打下了良好的语言学习基础。因此，尽管我备战雅思的时间并不充裕，但我还是顺利取得了总分 7.5 分的成绩，这让我扩大了目标学校的选择范围。
在择校时，我的目光首先聚焦于英国，原因有三点：第一，英国的历史和文化十分吸引我；第二，在这个高等教育日益产业化的时代，英国高等学府朴实而严谨的学术气息实属难得；第三，英国的硕士学制多为一年制，正好符合我想要尽快回国就业的大方针。在英国的众多城市中，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被誉为“北方的雅典”，是一座极富艺术气息的古老城市。那里的爱丁堡大学拥有四百多年的历史，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前沿阵地，还拥有大卫·休谟（ David Hume ）、柯南·道尔（ Conan Doyle ）、 J. K. 罗琳（ J. K. Rowling ）等众多知名校友。于是，爱丁堡大学成了我最终的留学选择。经过两个月的申请，我终于如愿拿到了爱丁堡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留学英国的日子让我接触到了一种全新的文化。每当我观察到新现象时，都会不由自主地联想起自己在日本的时光，不由自主地比较两个国家的所见所闻。渐渐地，我也在潜移默化中体会到了两个国家在文化、思想上以及高等教育方面的许多差异。窥一斑而见全豹，这也让我对东西方教育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在英国的教育理念中，最让我受益的是批判性思维（ critical thinking ）的培养。它鼓励学生去怀疑一切，质疑和挑战学术界最权威的观点和研究结论，并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起初，我们这些来自东方的学生很不习惯这种思维方式，总觉得自己还什么都不懂，拿什么去质疑学术界“久经沙场”的教授们呢？所以，在挑战权威时，我们总有一种底气不足之感，甚至会觉得自己在“以下犯上”。在这一点上，西方学生总是无所顾忌，敢于抛出各种问题。因此，在爱丁堡大学的课堂上常常上演这样的一幕：教授不经意的一句话会突然遭到学生们的质疑，于是提问像潮水般涌来，令教授穷于招架，活像在上演一场即兴辩论赛。如果刚巧碰上一位教学经验不那么丰富的年轻教授，整堂课的节奏就会被学生们带跑，被逼无奈的教授只好说：“你们的问题都很好，可是再问下去我就讲不完课啦！我们课下再讨论吧？”学生们私底下总是开玩笑说，别看这些教授在学术领域威风凛凛，遭到质疑时他们同样要放下身段。其实，教授们并不是在向学生屈服、认输，而是愿意从平等的角度出发，与学生进行交流和分享。他们的博学、严谨和谦逊总是让我感到折服。
洋溢在英国大学中的这种轻松、自由又锋芒毕露的气息与我所熟悉的东方教育理念截然不同。而在“前辈”“后辈”这样的等级观念深入人心的日本，更是很少有人去挑战权威。相反，日本社会更崇尚儒家尊师重教的思想。学生们对师长总是顺从谦和、礼貌有加，很少出现学生挑战教授甚至让他们当众下不来台的情况。
在爱丁堡大学，这种“怀疑一切”的思维方式让我获益匪浅。无论是课上讨论还是课下写论文，这种思维始终贯穿在我一整年的学习当中。学年末，在提交完厚厚一本毕业论文时我才发现，最初这种完全让我不知所措的思维方式已经不知不觉地融入到我的生活中了。它引导着我以一种更客观、更辩证的方式去阅读、思考和生活。它带给我一种全新的视角，让我独立于“他人的世界”。
英国和日本的大学在课程结构的设置上有相似的地方，但在具体运作上却有着许多不同，比如研讨课（ seminar ）就包含着很多有趣的东西。
英国和日本的大学课程中都有讲座（ lecture ）和研讨课。讲座的形式为中国学生所熟悉，是教授在讲台上讲课，学生在下面听课，课堂结束前往往会留有答疑时间。而研讨课是讨论课，由十个以内的学生组成小组进行讨论、研究。通常，在讲座结束的几天之后才会有一堂研讨课，以便让学生在讨论前有足够的时间充分消化和吸收讲座上讲过的知识点。简而言之，讲座是教授提供理论知识的平台，而研讨课则是学生们真刀真枪地用思想交锋的舞台。
或许是由于日本人较为内敛的关系，日本大学里研讨课的氛围往往不是太活跃。期间，教授会彬彬有礼地“请”学生发表看法，而学生则十分谦逊地应邀回答。整堂研讨课秩序井然，学生们很少会去挑战课本中的内容。最终，学生们会倾向于在某一观点上“达成共识”，得出“正确的”结论。如果把日本大学的研讨课比作一对一式的安静访谈，那么英国的研讨课则更像是热火朝天的记者招待会：学生们一个接一个滔滔不绝地发表自己的见解，教授则只负责维护发言秩序和把握课堂时间。与日本相比，英国的研讨课中有更多的思想碰撞。
另外，在英国，教授只负责在讲座上传授专业理论，将学术界的争论焦点介绍给学生，但不会强调哪些是权威观点、哪些是正确观点，而是引导学生自己去甄别和思考。而讲座之后的研讨课正是培养这种独立思维的苗圃，是展示个人观点并与他人互相切磋的好平台。与日本不同，英国的研讨课旨在激发学生们五花八门的观点，从不要求、也不鼓励大家“达成共识”。
英式教育鼓励学生在吸取别人意见的同时提出自己独立的观点，并认为在形成观点的过程中，思维方式往往比最后得出的结论更重要。回顾在爱丁堡大学的留学经历，我发现自己收获到的最珍贵的东西不是作为“结果”的具体知识，而是作为“过程”的思辨能力。现在我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许多我自以为结论很“傻”的论文都能拿到满意的分数，这离不开我合理的研究方法和严谨的分析过程，更离不开我独立思考的能力。
感谢两个岛国给了我许多观察、学习和自省的机会，让我在异国他乡遇见不一样的世界和自己。希望我的留学故事能给大家带去一点启发和参考。
我在美国读书七年，教过我的老师有很多位，但其中有两位导师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他们无论是家庭背景、宗教信仰还是政治倾向都完全不同，但两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的人品都非常令人钦佩。能在美国留学的过程中遇到他们是我一生的幸运。
Steven Nock 是我的硕士论文导师。他是典型的美国南方白人，个子不高，头发金黄，说话口音有点南方人的“土气”，走起路来喜欢吹口哨。我们社会学系的楼道很长，但只要他来上班，所有人第一时间就会知道他来了，因为他口哨声的穿透力太强了。
我第一次见到 Steven ，也是先闻其声，再见其人。去美国前，我只在学校社会学系的网站上见过他的头像，对他嘴唇上方的小胡子印象特别深刻。到系里报到时，我向系里的秘书询问 Nock 教授在不在。秘书告诉我她不知道，然后对我说：“你去听听吧。”我当时还觉得纳闷：判断一个人在不在为什么要靠“听”？没想到我刚走出办公室，就听见楼道里传来欢快的口哨声，只见一个小个子中年人从楼道另一头快步走来。走近一看，果然是“小胡子”教授！“ Nock 教授？”“是我，你是？”“海鸣。”“噢，你好啊！欢迎！” Steven 向我报以热情的微笑。我和他就这样认识了。
在刚到美国的那段日子里， Steven 的热情和微笑一直是我前进的动力。初来乍到，语言于我是一个难关。在美国的研究生课程中，学生参与课堂讨论的活跃度也是要算进成绩的。在我所在的班上，除我之外，其他同学都是美国人，加入他们的讨论对我来说非常困难。很多时候，我刚刚听懂一个人的发言，赶紧梳理一下思路，润色一下语言，然后正准备举手参与讨论时，却发现大家已经转到另一个话题上去了。头两节课，我沉默了整整四个小时。 Steven 细心观察到了我的局促和紧张，在一次读书笔记作业的反馈中，他写道：“你讨论时有些紧张，没关系，别怕说错。加油！”在随后的一次讨论中，他有意识地抛出一个关于中国的问题，我也很自然地参与到了讨论之中。讨论结束后，我专门找到 Steven ，向他表达谢意。他说他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希望我能够融入讨论中，另一方面于他自己而言也是一种学术训练，因为提出让大家感兴趣的问题是做学问的基础。“说得再多，问题没问对，也白搭！”“问对问题”这个观点让我茅塞顿开。 Steven 通过一个简单的方法让我克服了在课堂上参与讨论的心理障碍，也向我阐释了一个做研究的道理。
讨论关过了，还有论文关。第一学期期末，我焦头烂额地分析数据，几乎是赶在最后一刻完成了最后一门课的论文。成绩陆续出来了，我有一门课的论文只得了个 B ，但任课老师没对我的论文进行批改，甚至连评分的理由也没给。于是我去请教这位老师评分的原因，结果他很不客气地说：“因为你的英文写作很差！”这位老师的话让我感到无比沮丧。接下来我忐忑地等着 Steven 那门课的反馈。没过多久， Steven 那门课的论文成绩也出来了。我最终拿到的不仅是 A 的成绩，还有 Steven 写了满满一页纸的评价。在这页评价中，他先说我的文章很有创意，能够看出我是个聪明的学生，做功课很细致，有做学术的潜力，随后点出了我文章中存在的问题，问题的最后一点他指出我在语言方面有欠缺。与其他的老师不同， Steven 在谈到我的不足时用另一种方式写道：“我很欣慰地看到你的英文在这个学期里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我更要鼓励你继续努力，进一步提升你的英文写作水平。”
有时候，一句话能让你一辈子记住一个人。 Steven 一句平淡的鼓励让我感到无比温暖。他还仔细修改了我的文章，连标点符号也细致地校正了一遍。 Steven 的宽容和细致令身材矮小的他在我心目中显得无比高大。
我和 Steven 的一次谈话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他对待周围的人如此友善。在那次谈话中， Steven 告诉我，无论是做学问还是生活，首先要保持快乐的心态。只有心中快乐，一切才有意义。在他的办公室门上，曾长期贴着一条座右铭：“我不是因为吹口哨才快乐，我是因为快乐才吹口哨！”或许就是因为他一直信守这个原则，所以才总是为他人考虑，不忍心让他人难堪。
对 Steven 而言，快乐更是他学术创造的动力。做学问的时候，他是幸福、愉悦的，研究的内容也与幸福和快乐有关。他最有名的一本书叫《婚姻在男人生活中的意义》 （ Marriage in Men ’ s Lives ），研究的是婚姻对男人的意义。 Steven 通过大量的统计数据分析发现，结婚这件事能在很大程度上提升男人的责任感、工作能力、生活质量等。总之，婚姻能让男人更出色、更幸福、更快乐。这本书获得了美国社会学界的最高奖 William J. Goode Book Award （威廉·古德图书奖），对于一本完全用定量方法写就的著作而言，这是非常罕见的事情。 Steven 最为看中的并不是奖项，而是这项研究能为人们的幸福生活做出贡献。作为一个成长在美国南方传统家庭中的人， Steven 对婚姻和家庭极为看重，他所发表的大量学术文章都在努力证明一个他笃信的真理：稳定的两性关系和家庭关系是一个人活得幸福、快乐的基础。他告诉我，当他每次用统计软件对数万个数据案例进行分析，看到结果与他所坚信的价值观一致时，他觉得这是他做学术最快乐的时刻。
2008 年 1 月的一天，我忽然收到系秘书发来的群体邮件，说 Steven 在一次手术中不幸逝世了。我顿时懵住了。这怎么可能呢？前几天我还在和他沟通下一步学术计划，而那居然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事后我才知道，原来 Steven 曾患有小儿糖尿病，一直靠打胰岛素维持生命，每次小手术对他来说其实都是一次生命的冒险。最初患病时，医生曾预言他活不过 40 岁，但他最终活到了 58 岁，这可能凭的也是他那份快乐的自信。
因为 Steven 的缘故，我参加了在美国的唯一一次追悼会。和中国那种贯穿始终的悲哀气氛不同，美国的追悼会更像一个仪式化的 party ，本系的其他教授和我们分享了 Steven 生前许多有趣的事情，在轻松的气氛中回忆他带给大家的快乐。听着这些有趣的故事，我的泪水不禁伴着笑容流了下来。我不清楚在美国的其他追悼会上大家是否会用同样的方式来怀念逝者，但在我看来，以这样的方式与 Steven 告别应该是他最喜欢的。因为在说再见的时候，我们都是幸福、快乐的。
Jeff Olick 是我的博士论文导师，在纽约的曼哈顿长大，从小到大都就读于私立名校。因为来自纽约，所以他身上有着纽约人的特性：说话快，做事高效，走路虎虎生风。 Jeff 还是个犹太人，浑身上下透露出聪慧和勤奋的特质，而且是个工作狂。作为一个纯粹的犹太人， Jeff 坚决不肯过任何与基督教相关的节日，包括圣诞节。然而他却娶了一个德国老婆！据他说，这个选择最初让他的父母感到非常难以接受。他们这个家族来自东欧，有许多留在东欧当地的亲戚在德国纳粹占领时期都受到了迫害。而当时多数德国人，无论是否参加战争，都默认了纳粹的合法性，这其中显然也包括 Jeff 妻子的长辈。 Jeff 回忆说，他第一次带女朋友回家吃饭的那个晚上是他印象中自己的父母最紧张的一个夜晚。
如今， Jeff 和德国妻子已经共同生活了 20 多年，并育有两个孩子。尽管在家庭生活中这种关于身份的纠结已经完全消失，但这却深深影响了 Jeff 在学术思考上的方向。他是美国近 20 年来在集体记忆研究领域最有建树的学者之一，他所关注的历史是普通德国人在战后对自己的反思史。他的博士论文题目名叫《父辈的罪》（ The Sins of the Fathers ）。在这部论文中， Jeff 给出了有关一些历史事实的无可辩驳的证明：在纳粹时期，多数德国人都支持希特勒政权，对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暴行漠然置之，但在回忆那段历史时，却很少有人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 Jeff 告诉我，这种将自己置于一个大的群体之罪中并以此来消弭自己作为个体所犯的罪过，是人性中的一个特点。
我和 Jeff 最早的接触也是因为“大屠杀”。 2007 年是南京大屠杀 70 周年，我决定请 Jeff 和两位历史系研究东亚历史的老师举办一个 Panel Discussion （专题讨论会），讨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忆。我发给 Jeff 的邀请邮件里写的是 Nanking Holocaust ，在面谈时， Jeff 很认真地告诉我：“ Holocaust 这个词只能用在犹太人大屠杀上，是个专指名词。而南京大屠杀只能用 atrocity 或者 massacre 。”“为什么？是因为南京大屠杀的残酷性比不上犹太人大屠杀吗？这不公平吧？”我很疑惑并有些愤愤不平。“这就是我们需要学着对记忆的政治进行反思的地方，” Jeff 心平气和地告诉我，“不是因为南京大屠杀不如犹太人大屠杀悲惨，而是我们当代人对犹太人大屠杀的记忆塑造是充满力量的。你看有那么多回忆录、纪录片、电影等都在用不同的诠释方式反思犹太人大屠杀，对人性和政治进行思考。这已经是一种全球的共识，是全球的记忆。而南京大屠杀或是别的大屠杀依旧停留在地区性的争辩上。这就是西方的高明之处，自己悲惨的历史能通过集体记忆塑造得比别人显得更‘悲惨’。”听完他的讲述，我豁然开朗。我还停留在为历史的不公平而纠结， Jeff 却从更客观、深刻的视角去解读不公平背后的历史洪流了。
那次研讨会上， Jeff 和其他两位教授都做了精彩的发言。事后， Jeff 还特地给我发了一封邮件，赞赏我为这次会议所做出的各种努力。我的学术兴趣也逐渐与 Jeff 的学术兴趣趋于一致。因为大屠杀的专题讨论，我和 Jeff 开始熟识起来。
Jeff 是个不拘小节的人，在生活上不喜欢一切繁文缛节和条条框框，比如发邮件时他经常连标题都不写，而是直接把一本书的链接发给我，至于我读不读这本书以及怎么读，他不管也不问。有时他去主持一个系里的会议，走进会议室的时候都还不知道会议的内容是什么，这时他经常会直接把门口贴的会议通知扯下来作为他的“主持词”，搞得晚到的人找不到开会地点。做他的学生还要习惯他的“时间”概念，一般他说 10 点见面，基本上你要到 10 点 15 分才能见到他。当然，他比很多人都要好的是他会在 9 点 59 分的时候给你发个信息：“像往常一样，我会晚一刻钟。”
做了 Jeff 的弟子后，我的行事风格越来越像他。有一年的 12 月 24 日晚上，我给他发信问第二天能不能与他见一面，讨论一下我的论文。过了一会儿，他回信道：“好的， 10 点到我的办公室吧。”在圣诞节，一对疯狂的师生居然要到学校讨论学术问题，这种做法在美国人看来太不可思议了。但对我和 Jeff 来说，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我是中国人，他是犹太人，我们都不过圣诞节。我们彼此连问都不用问一声：“你过圣诞节吗？”我很喜欢这种师生间的默契。
每次和 Jeff 见面后，我都会感到无限的压力和动力，有压力是因为看到了导师的勤奋而为自己的懒散感到惭愧，有动力则是因为 Jeff 总能传递给我一种学者特有的思想的力量。所以每次和他讨论过之后，我都会如打了鸡血一般卖力地阅读和写作。等过上一段时间，这股精神头有些懈怠时，我就会再约他见上一面。 Jeff 常告诫我，学术写作和文学写作类似，都要尊重读者，每写一句话，每表述一个观点，都要站在读者的角度去想。另外，学会讲故事也是学者必备的能力，“严谨不等于干涩”， Jeff 自己的文章就经常以精彩的故事开头，从故事本身出发，发现问题，再通过材料的梳理和理论的融合回到对故事的反思中去。
和他一样， Jeff 的家人也都很好学，他的德国妻子是位科学家，一双儿女在我每次去他家拜访时都手捧一本书静静地阅读。他家养了一条狗，起名叫 Talcott ， Talcott 这个名字借用的正是美国颇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家 Talcott Parsons 的名字。每次 Jeff 的家人在阅读或写作的时候， Talcott 都会很安静地趴着。我想，它大概也在从事学术思考，反思狗的世界吧。
生活中有纽约人的随意，思考时有犹太人的智慧，写作中有德国人的严谨—— Jeff 具备了受人喜爱和尊敬的学者的一切个性。我也在磕磕绊绊中不知不觉地模仿了他很多年。而当我不由自主模仿一个人的时候，他在我的生命中已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