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产生了古罗马，古罗马产生了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产生了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则产生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产生了政治民主制和工业革命。与民主制杂交的工业进一步孕育了美国，从而体现了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牛津大学教授彼得·弗兰科潘新书《丝绸之路：新的世界史》发现，这种流行说法只是西方获得政治、文化以及伦理道德上胜利的口头禅，并非历史的真相。

“几千年来，正是东西方之间的地区，即把欧洲与太平洋联系在一起的地区，构成地球运转的轴心。”书的前言写道，在这个地区，世界上一个个伟大的宗教诞生了，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印度教百花齐放。正是在这个大熔炉里，各个语系相互竞争。在这里，一个个伟大的帝国兴盛和衰亡，文化与竞争对手之间冲突的后果在数千英里以外都被感知。站在这里，可以开辟看待历史的新途径，展现在眼前的是一个深刻的相互连接的世界：一个大陆上所发生的事情曾经影响到另外一个大陆。中亚大草原上所发生的事情的余震可以在北非感觉到；巴格达的局势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产生反响；美洲新大陆的发现使中国的物价发生变化，导致印度北部马匹市场上需求的激增。这些震动沿着一个网络传播。这个网络向四面八方展开，沿着这些路径，朝圣者和战士、牧民和商人走过。货物和物产得到买卖，思想得到交流、借鉴和提炼。他们所携带的不仅有经济繁荣，而且有死亡和暴力、疾病和灾难。19世纪末，这个庞大的互联网络被一位著名的德国地质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冠以一个名称。这个名称一直延续下来——丝绸之路。

弗兰科潘恍然大悟：“不明白为什么，我一直被告知，地中海很重要，是文明的摇篮，而看来十分明显的是，这并不是文明实际上形成的地方。真正的大熔炉，即字面意义上的‘地中海’——世界的中心——并不是把欧洲和北非分开的一个海洋，而是亚洲的中心地带。”

弗兰科潘绝非第一个觉悟的西方人。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马丁·伯纳尔的《黑色雅典娜》一书就指出，在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希腊文明形成期间，非洲文明尤其是埃及文明是其重要源头，言必称希腊的西方文明发展史，实际上是近代以来欧洲学者杜撰出来的“欧洲中心论”神话。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在《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中，更进一步揭示了“东方化的西方”，即“落后的西方”如何通过“先发地区”的东方，主要是通过伊斯兰世界传播到西方的中华文明，一步步塑造领导世界的能力。更早的欧洲学者，如英国的培根，清晰地描绘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传到欧洲是如何帮助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

丝绸之路的衰落成就了欧洲大航海时代，深刻影响了人类历史进程。弗兰科潘的丝绸之路历史研究对“西方中心论”的解构预示着，随着丝绸之路的复兴，不仅会改变人类历史的演进方向，而且会改变我们对人类历史的理解。这是笔者研究“‘一带一路’逻辑”的初衷。

如今，这个中心地带由于丝绸之路的复兴而变成名副其实的“世界岛”。丝绸之路的学问也变成了世界性学问，而不必在“大分流”“李约瑟之问”这些西方命题中纠结。

自从15—16世纪古丝绸之路中断后，欧洲人走向海洋，通过地理大发现殖民世界，开启所谓的全球化。然而，这是真正的全球化吗？这只是欧亚大陆作为人类文明中心地带衰落后，西方文明滥觞于世的托词。全球化的载体是海洋，海洋文明的逻辑成为普世逻辑。

欧亚大陆的振兴寄希望于互联互通。为什么要实现欧亚互联互通？工业革命起源于英国，几百万人口实现工业化，到了欧洲大陆上千万级人口，到了美国上亿级，如今金砖国家几十亿人在实现工业化，而我们还依赖近代以来欧洲人地理大发现所开凿的海峡、运河、航线，显然是小马拉大车；还依赖西方的概念、理论与思维看世界、看自己，显然是思想的侏儒。

在世界经济中心千年后回归东方之际，作为全球化中坚力量的中国，汲取历史的智慧，把脉全球化未来，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倡议的提出，表明中国已走出近代、告别西方——不再在追赶西方中迷失自己，而是在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之后，鼓励沿线国家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还原世界多样性。如仍然紧盯西方，竞争与风险不断加大。规避风险，引导合作，方向就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那里普遍缺技术、资金、基础设施，甚至还缺熟练工人，而中国有资金、技术，缺乏市场。中国国内产能过剩，而沿线国家正“嗷嗷待哺”。资金上，沿线国家缺贷款，而中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多达4万亿美元，按经济学家估计，实际上0.6万亿美元就足够了，剩余3.4万亿美元都应转化为投资基金。 改变购买美国国债、受制于美国货币政策的模式，就是加大对外投资，寻求海外市场。核心技术上，中国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但是中国的技术市场化能力是世界最强的。中国人口多、地形复杂，如果能把自己的基础设施建好，就也能把世界其他地方的基础设施建好。中国不仅能够建，而且还能够运行、管理。发达国家可与中国合作开发第三方市场。中国缺乏结构性权力的观念市场。“一带一路”着眼于产品、产业标准，尤其是新基础设施标准，大宗商品定价权，贸易投资规则的制定权，提升中国在新一轮全球化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一带一路”倡议可谓“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国际经济体系已经全球化，而世界政治结构还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这是全球治理的软肋。基辛格博士在《世界秩序》一书中写道:“评判每一代人时,要看他们是否正视了人类社会最宏大和最重要的问题。”“一带一路”能否成功，就看它能否解决人类社会最宏大和最重要的问题。“一带一路”就是在解决中国问题的同时解决世界问题，在解决世界问题的同时解决中国问题。

从人类文明史和全球化史看，“一带一路”倡议完全可成为国际秩序新理念的实验场。当今世界，正在形成三种秩序：

一是文明秩序，以“文明国”为基本单元。“一带一路”将人类四大文明——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串在一起，通过由铁路、公路、航空、航海、油气管道、输电线路和通信网络组成的综合性立体互联互通，推动内陆文明、大河文明的复兴，推动发展中国家脱贫致富，推动新兴国家持续成功崛起。一句话，以文明复兴的逻辑超越了现代化的竞争逻辑，为21世纪国际政治定调，为中国梦正名。“一带一路”所开创的各种文明共同复兴的秩序可称之为“文明秩序”。

二是国际秩序，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近代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开创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以主权平等为核心价值的国际体系，随着西方中心论的建立而演变为西方的国际秩序，全球化是其典型说法。直到“二战”后建立名义上以联合国为核心、实质以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虽经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挑战而未解体，维系至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今天，非西方的产出已超过西方，但非西方国家的国际话语权与政治权力仍然从属于西方。“一带一路”着眼于发达—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现代化 ，实现南北、南南平衡发展，推动国际秩序朝向更加公正、合理、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三是公民秩序，以公民而非国家为基本单元。《世界秩序》一书写道：“任何一种世界秩序体系若要持久，必须被视为是正义的，不仅被各国领导人所接受，也被各国公民所接受。”（ⅩⅦ页）当今世界，权力不仅在东移也在下移，各国都面临着社会化公民运动的内部压力，推动建立全球层面的公民秩序。“一带一路”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消除贫富差距、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五大发展理念”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打造包容性全球化。

文明秩序、国际秩序、公民秩序的三位一体，就是命运共同体，体现世界各种文明、国家、公民“寓命于运”及“寓运于命”的有机统一。文明的回归而非现代化，乃人类社会的归宿。唯如此，才体现世界多样性。

一句话，“一带一路”倡议着眼于沿线国家共同现代化、文明共同复兴及包容性全球化三大使命，着眼于打造文明秩序、国际秩序、公民秩序三位一体的命运共同体，让中国站在人类道义制高点。 InaoTCyJn3Hb596d7fLhVtzuuQE1xW/0wt1ote6HAgNiDaFAAFtK/6WHLKsztRe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