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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虽然统一中国，做了汉王朝的开国皇帝，但汉帝国到处是战乱所留下的创伤：田野荒芜，人民流亡，府库空虚，廪无积粟，百姓一贫如洗，没有积蓄，牲畜死亡殆尽。所谓“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正是当时社会经济凋敝的写照。
在刘邦登基为帝的那一年五月，“兵皆罢归家”，汉军将士大部分复员返乡。与此同时，汉高祖向全国发布了著名的“五月诏书”。这道诏书的要旨在于安定天下、恢复和发展生产、按军功授爵以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是西汉王朝建国之初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纲领性文件。
刘邦所发布的这道诏书，有以下十条要点：
一、对来自原山东六国的诸侯子弟出身的官兵，因安置地点不同而给予不同的免服徭役的优待。其具体实施细则是：凡留在关中地区的，因远离家乡而免除十二年的徭役；离开关中返回家乡的，免除六年的徭役。
二、令逃亡山泽者返回原籍，复故爵田宅，地方更不得刁难笞辱。自秦末以来，百姓因不堪秦朝暴政，“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者甚多；楚汉战争期间，百姓因不堪战乱之苦，“相聚保山泽”亦不在少数。天下平定后，这些身在山林沼泽之中、名不在户籍之内的离乡流民，其中包括地主在内，既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又不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也使国家难以对他们征收赋税和徭役。为使这批人成为汉帝国统治之下的“编户齐民”，刘邦下令他们一律返回本县本乡。为使他们返乡，国家向他们提出的保证条件是：恢复他们原有的爵位和田宅，对他们亡聚山林期间的非法行为一律既往不咎；地方官有向他们进行法制教育的义务，但不许对这些人进行刁难或者施加笞辱。“复故爵田宅”表明，汉承认秦代赐予的爵位，有爵位者在汉代仍享有同等的地位。
三、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一律免为庶人。战争期间因饥饿而卖身为奴者，不在少数。仅汉王二年关中地区大饥馑，就留下了一批因饥饿而卖身为奴的人。刘邦深知关中百姓为战胜楚军所付出的代价和做出的贡献太大了，因而他决心通过颁发诏书来解除这批关中子弟的不幸；同时，又增加了一批编户齐民，有利于恢复生产和增加税收，提供徭役，可谓一举而两得。
四、汉军官兵在大赦令律颁布后，一律赐爵为大夫。其实施细则是：大赦令下达后，汉军官兵凡无罪、无爵或有爵而不满大夫的，一律赐爵为大夫。在秦汉爵制中，大夫是第五等爵位。即凡汉军复员官兵除获罪者外，至少是获得第五等爵位。
五、原来享有大夫爵位的复员官兵，一律在原来爵位的基础上再增赐爵位一级。这显然是在凡复员官兵一律赐予大夫爵位法令基础上，追加的一条相应法令，使原享有大夫爵位以上的复员官兵，与原大夫爵位以下者一同享受恩赐。
六、凡具有七大夫爵位（第七等爵位）以上的复员官兵，皆可享受食邑。而秦制只有列侯（二十等爵位中最高的等级即第二十级）才可享有食邑。
七、凡享有七大夫以下爵位的复员官兵，免除其个人及全家所应服的徭役。
八、以七大夫（第七等爵位）、公乘（第八等爵位）为高爵，地方政府立即优先满足他们对田宅的要求，不得拖延不办。诏书中的“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表明，跟随刘邦转战南北的复员官兵，大多获得了高爵。
九、申“有功劳行田宅”的按军功授爵并赋予相应特权的法令，对地方上的郡守、郡尉、县令、县尉以往未能认真贯彻执行这一法令提出训斥，指出未从军的小吏都按爵位获得了如数的田宅，而有军功者尚未得以落实田宅，这是“背公立私”，责任在于“守尉长吏教训甚不善”。同时还敦促地方官员，今后要“善遇高爵，称吾意”。
十、自本诏令下达后，要进行察问。凡不认真执行此诏令的地方长官，要从重论处，即所谓“有不如吾诏者，以重论之”。
五月诏书以上的十条要点，包含两大方面的内容：一是令流民回乡生产，免除因饥饿而卖身的奴婢身份，这对扩大自耕农户的数量、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国家税收和服役人数、安定社会秩序等，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承认原秦王朝赐予的爵位在汉帝国享有同等的地位和特权，这对稳定刚刚建立起来的汉政权来说，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在采取这些措施稳定政局的同时，刘邦也在着手建立汉朝自己的政治制度。首先沿袭秦朝的制度，在中央设置三公九卿，即在皇帝之下，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别掌管政务、军事和监察，称为“三公”。“三公”之下，设有掌管国家军政和宫廷事务的“九卿”，分别是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和少府这九个部门的长官。
地方行政机构方面，除沿袭秦朝的郡县制外，汉初还分封诸侯，形成郡国交错的局面。郡县官制承袭秦代，封国官职仿照中央，县以下的基层组织仍为乡、里。这样就恢复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套统治机构。
同时刘邦还建立了比秦朝更为完备的武装力量。在中央设立南、北军，分别由卫尉、中尉统领，作为守卫皇宫和京师的常备军。在地方，有经过训练的预备军，根据地区的具体条件，分别设材官（步兵）和骑士（骑兵），这些预备队皆由郡守和郡尉掌管。常备军和预备军的兵员，都由郡国征调来的“正卒”充任。
由于人们对秦朝严刑酷法的深恶痛疾，刘邦在法律方面做了大的修改。刘邦入关之初，约法三章，只是临时措施。西汉政权建立后，刘邦令萧何根据《秦律》制定《汉律》。
除了在政治方面做了完善，君臣觐见之间的礼仪也做了修改。
刘邦是个不拘小节的人，早年懒散惯了，当了皇帝之后对秦朝那一套繁文缛节比较头疼，干脆一下就给取消了。于是，问题就来了。立国之初，跟随刘邦南征北战的人大都出身贫寒，上过学的人比较少，没有接受过礼仪规范的熏陶，而且整天脑袋别裤腰上出生入死，老觉得如今的刘邦还是当年那个跟自己一起睡帐篷的刘邦，君臣之间没有什么礼仪可谈。刘邦想开个会，结果话还没说两句底下就开始狂呼乱叫，甚至还有喝醉酒的，这让他非常恼火，可碍于面子又不好发火。这时候，轮到叔孙通上场了。
叔孙通原来是秦朝的一个博士官，反秦战争时先投奔项梁，后跟了项羽，然后又投降了汉。叔孙通发现刘邦很讨厌群臣在他面前这样毫无礼节，就提议为新朝制定礼仪制度。叔孙通对刘邦说：“礼制，本是根据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时事而有所变化的，夏、商、周三代礼制的继承和删节、增饰都是有差别的，这说明古今的礼制并不相重复。臣愿采纳古礼并同秦朝的礼仪相结合，来制定新的朝仪。”
于是刘邦就同意了，叮嘱他叔孙通要注意简单易学，不要太难做。叔孙通到鲁地曲阜一带先后找了三十多个儒生带回长安，又把刘邦身旁原有的书生以及自己的弟子合在一起，共有一百多人。叔孙通带着这些人制定了一套礼仪制度，在野外操练了一个多月，然后报告刘邦去验收成果。刘邦看了一会儿叔孙通等人的演习，感觉挺符合自己的要求，于是就下令施行这套礼仪制度。
汉高祖在亲身体验了这套礼仪以后，说了这样一句话：“吾今知天子之贵矣！”刘邦见叔孙通折腾出来的这套礼仪用着挺爽，当即提拔他为奉常（位列九卿之首），赏黄金五百斤。从此以后，叔孙通研发的这套朝会礼仪一直沿用，在历代王朝的宫廷不断重演，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和民族心理都产生了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