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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衣卫和东、西厂

在明朝,人们记忆最深刻的肯定就是它的恐怖政治。作为恐怖政治的“代言人”——锦衣卫与东厂、西厂,则更是有名。长久以来,人们对这三个机构的历史和职能等都似懂非懂、不懂装懂,以至于在很多宫廷剧中,常常把它们当作“幕后黑手”等随便地搬来搬去。事实上,锦衣卫和东厂、西厂是有很大区别的。

按照锦衣卫、东厂、西厂设立的时间顺序,先说说由朱元璋建立的“锦衣卫”。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决定改革禁卫军,建立了12个亲军卫,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锦衣卫”。

锦衣卫,其前身是朱元璋设立的“拱卫司”,后来才被改为“亲军都尉府”。锦衣卫的首领称为“指挥使”或“指挥同知”、“指挥佥事”。这一职务一般是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才有资格担任。因为这个职务直接向皇帝负责,所以很少由太监来担任。

锦衣卫的主要职能是“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看得出来,锦衣卫也有两个截然不同的“部门”。传统意义上的“禁卫军”与负责执掌侍卫、展列仪仗,并随同皇帝出巡的“锦衣卫”几乎没什么两样。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是“大汉将军”。这些人虽然被称为“将军”,但也只是有名无权。这些所谓的“将军”每天只负责在殿中侍立,并替皇帝传达命令,兼做“保镖”的工作。说得更直白些,他们就是一个个矗立在皇宫大殿上的“桩子”。当然,这些“桩子”也非等闲之辈,一般都是人高马大、体格强壮、声音宏亮的人。从长相上看颇有威严,对不了解明廷实情的人还有震慑作用。既然如此,朱元璋建立锦衣卫的初衷是什么呢?其实,起初他只是让锦衣卫卤簿仪仗,后来由于他大开杀戒、大肆屠戮诸多功臣,才觉得传统的司法机构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使用起来实在不顺手,于是便将锦衣卫的保卫功能发挥了起来,使其成为皇帝的私人“警察”。

锦衣卫的另一项著名的职能就是“执掌廷杖”。廷杖制度开始于明朝,是皇帝在朝廷上杖责犯错的臣下实行的一种酷刑。一旦哪位官员运气不好,无意中触怒了皇帝,就会被加以廷杖。最接受不了的是,在行杖之前,那个人会被扒去官服,双手也被反绑着,被押至行刑地点“午门”,当时的午门就是皇帝处置官员罪犯的行刑场地。这时候,司礼监掌印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一左一右早已严阵以待。受刑的人呢?随着一声令下,硬邦邦的棍棒就恶狠狠地落在了他们的大腿和屁股上。为了不让受刑者出现意外,对行刑者的要求也十分严格,必须得是受过严格训练的、技艺纯熟的,能够准确掌握受刑人生死的人。

直到洪武二十年(1387年),由于朱元璋看到了锦衣卫的种种弊端,便决定废除锦衣卫,下令焚毁了锦衣卫的所有刑具,所押囚犯统统交给刑部审理。同时,还下令内外狱全部归三法司审理。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朱元璋彻底废除了锦衣卫。明成祖朱棣即位之后,锦衣卫又得以恢复,并由北镇抚司专门处理诏狱。有明一代,锦衣卫便一直存在。

再来说“东厂”,它是历史上最早设立的国家特务情报机关。东厂的首领称为“东厂掌印太监”,也称“厂主”和“厂督”,是宦官中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它的设立者是明成祖朱棣,他在发动“靖难之役”并夺取了侄子的皇位后,精神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对于即位不久的朱棣来说,巩固政权最为重要,他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专制机构,但他觉得设在宫外的锦衣卫派用起来很是不便。于是,他决定建立一个新机构。在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的过程中,发现这次起兵倒是一些宦官费了不少力,做了不少贡献(比如郑和)。所以,在他看来,还是宦官比较可靠,而且他们常年身处皇宫,派用起来也方便一些。

刚开始的时候,东厂的任务就是负责侦缉和抓犯人。他们没有审讯犯人的权力,即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抓到了嫌疑犯,也是要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审理的。但是到了明末,东厂发展还算不错,也有了自己的监狱。自此,东厂的侦缉范围开始变得更广。比如,朝廷会审大案、锦衣卫北镇抚司审问重犯,东厂都不会缺席,都要抽出空儿来去听审;朝廷的各个衙门都有东厂人员按时坐班,监视官员们的一举一动;一些重要衙门的文件,比如兵部的各种边报、塘报,东厂都不肯放过,都要一一查看;甚至连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包括柴米油盐的价格,也得让东厂亲自过过目。东厂为何如此被器重呢?只因东厂厂主与皇帝的关系不一般,又身处皇宫大院内,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也正是这个原因,在与锦衣卫的关系上,东厂则是后来者居上,逐渐由平级关系变成了上下级关系。东厂拥有炙手可热的权力,以至于各级官员甚至朝中大员,都以能结交他们为幸事。而最先设立的锦衣卫指挥使,见了东厂厂主还要下跪行礼,这让他们着实有些费解。

最后说“西厂”,它的全称是“西缉事厂”,是一个“短命”的特务机构,前后只有两任提督,分别是汪直和刘瑾。西厂的成立,真的只是一个偶然。明宪宗成化十二年(1476年),曾出现过一系列奇异事件,先是在京城内出现了“妖狐夜出”的神秘案件,导致了西厂的诞生。紧接着,又出现了一个叫李子龙的“妖道”,他以旁门左道蛊惑人心,还网罗了很多太监,意图明显不简单。他在朝中有很多亲信,在亲信的推荐下,他才有机会进入深宫。有人注意到,李子龙自进宫后,总是在万岁山等地转悠。没过多久,运气不好的他就被锦衣卫校尉发现有弑君的嫌疑,之后就被斩杀了。

当时,年轻有为的明宪宗朱见深知道有人要暗杀他的事情后,总觉得他身边布满了杀机,以至于每天都担惊受怕、疑神疑鬼。他想尽了各种自保的办法,后来想到先了解宫外民臣的动向。于是,他命令宦官汪直从锦衣卫中挑选一些人,乔装成平民,然后出宫伺察。殊不知,这个乔装成平民的“侦查”活动,终究是成不了大气候的。

成化十三年(1477年),朱见深为了加强特务统治,便在东厂之外增设了西厂,并与东厂、锦衣卫合称为“厂卫”,其手中的权力超过了东厂。西厂的成立,本来只是为了替皇帝探听消息,但自私自利的汪直为了能够升官发财,见孔就钻、无孔不钻,开始拼命构置大案、要案,办案的数量和速度远远超过了东厂和锦衣卫,前景可谓是一片大好。对于普通百姓,他们的一言一行只要稍不注意,就会被西厂以“妖言罪”进行处置,这让百姓怕极了西厂。在这种情况下,西厂仅仅存活了5个月,就已经弄得朝野上下提心吊胆、人心惶惶。这时候,以大学士商辂(就是那个“连中三元”的人才)为首的辅臣在一起商议,最后决定集体上书,向明宪宗陈述西厂的危害以及汪直犯下的所有不法之事。朱见深收到奏章后,气急败坏之下撤销了西厂,这还不够过瘾,他还遣散了西厂的所有成员。

但是,没有西厂的日子总是让朱见深觉得少了点什么。在这时候,又出现了另一个奸臣,名叫戴缙,他的名字曾被《中国人名大辞典》收录。他得知朱见深的心思后,便主动上书,吹捧汪直是个好人,而且很能干。朱见深听完非常高兴,又立刻恢复了西厂。掐指一算,发现西厂的废除与恢复只相隔了一个月的时间。

西厂恢复后的五年中,汪直又领导手下人办了无数“大案”。在此期间,他依然死性不改,对曾经反对过他的朝臣,比如商辂、项忠等人都怀恨在心。终于在他的计谋下,将他们一个个铲除了。可以说,他当时的权势已经达到了极点。但也正应了那句俗话“物极必反”,汪直风光了这么些年,权力也一直在膨胀,他的种种行为再一次引起了朱见深的怀疑和警觉,开始慢慢削弱汪直的权力。成化二十年(1484年),汪直领兵失败了,朱见深一怒之下罢黜了他的职位,并把他赶出了京城,西厂也因为没有首领解散了。过了没多久,汪直便在失意中死去了。

等到朱见深的孙子朱厚照即位后,大太监刘瑾手握大权,宦官的势力再度兴起,西厂也被再次恢复,并让太监谷大用当了首领。更让人觉得好笑的是,西厂与东厂虽然都由刘瑾一个人掌管,但是它们之间却不是合作关系,而是互相争权夺利。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刘瑾又自建了一个内行厂,由他自己当领导,其职能与东、西厂没什么两样。一时间,明朝出现了锦衣卫、东厂、西厂、内行厂四大特务机构并存,天下开始骚动起来了。一直到刘瑾倒台的那一年,朱厚照才下令撤销了西厂和内行厂。就这样,西厂作为一个临时机构,在历史上永远消失了。 r3ISuWEZ4MbpCX/lwHEjTAz70ICE66wPJeKyLwbJL5D2Ca9SurIp604XzCFwwUUM



胡蓝之狱,千古奇冤

明初的“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历史上被合称为“胡蓝之狱”。朱元璋也是借这两个案件,大开杀戒。当时的他,本着“宁可错杀一百,绝不放过一个”的原则,将明初的诸位开国功臣屠戮殆尽。在他掀起的一次次反贪风暴中,虽然惩处了不少贪官,但也有不少无辜的人受牵连。

从洪武十三年(1380年)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的14年间,受株连被杀者足有45000余人。究竟是谁赐予的力量,让朱元璋能够如此不顾一切地去诛杀那些大臣们呢?可以说,正是因为他曾经在社会的最底层生活,让他从那时起就下了“不整治官场不罢休”的决心。

“胡蓝之狱”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胡蓝之狱”其实是由明初的两个功臣——胡惟庸和蓝玉所引发的震惊朝野的案件,在这次案件中,受牵连的人数以万计,也是朱元璋滥杀开国功臣的政治案件。可是,朱元璋为何要如此大开杀戒呢?我们先从两大案件的主角胡惟庸、蓝玉说起。

胡惟庸,是明朝第一个丞相李善长的亲戚。“胡惟庸案”发生的直接导火索,是历史上所记载的“云奇告变”。早年的他,时常随朱元璋起兵,曾历任元帅府奏差、宁国主簿、知县、吉安通判、湖广佥事、太常少卿、太常卿等职。洪武六年(1373年)七月,经亲戚李善长的极力推荐,他被任右丞相,约至十年进左丞相,深得朱元璋的赏识和信任。胡惟庸当了丞相后,他的狐狸尾巴就渐渐露出来了,不仅飞扬跋扈,而且还想独掌生杀大权。更过分的是,他竟敢私自偷看大臣们呈给皇帝的奏折,对那些不利于自己的奏折就偷偷藏起来不去上报。对于官员的生杀升黜,他也经常不经奏报而独断专行。这都不算什么大事,他还嚣张到在朝廷中培植私人势力、拉拢军界。比如功臣吉安侯陆仲亨和平渡侯费聚,他们两个人曾经都受到过朱元璋的严厉谴责。后来他们便与胡惟庸密切往来,胡惟庸的队伍在一天天壮大,他又和御史大夫陈宁结为死党。短短的时间内,他就成立了一个文臣武将齐集的“小集团”。朱元璋知道此事后深感不安,深怕有一天会影响到自己的皇权,于是开始慢慢疏远胡惟庸。

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终于以擅权枉法的罪名,斩杀了胡惟庸,并屠灭三族,就连其党羽也没能逃过,一共诛戮了一万五千多人,以泄心中之愤。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功臣太师李善长等人也以与胡惟庸“交通谋反”被赐死,家属也因此受到了连累,七十余人全部被斩杀了。还有著名儒臣、文学家宋濂也因受孙子连累,全家都被贬到了四川,他自己也病死在途中。此案延续了10年之久,前后被杀的几十家王公贵族,大概有30000多人。

再来说蓝玉,濠州定远(今属安徽)人,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妻弟。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蓝玉率领十五万大军出塞追击蒙古军队,直至捕鱼儿海,总共俘获七万七千余人,凯旋而归、风光无限。因其战功赫赫,后来被封为凉国公。看得出来,蓝玉的确是一个卓越的将领,也是洪武后期最重要的一位将领。他虽然没有胡惟庸那么阴险狡诈,但也不是个安分守己的主儿。说起蓝玉的为人,可以用十二个字概况:为人骄横、霸占民田、广蓄庄奴。北征之后,他曾在半夜毁喜峰关,引起朱元璋的强烈不满,这一次朱元璋忍了。后来,他又私自霸占元朝皇帝的妃子。他犯的这两件事都是大逆之事,是对皇帝的大不敬,这对于如此看重自己地位的朱元璋来说,蓝玉就是在挑战他的底线。可是没想到朱元璋还是再一次忍了。又有一次,朱元璋派他与冯胜、傅友德这两个大将去征战云南,等回来以后,冯胜、傅友德他们两个人都被封为太师,蓝玉自己却只是被封为太傅,蓝玉为此很不满意,觉得不公平,见人就怨声载道,朱元璋对此也不曾理会。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蓝玉的好日子终于到头了,他密谋谋反,早被锦衣卫指挥将领蒋献发觉,在严刑拷打之下终于立了案。蓝玉下狱后,狱词称同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定远侯王弼、东莞伯何荣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谋反,拟乘朱元璋籍田时发动叛乱。随后,朱元璋便族诛蓝玉等人,并株连蔓引。不但蓝玉全家被杀,受此案株连被杀的高官,仅列入《逆臣录》的就有一公,十三侯,二伯,共25000人。

通过“胡惟庸案”,朱元璋达到了一个目的,那就是废除了丞相制。毫无疑问,如此肯定大大加强了皇权。加之“胡惟庸案”的发起者就是朱元璋自己,最终获益的肯定也是他。再加上“胡蓝之狱”受害牵连的侯伯大臣们,如果他们是真心想反,被抓的时候为什么又没有做反抗呢?殊不知,这都是朱元璋想要加强皇权的最有力表现,比如分割大都督府为五军督府、削减中书省权力等等,都是朱元璋在为自己做事。当然,这对于没有安全感、疑心重重且生性残暴的朱元璋来说,大肆斩杀功臣也许是他当时想到的最干净利落的办法了吧。 rnCHXAJoo25tnqE3YF0/dmh05Lyztz/Qt/snlfbvO4/PsBXOYSxgubWa0l/3J/nG



空印案与郭桓案

明朝初期,贪官污吏遍地横行,社会随之形成了一种腐败现象。社会腐败,遭殃的只有百姓。对于这一点,没有一个人比朱元璋更有体会。为了整顿吏治,为了改变这一切,朱元璋在政治领域策划了“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在经济领域实行了“空印案”和“郭桓案”,这些案件给人们的影响颇为深远。因为朱元璋始终相信,“风雨涤秽之后,将是一片朗朗晴空”。于是,他便有了与民更始的决定。

“空印案”,发生在洪武九年(1376年)。此案与胡惟庸案、郭桓案、蓝玉案,统称“洪武四大案”。要了解“空印案”,必须要先了解何为“空印”?所谓“空印”,说白了其实就是在空白的信笺或文册上预先盖上印章,在需要用的时候,再填写上具体详细的内容。这种预先盖好印章的信笺或文册,就被称之为“空印”。在元朝的时候,空印就已经存在了。洪武以后,相沿未改,也一直没有被朝廷明令禁止过。

国有国规,明朝当然也有自己的规定。每年各布政司、府、县都要向户部(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呈送钱粮及财政收支、税款账目。其中,户部与各布政司、府、县的数字都要完全一致,必须分毫不差,才可以顺利结项。如果有一点儿对不上,一旦被查到,整本文册都要被驳回,并立即宣布作废,然后重新填报。除此之外,呈送人还要返回原地方,盖上原衙门的印章,这样才算有效。但是每次都要这样做,实在是有点太麻烦。于是,朝廷的官员们为了能够在实际运作中避免来来回回折腾,为了省事儿,在进京(南京)时就携带多份已经盖好了本地公章的空白报表,以便在与户部反复核对数字时,一旦需要返工,就可以在京城就地填报,省去了不少麻烦。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过了没多久,“空印”的秘密事件就被朱元璋发现了。朱元璋首先想到的就是他至高无上的皇权,竟然被人们如此不放在眼里,并一再认定这是官员们相互勾结、徇私舞弊的惊天大案,必须要严惩不贷。于是,这位平日里缺少财政财务常识的皇帝便龙颜震怒,一声令下,要将全国13个布政司、153个府、234个州、1171个县的大小官员,不论清贪良莠全部以“欺君”的罪名处死;副职以下的官员鞭打一百大棍,充军或者流放远方。一时间,如同黑云压城,人们惊恐不已,即使是当时的丞相、御史也不敢前去进谏,这就是著名的“空印案”。

“郭桓案”,发生在洪武十八年(1385年),在明朝属于一起重大的贪污案件。当年3月,经诸位御史们商讨策略,决定状告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李彧,提刑按察使司官吏赵全德,户部侍郎郭桓、胡益、王道亨等人徇私舞弊、处事不公。尤其是贪财的郭桓,在收缴浙西秋粮时,暗地里和地方官黄文通、奸吏边源等人勾结,合伙贪污,把军用粮库里的三年的积蓄盗了个精光。更不可思议的是,他还利用职权和12个布政使司的官吏也勾结起来,盗卖仓库里的粮食。就这他还不肯收手,又和管理储存金银钱钞的府库官员合伙,偷盗金银和钱钞。

好景总是不长,纸里哪能包得住火呢?有人私下里把郭桓等人的不光彩之事汇报给了朱元璋。当即,朱元璋就下令逮捕了他们,并对他们十几个人进行了严刑拷问。没想到的是,这件事居然牵涉到了礼部尚书赵瑁等人。据刑部的人统计,发现那一群人除了侵吞大量的宝钞金银外,贪污的税粮及鱼盐等即折精米2400余万石,这可是个十分惊人的数字,因为这个数字几乎与当时全国秋粮的实征总数是一致的。不用多说,也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吧?朱元璋更是火冒三丈,下令将赵瑁等人弃市,并处死了从户部左右侍郎以下到各布政使司官吏共计3万余人,追回赃粮700万石。由于此案牵连到全国各地无数富户豪绅,尤其是江苏、浙江一带的那些豪门大族。因此,受此案牵连而遭杀身大祸和破产的不计其数,真不愧是明朝四大案之一。

短短数月,朱元璋斩杀了不少贪官污吏。虽然他们不是枉死,甚至可以说死得理所应当,但那毕竟都是一条条活生生的命。朱元璋担心因为此案,会引起当地百姓的躁动不安。于是,他下诏要“大赦天下”,承诺对于此案绝对不再追究,紧接着又安抚了地方官僚和官吏,就这样结束了它的蔓延。但是,为了进一步防止贪污案件的发生,朱元璋又亲自编写了《大诰》,其中不少法律就是针对贪官污吏的,看得出他是动了真格的。经过朱元璋如此大张旗鼓的整治,贪赃枉法的事情倒真是少了许多,同时吏治和社会风气也有了一些改变,朱元璋对自己的政绩很是满意,但是他还想做到更满意。

“郭桓案”发生没多久,朱元璋为了更加有效地加强治贪方面的手段,又制定了严厉惩治经济犯罪的法令,并在全国财政管理上实行了一些有效的措施,并且把记账的汉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改为“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陌、阡”。后来,又把“陌”和“阡”改写成“佰”和“仟”。在重典和防范的双重作用下,再也没有发生过此类的贪污行为,也因此保护了一大批的官吏。自此,汉语数字就被正式改成了大写,一直沿用到现在。可以说,这是老祖宗留给人类的一份反腐败的遗产,也是一个永远的警钟。 rnCHXAJoo25tnqE3YF0/dmh05Lyztz/Qt/snlfbvO4/PsBXOYSxgubWa0l/3J/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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