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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醒来的时候满脑子都是卡西迪·克努森，我是不是昨晚梦见她了？还是昨晚我们尴尬的交谈之后，她来了，就站在那儿，在晨曦里？她接克里斯电话的声音一遍遍地在我耳边回荡，那个活泼的声音“嗨，海蒂”就像在黑板上钉钉子一样尖锐、刺耳，令人愤怒。
上班的路上，我克制自己不去想女孩和她的孩子，但是谈何容易。在火车上，我尽最大的努力强迫自己专注在借来的那本科幻惊悚小说上，而不是眼巴巴地对着脏车窗，期待着军绿色外套的出现。中午，我约了一个同事共进午餐，没有去图书馆。尽管我特别想去，我想到文学通道里去寻找她。我担心她和她的孩子，不知道她们睡在哪里，吃了什么。我冥思苦想如何帮助她们，是像对待游荡在图书馆旁边的那个黑牙老妇一样给她钱，还是介绍她去一家城里的妇女收容所呢？就这样，我决定了，我要找到她们，然后送她去凯兹路的收容所，她们在那里才是安全的。只有这样，我才能不去想她们。
我准备忙里偷闲把这件事情搞定——结束和同事的午餐——这时电话响起来，是我亲爱的朋友詹妮弗打来的回电。我和同事告别，回自己的办公室。接通电话的时候，我暂时把女孩和婴儿抛到了脑后。
“你拯救了我。”我说着“扑通”一声跌坐在椅子上，又硬又凉，一点儿也不符合人体学的设计。
“怎么说？”詹妮弗催促着。
“厌世嫉俗。”我用法语回答。
“你能说英语吗？”
“厌世。”我说。
我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镜框，里面装着詹妮弗、泰勒、佐伊和我的合影。照片上的她们笑得阳光灿烂，双眼炯炯有神。那是四年前姑娘们八岁的时候，我们在路边的照相亭拍的。那时她们还能接受和妈妈一起出现在公共场合。她们分别坐在我们的腿上，泰勒的眼睛很大但是带着哀怨，微笑的时候有一点儿撇嘴，佐伊在她旁边；我和詹妮弗的头紧紧贴在一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都在照片里。
詹妮弗离婚多年。我没见过她的前夫，不过从她的描述中得知那个男人冥顽不化、脾气暴躁、情绪不稳定，所以他们争吵不断，詹妮弗总要睡在客厅的沙发上（他的前夫死赖在床上不走）。
“泰勒还没到青春期，是不是？”我直言不讳地问她。有知己是件幸福的事。不需要措辞，不需要提炼，怎么想就怎么说。
“你什么意思？是指月经吗？”
“对。”
“还没有，谢天谢地。”她回答，听到这个消息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然而，我爱钻牛角尖的弱点又一次暴露出来，接着问道：“你认为她们是不是该到了？”我在不同的网站查到月经可能提早到八岁，最迟在十三岁，但是同时也查出月经通常比胸部发育晚两年左右。佐伊，十二岁了，胸部还像煎饼一样平展。“她们没有滞后于时间表或者其他什么问题吧，是吧？”
詹妮弗听出了我的焦虑。她是社区医院的营养师。我所有关于医学的问题全都找她解决，就跟她工作的医院授予了她一个免费医疗学位似的。“这不是大事，海蒂。她们会按照自己的节奏成熟的，没有什么时间表。”她安慰我，然后提醒我说我无法控制佐伊的青春期。“我知道你肯定会做，”接着她刺激我，“因为你一直在做。”只有最好的朋友才有这么直白的表达。我笑出声，我知道她说得对。
然后，我们的话题转到春季足球赛。我们讨论姑娘们对艳粉色队服的看法，纠结“幸运符”是否适合做十二岁女生的队名，还有女孩们对教练的迷恋。教练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大学男孩，他没把球队命名为洛约拉 4 。所有的妈妈都觉得山姆教练好得不得了。我和詹妮弗滔滔不绝地聊着他茂密的棕色头发、漆黑迷幻的双眼、足球运动员练就的力量和敏捷，还有小腿上的肌肉，好像我们从来没见过似的——佐伊青春期的苗头、女孩、婴儿统统被挤出局。我们又聊起男孩，青春期前的男孩，比如奥斯丁·贝尔，所有女孩的偶像。佐伊和泰勒也不例外。詹妮弗诚实地说起泰勒的笔记本上有奥斯丁·贝尔夫人潦草的签名，而我则想起佐伊苍白的胳膊上粉色的纹身Austin，i 5 的上方覆盖着一颗心。
“我那个时候喜欢布莱恩·拜彻尔，”我坦白地说，我记得他的头发优雅地竖在头上，眼睛一只是蓝色的，一只是绿色的。他从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地亚哥，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转学到我们中学，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敬佩的事，再加上他会跳舞，无论是简单的摇摆舞，还是煽情的，或是奔放的，他都能跳起来。总之，他是所有男孩嫉妒的对象，所有女孩崇拜的偶像。
我记得当年邀请他作为我的第一个男伴参加聚会，可是他拒绝了。
我想了想佐伊，又想了想泰勒。也许，我们的孩子根本没什么特殊。
有人敲门。我抬起头，是我们优秀的前台接待达纳，她示意我去给一个二十三岁的妇女上辅导课。她最近刚刚获得夹在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南亚小国不丹国的庇护。她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尼泊尔附近的难民营度过，住在搭在泥地上的竹棚里，依靠配给食物生存。她父亲自杀以后，她到美国寻求庇护。
我捂住电话，低声告诉达纳我马上过去。“工作了。”我对詹妮弗说，然后我们再次确认今晚佐伊去她家和泰勒一起睡。今早，佐伊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欣喜若狂，她甚至在跑进学校之前才想起来和我说再见。
一天浑浑噩噩，时间慢悠悠的让人难以忍受。外面的雨也变得轻飘飘的，天际线还是灰蒙蒙的，臃肿的云层吞没了摩天大厦的高顶。终于到五点钟，我和同事告别后乘电梯下楼。我几乎没有在五点下过班，但是在这样一个晚上——佐伊出去过夜、克里斯的飞机晚点要到十点才能回来——我要享受一个人在公寓的时光，这样简单的幸福是可遇不可求的。我盼望着能够穿着温暖舒服的睡衣惬意地躺在沙发里，独自一人看一场言情片，还能一边看一边吃掉整袋的爆米花，自始至终只有我一个人（没准，还要加一勺巧克力薄荷冰激凌！）。
头顶的积云开始变薄，太阳艰难地在云缝间完成了美丽的谢幕。空气凉飕飕的，不到4摄氏度，起风了。我戴上皮手套，用围巾裹住头，和晚高峰的人群一起奔向“Ｌ”站台。我挤进拥挤的车厢，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和其他人贴在一起。列车随着高低起伏的轨道咔嚓咔嚓地蜿蜒前行。
我在富勒顿站下车，小心翼翼地走下湿滑的台阶。我旁边的一个家伙点着一根烟，空气中顿时充斥着烟草的气味，这股气味停留在我的记忆里，勾起了我的乡愁。小的时候，我和家人住在克拉夫兰郊外一座20世纪70年代殖民地的房子里，我妈妈最喜欢它贴着海绵的彩色墙壁。我爸爸抽红色万宝路，每天半盒。他在车库里抽烟，从来不在房间里，因为妈妈不允许。他的毛孔里、衣服上、头发里、双手上都散发着烟草的芳香。车库里烟味聚集不散，妈妈总是抱怨烟味从厚重的金属门里渗出来，飘进了那洁白无瑕的厨房——白色的橱柜、白色的灶台、白色的冰箱和一张敦实的餐桌。早上，爸爸起床后，一定会在五分钟之内端着咖啡、拿着红色万宝路溜进车库。他回来的时候，我应该坐在餐桌旁吃可可泡芙，他肯定看着我、带着最迷人的微笑（我知道妈妈嫁给爸爸是抓住了一个好人）告诉我永远不要吸烟，他常说：“一定不要抽烟，海蒂。永远不要。”然后，他洗手，和我坐在一起吃可可泡芙。
下楼梯的时候我一直在想爸爸，手情不自禁地摸着挂在脖子上的金色婚戒。手指抚摸着戒指内圈上的刻字：永远的开始。
有那么一刹那，我几乎看见他了，在那儿，在拥挤的人群中，爸爸穿着工装，一手插兜，一手夹着红色万宝路，笑呵呵地看着我。他的裤子上挂着一把锤子，头上戴着棒球帽，上面印着“克利夫兰印第安人”。他总是顶着一头乱蓬蓬的棕色头发，被妈妈催促才去修理一下。
“爸爸。”我差一点儿喊出来，但是他消失了，和来时一样让人猝不及防。我晃晃脑袋，清醒了。这一切都不可能。
也许，有可能？
当然不可能，我确定。
于是，我在这熟悉的致癌的气味中深深地吸气，感受它又不想闻到它。突然我听见婴儿的号啕大哭。我的脚刚刚迈上人行横道就被那个声音勾住了脖子，我本能地四处张望，寻找声音的来处。
我看见她在那里，坐在高架桥的下面，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她坐在冰凉潮湿的水泥地上，后背贴着砖墙，身旁是报摊和恶臭的垃圾桶，脚边是深陷的水坑。她摇晃着怀里的婴儿，孩子哭闹不止。她的动作有些急躁，一个伤心欲绝的孩子让母亲有瞬间的疯狂之举。佐伊小时候很爱哭，无休无止地哭闹。我可以想象出女孩眼里的心灰意冷和无力抵挡的心力交瘁；但我不能想象她在这样一个寒冷的春日里出现在黄昏的街头；我无法想象她绝望地向行人伸出湿漉漉的咖啡杯（很可能来自旁边的垃圾桶）乞讨，路人瞥一眼，把零钱扔进她的杯子。二十五美分、一小把硬币，似乎每一分零钱都能拯救这个女孩的命运。有那么一会儿，我感觉无法呼吸。这个女孩就是个孩子，她的孩子还是个婴儿。没有人应该遭受这样的命运，身无分文、无家可归，尤其是一个孩子。我的脑子里迅速浮现出婴儿用品和尿片的巨大开销，我知道如果她买了尿片就绝没有钱留给自己、留给食物、留给住所、留给带着艳丽金色雏菊的雨伞。
我差点儿被从“L”线涌来的人群撞倒。我慌忙闪到一边，避开那些有月薪、赶着回到温暖干爽的家里去做饭吃饭的人。我走不动。我的脚被钉在人行道上，我的心跳加速。婴儿号啕大哭，撕心裂肺、惨不忍闻，完全失去控制。这牵扯着我的神经。我注视着女孩，注视着她歇斯底里的晃动，听见她伸出杯子时有气无力地挤出几个字：“求求你，帮帮忙。”
她在请求，我对自己说。她在请求帮助。
无动于衷的人们继续赶路，冷漠地往她的杯子里扔零钱。那些零钱即使不在这里，也有可能毫无用处地躺在洗车房、柜台或者书架的粉色陶瓷小猪里。
走近她的时候，我感觉到自己在颤抖。她抬起头，我们四目相视，可是她随即避开，反而递上手里的杯子。她的眼睛暗淡无神，透着疲惫和悲伤。面对那双眼睛，我有瞬间的迟疑，几乎要停下脚步。冰冷的蓝色，矢车菊般的蓝色，浮肿的眼皮上画着浓浓的眼线，太粗太深。我想逃离。我计划在她的杯子里放下二十美元以后继续走自己的路。二十美元远比一把零钱更货真价实。如果节省地花，二十美元足够她吃一周。我在迟疑的时候这样劝慰着自己。但是，我猛地意识到她很可能会先给婴儿买美赞臣奶粉，而不会满足自己。她瘦得像根麻秆、皮包骨头，佐伊和她比起来像颗菜豆。
“我帮你买份晚饭吧。”我唐突地说，但是我的声音轻飘飘的，有些抖，几乎被淹没在城市的喧嚣中：出租车对着富勒顿站台来来往往乱穿马路的行人大肆鸣笛；头顶上方，紧随广播声“乘客们请注意，从卢普区开来的列车即将进站”，棕线列车冲进站台；婴儿啼哭；行来走去的人，对着手机高谈阔论或者笑声朗朗；夜幕降临，被人们淡忘的雷声滚滚而来。
“不用，谢谢。”她回答，语气里带着一丝哀怨。对她而言，扔下钱然后转身离开更容易接受。也许，此刻是这样的，但是当她被饥饿掏空、在婴儿的号哭中崩溃的时候就不一定了。她站起来，提起箱子，左右晃动怀里的婴儿。
“这样，”我脱口而出，我知道她准备逃走，“有时候可以让他们趴着，像这样。”我用手比画着。“可以缓解肚子疼。”她看着我的手从竖直到水平的变化，点点头。我进一步补充道：“我也是妈妈。”她上下打量我，想知道我为什么不走开，像其他人那样，扔下零钱然后离开。
“有一个收容所——”我切入正题。
“我不需要。”她打断我。我想象着收容所里面的样子，数不清的简易床，一字排开。
她的表现出乎意料地强硬、坚定、抗拒。不知道她的内心是否也同样强硬。她穿着同一条破牛仔裤、同一件军绿大衣，同一双系带靴子，肮脏、潮湿。她的卷发油污污的很久没洗过了。她有多长时间没有洗过舒服的热水澡，睡个安稳的好觉了？我看见婴儿也是脏兮兮的。
我把她想象成佐伊，孤单一人，流浪街头，无家可归。外表活泼莽撞、内心敏感谨慎的佐伊在“L”沿线乞讨。还没进入青春期的佐伊，可能三年或者四年以后就会有她自己的孩子。这纯粹的假设让我忍不住想哭。
“让我帮你买晚餐吧。”我又说了一遍。但是女孩已经转身离开，婴儿别扭地趴在她的肩膀上，烦躁不安地扭动着幼小的身躯。我的心情跌入谷底，拼命地想要做点什么。但是女孩离我越来越远，淹没在富勒顿如潮的人海车流中。“等一等，”我听见自己的声音，“请停下来。等一等。”可是她没有。
我摘下自己的包放在浸水的便道上，做了我能想起来的唯一的一件事。在富勒顿和霍尔斯特德拥堵的十字路口，我脱下带衬里的雨衣，趁她在焦急地等待绿灯过马路时，我把雨衣盖在婴儿身上。她厌恶地看了我一眼。
“你要——”她质问我。我退后两步，这样她就不能阻止我了。我穿着短袖束腰外衣和单薄的紧身裤，寒流冲刷着我赤裸的胳膊。
“我会在斯特拉之家等你，”绿灯亮起的时候我说，“如果你改变主意的话。”然后，我目送着她随人流走过富勒顿路口。斯特拉之家24小时提供全美各地的美食，绝对的亲民和实惠。“在霍尔斯特德街！”我在她身后喊，她在马路中间停下来，回头看我，她的身影在川流不息的车辆中模糊不清。“在霍尔斯特德街！”怕她听不清，我又喊了一声。
我一直站在路口，直到在人群中再也找不出一点儿军绿色，直到再也听不见一声婴儿的啼哭。一个女人撞了我一下，我们同时道歉：“对不起。”我搂着自己的胳膊，瑟瑟寒气让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丝不挂——没有春天的样子，倒更像秋天——然后，我拐进霍尔斯特德街，快步走向斯特拉之家。我不知道女孩会不会出现，不知道她是否能找到，也不知道她到底有没有听见我的话。
我一头扎进熟悉的小店，老板娘热情地打招呼：“怎么没穿外套？你会冻死的。”她黄褐色的眼睛上下打量着我——蓬乱的头发和与天气不相称的单薄衣服——我手里攥着一个昂贵的、填棉的紫色佩斯利手提包，仿佛宣告着我不是流浪汉，我有家。可似乎无家可归并不是流浪汉的唯一标志，除了缺衣少食，没有住所或干净的衣服，还有贴在流浪汉身上的可怕的、耻辱的标签：懒惰、污秽、瘾君子。
“一个人？”老板娘——一个风姿绰约的女人，雪白的肌肤、杏核眼——问我，我回答：“两个。”一直心存希望。她把我领到转角处，能看见霍尔斯特德街的圆桌边。我点了一杯加奶和糖的咖啡，然后就一直盯着窗外，看着路人奔波：城市佬们走在每天下班回家的路上；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赶着去林肯路大学生酒吧街，他们的笑声透过漏风的窗子传进来。我喜欢追随着这些在窗子前缓慢流淌的平庸的都市生活，我喜欢观察人。穿炭黑色西装、脚踩几千美金一双鞋的有钱男人，穿着二手店衣服的邋遢文化崇拜者，推着时髦婴儿床的母亲，招呼出租车的老头，这些人摩肩接踵。但是今晚，我几乎一个也没看到。我全神贯注地搜寻那个女孩的身影。我一次次地以为自己看见她了。我以为她的发丝飘过眼前，我认定是她浅色的头发混着泥和水变深了；不挡风遮雨的尼龙外衣；没系好的鞋带。我错把一个公文包看成她的皮箱；误把湿漉漉的人行道上尖锐的刹车声当作婴儿的啼哭。
我收到詹妮弗发来的短信，说她已经回家而且姑娘们表现很好。我查阅邮件打发时间，大部分邮件和工作有关，还有一些垃圾邮件。接着我又查天气预报，雨什么时候停？遥遥无期……服务员过来点餐，我说：“不用，谢谢。”她温柔地笑着说：“好的。”她四十来岁，一头耀眼的红发，皮肤苍白松懈。我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只好翻看菜单。我决定来一个烤面包，但是转念一想，如果她一直不来，我有咖啡就够了。如果等到七点，她们还不出现，我就结账，并且给白等一场的服务员一笔可观的小费。然后回家，看言情剧、吃爆米花，继续无法抗拒地为女孩和她的孩子牵肠挂肚。
我就这样等着，不停地看表，每隔两三分钟看一次。六点三十八， 六点四十， 六点四十三。
终于，她们出现了。
4 芝加哥洛约拉大学（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一所四年制私立天主教大学。
5 是“Austin”英文名字中的一个字母，同时代表“我”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