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

我们坐在酒店的房间里：亨利、汤姆、卡西迪和我。这是我的房间。电视上放着一盒吃了一半的意大利辣香肠比萨（有肉哦！），随处可见打开的苏打水。亨利在厕所，我想他在上大号，因为他在里面很久了。汤姆躲在角落里打电话，一根手指堵着耳朵避开干扰。我的床上铺满了饼形图和柱形图。桌子上、地上，到处是脏纸盘子。卡西迪的盘子放在茶几上，里面整齐地码放着一堆被拣出来的香肠，旁边有一罐无糖苏打水。我捏了一粒扔进嘴里，她看着我，我耸耸肩说：“怎么了？海蒂最近在吃素。我快营养不良了。”

“纽约牛排没解馋？”她笑着问。明快的笑容。卡西迪·克努森，快三十岁了，刚刚读完MBA，和我们共事近十个月。她不是那种把“受托人”和“套期保值”一类听起来特别酷的词挂在嘴边的书呆子，而是一个超级天才。

“如果我老婆在这儿，我就把她带来了。”

她穿着铅笔裙和两寸多高的高跟鞋，坐在我的床边。她这种身材的女人不需要这么高的高跟鞋，这样显得招摇。她用手捋着顺滑的香槟色波波头对我说：“对极了。”

酒店的厚窗帘敞开着。窗外，旧金山的夜晚一片灯火通明。我恰巧能看见坐落于加利福尼亚大街555号的环美金字塔中心和旧金山湾。现在已经九点多了。隔壁房间的电视音量很大，棒球热身赛隔墙可闻。我从她的盘子里又捏了一粒香肠，听见“巨人队又得一分，现在3比2”。

亨利带着臭味从厕所出来，我们都屏住呼吸。“克里斯，”他伸手递给我他的电话。我想知道他是不是洗过手了。我怀疑他上厕所的时候一直在打电话。他不是个讲究人。老实讲，他从厕所走出来的时候裤链没拉上，我本来想告诉他，但是他臭气熏天阻止了我。“亚伦·斯温德勒要和你通话。”我从他的手里接过电话，看着他抓起一角比萨，顿时食欲全无。

我的潜在客户里只有一个斯温德勒。我在这个拥挤的房子里找到一个私密的角落，拿出我最专业的营销语调说道：“斯温德勒先生，巨人队打得怎么样？”其实从隔壁传过来的倒彩声中我就知道，巨人队已经无力回天。

我并不是从小立志要做投资银行家的。六岁的时候，我有各种各样的远大理想：宇航员、职业棒球员、理发师（那时感觉理发像给头发做手术一样高深）。随着年龄的增长，理想和职业的关系越来越远，和收入的关联越来越近。我期望在富人生活的湖滨区拥有一间豪华的顶层公寓、一辆名牌跑车和人们仰视的目光。我的脑海里马上浮现律师、医生和飞行员，但是我对他们都不感兴趣。到了上大学的时候，对钱的强烈渴望促使我选择了金融专业，因为我觉得那才是正确的选择，和一群娇生惯养的毛孩子坐在一间教室里谈论着钱钱钱，还是钱。

回过头去想一想，当年海蒂让我一见钟情的原因，就是她不像我身边那些人一样眼里只有钱。她的眼里装着穷人，她用“没有”代替了“拥有”，而我只关心“拥有”。谁拥有最多的钱？我怎么拥有更多的钱？

亚伦·斯温德勒一直在东拉西扯，我听见自己的手机响起来，它在房间的另一边，放在卡西迪旁边的条纹围巾上。四十岁的亨利是个单身贵族，正肆无忌惮地盯着她穿着透明丝袜的大腿。我正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一个不能错过的电话，所以我示意卡西迪帮我接听电话，然后我听见她唱歌似的说道：“嗨，海蒂。”

我沮丧至极，像一只活动结束后的热气球。该死！我对卡西迪竖起食指——等一会儿——但是亚伦·斯温德勒没完没了地唠叨那些可恶的闲事，我只能竖起耳朵听卡西迪和我老婆之间拖拖拉拉的对话，飞旧金山的航班、在昂贵的牛排餐厅吃的晚饭，还有恼人的天气。

准确地说，海蒂和卡西迪见过三次。我知道是因为每次她们见过之后，所有到场的人都对我置之不理，好像是我把她招进了我的团队，应该对她的美貌负有责任似的。她们第一次见面是去年夏天公司在植物园郊游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在海蒂面前提起过卡西迪。那时，她才和我们一起工作了六周，那样做既没必要，也不够明智。当卡西迪穿着长长的抹胸连衣裙气定神闲地向我们走来。在32摄氏度高温的天气里，我们躲在枫树的树荫下汗流浃背，无精打采。我看见海蒂穿着牛仔裙和衬衫正挥汗如雨地问路。我看见自信在一点点熔化。

“她是谁？” 当完成“很高兴见到你们”的问候，看着卡西迪离开去搅和另一对幸福的夫妇之后，海蒂收起虚伪的微笑，问道，“秘书？”

我不知道海蒂这话是什么意思，如果卡西迪·克努森是我的秘书是更好还是更糟？

后来回到家，我看见海蒂用小镊子拔掉了几根并不显眼的白发。没过多久，梳妆台上摆满了抗皱和防衰老的美容产品。

我把电话塞给亨利的时候不忘特意说了一句：“给你，亨利。”语气坚定，以便家里的海蒂知道我不是和卡西迪单独相处，然后，我拿着自己的电话快步走到走廊。海蒂是个美丽的女人，千万不要误解我，她是极好的。没有人会猜到卡西迪和我的妻子相差了足足十岁。

然而，海蒂知道。

“嘿。”我说。

“怎么回事？”她问。我想象着她在家里的样子：在床上，穿着睡衣，红色法兰绒那件，或者是佐伊在她生日时送的带圆点的那件；卧室的电视被调到新闻频道，笔记本电脑支在腿上；头发松松垮垮地盘在头上——不挡眼睛——她上网搜集达拉维贫民区或者世界各地贫困地区的资料。谁知道。也许，我不在家的时候，她会看点情啊爱啊之类的东西。我驱赶着这种念头。这不是海蒂，海蒂是有品位的人。也许，她在查素肉汤的做法，或者是找猫食？猫砂？

“什么？”我一时无以应对，好像我走神了。走廊里贴着全世界最烂的壁纸，红色的几何图形让我头疼。

“卡西迪接了你的电话。”

“哦，”我说，“是。”我告诉她我在和亚伦·斯温德勒通电话，然后迅速地转换话题，脱口而出地问起闯入我脑海的第一件事：“回家的时候还下雨吗？”再也没有比谈论天气更安全的话题了。

“下雨，一整天都在下。”

“这么晚了你在干什么呡？”我问。家里应该已经十一点儿多了。

“我睡不着。”她说。

“因为你想我了。”我启发她，其实我们都知道不是这么回事。从我们约会开始，我不在的时间总比我在的时间多。她习惯了我的缺席。“距离产生美。”每次我问她是否想我的时候她总是这么回答。我猜她是喜欢一个人独占整张床。她总是趴着睡——抢被子——尤其喜欢斜趴在床上。我们的婚姻生活，对我而言，更像住酒店。

“当然，”她说，接着不出所料地说，“距离产生美。”

“这句话是谁说的？”我问。

“不知道。”我听见她敲击键盘的声音——咔嗒，咔嗒，咔嗒，“进展怎么样？”

“还行，”我回答，希望她能停下来。

可是她没有。

“仅仅还行？”她试探着。于是我不得不讲述航班因雨延误的消息引发的骚乱和一杯泼洒出来的橙汁；跟客户在渔人码头的午餐，以及不喜欢亚伦·斯温德勒的理由。

但当我问起她一天的生活时，她却谈起佐伊。“她变得怪怪的。”她说。

我轻声一笑。我顺着有几何图案的红色壁纸滑下去，坐在地板上。“她已经十二岁了，海蒂。”我说，“她可以有点儿怪怪的了。”

“她睡午觉了。”

“因为她累了。”我说。

“她十二岁了，克里斯。十二岁的孩子不爱睡午觉。”

“她也许病了。流感，你知道，”我说，“到处都是。”

“也许吧，”她说，但是又说，“她看起来不像生病。”

“我不知道，海蒂。我已经过十二岁很久了。而且，我是男人，我不清楚。也许是快速生长期，也许是青春期。也许就是没睡好。”

我几乎听到海蒂的下巴掉到地上的声音。“你认为佐伊到了青春期？”她问。按照她的想法，佐伊应该一辈子兜着尿布，穿着连脚裤。她没容我回答，就坚定地说：“没有，还没有，她还没来过月经。”

我感到局促不安。我讨厌这个词。“月经”“经期”“经血”，想到我的女儿使用卫生巾——或者我必须听这种事——我就心慌意乱。

“和詹妮弗聊聊，”我建议，“问问詹妮弗，是不是泰勒也有……月经”我挣扎着说出那个词。我了解女人，一点点友情足以化解所有事情。如果泰勒也到了青春期，海蒂和詹妮弗就可以互相打电话或者发短信讨论一下阴毛和少女胸罩的事，然后一切都迎刃而解。

“我会的 ，”她果断地说，“这个主意不错。我要问问詹妮弗。”她的语气平缓，这段时间以来，这个担忧一直折磨着她。我设想着她关上电脑，把电脑放在我的位置上以此当作夜晚可以依偎的密友。“克里斯。”她说。

“哦？”

她犹豫不决：“没事。”

“怎么了？”我又问了一遍。一对夫妇手挽手地走进大厅，我把腿缩回来给他们让路。那个女人用非常夸张的语气说：“不好意思，先生。”我点头回敬她。他们到了六十五岁肯定也会手拉手的。我的目光追随着他们配套的斜布裤子和春装外套，想起我和海蒂很少拉手。我们仿佛是车子上的轮胎，协调却永远分开。

“没事。”

“确定吗？”

“嗯，”她说，“等你回来我们再谈吧。”她第一次表示累了。她的声音很疲惫。我仿佛看见她缩进被子里，越裹越紧，即使在冷得要死的冬天，闷热的羽绒被也让我大汗淋漓。我似乎看见卧室的灯灭了，电视关了，海蒂的眼镜在床边的茶几上，一切都一如既往。

我的脑海闪过一幅画面，像出膛的炮弹一样突如其来，我忙不迭地轰赶它：亚伦·斯温德勒睡觉的时候穿什么？

“好吧。”我说。有人在敲门，他们在找我。我站起来，同时告诉海蒂我必须挂电话了，她说没问题，我们互道晚安。我告诉她我爱她，她也像往常一样说她也爱我，虽然我们都知道心口不一。这就是我们。

我回到房间的时候，偷窥了卡西迪的铅笔裙和两寸多高的高跟鞋，她还坐在我的床边，我情不自禁地想：丝滑的绸缎，还是皱褶的短袍？ RpkvHFE/3zsDs8K7CKJg2Ufvi8byDWx3KGraj68l1liQAcSGQOj6RLQoVZJWUTT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