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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的生活对我而言是全新的，与前几年那单寒羁旅的学习生涯有着天壤之别。我同丈夫情意相投，相同的志趣爱好和共同的工作将我们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几乎形影不离，因此我只收藏着皮埃尔写给我的为数不多的几封信。我的丈夫在教学之余，几乎所有时间全都在他教学的学校实验室里做实验，我也获准同他一起在实验室里工作。我们就住在学校附近，所以来去不用花多少时间。因为收入微薄，我不得不花许多时间来料理家务，特别是得自己动手做饭。这就与我们的学习和研究产生了冲突，要处理好这一矛盾并非易事。幸亏我还算坚强，勉强地能够把这种矛盾处理好。令我尤为高兴的是，我们小家庭的生活并没有被这些家务事所搅乱，我们仍旧能够过上温馨平静的日子。
除在实验室工作外，我还必须学习一些课程，因为我决定参加师资合格证书考试，这样日后便可以在女子中学任教，也可以被授予教授的头衔了。经过几个月的努力，1896年8月，我凭借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很顺利地通过了考试。
在实验室工作之余，我们一般都会外出散步或者骑自行车去郊游。皮埃尔十分喜欢户外活动，对森林里的动植物有着很大的兴趣。他的足迹遍布了巴黎附近的所有森林。我素来也喜爱农村，所以经常同皮埃尔饶有兴致地骑车郊游。这种郊游于我于他都有很大的好处，可以使我们的大脑在紧张的科研之后得到充分的放松，令紧张的心情得以缓解。郊游回来的时候，我们还经常会带几束香气扑鼻的花草回家。有时候，因为玩得太高兴，我们竟然会忘了时间，直到深夜才想起回家。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定期地去看望皮埃尔的父母，他们给我们留有专用的房间。假期的时候，我们可以骑着自行车，跑到更远的地方去。我们的足迹遍布奥弗涅、塞樊纳山区和海边的许多地方。我俩都很喜欢全天的长距离远游，在每天晚上再找一个新的地方休息。如果在同一个地方停留得太久，皮埃尔就老会想着回实验室去干活儿。有一个假期，我们一块儿去喀尔巴阡山区看望了我的家人，而且，因为这次远行，皮埃尔还学会说了几句波兰话。
但在我们的生活中，最重要的日常事务还是科学研究。皮埃尔对他所教授的课程特别认真，备课也很仔细。有时我也帮助他收集一些资料。在这一过程中，我也会有所收获。不过，我们还是将大部分时间用于在实验室里进行科学研究。
那时皮埃尔还没有自己的实验室，虽然，学校的实验室基本上能够使用，但却满足不了他的研究需要。考虑到这点，他就将学校大楼中一些没有什么用的角落辟作“实验角”。那些地方虽然狭小，但却能够想用就用，不受约束。这件事使我悟出了一个道理：人可以在条件不甚满意的情况下，想办法改善条件，从而心情愉快地工作。那一时期，皮埃尔忙于晶体研究，我则在研究钢的磁性。1897年，我结束了这一研究，并于当年发表了研究报告。
那一年，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女儿艾莱娜出生了，孩子的到来使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几个星期后，皮埃尔的母亲去世了。于是我们便在巴黎郊区租了一个附带花园的小房子，把他父亲接过来与我们同住。皮埃尔生前，我们一直住在那里。
随着女儿的出生，一个严重的问题出现了：怎样才能做到在哺育照料女儿的同时，又不缀于科学研究呢？放弃科学研究，对我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痛苦，皮埃尔同样认为我不应该放弃研究，并且他从来就没有这么想过。因为他经常在说，上帝特意为他造就了我这样一个好妻子，就是为了让我与他分享一切的。我们两个都没有考虑过要放弃我们如此珍爱的科研工作。
因此我们需要雇一个女佣，但我仍然坚持亲自照料女儿。当我去实验室干活儿时，就把女儿交给她的爷爷照看。爷爷十分疼爱自己的孙女，他的生活也因为小孙女的出生而增添了无尽的乐趣。家人之间相互的关怀、体谅，使我能够既安心地从事研究，又没有耽误对女儿的照料。只有当遇到特殊情况时，比如女儿生病什么的，我才因需要整宿整宿地照看她而打乱生活规律。
由于我们忙于事业，又不愿意受被不相干事情的打扰，所以我们联系的朋友不多。偶尔有一两位像我们一样的科学工作者来访，我们通常在屋子或花园里交谈，在这同时我还经常为女儿做些针线活什么的。在亲戚方面，仅有皮埃尔的哥哥以及他的家人同我们一直来往密切，在我的姐姐、姐夫回到波兰之后，我同娘家的亲戚就很少来往了，因为离得太远。
正因这种平静、完全符合我们心意的生活，使我们得以完成一生中的伟大事业。自1897年开始，这种科学研究事业就从未中断过。
我决定开始为我的博士论文准备论题了。当时，亨利·贝克莱尔正进行着稀有金属铀盐的实验。这种非常有意思的实验，吸引了我的注意。当贝克莱尔将铀盐用不透光的黑纸密封好放在照相底片上时，发现底片会被感光，好像受到过日光照射似的。贝克莱尔认为，底片被感光，是因为铀盐能够放射出一种与日光不同的射线，它可以穿透不透光的黑纸。此外，通过实验，贝克莱尔还证明这种射线可以使得验电器放电。刚开始的时候，贝克莱尔错以为铀盐在日光下的暴晒是铀盐射线得以产生的原因，但他后来发现在黑暗中存放几个月之后，铀盐仍旧能放出这种射线。
皮埃尔同我都对这种新发现的射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更是下定决心去研究它的性质。要想研究这种新射线，首先就得对它做出精确的定量测量。于是我便利用验电器放电的特性开始测量，不过我没有像贝克莱尔那样使用普通的验电器，而是换用了一种能做定量测量的设备。我当初用来进行测量的这些设备的模型，现在已经被陈列在美国费城医学院了。
没过多长时间，我得到了一个有趣的结果。实验结果表明，这种射线的放射其实是铀元素原子特性的一种，而与铀盐的物理或者化学性质无关。任何铀盐，如果它所含铀元素越多，放出的射线也就越强。
于是我想进一步地弄清楚，是否还存在其他元素也像铀盐一样放射出相同的射线。不久我便发现，钍元素也具有相同的特性。正当我准备对铀与钍的放射性做进一步的研究时，又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情况。
我有过用放射性方法对一定数量的矿石进行检验的经历。如果这些矿石能够产生同样的射线的话，那就能够确定它们含有铀或钍。假如这些矿石的放射强度和矿石所含的铀或者钍的成分成正比的话，那也就没什么好惊诧的了。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有些矿石的放射性强度为铀的三四倍。对这一新发现我进行了仔细的查核，最后确定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我认真分析了这一现象，得出了唯一的一种解释：这种矿石中含有一种还不为人知的元素，其放射性远远胜过铀和钍。皮埃尔也认同我的分析，于是我便希望可以尽快发现这一神秘的元素。我坚信，只要我和皮埃尔共同努力，就一定能够获得成功。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却走上了一条通往新科学的道路，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而且，从此我们就再也没离开过这条新的科学之路。
最初的时候，我对这种矿石中含有新元素的数量并无多大预期，这是因为它早已被人多次研究分析过了。我开始的估计是，这种矿石中的新元素的含量不会超过百分之一。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发现其真实的含量远远小于百分之一，所以这种新元素的放射性非常强。假如从开始我们就知道这种元素的含量微乎其微的话，真不知道自己还能否有决心、有勇气继续下去，因为我们的设备很差且又经费不足。现在回想起来，总是觉得幸亏自己不知道难度会这么大，决心才会很大，虽然真正干起来之后困难重重，但不断收获的研究成果，使我的劲头儿大增，也就不去想那些困难了。经过数年的勤奋努力之后，我们终于将这种新元素分离了出来，它就是今天众人皆知的镭。现在我将我们的研究情况和发现它的情况作一下简略的介绍。
在最初的研究中，我们发现这种未知元素的任何化学性质是我们都不了解的，仅仅知道它的放射性非常强，于是我们就牢牢抓住这条唯一的线索进行研究。首先就是想办法将铀沥青矿从圣约阿希姆斯塔尔运过来，并对它进行分析研究。除了利用常见的化学分析方法之外，我们还运用我们发明出来的精密计电器，精确地测量这一元素不同部位的放射性。这种方法后来成为一种全新的化学分析法的基础，并且在我们之后，这一分析法逐渐被改进和完善，被许多人采用，他们也因此发现了另外几种放射性元素。
研究仅仅进行了几个星期，我们越来越相信我们的预测是正确的，因为那个未知新元素的放射性在按照一定的规律增强。几个月以后，我们便将一种同铋相混合的元素从铀沥青中分离出来，其放射性远远超过铀元素，这种新元素带有明确的化学性质。1898年7月，我们便对外公布了这种新元素的存在，并为它命名为钋，以此来怀念我的祖国波兰。
在发现钋的同时我们又发现钡盐（从铀沥青矿里分离出的）中含有另外一种未知的元素。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我们终于将第二种新元素分离出来了，但我们是后来才知道它比钋更重要。1898年12月，我们公布了这一发现，并将这种新元素命名为镭。
尽管我们已经发现了这两种新元素，但实际上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因为我们只是凭借放射性的特性从铋盐与钡盐中发现了微乎其微的新元素，现在还需要以纯元素的形式将它们分离出来。我们很快便投入到了这项工作中去。
只是这个工作也并不容易，除了我们的设备太差，而且还需要大量的原矿进行提取。我们既没有钱来购买原矿，也没有实验室去做提取实验，更没有助手相帮。我们要白手起家，一切从头干起。如果像我的姐夫所说的那样，我在巴黎的早期学习时期是我一生中英勇顽强的时期的话，我则敢不夸张地说，我与皮埃尔共同从事这项研究的时期就是我们共同生活中的最伟大、最英勇的时期。
以前做过的实验令我们相信，在圣约阿希姆斯塔尔的炼铀厂冶炼出的铀沥青矿废渣里，一定含有镭元素。该工厂属于奥地利管辖，我们想办法获准能够无偿地得到这些废渣。废渣本身并不值钱，但是如何把它们弄到巴黎却让人大伤脑筋。几经周折，我们成功地将这些混有松针的褐色废渣装进袋子里，运到我们的实验室门口，那一刻，我高兴得跳了起来。后来，当得知这废渣的放射性竟然比原矿还要强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惊诧不已。这些废渣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直接堆放在工厂外面的松树林里，这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了。后来，应维也纳科学院的要求，奥地利政府又允许我们以极低的价格收购了好几吨这种废渣。我们就是利用这种废渣从实验室里分离出镭的。直到后来，美国妇女赠送给我的镭才是从其他矿石中提炼出来的。
皮埃尔任职的学校并未为我们提供合适的实验场所，但幸运的是校长同意我们使用以前用来上解剖学的一处废弃的木棚。在它的顶上有一个挺大的玻璃天窗，但却有多处裂痕，每当下雨就会漏水。这个棚里面夏天闷热潮湿，而冬天阴冷难耐。虽然可以生炉子取暖，但也仅是火炉旁有那么点热气而已。除此之外，我们还得自己掏钱购置所有必需的仪器装置。木棚里只有一张破旧的松木桌与几个炉台、汽灯。当做化学实验时，经常会产生一种刺激性很强的有毒气体，因此我们只好把这种实验移到院子里去做，即使这样，棚内仍旧有毒气弥漫。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之下，我们依旧专注地做着实验。
尽管如此，我们在这个非常简陋的木棚里度过的时光，是我们一生当中最美好、最快乐的。为了不中断一些重要的实验，我经常就在木棚里随便做点吃的当作我们的午餐。有的时候，我得一整天拿着一根与我身体差不多重的大铁棒去搅动沸腾着的沥青铀矿。等到傍晚时分，工作结束的时候，我就会像散了架似的，连话都不想说了。还有的时候，我又要进行极其精密的结晶、分离工作，这时我又会因为室内四处飘浮着的灰尘，影响到浓缩镭的程序，使我没有办法保护好分离出的“宝贝”而苦恼。唯一令我觉得满意的是，没有人会来打扰，我们可以安静地进行我们的实验。在实验进行得很顺利，有可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时，我们就会欢欣鼓舞，激动之情简直无以言表。但有的时候，我们干了很久却仍然见不到成效，这时沮丧失望的心情也会困扰我们。不过，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不多时我们就会又去考虑新的设想和工作了。工作之余，我俩便会一边在木棚中踱来踱去，一边对我们的实验进行冷静的讨论，这个时候，我们的快乐也是难以言表的。
另一件令我们感到快乐的事情是夜晚时到木棚里去，这时我们就能看到那被我们提炼、分离出来的宝贝，正在玻璃瓶或者玻璃管里向四周散发出淡淡的光芒，真是美丽极了，令我们感到既新奇又激动，那闪烁着光彩的宝贝，宛如神话中的神灯。
除了短暂的假期以外，整整几个月里我们从没有中断过实验研究。研究结果越来越明显地表明，我们正一步一步地走向成功，所以，我们的信心也就越来越坚定了。这时，我们的研究工作也逐渐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得益于此我们不但可以购买到更多的废渣，还可以在工厂里完成初步的提炼，这就极大地方便了我们，令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进行精确的分离工作。
在这个阶段我专门提炼纯净的镭，而皮埃尔则专心研究新元素散发出的射线的物理性质。当我们处理完一吨铀沥青矿渣之后，得出了一个确定的结论：在1吨含镭最丰富的原矿中，镭的含量也不足几分克。
在1902年我们提炼出了一分克特别纯净的氯化镭，这些氯化镭显示出了元素所应具有的性质，并且具有不同于其他元素的特别光谱。我们还确定了它的原子量，其值远远大于钡。就这样，我们得到了确定镭为一种独立元素的全部必要证据。这一工作耗时四年，但是如果资金充足、设备齐全的话，也许只需一年我们就能够完成了。我们呕心沥血求得的结果，为放射性这门新的学科奠定了基础。
几年后，我准备了几分克绝对纯净的镭盐，从而更加精确地测定出了它的原子量，甚至还提炼出了纯粹的金属镭元素。不过，确定镭的存在及其性质的年份仍旧是1902年。
这几年里我们夫妇两人倾注全部心血进行研究，与此同时，我们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在1900年，日内瓦大学要聘任皮埃尔为教授，而就在此时，巴黎大学给他了一个副教授的职位，而我也出任一所位于塞弗尔的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教授。所以我们没有去日内瓦，而是留在了巴黎。
在这所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里，我工作得非常开心，我尽量让学生们到实验室去实际操作，从而提高她们的动手能力。这所学校里全部是20岁左右的女生，都是通过严格的考试才被录取的，在入学之后，她们仍需努力地学习才能通过考试，才能成为中学的老师。这个学校里的每个学生都勤奋好学，作为老师，我自然也愿意尽自己的全力去教好她们的物理。
但是，自从镭的发现的公布之日起，我们的知名度便日益增长，甚至实验室原有的宁静被打破了，我们的研究工作逐渐受到了干扰。1903年，我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并且获得了博士学位。在这一年的年末，贝克莱尔、皮埃尔和我因为发现了放射性与放射性元素而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在那之后，我们的成就被报纸杂志大加宣扬，令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法安心工作，因为每天登门造访的人都不断，有的请我们去演讲，有的向我们约稿子。
获得诺贝尔奖是很高的荣誉，而且，这笔奖金数额要比其他奖金大很多，这对我们以后的研究工作是大有裨益的。可惜的是，此刻我们已是精疲力竭，两个人中经常有一个体力不支，所以当年我们都没能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和发表演说。直到1905年，我们才到了那里，由皮埃尔做了获诺贝尔奖的获奖感言。在那里，我们受到了瑞典人民的热情接待。
因为从前极其恶劣的工作条件导致我们身体欠佳，而今，获奖后报纸杂志的大加宣扬导致探访者不断，更使我们疲于应对。我们所喜欢的平静、有规律的生活被彻底破坏了，这给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我前面已经说过，必须在不受外界任何干扰的情况下，我们才能继续正常的家庭生活与科学研究工作。前来拜访的人虽说用心很好，但却不知道这样做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1904年，我们的二女儿艾娃·德尼斯出生了，我不得不暂时停止实验研究。就在这一年，因为荣获诺贝尔奖，再加上社会方面的赞扬，巴黎大学聘任皮埃尔担任他们新开设的一个讲座的教授，并且还为他创办了一个实验室，任命我为实验室主任。实际上这个实验室并不是新建的，只是把原先空置的房间收拾出来让我们使用而已。
1906年，正当我们准备告别那已使用多年、曾带给我们无限欢乐的木棚时，一场可怕的灾难降临了。这场灾难夺走了我的皮埃尔，只留下我一个人抚养孩子并继续我俩的事业。
这场巨大的灾难使我失去了人生旅途上最亲密的伴侣与最要好的朋友，我简直难以用言语来表述它给我带来的严重影响。这沉重的打击使我的精神处于崩溃边缘，感觉自己根本无法面对未来，但是，皮埃尔的那句话却始终萦绕在我心中，令我不能忘怀：“即使我不在了，你也必须坚持工作下去。”
我的丈夫皮埃尔去世的时候，正是他的名字与成就被公众所认知的时期，所以在社会上，尤其是在科学界，大家都很惋惜，普遍认为他的去世是国家的巨大损失。因此，巴黎科学教育界决定由我继任皮埃尔任职一年半的讲座教授的职务。这可以说是破例的决定，因为在过去，这个职务从没有一个妇女担任过。巴黎大学的这一决定，确实让我感到无上的荣耀，使我受到激励，得以继续进行原来的研究，否则的话，我可能就不得不放弃了。我本来并没有期盼获得这项殊荣，因为除了一心想为科学事业奋斗终生之外，我没有任何的野心与奢望。这种情况下，授予我这一职务，更使我悲从中来。我担心自己不能承担起这一重任。几经考虑，我决定试一试看。于是，从1906年秋天开始，我以副教授的身份开始在巴黎大学授课。两年后，我被聘为教授。
自打皮埃尔离开，我感到生活上的困难大大增加了，那些以前由我和皮埃尔共同分担的事情，现在只能由我独自承担了。我不得不亲自抚养两个孩子。皮埃尔的父亲仍然和我们共同居住，并且主动提出和我共同承担家庭的重任。他非常高兴能够帮着照料两个孙女。失去儿子之后，两个孙女成了他唯一的慰藉与欢乐。在他和我的共同努力下，孩子们才得以享受到家庭的幸福。我们决不将心中的隐痛在孩子们面前流露出来，因为她们年岁太小，不该让她们过早地品尝人生的痛苦。皮埃尔的父亲喜欢乡村生活，所以我们就在苏城租了一座带花园的屋子，它到巴黎城里只要半个小时。
在乡间生活的确有很多好处，我的公公从那个花园中获得了无限的快乐，两个女儿也能够经常去空旷的田野间玩耍。因为我白天要上班，经常无法照顾女儿，所以只好请了一个保姆。第一个保姆是我的一个表亲，后来又换成了一个很厚道的女子，她曾带大过我一个姐姐的女儿。两位保姆都是波兰人，因此我的两个女儿都会讲波兰话。我的波兰亲属们也不时地来看望我、安慰我。我们一般都是在假期设法在法国海滨相聚，有一次还在波兰山区待了一段日子。
我亲爱的公公在久病之后于1910年去世了，这使我伤心难过了好长时间。在他卧床不起期间，我尽可能地抽出时间在病床边陪护他，听他讲述往事。对于爷爷的逝世，我的大女儿感到尤为悲痛，当时她已经12岁了，已经懂得爷爷的关爱是多么的重要了，她没有办法忘记往日祖孙俩相处的幸福时光。
当时我的小女儿年岁尚小，需要的是对身心健康有利的生活环境，需要的是户外游戏、散步、初步的小学教育，等等。活泼、聪颖的个性特点已经在她的性格中显现，她对音乐更是非比寻常地喜爱。她的姐姐有点像她父亲，不太活泼，反应也比较迟钝，但是理解问题和推论的能力却很强，似乎适合搞科学研究。她在巴黎的一所私人学校上过学，但我却并不想让她进中学念书，因为我总觉得中学的课程太多，课时太长，不利于青少年的成长发育。
我认为孩子的教育应该顺应其身心健康发育、成长的需要。除此之外，还应当尽可能多地让孩子们学习文艺知识。但是，现在大多数的学校，都将过多的时间花费在了读写练习上，并且还有大量的家庭作业，令学生喘不过气来。而且，这类学校所设置的大部分理科课程都和实践相脱节。
我大学的伙伴中有不少人和我持同样的观点，所以我们便成立了一个互助合作小组，共同对我们的子女进行一种新式的教育。我们每人各自负责一门指定的课程。即便大家工作都很忙，并且孩子们的年龄大小不一，但是我们的热情丝毫不减，对这项教育改革实验保持着很浓的兴趣。通过不多的课时，我们将理科课程和文科课程有机地结合起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并且所有理科课程都配有实验，孩子们对此充满了兴趣。
通过两年的教学，孩子们大多数有所收获，其中包括我的艾莱娜。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她竟然能够插入巴黎一所中学的高年级班，并且没有遇到太大困难便通过了各门功课的考试，在比一般学生小的年纪便进入了巴黎大学，学习理科专业。小女儿艾娃没有接受我们这种新模式的教育，但是后来也进了一所学院。一开始，她只是选修部分课程，后来才学习全部课程，她是一个好学生，各方面的表现都不错。
对于两个孩子的体育锻炼我也很重视，除了平常要户外散步，我认为体操和运动也很重要。在法国，女孩子这些方面的教育往往被忽视。我要求两个女儿每天都要做柔软体操，还经常带她们去山里或者海边度假。她们两个游泳和划船的技术都是一流的，对远足或者骑车远游更是无所畏惧。
当然，对女儿的教育仅为我职责的一个部分，我仍将大部分的时间用于科学研究。有些人，尤其是女性朋友，经常会问我是如何将这两者处理得有条不紊。是的，这并不是容易做到的事，它需要有坚忍不拔的精神，而且还要做出一定的牺牲。我和两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女儿一直感情很好，相处愉快。在我们的家里，相互体谅和彼此尊重使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阳光，我们母女之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伤人的话，也没有做过一件自私自利的事。
1906年我接替皮埃尔到巴黎大学任教时，在一间设备短缺而又狭小的临时实验室工作。皮埃尔在世时，一些科学家和学生已经在那里同他一起工作了，我接任后，在他们的鼎力相助下，得以继续进行研究，并且获得了满意的成果。
1907年，安德鲁·卡耐基先生赠给我的实验室一笔奖学金，这使一些成绩卓著的科学家和学生能够全身心致力于研究。这种帮助很有价值，使那些有志于科学研究且具备研究能力的研究者能够实现自己的心愿，不至于中断研究。为了科研事业，社会上的有识之士应该尽可能多地设置这种奖学金。
当时，我的奋斗目标是尽自己所能提炼出几分克极其纯净的氯化镭。1907年，我完成了对镭元素的新的原子量的测量，到1910年，我最终提炼出了纯净的金属镭。这一提炼和测定的过程很精密，需要特别地细心。我是在一位著名的化学家的鼎力相助之下，才获得成功的。在那之后，我没有再次重复这一实验，因为这一实验过程有使镭元素丧失的可能，除非极其小心、极其谨慎地操作。这次成功终于使我见到了这一神奇而又美妙的白色金属镭。但是因为许多实验在等着使用它，所以我不能将它一直在这种美妙的观赏状态下保存。
因为在原矿中钋元素比镭的含量还要少，我一直未能将钋元素提炼、分离出来。不过，在我的实验室里存有一些钋含量很丰富的物质，我们能够用它来做各种重要的实验。在这之中，尤以钋放射时所产生的氦气对实验最为重要。
我对实验室里的测量方法专门费了一番心思做了不错的改造。我说过，精密的测量在镭的发现过程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并且，我希望有效的含量测定方法能够带来新的发现。
我想出了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用镭产生的镭射气来测量镭的数量。通过多次在我的实验室里使用这一方法，我准确地测出了一毫克，即千分之一克左右的镭，这是极其微量的。那些数量较多的，我们就运用镭射线中穿透力较强的γ射线进行测量。这样的设备在我的实验室中就有。利用射线测量镭的数量的这种方法比用天平测量要更加快速、精确。但是，要想采用这种新的度量方法，必须先要有一个经过缜密考虑并且确定后的新标准。
只有镭的测量方法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才能对实验与科学研究有所帮助。除了其内部的重要原因之外，还因为镭在现代医学中的应用日渐增长，控制商业生产镭的相对纯度成为必须解决的大事。
我在法国曾经做过实验，就镭对生物所造成的各种影响进行了初步研究，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实验中使用的样本就是由我的实验室提供的。那个时候，皮埃尔还没有离去，实验的结果使大家兴奋不已，并且因此，被法国人民称为“居里疗法”的镭疗法也作为一个崭新的医疗分支在法国首先诞生了，随后在其他国家也普遍地兴盛起来。由于对于镭的需求日渐增多，制镭工业也就相应地获得了发展。第一家工厂出现在法国，并且运营得很成功。随后，其他国家的制镭工厂也相继建立了起来，目前，最大的一家在美国，这是因为美国具有富含镭的钒钾铀矿，对镭进行提炼相对来说比较容易。随着制镭工业取得发展，镭治疗技术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这一治疗方法对于某些疾病来说具有特殊的疗效，特别是在癌症治疗方面。出于这个原因，在很多大的城市里，一些专门凭借这种方法治病的医院应运而生，有的医院里还存有数克的镭。镭的市场售价现在已经达到每克七万美元，这是因为镭在原矿中的含量微乎其微，导致提炼的成本很高。
我们当初并未预料到这一发现会对社会有如此大的用处，不仅是科学上的重大成就，而且能够治疗可怕的疾病，减轻人们的痛苦。读者们肯定能够体会到这时候我欣慰、激动的心情。这是对我同皮埃尔多年来辛苦拼搏的回报，这种回报是无可比拟的。
假如想使镭的治疗取得成功，在用量上就必须确保准确无误。所以，不管是在工业上、医药上还是科研上，镭的度量都是至关重要的。
针对这种情况，由各国科学家所组成的委员会的全体成员，集体制定了一个共同遵循的国际标准。这一标准的制定方法是，先使用极其精确的方法对若干极纯净的镭盐进行测定，把它作为基本标准，然后再将若干纯净的镭盐的放射性同基本标准进行对比，作为副标准，以便各国进行使用。该委员会指令我来负责制定这个基本标准。
这是一项极其精密严谨的工作，绝对不允许有半点马虎，因为氯化镭大约只有二十一毫克，重量极轻，所以称量时必须非常准确。1911年，我将这个基本标准制作成功。这个基本标准是一个数厘米长的玻璃管，里面装有曾经测定过镭原子量的纯净镭盐，通过委员会的批准之后，它被存放在离巴黎不远的塞弗尔国际度量衡标准局。根据这个基本标准，委员会还制定了几个副标准，已经投入使用。在法国各地，全部存有镭的玻璃管，都是由我的实验室来完成鉴定的。鉴定的方法就是对它们的辐射强度进行测量。无论任何人，都可以带上自己的镭到我们这里测量、鉴定。在美国，这种事是标准局负责的。
1910年我得到了法国荣誉骑士勋章提名，以前皮埃尔也得到过同样的提名，但是他反对接受一切荣誉，就没有接受。我的行为准则和皮埃尔的全部一致，因此就这件事而言我也不想使皮埃尔的意愿受到违背，虽然内政部多次对我进行劝诫，但我仍然拒不接受这一授勋。与此同时，很多同事劝说我就成为巴黎科学院院士进行申请，皮埃尔在去世前的几个月被选为院士，所以我对要不要申请成为院士，颇为犹豫，难做决定。按照科学院的规定，如果想要申请成为院士，就必须要挨个地拜访巴黎的所有院士，这令我感到很不情愿；但如果能够被选为院士，我的实验室就能够从中获益。这么一想，我就下定决心参加院士的竞选。社会公众对我的竞选给予了热切关注，就科学院是否应该对女院士进行接纳这一议题，大家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一些老院士坚决反对接纳女性。到最后，投票结束后显示，我以数票之差落选。在这之后，我就再也不去申请了，因为挨个地求人帮忙是最令我厌恶和头疼的。我想，这种选举应该以申请人的业绩为标准进行衡量，而不应该自己奔走，私下交易。例如一些协会和学会，在我自己并没有提出任何申请的情况下，就主动将我吸纳为会员了。
1911年年底，因种种费心劳神的事情汇集到一起，我心力交瘁，终于病倒了，而且得了重病。但就是这个时候，诺贝尔奖再一次降临到了我的头上，并且是单独授予我一个人的。对于我而言，这确实是一个极大的殊荣，特别是对我发现元素和提炼出镭的极大褒奖。当时，我虽然病着，但仍旧决定亲自到斯德哥尔摩去领奖。我的大姐和大女儿艾莱娜陪同我前往。颁奖仪式十分隆重，同接待国家元首的气派不相上下，令我激动不已。在斯德哥尔摩我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特别是瑞典妇女界，她们的热情更是令人感动。由于大病未愈，加上来去的旅途劳顿，待回到法国的时候，我竟一连卧床数月。因为病情严重，并且考虑到两个女儿的教育问题，我们不得不从苏城搬到巴黎市内定居了。
1912年，我与几个同伴合作，在华沙建立了一个镭实验室。这个实验室下属于华沙科学院，我被聘为主任，参与对其的指导。当时，我身体状况不好，没有离开法国返回波兰，但我非常愿意竭尽自己所能对该实验室的研究工作进行指导。到了1913年，当我的身体状况略有好转之后，我便立即返回波兰参加这个实验室成立的纪念典礼。祖国人民对我的热烈欢迎使我激动不已。我深刻地体会到，波兰人民在那么艰难的政治条件下还能以如此高昂的爱国主义热情，开创有利于祖国建设的事业，真的是很了不起。祖国人民的这种伟大精神令我永远难忘。
当我的的身体开始有所好转，我就忍不住四处奔走，努力想在巴黎筹建一个更加合适的实验室了。通过我的一系列努力，最后终于见到了成果，我理想中的实验室在1912年破土动工了。巴斯德研究院愿意同新创建的实验室进行合作，经巴黎大学同意，新成立了一个镭研所，其中包括两个实验室，一个物理实验室，专门对放射性元素的物理和化学特性进行研究，另一个生物实验室，专门对放射性在生物与医学上的应用进行研究。但是，由于经费不足，工程进行得很慢，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时，实验室还没有竣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