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序言

亨利·哈代

他拥有聪明但也是严酷的外表，而他的所有面部表情都显示着一种狂热。他签署死刑令时眉头都不动一下。他的座右铭是“目的证明手段合理”。在一切按其计划进行之前，他从不停止工作。

以赛亚·伯林：《目的证明手段合理》（1921）

我早就知道会有这本书。以赛亚·伯林散见各处的讨论苏联时期俄罗斯政治与文化的文章不但质、量俱佳，而且与众不同。

1991年，在《扭曲的人性之材》成功出版之后，针对苏联与东欧共产主义体制的解体，我向伯林建议，正好借此时机将他讨论苏联的文章结集出版。但他拒绝了，他说我所提到的那几篇东西大多数还不确定、没有什么特殊的价值，而且多少有些过时。当我重提此议，摆出值得出版的各种理由时，他给了我这样的答复：

不好。我理解你说的一切都非常在理，即使那些东西要出版，但时机不好。（……）我认为在这个苏联刚刚解体的时刻，增加一些幸灾乐祸的文字似乎不合时宜——这样的东西已经出得太多了——以各种方式痛陈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以及苏联政府的缺陷，揭露近来政变与革命发生的根源等等。而且我认为那几篇东西，如果它们有什么价值的话（你知道，对此我一直表示怀疑），还是在十到十五年之后（或许那时我已经不在了），而且顶多作为（像我一样的）亲历者对他们眼中的五十、六十、七十年代的有趣回顾来出版会更好些。相信我，我是对的。

十多年之后，也就是在伯林逝世大约六年后，看来我们应该把那些疑虑抛在一边了，尤其是前苏联并没有像许多人（不包括伯林本人）草率预言的那样迅速地转向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相反，普遍看到的却是大量苏联时期的思想意识已经重新复活了产生这种思想的政治体制。至于伯林对自己作品价值（尤其是长远价值）的怀疑，凭良心说我通常不太当回事，他所谓“像我一样的亲历者”这样的话大大低估了他自己观点的独特性。

该计划在此特殊时刻得以付诸实现要感谢我的朋友斯特罗布·塔尔博特的好意，他计划将提到的这几篇文章定为一个讨论伯林对苏联研究之贡献的研讨班的研讨内容，并由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出版。斯特罗布的前言很内行地将本书的内容置于伯林的全部作品中进行考察。

文章中除了后面标有“I.B.”（以赛亚·伯林的英文缩写）以外的所有注释都是编者加的。以下我对收入的各篇文章的背景作一些补充性的说明。

《斯大林统治下的俄罗斯艺术》

1945年秋，伯林访问苏联，当时他还是英国外交部的一名官员。这是自1920年他十一岁离开后第一次回到苏联。他与安娜·阿赫玛托娃和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著名会晤就发生在这次访问期间。直到三十五年后他才记录下了这段回忆。

但是当时他还写了两篇官方报告。在任期快要结束时，他整理了一份相当长的备忘录，记录下了俄罗斯文化的总体状况，并给它加了一个典型的伯林式的谦逊标题《关于1945年最后几个月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文艺状况的笔记》。

他还刻意贬低这份报告的内容。他将报告的复印件放进了1946年3月23日写给美国驻苏联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祝贺他出任美国驻英国大使的信中。在这封写于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信中，他对哈里曼说：

我附上一份又臭又长的关于俄罗斯文学的书面报告，委托弗兰克·罗伯茨转交给您。我怀疑报告里是否有任何新鲜的或吸引人的内容——在这里只有乔克·巴富尔读过，我怀疑外交部还有谁会愿意读。之所以要保密只是因为这东西要是被“他们”知道，那些可能的信息提供者就会遭受我们众所周知的结局。如果您能用外交部的邮袋将它寄还给我，地址写：牛津新学院，我将不甚感激。在牛津这个幽深的角落里我会想起那个我以为再也不会记起的世界，虽然略有一丝怀旧但也无怨无悔。

伯林在信中谦卑的行文当然极易让人产生误解。正如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在伯林的传记中写道的：

这篇笔记谦虚的标题与它宏大的目标不相符：它相当于一部20世纪上半叶的俄国文化史，为注定不幸的阿赫玛托娃那一代人而作的编年史。它很可能是西方对斯大林发起的针对俄罗斯文化的那场战争的首次记载。在每一页上都有她以及楚科夫斯基和帕斯捷尔纳克向他讲述的他们在身受迫害的年代里的亲身体验的痕迹。

《访问列宁格勒》

伯林还写了一篇对1945年事件的即时记述。这是一篇对11月13—20日他历史性地访问列宁格勒的更为私人化的记述，此时距列宁格勒打破德军围困还不到两年时间。他刻意对（大概是）11月15—16日与阿赫玛托娃的会面做了低调处理，事实上是略加掩饰。但在给英国驻莫斯科临时代办弗兰克·罗伯茨的一封感谢信中，他写道，在他这次访问即将结束离开苏联时，他再次拜访阿赫玛托娃，她“专门为我题写了一首关于子夜会谈的新诗，我想这是我经历过的最激动人心的事情了” 。

《一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

1998年1月28日在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举行了一场以赛亚·伯林的“美国记忆”研讨。现场的一篇致词是由罗伯特·西尔弗斯所做的，此人乃《纽约书评》的副主编，他与伯林有着超过三十年的交情。在发言过程中，他提到了接下来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以及他本人对伯林作品的印象：

在领悟以赛亚宏富的著作时，我觉得这位讲故事的天才所写的散文似乎才是其中的精华。那还是他在纽约的时候（1965年秋），我更能直接地感受到这一点，当时出了一本讨论俄国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作品的书，伯林答应就此写一篇文章。数日后，他告诉我他不久将要离开。我们商定，在某一天晚饭后他来《书评》办公室，拿着很快就能成文的稿子向我口授。在敲稿子的过程中，我体会到他对本世纪的俄国诗歌有着深情而又细致的理解。他口授完，我们一起走出办公室，漫步在57街上，庞大、漆黑的垃圾车从我们xxii身边隆隆驶过，他看了看手表说：“凌晨三点了！曼德尔施塔姆！在这儿有谁会知道他呢？！”

《与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的交谈》

伯林的名篇《1945年和1956年与俄国作家的会面》于1980年在他的文集《个人印象》中全文发表。文中所讲述的故事在与此问题相关的任何一部书中都能见到，该文将此事叙述得如此清晰，使我打破不在两本不同的选集中出版同一篇文章的惯例，将该文的这篇缩写版从《关于人类的适当研究》一书中摘出，收入本书。值得一提的是，《关于人类的适当研究》一书与我编辑的其他伯林作品选有所不同，它是一部从其他文选中精选出来的伯林文粹。而此文是那部书中所收录的唯一一篇从未（以这一形式）在其他选集中发表过的文章。

自从1945年访问列宁格勒以来，伯林一直打算写一篇文章，记录下他在那儿的经历。直到1980年，当时《个人印象》正酝酿出版，他应牛津瓦德汉学院的邀请为（最后一期的）鲍勒讲座（Bowra Leature）做一次演讲，这时他才终于开始着手这项他早就打算却又拖延得太久的工作。他写出来的文章对于一小时的演讲来说太过冗长，因此他又对文章进行了缩减。结果便是收录于此的缩写版，《纽约书评》发表这篇演讲时还根据全版内容增补了一些材料。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

这篇鉴赏文章大概作于1958年。当年9月《日瓦戈医生》在英国出版，10月帕斯捷尔纳克获诺贝尔文学奖。伯林一直强烈反对提名帕斯捷尔纳克，因为《日瓦戈医生》已经给帕斯捷尔纳克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如果再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他，他与苏联当局之间的矛盾将会进一步激化。事实上，帕斯捷尔纳克在重压的逼迫下正式拒绝领奖。由于年事已高，加上体弱多病，他无力也不愿与苏联当局对抗；而且如果他真的领奖，他还担心他的生计（以及他的爱人奥尔加·伊文斯卡娅的生计）会受到威胁。此外，如果他离开苏联去领奖，他就再也不会被允许返回。

此文的写作过程多少显得有些离奇。伯林早先曾答应为《曼彻斯特卫报》写篇文章，想必与《日瓦戈医生》的出版有关；“不过在经历诺贝尔奖风波之后，我更愿意再等等看” 。只要瑞典皇家学院的决定一公布，他肯定还会被邀请写些推介性的东西。总之，稿子已经开始起草，但没有发表，至少我没有找到；或许它本来就是用来做资料而非一字不差地用来付梓印刷的。当我偶然发现打印稿时，我随即将一份编辑过的稿子拿给伯林看，他仔细读过并在几处空白处做了填补。他本人也无法说清该文写作的具体背景。

1958年岁末，最终付梓面世的是这篇伯林为《星期日泰晤士报》“年度图书”评选所写的《日瓦戈医生》赏析。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在我看来是一部天才之作，它的出版是我们这个时代无与伦比的文学和道德事件。这部书在意大利出版的特殊背景，特别是，铁幕两边出于政治宣传目的对该书粗俗而又可耻的滥用，或许使人忽略了这样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它是俄罗斯文学传统主流中一部伟大的史诗性的杰作，或许是这个传统中的最后一部，同时也是自然世界以及根植于他们那个时代历史与道德的社会的产物，是一份绝对直率、高贵和深刻的个人声明。

一些评论家一直倾向把这部小说的巨大成功归结为好奇心，或归结为因它的出版而引发的丑闻。我觉得这种观点毫无根据。它的主题是普世性的，与大多数人的生活（人的出生、衰老和死亡）密切相关。与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契诃夫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样，该书的主人公处于社会的边缘，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命运密切相联，但又不与之同流合污，在面对各种毁灭社会、摧残和消灭许许多多其他同类的残暴事件时，仍然保持着人性、内在的良心和是非感。

像他的诗歌一样，帕斯捷尔纳克弥合了人与自然之间、生物与非生物之间的界限；他塑造的人物形象通常带有形而上学和宗教的色彩；但若试图给他的思想或小说中各个角色的思想加以归类，例如归为某种明确的社会或心理观念，或者用来支持某一特定的哲学或神学，对于他那压倒一切的完满生活图景来说却都是些无稽之谈。

作者为了表达他的整体意图，致力追求一种能够唤起感情的写作效果，它既抒情又反讽，既大胆地预言又充满了对俄罗斯往昔的怀念（这一点在我看来与众不同），其表现力到今日也无人企及。

这是一部非凡之作：尽管它的开头使人困惑，象征主义的手法时时让人捉摸不透，结尾又充满了神秘。用来收尾的那几首绝妙诗歌用英文也很难转达。但无论如何它不失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作品之一。

1995年他应同一家报纸之邀为他们的“书架”栏目推选一部书时，他再次提到此书。由于他的评论对他在《与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的交谈》一文中所述说的内容做了明显的补充，因而我在这里将它们重印出来：

如果要举一本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并让我仍然记忆犹新的，那要数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1956年我和我的夫人在莫斯科住在英国大使馆。（1945年我还在大使馆工作时就已经和帕斯捷尔纳克见过面，随后我与他结交，并经常去看他。）我前往佩列杰利基诺的作家村去看他，他首先告诉我他已经完成了他的小说（在1945年我曾读过其中的一章），而且与其他的任何一部早期作品相比这部小说都更有可能成为他的最后遗言（毫无疑问，他轻描淡写提到的那些作品中也不乏天才之作）。他告诉我说小说的原稿已于前天寄给意大利出版家菲尔特里内利，因为他已经很清楚这部小说不可能在苏联出版。他送给我一份原稿的复印本，我躺在床上读了个通宵，直到第二天凌晨才读完，我被这部小说深深地打动了——我觉得在此之前或从此以后我还从未被哪本书如此打动过，或许《战争与和平》除外（这本书花一夜可读不完）。

我意识到《日瓦戈医生》作为一部小说并非完美无缺：小说的结构安排得并不是很恰当，大量的细节表面上生动、富有戏剧性，却显得矫揉造作，与主题无关，有几处甚至给人东拼西凑之感。但小说对公众欢迎二月革命的描写却极其精妙；当时我七岁，正好在彼得格勒，我还记得当时我的姑妈姨妈、堂表兄弟姐妹、我父母的朋友们以及其他人对此的反应，而帕斯捷尔纳克把对此的描述提升到一个天才的水准。他以既同情又嘲讽的笔调描述了温和派和自由派徒劳无功的努力，他对布尔什维克接管政权所表现出来的（也正如他所看到的）那股势不可挡的强大力量的描述，是我看到过的最生动的描述。

然而给我印象最深，而且从未改变的，是它关于男女主人公被咆哮的狼群围困在他们被大雪席卷的西伯利亚小村舍里的情景。这段描写简直是无与伦比的。

爱情是多数小说的主题。尽管如此，伟大的法国小说家们所提到的爱情经常指的是痴迷，一种发生在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短暂的，有时甚至是对立的相互戏弄。在俄罗斯文学中，在普希金和莱蒙托夫那里，爱情是一种浪漫激情的迸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爱情是苦涩的，并交织着宗教的以及各种其他心理的情绪；在屠格涅夫那里，是对黯然结束的充满失落与痛苦的昔日爱情凄婉的描述。在英国文学中，在奥斯汀、狄更斯、乔治·艾略特、萨克雷、亨利·詹姆斯、哈代、D.H.劳伦斯那里，甚至在艾米莉·勃朗特那里，有的是满足了的或是没有满足的追求、渴望与期待，有的是不幸爱情的悲伤，有的是占有欲引来的嫉妒，有的是上帝之爱、自然之爱、财产之爱、家庭之爱、可爱的同伴之爱、信仰之爱，以及对未来幸福生活的魅力之爱。然而那种充满激情、义无反顾、全身心投入、毫无保留的，把世间万物都抛诸脑后的两情相悦的爱情已经难得寻觅了，我几乎只是在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而不是在《战争与和平》或其他名著）那里，接着便只是在这部《日瓦戈医生》中，才找到了这样的爱情。正如那些曾经真正经历过爱情的人们所熟知的那样，这部小说反映的是一段真正的爱情经历；自莎翁以来还从未有人把爱情表达得如此充分、生动、细腻和恰到好处。

我被深深地震撼了，而当我第二天前去看望这位诗人时，他的夫人却恳求我说服她的丈夫不要在国外发表这部小说，因为她担心自己和他们的孩子会遭到制裁。他大发雷霆，说他不希望我来告诉他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他已经和孩子们商量过了，他们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我对他表示了道歉。结果跟预想的一样。小说后来的命运大家都知道了，有关它的一些故事甚至还被搬上了美国的电影。我至死也不会忘记这段经历。这部小说描述的是一种整体的经验，而不是它的局部或片面：其他还有哪一部20世纪出自人类想象的作品敢这么说？

《为什么苏联选择隔离自己》

1946年4月初伯林完成了战时在美国的使命后回国，一个月后，他受邀为伦敦查塔姆大楼内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讲“苏联的孤立主义”。他要求确定听众的构成并保证演讲的机密，他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于是6月27日他以我们这里所用的标题做了演讲。此文即在会议记录中记下的那次演讲的原文，因要收入本书而做了部分校订。我略去了主席哈利·海格爵士介绍性的发言以及讨论阶段的讲话，这些间接讲话的材料使用的是第三人称，它们作为原始记录部分都贴在以赛亚·伯林的官方网站上。为了增加可读性，我还在书中将间接讲话转换成直接讲话；但读者也不要视之为伯林演讲一字不落的抄本。

《人为的辩证法》

关于本书选自《外交事务》的几篇文章的故事，最好引用伯林写给杂志编辑汉密尔顿·菲什·阿姆斯特朗的几封有趣的信。喜欢伯林的读者应大大感激这位编辑，因为二十多年来他孜孜不倦地向伯林这位犹疑不决的作者索要文章。他成功了四回，以下便是他的两次成果。

《人为的辩证法》一文的成文轨迹始于1951年6月29日，当时阿姆斯特朗正催促伯林顺应1950年发表的《二十世纪政治思想》所引起的好评，再为他写篇稿子。伯林回复说他确实有篇“稿子”能用，并在1951年8月16日的一封信中解释了它的缘起：

情况是这样的：很多很多很多个月以前，马克斯·阿什科利不止一次地写信给我，抱怨我为你们写稿，为《纽约时报》写稿，为《大西洋月刊》写稿，却从未为他写过。说实话，我对他的《通讯员》杂志并没有什么好印象，但对他本人还是颇有好感的。不管怎样，我受到如此“要挟”，于是坐下来，写了篇东西，并寄给他，解释说或许那篇文章对他来说篇幅太长，而我宁可退稿、永不发表，也不愿被删减或修订（他曾批评发表在《外交事务》上的那篇文章篇幅太长，文中充斥着各种老生常谈，换他早就把这些内容删除云云）。他回信大大恭维了一番，并在圣诞节寄给我一只做得上好的火鸡，接着他就病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音信。我（有些羞于启齿）难得有此清静，写了封信给他（并非完全是真的）说我想把那篇文章要回来，做一些补充，这样无疑会更不符合他的要求。他把文章寄回来，我也确实用笔在上面加了一两行（就像所附手稿上的修改一样）。他要我在10月份把文章寄回给他，我决定无论发生什么我也不会这么做。我也不指望在《通讯员》杂志上露面，如今我与阿什科利之间的义务已经解除了；我总是宁愿按照文章的本来面目发表，如果你们不要，可以由《纽约时报》发，如果他们也不要，可以不发。这篇文章被这样搁置了三四个月后（尽管他向我保证已把它排在8月份发表），阿什科利也无可奈何。

第二点更为难：因为我在苏联有亲戚（我希望还有），而且我还拜访过许多无辜受害的苏联作家，所以我一直遵循着这样一条原则：不直接以我的真名发表任何有关苏联的文字，因为那样极易导致某些可怕的事情降临到我所提及的人身上。我无需夸大这种可能性。因此如果我要发表任何关于Uncle Joe（斯大林）的内容，那肯定是匿名或用笔名，作者的身份必须确实地保密，而不是像乔治·凯南那样只是名义上保密。我为“人为的辩证法”发明了一个名字约翰·奥蒂斯（John Outis）。奥蒂斯（Outis）希腊语的意思是“无人”，你会想起在奥德赛中有关于此的双关语，故事中奥德修斯就是用这个词骗了独目食人鬼。而且这个词听起来有点像立陶宛劳工或是捷克人或斯洛文尼亚人的名字，因此作为这样一篇文章的作者也比较可信。阿什科利,或许还有一位私密的打字员可能知道这个秘密。再没有其他人知道；而且他一定会感到荣幸，并且无论这篇文章在哪儿发表以及如何发表，无论他的感受如何，他都会把这个秘密藏在肚子里。你们曾发表过匿名的文章吗？如果没有，当然我也能充分地理解：因为你们就靠这个吃饭；很显然，我宁可完全不发表也不愿在这个问题上妥协——我真的别无选择。我只把此文拿给另外一个人看过——尼古拉·纳博科夫为他的《证据》（Preuves，一个巴黎的反苏机构），曾向我索要这篇文章。如果您想要这篇文章，只要您允许我在美国出版之后可以将它翻译成德文（《本月新闻》）和法文等其他语种：当然我自己绝不会向任何人大声吹嘘：我的作者身份必须尽可能的保守秘密：另外，如果纳博科夫正式答应我不在任何地方公开发表（在您答复之前），只是作为一封来历不明的信件为大家在非正式的讨论中提供各种不严密的观点的话，我可能会给他一份复本。很抱歉，唠唠叨叨这么些废话，尽是些稀奇古怪的情况，对过去的事情喋喋不休。希望你不介意，但如您所知我对我写的任何东西都不作评价：如果您对这篇文章不感兴趣，那么请您忘掉这封信。

阿姆斯特朗于8月30日回信。尽管他觉得“人们会看穿这层伪装”，但还是同意用笔名发表。此后不久，一位同行读到这篇文章，发现它文风艰涩，结论也不尽如人意。阿姆斯特朗于9月10日巧妙地将这些观点转达给伯林（当时他还在缅因州），两天后伯林写了回信：

想必您对我已经非常宽宏大量了。我很清楚，我的文章，如果还可以称得上文章的话，与我那些艰深难懂的演讲一样，是由一堆难以断句的词语组成的晦涩难懂的大杂烩，生硬、重复、臃肿，像雪崩一样把读者压得喘不过气来。结果呢，与上回一样，我当然会接受您的修改意见，并对您的费心修改深怀感激。您是世界上最好、最细致、最宽容、最聪明的编辑。因此，如果有这种情况出现，我总是很乐于接受您的加工润色——您客气地说成是审慎地剪裁。……

您觉得不可能完全地保密，无疑这一点您是对的，但从我在苏联的熟人和亲戚那里反馈回来的意见看，我认为在一个身份值得怀疑的作者和一个大声嚷嚷的作者之间还是有些差别的。所以我觉得最好还是仍然用笔名。但如果您认为O.Utis（不是“John”）这个名字有点傻——我更倾向于这个名字——只要您和您的同事确实保证不泄露，并坚决保守秘密，您换任何其他的名字我都不介意。总而言之，我乐意听从各种建议。……

我不知道“人为的辩证法”（“Artificial Dialectic”）还是“合成的辩证法”（“Synthetic Dialectic”）究竟哪个题目更好，如果您能想出一个更简单易懂的题目——我会非常感激。……

我刚接到阿什科利的一个电话，说他很想再看到那篇文章——但他不会再看到了——您根本不必在乎，我会处理好这件事。

阿姆斯特朗（9月17日）感谢伯林对他的“过誉”，旋即寄给伯林一份校订过的文稿，更详细地解释了修改结论的原因。在收到阿姆斯特朗发来的几份近乎绝望的电报后，伯林写道（10月30日）：

耽搁了那么久，一定请您原谅，但近来奥蒂斯先生一直操劳过度，身体欠佳。下周六他将前往纽约，但待的时间太短（只有四到五个小时），对谁来说也没用。但我想在我的重压下，他会在两周内完成他的工作，您将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结果。近来他对社交活动表现得极其厌恶，但希望至少在12月中旬之前，通过完成哪怕是一部分的工作，他心情会变得愉快一些。我一定会与您保持通信联络，告诉您这个极不让人省心的家伙的活动情况。

在接到您的电报之前我都已经写好了。我感觉您迄今为止建立起来的这种交流手段可以说是一位耐心、坚忍而又富有同情心的编辑对付一位特别让人生气的低效能作者的可靠且并不陌生的方式。尽管作者在最后的答复中确实表达了歉意并写了稿，但这是在经过了快要让人发疯且不必要的耽搁之后才完成的，只有最宽宏大量的编辑才能原谅这种耽搁。但这回，我想让您了解以下的考虑：

（a）奥蒂斯先生希望用一些时间来消化吸收与一帮聪明人在闲谈中所生发出的一些新的想法——就像苏联各种科学理论创新的节律是由科学之外的想法催生出来的一样——这一点倒适合为本地有着反反苏联头脑的科学家们所用。而且，他觉得有必要适当地对那种乐观主义情绪泼些凉水，因为那种情绪完全是出于一腔热血而不是出于理智。像X先生那样的人认为某些事情已经糟糕到无法忍受，整个社会道德沦丧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奥蒂斯先生不相信内在的腐蚀，而且这种看起来比较悲观的情绪似乎也值得商榷；他打算撤回那篇关于乘务员（waiter-steward）的故事，因为它或许有些模棱两可的味道。除非它能被恰当地置于整篇文章的开头作为题词，如此他才会重新提交那篇故事；但如果它被删减，哪怕改成这种更为简短且更具有神话色彩的形式，他也会不大乐意；

（b）毫无疑问，最好是在奥蒂斯先生的朋友离开那个国家，逃离不必要的窘迫和尴尬的处境之后再发表这篇文章。他打算在3月底或4月初乘船返回他的隐修院；

（c）A加B有一个附带的好处就是有可能吸收在此期间突然出现的一些新的事实依据。然而，奥蒂斯先生坚持他最初的决定；手稿在两三周内应在编辑手中完整地按其原貌随时准备出版。任何增加或修改——在这个阶段既非可能又非不可能——除非真的有必要，那也需要在相互同意的基础上才可以。奥蒂斯先生的全名是O.奥蒂斯。

我希望这不会让您太为难——我恳请您，不要因我完全超出了合理的和协商的范围而对我失去信心。我真的认为先前提出的方案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感到放心和满意的阿姆斯特朗于11月6日复函伯林，告知收到了修改稿，但他再次置疑是否有人会被笔名所蒙蔽；11月20日伯林寄来书信进一步表达了他的想法：

我看到在上周日的《纽约时报》上登载了一篇A.J.P.泰勒的文章，对U（ncle） J（oe）发表了多少7有些不同的分析。奥蒂斯先生还是坚持他的观点。我想署名最好还是按原来的计划办。一切到时候都会显露端倪的，而且目前世上至少有一打的人都已经知道真相。尽管如此，在我看来，从那个国家正在接受审查的那些可能的受害者的观点出发，这种差别却是真实的；只要真名不被炫耀，只要还存在犹疑的余地，他们的生命（我乐于这么想）就不会（或者较少地）受到危害。多想想这些文字就会让我压制住所有这一切，因为你决不能将任何人置于如此可怕的境地，哪怕一丁点的可能也不行。（还从未有过这么多人从这么少人那里花这么长时间获得这么多东西。你或许应该庆幸，这句话没有出现在奥蒂斯先生的手稿里。）所以，我抛弃了这种想法，奥蒂斯先生是我隐藏真身的薄薄的屏障，这样我就可以躲在他的身后不很拿得准地将我所有那些很容易辨认出来的特征统统隐藏起来。

自从给你写完上一封信以来，奥蒂斯先生只挂念一件事，即是否不该将某个附加的观点再添加到草草写入原稿中的关于人为辩证法的生存机会那一部分。或许该提一提，这一切对普通的苏联公民来说多像是一次永久性的全民动员（军队生活）；或许该想一想，当人们在军队中生活，他们真正接受的会是什么——特别是俄国人和德国人——如果一切真的都被军事化，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平民自由来破坏这种紧张，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对它持续了那么长时间感到惊讶，还有什么理由去假设它内在的虚弱会注定使它崩溃。（像我们的朋友X先生，在我看来就太过固执地相信这一点。）某一天有人告诉我与两位苏联逃亡者中的一位（没有返回的那一位）谈话的情况，给我很深的印象。当他被问及他的同伴为什么要返回时（我记不清他们的名字了，我想其中的一位好像叫彼戈罗夫，但我已记不清他是留下的那位还是返回的那位了）。他回答说他们被带着游览了弗吉尼亚以后就被扔在纽约的一个公寓里，还给了一大笔钱，但却没有特别的事可做。最后返回的那位逃亡者觉得这比在苏联的劳动营更让人难以忍受。这或许有些夸张，但想必也包含了许多真实的成分。显然，那些正在处置“叛逃者”的人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如何以一种足够机动的、严密的时间分配方式把他们组织起来，避免曾经出现过的因过分悠闲而引发的问题。

如果您好好想想类似军队一样的生活，我是否可以请您——您现在对奥蒂斯先生和他令人生厌的文风和语法已经如此熟悉——写上一两句话，收录在文章的相应部分，大致谈谈，他们操控下的行政官员或普通老百姓对这样一个让人如此神经紧绷同时又如此易于让人遭受不测的体制所带来的重负能忍受多久这样的问题或许是一个不该提的伪问题。一旦军队生活的条件和军队的纪律被强制实行，人们忍耐这种体制的时间比起待在表面上看起来更舒适更惬意的国家还要长得惊人；如果他们没有真切地体验过被杀戮或被伤害，农业人口对于对他们人身的统治或专横很少会表现出反抗的倾向。18和19世纪的俄国农民不得不忍耐在军队中服役数十年，这使得严重的叛乱绝迹并带来了农奴的解放，而在不到一个世纪前它的心理影响不及普遍的猜测或文明人所期待的那样。因紧张而发生断裂的可能性在一个一切都服从于一条僵化路线的体制里，比起一个将根本责任置于一帮神经紧张、手忙脚乱的警察手中的体制要小，尽管前一种体制既效率低下又付出了生命和财产的高昂代价；因此，尽管M.斯大林（我希望你能保留这个“M.”）统治时期压抑、专横而又残忍，但在此期间发生颠覆和叛乱的可能性比后斯大林时期要小。但是或许我在文章中已经提到过这一点。要真是这样，我对这样重复我自己表示歉意。

11月28日，阿姆斯特朗万般无奈地接受了这个解释，尽管他曾要求过伯林做出删减；他只好将另一篇文章做了删减为伯林的文章腾出版面。当这一切都尘埃落定之后，这篇文章才付梓刊行。

《在苏联的四个星期》

本文基于一篇记述1956年伯林携新婚五个月的妻子艾琳访问苏联的未完成的手稿。他们是驻莫斯科的英国大使威廉·海特爵士邀请的客人。如果说伯林曾经有发表这篇文章的计划的话，那么当他以多少有过修改的形式，在随后的这篇文章的末尾部分增加了某些内容之后，他显然就已经放弃了发表的计划；但在这一过程中太多的内容被删除，不仅仅包括一些有趣的材料，因此完整地保留这篇更为个人化的叙述还是很有价值的。

在这篇由秘书通过录音记录下来的打印文稿中，特别是在它的结尾部分，包含了许多空白（一些空白还很大）和模糊不清之处；为了提供给读者一个连贯的文本，我在编辑过程中已把它们删去，我相信这并不会改变伯林的初衷。就在这篇打印稿的末尾有一句话显然与上下文不合，但或许可能是伯林后来想起来的原先想插入的内容：它看起来放在哪里都不合适，而且我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加进去，只好把它放在第127页的脚注里。

《苏俄文化》

本文最早是分两篇文章发表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其中一篇使用笔名，这里将恢复它原始的统一面貌。要追溯本文的来历还要回到伯林与阿姆斯特朗的通信。我们还要从伯林1957年2月6日写的信说起，伯林应阿姆斯特朗之邀对当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提交了一篇题为《人为的辩证法》的论文：

我的朋友奥蒂斯先生，正如你了解的，是个糟糕的通信者，并且很容易被太多琐碎和鸡毛蒜皮的想法分散注意力。您的褒扬让他飘飘欲仙，但他的情绪又变幻不定，尽管作为他唯一靠得住的朋友，我一直竭力担当他的道德支柱——他明显缺少的就是这一点——却很难替他做出任何许诺，指望他对你写的主题下定决心，尤其是在8月的第一周之前，是绝无保证的。因此最最有把握的就是对那篇文章不要抱太大的期望。我会尽量督促我那位可怜的朋友，但无须我告诉你，以前你已经和他打过那么多次交道，他的性格和行为古怪，经常弄得那些个信赖他的人恼羞成怒，彻底绝望。当然，我会告诉你事情进展情况——哎，要彻底改变他的性格是没有指望了。奥蒂斯天真地认为他不可靠的行为本身是一种让人放松甚至是一种亲切友好的品行。事实远非如此，但他已经老得学不动了，要不是与他有多年的交情——对此我不得不忍受——我老早就不理会这个烦人的家伙了。如果你决意那样做的话，我也不能，实际上谁也不能责怪你；在真实的世界里，是不容许有这样的行为的，不争气的奥蒂斯得到的宽容已经够多的，没什么好再要求了。您对他太仁慈，而他却不知悔改，把这一切都当成是理所当然了。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阿姆斯特朗不断地对伯林絮叨抱怨，仅仅六个月之后，他就收获了一篇稿子，与他先前建议的主题并非完全没有关联。它原来的题目是《俄国知识分子的现状》，但这篇稿子已经按典型的伯林式的低调说法改成《苏联文化笔记》。阿姆斯特朗在8月28日的致谢回函中写到：“我已经接受了您的建议（大概是在一封信里，现在已经找不到了），我把前六部分署上您的名字，第七部分做一独立短篇，署名奥蒂斯，题目是《苏联孩人》（‘The Soviet Child-Man’）。这似乎为我们提供了两个世界的最好写照。”

从阿姆斯特朗的下一封信（9月4日）中可以很明显看出，伯林来电对奥蒂斯那篇文章的题目——唯恐有人怀疑他就是作者——以及再用奥蒂斯做笔名表示了不同意见。阿姆斯特朗告诉伯林要改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杂志的那部分已经拿去印刷了。伯林一定是恳求过或坚持过（或兼而有之），因为9月9日阿姆斯特朗写到他现在已经“按您的要求做了改动”，用“”L作为笔名，这样“就把这篇文章放到我们普通的以首字母署名的匿名文章系列里”。为了通融伯林，他不得不阻止出版社，并扣留《苏联知识阶层》的稿费，用以弥补相关的损失。

想必阿姆斯特朗在这件事情上憋了一肚子的气，唯一可以看到的是他在9月20日的信中写的一段话：他“只是不很明白如果本来就没有奥蒂斯这个人，那又何必再用Mr.L来署名他的文章。当然为了保护他，你也有充分的理由”。

这段插曲可谓编辑宽容的典型，肯定地说很难再做得更克制。我把伯林寄给阿姆斯特朗反馈信中的一段精彩的话作为我对这篇文章的总结：

我收到了素不相识的美国记者寄来的两封令人愉快的信。一封来自一位女士，并附了一封她写给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信，就相同的问题对他的文章进行了评论，并让他注意我的更深入的事实——到此还一切顺利。然而她继续说那篇由不知姓名的L所写的文章在她看来对某些问题的刻画甚至比我自己那些完美无瑕的文章还要更真切——并希望我注意一篇值得我细细体味的文章。她希望她没有伤害到我的感情，但是她确实认为内容越新越好，我本人的文章多少有些过时，另一篇文章无论在细节上还是整体上都完全略胜一筹。我左右为难，一方面谦虚地表达我对L天才的仰慕，一方面嫉妒地指责他是个粗俗的印象主义者，他在利用人们的无知，提供一种无人可以检验的说法，哪天一检查，也不过是一些华而不实的虚幻作品，但不幸的是把像她那样无知的人——甚至或许还把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给蒙骗了。另一封出自一个哈佛的印度人，他对我的文章大加赞赏，指责“L”的文章是典型的美国记者做派，除了我那万世不变的抽象玄虚的华美笔调之外根本不值一提。我想这些反馈也许会给你带去快乐。

《不死的俄国知识阶层》

这篇对后苏联状况的评论为前一篇文章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补充，它记录了伯林的喜悦与惊讶，与伯林颇为悲观的预期相反，俄国知识阶层居然安然无恙地从苏联时期的梦魇中幸存下来。在随后的几年中他逐步确信了苏联时期的终结，尽管苏联解体后还存在许多严重问题，其中一些还非常容易让人回忆起曾经的共产主义体制。

人名汇编

伯林在这些文章中提到了大量的人名，为识别他们而在正文中插入大量的注解可能会分散阅读的注意力，于是我邀请了海伦·拉帕波特——她已经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斯大林传记资料指南》（ Joseph Stalin:A Biographical Companion ）一书的作者——为那些对该书提到的人名尚不熟悉的读者编辑出一个汇编，重点放在对那些俄国人物的介绍。有三个人特别引起麻烦：《访问列宁格勒》一文中的犹太书商根纳季·莫伊谢耶维奇·拉赫林，《一位伟大的俄国作家》一文中的犹太裔苏联文学学者瑙姆·雅科夫列维奇·别尔科夫斯基，和《人为的辩证法》一文中的历史学家科恩教授；如果能从读者那儿获得信息使我们能够更充分地了解这些人，能让我们知道经过斯大林时期之后拉赫林和科恩教授是否幸存下来，我们将不胜感激。我们也十分感激读者能够向我们提供有关尼古拉·奥西波维奇·莱纳和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奥尔洛夫的更多消息。

参考资料

收入本书的各篇文章的来源和原始出处详情如下：

《斯大林统治下的俄罗斯艺术》是基于保存在英国公共档案馆标号为FO 371/56725的文件中的一个文本，最初是印来供内部传阅的。（原始的打印稿，日期标着1945年12月27日，保存在伯林档案中，标号为MS Berlin 571，fols 328—43。）本书刊行的版本合并了作者的两个本子——一个本子可能是没几年后（涉及到1945年之后的一些进展情况），显然为一次演讲而准备的；另一个是在1992年，应一份将以俄文出版的备忘录而作。加琳娜·P.安德烈耶夫娜节译的俄文版本题目是“Literatura i iskusstvo v RSFSR”（《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时期的文学和艺术》）， Nezavisimaya gazeta ，1997年12月16日，选入Kulisa NG No 2的附录中，1997年12月，第—45页；在2003年第7期（7月）的 Zvezda （第126—142页）重印时保留了删节的部分。一个英文的删节版以现在这个题目发表在2000年10月19日的《纽约书评》上；删节的材料张贴在其网站上。本书是首次刊印该文的完整英文版。标题和注释（融合了海伦·拉帕波特提供的信息，对此我尤为感激）是我加的。

《访问列宁格勒》可以在英国公共档案馆标号为FO 371/56724的文件中找到；一个略微修改过的版本曾发表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2001年3月第23期，第15—16页。

《一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是一篇对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评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诗选》由克拉伦斯·布朗翻译，曾发表在1965年12月23日的《纽约书评》（第3—4页）上。

《与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的交谈》——《1945年和1956年与苏联作家的会面》一文的缩减版，该文曾发表在作者的《个人印象》（伦敦，1980；纽约，1981；第2版，伦敦，1998；普林斯顿，2001）一书中——曾发表在1980年11月20日的《纽约书评》第23—35页，并曾收入在作者的选集《关于人类的适当研究》（伦敦，1997；纽约，1998）一书中。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和《苏联为什么选择隔离自己》两篇文章此前从未发表。

《人为的辩证法：最高统帅斯大林与统治术》一文曾以笔名“O.Utis”（源自“outis”一词，希腊语意指“无人”）发表在《外交事务》第30卷（1952）。当时用的标题是现在这个副标题；现在的大标题是伯林自己加的。

《在苏联的四个星期》一文是首次在本书中发表。

《苏俄文化》曾发表在《外交事务》第36卷（1957），前六部分题为《苏联文化的沉默》，以伯林自己的名字发表，最后一部分作为独立一篇，题为《苏联知识阶层》，以“L”为笔名发表。

《不死的苏联知识阶层》是写给《新欧洲！》[Granta杂志第30期（1990年冬季号）的标题]中《1989年圣诞前夕的欧洲状况》一文的一则没有标题的文字。

这些文章原本都是分别写成，写作的时间跨度也很长，很自然会有某些内容的重叠。为了不破坏每篇文章的内在结构，我刻意不对这些内容做出调整。

致谢

首先，我最应该感谢的是斯特罗布·塔尔博特，是他振奋人心的倡议促成了对这部文集的圆桌讨论，从而让它有机会适时地被取下书架，拂去尘灰，并最终付梓成书。否则它可能还要等上更长的时间才能与读者见面。他撰写的精彩导言更是为本书锦上添花。我还要感谢艾琳·伯林能够接受他的建议并同意本书的出版。

斯特罗布的助手安德烈亚什·克塞纳基斯（Andreas Xenachis），还有我自己的助手塞雷娜·摩尔（Serena Moore），自始至终给予了全面的帮助。贝蒂·科洪（Betty Colquhoun）打印出文稿。海伦·拉帕波特不但编辑出精确的人名汇编，还解决了大量涉及文章要旨的疑难，一有要求她就马上提供原始的笔记，并能够很有风度地面对我无休止地要求解释每个细节的催促。还有其他许多圆桌讨论的参加者，特别是罗德里克·布雷斯韦特、阿奇·布朗、拉里莎·哈斯克尔和哈利·舒克曼，他们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建议并更正了本书草稿中的多处错误。在牛津大学波德莱恩图书馆管理伯林档案的档案保管员迈克尔·休斯十分友好地帮我发掘出一些我在前面使用到的背景资料。大卫·金收藏室的大卫·金慷慨地提供了两张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照片。对于以上所有人，以及其他我忘记提到的人，我致以我最衷心的感谢。

最后提一下本书要题献给的人——帕特·乌捷欣。在我认识以赛亚·伯林（在1972年）之前直到1997年伯林逝世，她都一直担任伯林的秘书。这些年来，她给了我的工作以无尽的支持和帮助，没有她我是不可能完成这些工作的。我一直希望把一部伯林的文集献给她：想起她嫁了一位专攻本书主题的俄国人，这也正好反映出她本人的知识和志趣，因此选这本书献给她也许再恰当不过了。以此向她表达我的敬意。

亨利·哈代
2003年8月于丹麦北西兰岛，Tisvilde Lun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