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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罗布·塔尔博特
以赛亚·伯林相信观念起着非凡的作用，它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头脑里的产物，而且是制度的创造者、治国的指南、政策的制定者，是文化的灵感和历史的引擎。这让他成为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和其他同类机构的偶像人物。不论这些组织有何区别，它们都专注于观念在公共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它们的工作就是思考我们所处的社会、国家和世界所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并寻求解决之道。因此它们又被称为智库。
提起这些机构（和它们的昵称），伯林或许会嗤之以鼻，主要因为他对美国佬典型的自以为是，认为所有的问题都有答案，任何问题都能被彻底地解决表示怀疑。但偶尔造访一下马萨诸塞大街1775号我们自己的办公楼，伯林大概会很乐意。他会有种宾至如归的感觉，从1942年到1946年，他就一直在马萨诸塞大街3100号英国外交部供职。作为一位无与伦比、精力过人的健谈者，他会发现一层的餐厅格外让人惬意。每天中午到下午两点，那里总是汇聚了许多布鲁金斯的学者和其他来自智库大街的专家，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利用午餐时间将自己新出炉的想法当场拿出来探讨。如果以赛亚爵士也能加入我们中间，那该多么令人兴奋，因为伯林既能给别人带来愉悦又懂得欣赏别人的快乐，愉悦本身也是生活——包括精神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的继子彼得·哈尔本（Peter Halban）还记得伯林教他用俄式玩法玩挑圆片的游戏。他热衷于玩文字游戏，爱讲故事，喜欢闲聊。他对人类状况的评点总是随心所欲而又幽默风趣。
伯林或许也会很乐意在三层的图书馆待上一阵。在他看来，像文明、国家以及个人的观念大多来自我们的祖先。这些观念通过书籍流传下来。他没有把自己称作哲学家，而是自称为观念史学家。他并没有把自己看作是新真理的传播者，而是把自己当作古老真理的研究者、评论者、综合者和阐释者。他崇尚学问——重视对经验证据的分析、对前人研究的体味，把握它在当时和当下的内涵。
所有了解伯林的人，无论是直接与他本人接触还是通过他的著作，都会把他和一种品质联系起来，那就是思想开放。他不仅仅尊重他人的观点，而且尊重现实的复杂性——包括道德的复杂性。“多元主义”，在他的词汇中，是少有的几个带此后缀而具有积极含义的词语。其他的各种“主义”不是让人怀疑就是令人厌恶。他是一位开明和宽容精神的提倡者，正是出于这种精神，共同体——比如大学的公共休息室，聚居的市民或民族——才会欢迎各种不同甚至通常相互冲突的真、善、美观念存在。
我最后一次见到伯林是在1994年，也就是在他逝世之前的两年多一些的时候。当时我正供职于国务院并在牛津举办了一次讲座，讲的是推进民主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项目标。从讲台上看下来，见他就坐在那里，我真的很紧张。他坐在前排，一身长袍，双目注视着我，眉似拱月。我的演讲结束后，他径直朝我走来，略带礼貌地向我提出他欣赏的一则忠告，但我怀疑提出这一忠告的政治家本人——塔列朗
——并非是他所喜欢的那种人。“决不要太热情”（“Surtout pas trop de zèle”），他对我说。我当时感觉他并不是在指责我，而是让我明白他对凡是美国的都好得不得了这种论调的反感，自然也包括我们的外交政策。
他所谓的“目标冲突的不可避免性”，按他的话说，乃是“迄今为止我所能发现的唯一真理”。
“有些至高的善（the Great Goods）是无法共存的……我们注定要选择，而每一次选择势必会伴随着无法弥补的损失。”
可以说这是他的多元主义以及自由主义概念的一种推演。
因此，对他而言，一切有意思的问题都是两难选择。唯一比犯错误还更糟糕的是认为你不可能犯错误。他确信我们不可避免地要面对那些我们不情愿看到的、有可能带来危害的结果，尽管我们确信我们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假如伯林在这个问题上到此为止，那么他将置我们所有人——包括我们中从事智库这一行的人——于死胡同：道德的缺位、智识的缺失，更别提长期的迟疑不决。
但他并没有让我们面对这样的困境。他指出选择虽难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不必做选择。即便意识到是一个悖论但也不能作为我们含糊、迟疑或不作为的借口。我们必须权衡利弊并决定下一步的行动。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别人就会做出决定，而这样做的那些人，他们的行动很可能是建立在这种或那种致命的 主义 基础之上的。总之，他相信，做出选择，尤其是做出艰难的选择，乃是“人”之为人的实质部分。
刺猬与狐狸 ，这个曾被他用作文章标题的短语，或许是伯林关于世界和人性的观念中最著名的一个短语。它源于古希腊诗人阿尔基洛科斯（Archilochus）的诗歌片段：“狐狸多机巧，刺猬仅招一。”伯林拿这句格言来形容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时，并没有厚此薄彼的意思。每个人都兼有这两种动物的特质，尽管所占比例和相互影响的程度不同。在这个意义上，这句格言并不很适合做一种适意生活的标签，因为伯林对任何口号和秘方都持谨慎的态度。
然而，他确然也有自己的一个大观念——他个人刺猬的一面——这（也是恰如其分地）有些自相矛盾，那就是对大观念的戒备心，尤其是当这些观念为政治领导人所利用的时候。
与多元论相对的是一元论。一元论主张像我们是谁、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如何统治和被统治这类问题都有唯一正确的答案。一旦掌权者声称对真善美拥有绝对的解释权，邪恶便会产生。一元论是在历史上引发巨大灾难的各种 主义 的共同理论基础，包括20世纪的两种极权主义。一个与希特勒的名字相连，另一个则与斯大林有关。在伯林论述苏联政治和文化的文章，包括1953年这位独裁者死后写的那些文章里，斯大林总是赫然浮现在背景中，有时则出现在前台。
乔治·凯南在仔细阅读了本书的手稿之后这样说道：“我一直把以赛亚，我在牛津几次短暂的居住期间与他有过非常亲密的交往，看作不仅仅是他那个时代最杰出、最重要的批判性知识分子，而且可谓是俄国问题尤其是俄国文学和政治评论界的一尊守护神。”
从种族上说，伯林本人并非俄罗斯人而是犹太人（在俄国社会里这一区别意味深长）；确切地说，他也不是出生在俄国而是出生在位于帝国边缘的里加；当他举家从彼得格勒迁往英国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十一岁的孩子，而他在英国度过了他漫长的一生；而且他也仅仅回过俄国三次。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对这个国家的许多方面富有独到见地的观察家。早在孩提时代，他便能够在父亲的书房里尽情浏览用皮面装帧的托尔斯泰、屠格涅夫以及普希金的作品，在马林斯基剧院聆听夏里亚宾（Chaliapin）演唱鲍里斯·戈杜诺夫（Boris Godunov）的角色。当然，他没有忘记这门语言，这让他能够接近所有那些苏联的、苏联之前的、苏联之后的、非苏联的甚至反苏联的各种思想。他本人的思想以及我们将要读到的这本书无不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
尽管伯林本人的思想贯穿几个世纪，关照整个人类，但他终其一生从未间断过思考、阅读、聆听、谈论、写作与俄国有关的问题，不仅把它当作一个伟大文化的发祥地，也把它看作是一元论恐怖实验的试验场。
在思索这场实验最终将向何处去时，伯林反对历史必然性的观点，因为在他看来这本身便是一种一元论。相反，他坚信所谓多元的可能性。其中一种可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俄国将会打破自身的历史羁绊。他是在1945年，即在他与诗人阿赫玛托娃初次会面后不久表达这一主张的，并将其记录在《访问列宁格勒》和《与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的谈话》这两篇文章里。他从列宁格勒返回莫斯科的英国大使馆，当时他正在大使馆工作，并给伦敦的外交部写了一篇生动的报道。在这篇报道里他表达了一种期待，期待伟大而又充满活力的俄罗斯文化将经受住甚至最终战胜那些由“极为可恨的专制制度”所带来的一切“错误、荒谬、罪恶乃至灾难”；换句话说，俄国二元论中至善的一面终将战胜邪恶的一面。
阿赫玛托娃把伯林写进她的代表作《没有主人公的长诗》中，并称他为“来自未来的客人”。而在现实生活中，他本人却没有预言的能力。他没有想过自己能比苏联活得更长。1952年，在收入本书的一篇文章中，他提出了“人为的辩证法”的概念，他认为，共产党路线巧妙而具有策略的灵活性决不允许“整个制度变得太过疲软而无效，也不会放任其过分紧张而走向自我毁灭”。这是“斯大林元帅的原创，是他对统治术的主要贡献”——也是独裁者的一种生存之道。他担心发生这样的情况：
只要苏联的统治者继续熟练地掌控着统治机器并不断地从他们的秘密警察那里获得足够的情报，那么令人沮丧的独裁以及对其他人的肆意摆布似乎未必一定会导致政权内部的瓦解，甚至是统治者智力和意志的衰退……尽管这一庞大的统治机器可能困难重重、危机四伏，但我们决不要低估它成功生存下去的能力。它的未来可能还不确定，甚至还不稳固；它可能犯错误，可能翻船，可能循序渐进也可能疾风骤雨，但是除非人性的善良一面得以彰显，否则它未必注定会失败。
某些人可能从这一论断中找到证据，证明伯林没有预见到将要降临的灾难，或者不如凯南那么具有远见。凯南早在1947年便已经觉察出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发展趋势，“它们最终必须找到自己的出路，要么解体，要么苏维埃政权变得日益成熟”
。
还有另一种解释或许更为贴近伯林那段话的意思。一方面，在斯大林统治的最后一年，苏联的高墙表面上看起来要比文字描写的坚固得多。另一方面，“未必注定会失败”不一定就意味着病入膏肓，也并不能证明它完全健康。总之，确切地说，伯林不相信必然性——正如约吉·贝拉（Yogi Berra）所说，尤其是有关未来的命运。
1968年夏天，也就是苏联的坦克开进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后不久，我采访了伯林。他说起话来语速飞快，语言华丽、渊博而又不失明晰。他谈到这次入侵恰恰证明了一个如此依赖强权的政权是多么的虚弱，这恰恰暴露出苏联体制及其意识形态的“衰弱”。
然而他仍然预期这种体制还将延续很长一段时间，我本人，实际上包括我认识的所有人都有类似的看法。1980年代中期，玛格丽特·撒切尔指责伯林正在变成一个悲观主义者，因为当时他认为要想在莫斯科发生我们今天所谓的“政权更替”这样的事情，除非发动一场战争。
即便在1989年这个奇迹发生之年——高墙（不论是文字意义上还是实际意义上）轰然倒塌——其他人看到了历史的终结，而伯林却不打算宣布有任何东西要终结。在《不死的俄国知识分子》一文中，他为那些为蔓延于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的和平革命做出贡献的俄国人欢呼。他写道：他们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们拥有无穷的创造力，一旦获得自由，说不准他们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但是即使在他处于，按他的话说，对中欧正在发生的事情“既惊讶又振奋又幸福”的时候，他想起了波拿巴夫人作为一代皇帝、三位国王和一位王后之母（即拿破仑及其兄弟、妹妹的母亲）接受朝贺时说的一句话：“Oui,pourvu queça dure.”（“要是能一直这样下去就好了。”）文章的篇末再次重申了这种警示，它是这样结尾的：“出现一种新的野蛮状态并非没有可能，但目前我还看不到有任何迹象。邪恶终将被战胜，奴役正在走向灭亡，人类有理由为这一切而感到自豪。”
他相信历史，包括观念的历史，始终是在“不断进步”的。当历史看起来正朝着进步的方向前进时，我们可以承认甚至颂扬这种进步，但切莫过分地热情或绝对地肯定。
但是完全可以肯定地这样说：能与本书的出版沾上边是我们所有人的一个莫大荣幸。
与大多数由布鲁金斯出版的书相同，本书也是共同合作的成果。除了要感谢布鲁金斯出版社主编鲍勃·法赫蒂（Bob Faherty）之外，我还想表达我们对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的亨利·哈代的感激，是他对伯林的这些文章、演讲和其他作品进行了编辑。哈代以其一贯的细致和技巧完成这项工作，在此之前他已经编辑完成了十四部伯林的作品集，其中的五部是在1997年伯林逝世后完成的。还有更多的伯林作品即将面世，第一本是伯林书信集第一卷（1928—1946），该书将和本书在同一季出版。
我和亨利都对艾琳·伯林（Aline Berlin）支持这项出版计划并和彼得·哈尔本一道促成对书稿的圆桌讨论表示赞赏。于2003年7月7日召集的这次圆桌讨论得到了圣安东尼学院的大力支持。如果没有院长马拉克·古尔丁（Marrack Goulding）爵士和学院公共关系与发展事务办公室主任波莉·弗里德霍夫（Polly Friedhoff）的热情关照，举行这样的讨论是不可能的。这次讨论会聚集了许多学者以及伯林生前的同事和朋友，他们与我们共同分享了他们对伯林的回忆以及对伯林著作的理解。参加讨论会的还有：罗德里克·布雷思韦特（Rodric Braithwaite）爵士、阿奇·布朗（Archie Brown）教授、曹意强教授、拉里莎·哈斯克尔（Larissa Haskell）、卡米拉·霍恩比（Camilla Hornby）、彼得奥本海默（Peter Oppenheimer）教授、亚历克斯·普拉芙达（Alex Pravda）博士、海伦·拉帕波特、罗伯特·瑟维斯（Robert Service）教授、布鲁克·希勒（Brooke Shearer）、哈利·舒克曼（Harry Shukman）博士以及帕特·乌捷欣（Pat Utech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