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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岁便登上秦国王位的嬴政，由于他幼年时期在赵国经受了太多的痛苦和折磨，刚刚即位的他，便萌生了报仇的强烈愿望。他认为，作为一个光荣的王室子孙，他既要继承祖先的伟大功业，把它发扬光大，又要实现自己的伟大目标。
事实上，先秦所建立的基业为嬴政横扫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秦国的强大和商鞅的变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是商鞅变法大大增强了秦国的国力，也对嬴政夺得天下和治国有着深远的影响。
商鞅是卫国人，战国时期法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商鞅年轻的时候喜欢刑名法术之学，受李悝、吴起的影响很大。他向尸佼学习杂家学说，后侍奉魏国国相公叔痤任中庶子。
公叔痤病重时向魏惠王推荐商鞅时说：“商鞅十分年轻有为，可以担任国相治理国家，主公如果不用商鞅，一定要杀掉他，不要让他投奔别的国家，否则将来你会后悔的。”
可是，魏惠王却认为公叔痤已经病入膏肓，语无伦次，自然也没有采纳公叔痤的建议。后来，公叔痤转而让商鞅赶紧离开魏国，商鞅明白魏惠王没有采纳公叔痤的建议，也自然不会将他杀掉，所以并没有立即离开魏国。
公元前362年，秦孝公继位。当时黄河和崤山以东的战国六雄已经形成，淮河、泗水之间有十多个小国。周王室势力衰微，诸侯间用武力相互征伐吞并。
秦国地处偏僻的雍州，不参加中原各国诸侯的会盟，被诸侯们疏远，像夷狄一样对待。秦孝公继位后以恢复秦穆公时期的霸业为己任，在国内颁布了著名的求贤令，命国人和大臣进献富国强兵之策。
这时的公叔痤已经去世，商鞅听说秦孝公在国内发布求贤令，便携带李悝的《法经》投奔秦国，他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见到了孝公。商鞅第一次用帝道游说秦孝公，秦孝公听后直打瞌睡，并不感兴趣。而且他还通过景监对商鞅进行指责，说他是个狂妄之徒，不可任用。
又过了五天的时间，商鞅再次会见秦孝公，用王道之术游说，可是这次秦孝公又没能接受他的建议，并再次通过景监责备商鞅。此后，商鞅又和秦孝公进行了第三次会见。这次，商鞅用霸道之术游说，终于获得了秦孝公的肯定，但秦孝公也没有立即采用。
此时的商鞅已领会秦孝公心中的意图。因此不久之后，二人又进行了第四次的会见。这次，他见秦孝公时畅谈的是富国强兵之策，秦孝公听时十分入迷，膝盖不知不觉向商鞅挪动，二人畅谈数日毫无倦意。景监不得其解，向商鞅询问缘由。
商鞅说：“秦孝公意在争霸天下，所以对耗时太长才能取得成效的帝道、王道学说不感兴趣。”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打算在秦国国内进行变法，但又害怕国人议论纷纷，所以犹豫不决。因此，秦孝公召开朝会命朝臣商议此事。
当时秦国一些重臣不同意变法，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
而秦孝公也是个进步人士，觉得老派人物落伍了，便积极地支持商鞅变法。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
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
从而，商鞅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这是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也为实行变法进行了舆论准备。
变法是要用到权力的，因此，秦孝公给商鞅封了左庶长的职位。有了这样的职位，商鞅才能指挥人。
商鞅担心自己刚到秦国，人们难以信服，于是就想了一个办法：在国都的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柱子。跟人说，谁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就将给谁十金。
刚开始时没人相信，没人动。可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赏金涨到五十金时，一个人跑去搬木头，结果商鞅给了那人五十金。这样，人们开始信任商鞅变法。
商鞅是个不徇私情的人，他惩治了自己的老师公子虔、公孙贾；他也不畏权贵，对秦国犯法的王公大臣也不手软，这在秦国引起了很大轰动。后来人们开始奉公守法，法律畅通起来。
通过商鞅变法，秦国的百姓富足起来，将士们也勇猛作战，秦国国库的银两、粮食储备一天天增多，孝公也沉浸在商鞅变法的喜悦中！两年以后，孝公将都城迁到了咸阳。
公元前342年，周天子和诸侯派人向秦祝贺。第二年，秦乘魏在马陵之战失败之机讨伐魏国，商鞅用诈谋虏取了魏公子昂，打败了魏国。魏国只好割地求和。孝公十分高兴，因此封了十五座城邑给商鞅，称号为“商君”。
商鞅变法重农抑商，培养贤才，其中最大的成效在于经济。商鞅废除了战国时期沿用的“井田制”，取而代之“开阡陌封疆”。“封疆”就是奴隶主贵族受封井田的界线。“开阡陌封疆”就是把标志土地国有的阡陌封疆去掉，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
法律规定：人们可以开垦荒地。因此，农民有极大的积极性来垦荒，直接推动农业的发展。而且还允许土地自由买卖，有钱的买地，没钱的开荒，土地管理统一化。
这样直接瓦解了奴隶制生产关系，大幅度地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秦国在打破原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秦国经济飞速发展，成长为六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
其次，是奖励耕战，生产粮食和布匹多的人，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招募无地农民到秦国开荒。为了鼓励小农经济，还规定了凡是一户有两个儿子的人家，到了他们成年时必须分家，独立谋生，否则要出双倍赋税。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
这些政策有利于增殖人口、征收徭役和户口税，发展封建经济。一系列的措施直接促进农业的发展、人口的增加。这就为始皇帝后来南北征战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提供了充实的兵源。
还有统一度量衡。度量衡的统一在方便政府办事效率，保证国家税收的同时，也为后期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提供了蓝本。这些经济上的改革带来了秦国经济的腾飞，为始皇帝统一六国提供了最有力的保证。
在政治方面，商鞅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建立封建专制制度，推行郡县制。这些措施直接影响到始皇帝统一六国后所运用的组织形式，为始皇帝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做了最好的形式上的铺垫。
商鞅奖励军功，实行二十等爵制。爵位依军功授予，宗室非有军功不得列入公族簿籍。有功劳的贵族子弟，可享受荣华富贵；无功劳的，虽家富，不得铺张。这同样严重侵犯了秦国旧贵族的利益。原有旧贵族可以直接承袭军衔，而商鞅这一变法，不上战场就当不上将军，没有军功就甭想晋级，杀不死敌人你就没有俸禄领。有这样的奖惩措施，士兵们便自然而然骁勇善战。
法令还禁止私斗，私斗指的不是民间打架斗殴，而是指奴隶主为争夺土地而展开的斗争。通过这样的法令限制了奴隶主势力的膨胀和扩张，加强了中央集权。经过军事改革，大秦帝国军队战斗力得到了很大提高。随着秦国国力的增强，在对外战争过程中，秦国屡战屡胜。
公元前355年，秦孝公与魏惠王在杜平相会，这次会见意义非凡，它结束了秦国长期以来不与中原诸侯会盟的被动局面，秦国迈出了对外交往的关键性一步，秦国在诸侯国中的地位得到了提升。
秦国运用彪悍的武力夺去了农业文明较发达的巴蜀之地以及畜牧业发达的西北地区。军事上的扩张，领土的开拓为秦统一六国做好了准备。
商鞅在政治上的改革还有一个在今天看来没有什么大的影响，而在当时却影响很大的方案。这就是改革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法。这一方面方便了城乡的基层行政单位的运用，另一方面也震慑了平民百姓，让他们不敢轻易动杂念，互相监督。
居民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将什、伍作为基层行政单位。按照编制，登记并编入户籍，责令互相监督。一家有罪，九家必须连举告发，若不告发，则十家同罪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发“奸人”的与斩敌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同时还规定旅店不能收留没有官府凭证的人住宿，否则店主也要受到连坐。这些法律有一定的规范和震慑作用，但也十分严酷。一人犯法四邻遭殃。
商鞅对始皇帝帮助最大的政治改革就是推行县制。商鞅在全国设置了县这个行政单位，把封建领主对自己地盘的政治特权统归了中央。这一套政府职能单位的设置直接配合了“废井田、开阡陌”政策，用政治的手段保证了土地私有化。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削弱了豪门贵族在地方的权力。
随着秦国领土的扩大，秦在新占领的地方设了郡，渐渐地郡的范围越来越大。因为郡有边防的军权，郡内形势比较稳定，秦统治者看到这个现象，认为郡也是个不错的行政管理工具，便在郡下设了县。郡县制开始在秦国盛行，他为后来始皇帝统一六国后在全国推行这个制度提供了基本的模板和经验。
商鞅改革的效力不仅影响了当时，也对秦后世的统治产生了深远影响。始皇帝能够一统天下，除了他本身的雄才大略之外，与商鞅变法给秦国带来的国力的增强是脱不开关系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始皇帝的成功也是得到了先辈荫庇的。
除了商鞅的变法，还有一点就是秦国丞相范雎提出的“远交近攻”。事实上，远交近攻将秦统一六国的神话，变成可能实现的现实。它为秦统治者提供了能灭掉六国的方案，也让始皇帝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有了一个明确的战争策略。可以说，范雎的远交近攻策略为始皇帝统一江山开了路。
范雎是战国时的魏国人，小时候家境贫寒，后来进入中大夫须贾门下当门客。在出使齐国时被须贾诬陷，经历了多重磨难后来到了秦国，并且得到了秦昭王的赏识。
公元前266年，范雎出任秦国国相，辅佐秦昭王治理国家。他承袭了秦国的治国传统和志向，将统一六国作为奋斗的目标，他是秦国历史上继往开来的名相。
范雎对秦昭王说：“我们秦国地理位置险要，天下没有能赶得上的。我们有精兵强将，兵器装备也是无人能敌得过的。虽然我们凭借着骁勇善战的将士和良好的武器装备能像猛狗抓小兔一样将他们收服，但是，如果没有兼并他们的好方法，我国称霸的事业就不能成功。这难道不是我们做臣子的失误吗？”
听了范雎的话，昭王一下子来了精神，心里暗叹知音到了。秦昭王走下座位，来到范雎面前，对他说：“先生请详细说说看！”
范雎受到了莫大的鼓舞，接着说：“我听说之前的提法是：绕过韩、魏去攻打齐国，我认为这不是好的战略。如果我们出兵少，打不过齐国，如果我们出兵多必定拖累自己，大王您不如采取‘结交地理位置远的国家，而攻打我们的邻近国’的策略，这样，大王您得到的土地，无论多少都是您的了。大王您放弃近的、容易打的国家，而去攻打远的、难打的国家，不是很荒唐的做法吗？”
秦昭王一听，可不就是这个道理。他兴高采烈地说：“我就听先生您的建议了！”接着便封了个大官给范雎，就是客卿，可以直接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主管军事。
就是通过这次谈话，秦国确定了“远交近攻”的战略思想。这一思想的确立，不仅对秦国逐一兼并六国乃至最后的统一奠定了战略基础，还为后世的战争、外交提供了最有价值的、实用的方案。
范雎还提出了远交近攻的具体实施步骤。
第一就是，就近重创韩、魏两个国，以此来解除心腹之患，从而壮大秦国势力。
第二就是，向北图谋燕国，向南谋求楚国，扶持弱小的国家来抵制强大的国家，争取中间地带的支持，抑制各国的发展。
第三就是，联合韩、魏、赵、楚来威逼最远，且最强大的齐国，让齐国不敢和秦国竞争。
第四就是，在形成绝对的优势之后，消灭韩、魏等国，最后灭齐。实际上始皇帝灭六国的步骤就是按照这样的方法操作的。远交近攻为始皇帝一统江山提供了最为实用的战略方案。
公元前268年，秦昭王按照范雎的建议，派五大夫王绾率领军队讨伐魏国，攻占了怀地。两年以后，又派兵攻下了邢丘。就在这种形势之下，范雎又提出了攻打韩国的计策。
他先是向昭王分析攻韩的重要意义。他说：“我们秦国和韩国相互接壤，就像织在布里的线纵横相连，韩国对于秦国来说就像树里的虫子一样，是我们的心腹大患，不除不行。天下太平还好，如果天下稍有风吹草动，没有比韩国更大的威胁了。所以，大王您要先收服韩国。”
秦昭王也觉得韩国是个极大的威胁，不除恐有后患，于是便问范雎：“该怎样做才能收服韩国呢？”
范雎胸有成竹地说：“如果大王您派兵占领了韩国的政治、经济、交通、军事的交通要道荥阳，就可以阻断韩国对巩、成皋地区的统治，韩国上党的军队没法支援这一地区的战事。这样一来，韩国被截成了三节，韩国能不对秦国俯首称臣吗？”秦昭王拍案叫绝。
那是公元前265年，秦国首先派出了军队，先后占领了少曲、高平、陉城、南阳、野王等地方。韩国被斩断了，整个上党地区被完全孤立了起来。秦国在这一系列战争中，获得了韩国大量的人力、物力作为它战争损失的补偿。得了这些战争补偿的秦国，实力没有因为战争而削减，反而得到了十分有利的扩充，它大大加速了秦国对赵、楚两国的进攻的步伐。
正是远交近攻的策略，才使得秦国一步一步兼并了六国，最终在嬴政手里，完成了统一大业，远交近攻战略对统一六国具有非凡的意义。没有远交近攻的策略，嬴政还不知道要在统一六国的路上摸爬滚打多少载呢！
因为秦国在军事上节节胜利，范雎也越来越得昭王的倚重，开始让他在内政上大展拳脚。范雎提出了“强干弱枝”的治国方略，就是加强中央集权。
范雎对秦昭王说：“我在山东居住时，听说齐国只有孟尝君，没人知道有齐王。而秦国有太后和穰侯魏冉，没听说过秦王。所以说，能治理国家的、趋利避害的、能执掌生杀大权的人才能称为王。现在什么事都是太后做主，穰侯外出进行国事访问也不奏报，地方上做事也不奏报国君，国家就像没有君王一样。国家权力怎能不倾斜，国王的号令怎会有人听从？我听说能治国的人，是那些在内政上能发挥威力，在外交上人们能够重视的人。现在，穰侯依仗着太后的权势，削弱了您在外界的地位，他一用兵诸侯都害怕得不得了，他不用兵，诸侯们都感恩戴德，他在君王的左右广设间谍，恐怕在大王故去之后，拥有秦国的就不再是大王的子孙了。”
这一说，可是给秦昭王提了醒。这是秦昭王没有想到的，虽然他对宗亲贵戚的势力膨胀看在心里，急在心头，但是他却没有考虑到后果是如此的严重。听范雎这么一说，就下定决心要除掉外戚、宗亲的势力。就在这一年，昭王罢免了魏冉的相位，打发到他的封地去了。后来又将太后的权力也夺了回来，不许太后参与政务，接着，他又封范雎为国相。这样，以秦昭王为首的中央政权得到了集中。
范雎推行的“固干削枝”方针，从根本上强化了秦国的中央集权制度，促进了封建割据走向封建大一统，这对秦国中央集权制度的完善和嬴政最终完成统一大业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它是顺应历史发展的一次重大社会变革。
通过范雎的远交近攻策略使得秦统一六国的构想可以落到实处；通过“强干弱枝”使得秦国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这些都为始皇帝开疆扩土，统一六国以及建设秦帝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始皇帝的功勋和先辈的积累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