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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统一之前，商品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不但商品种类空前增多，金属货币流通十分广泛，而且也出现了一些商贾云集、市场繁荣的著名商业城市。但是当时天下分裂，诸侯各自为政，作为商品等价交换媒介的各国货币在形状、大小、轻重及计算单位等方面各不相同，即使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货币也不完全一致。
因此，当时的人们买卖、交易很有意思。比如像原来的赵国人拿着刀币买秦国人东西，秦国人不愿意收，因为不认识。而且战国时期外币的兑换比例没有确定下来。这样的局面严重阻挠了经济的发展。为此，始皇帝对货币也进行了一番改革。
战国末年所流行的货币主要有四种形式，一种是布币。主要在韩、赵、魏三国使用。另一种是刀币，主要在齐、赵、燕三国使用。还有一种是圆钱，通行于秦、赵、魏三国。赵、魏主要是在靠近秦国的边地使用。另外一种就是郢爱和铜贝，主要在楚国流通。这种货币混乱的局面使得秦帝国的经济发展受到了阻碍。嬴政便将统一货币提上日程。
秦始皇不仅有政治头脑，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也非常了得。秦帝国以前货币是私人铸造的，而嬴政下令将货币的制造权收归国有，禁止私人铸造钱币。这样货币发行量完全由国家控制。大家自此用一样的钱，不存在货币兑换的麻烦事了。
而且货币发行量由国家预算决定，也减少了因为货币不够用或货币多余带来的影响。始皇帝在将铸币权收归中央后，又将货币统一成两种，一种是主币，另一种是辅币。主币是黄金，以“镒”为单位，一镒等于二十两。辅币是铜钱，以半两为单位。
在《汉书·食货志》上有相关的记载：
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镒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
秦始皇对货币的改革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成效。从战国时期延续下来的货币混乱局面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原六国货币大小不一、轻重不一、外形价值不一，这些因素使得商业买卖难以进行，秦国经济发展不畅。同时也给百姓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新货币的出现解决了这些难题，它便于携带，流通起来比较顺畅。大大地方便了百姓的生活，使秦国人的经济交往得以顺利进行。同时也加强了全国各地的经济联系，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
秦始皇实行的统一货币，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货币形制各异、轻重不等、大小不一的混乱局面，克服了货币换算上的困难，消除了商品交换的货币障碍，减少了交易成本，推动了商品交换的发展，使粮食等重要的商品物资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加强了全国各地的经济联系，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稳定。
而且秦始皇对货币的统一，巩固了他建立大秦帝国的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统一币制，既有利于加强中央财权，便于国家赋税的征收，也可以从财权、财力上防止六国残余势力利用其原来的货币破坏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防止地方分离。
同时，货币统一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促进了民族团结和民族融合。秦始皇形成的统一理念被世世代代的统治者所继承借鉴。因此，新货币的改革成为封建社会时期主要的货币形态。始皇帝又开一道先河，嬴政这个名字确实值得载入史册。
与货币一样，度量衡在战国时期也是非常混乱的。各国没有统一的衡量尺寸长短的工具，也没有统一衡量体积的器具，同样地，也没有称量重量的工具。各国都按照自己国家的习惯来衡量长度、体积、重量。
秦帝国之初，人们不知道该用哪一国的计量标准，每个人都愿意保持原来的习惯，按照自己的判断来进行往来。也有因为计量习惯不同而吵架斗殴的，度量衡的混乱同样地阻碍了秦帝国经济的发展。
度、量、衡分别指物体的长度、体积和重量的单位以及相关的称量。它们如果不统一，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换算十分麻烦。统一以前，由于长期的对抗与纷争，各诸侯国之间的货币与度量衡的标准存在很大的差异。
秦国的1尺大约相当于23厘米，而有些地方的1尺则稍长一些；齐国的“量”以升为单位，1升约合164毫升，秦国以“斗”为单位，1斗合200毫升；各国的“衡”大体上都是1斤约等于16两，但实际重量并不一样，如楚国1斤约合251克，秦国则相当于256克。
度量衡之间的差异给地区之间的贸易活动带来不便，也不利于征收赋税。于是，在秦王二十六年，也就是公元前221年，始皇帝以秦国的制度为基础，统一了全国的度量衡。为了达到宣传和警示的效果，始皇帝还命人将关于度量衡的诏书刻在国家所制造的标准器具上。
现在我们也能看到秦朝统一制作的“铜权”。铜权类似于今天的砝码，铜权上有铭文，意思说：“二十六年，秦始皇吞灭诸侯，完成了统一大业，人民从此有了安定的生活环境。于是立尊号为‘皇帝’，令丞相王绾等负责统一度量衡的标准。对于那些使人疑惑的法令，都应当使其明确、统一。”
秦帝国的度量衡的标准为：一尺等于23.1厘米，一升等于201毫克，一斗是2010毫升，一斤是256.25克，一石是30.75公斤。
度量衡方便了秦国民众的经济生活，也方便了国家征收国税。既达到了便捷于民的目的，也达到了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的目的，可谓一举两得。而始皇帝所实行的这些措施，更深远的意义是它为后世提供了统一的计量单位。省去了后世的很多麻烦。
这一系列统一度量衡的举措立刻为国家课税带来了好处—对纳税人而言的公平是很少考虑的，考虑更多的是收税人的方便。度量衡的统一同样沟通了旧时各国边界的流通，鼓励先前战国各国之间以及它们跟秦之间互相贸易。更多贸易当然意味着国家可以更多征税。
秦始皇在统一中国之前，列国向来是没有统一的制度的，因此，在各地的马车大小就不一样，因此车道也有宽有窄。始皇帝也是个细心的人，当所有车辆行驶在秦帝国的马路上时，问题出现了。秦国的国道该如何修建呢？修宽了浪费人力、物力，修窄了交通就会拥挤。
而现在的大秦帝国统一了，车辆还要在不同的车道上行走，十分不方便。于是，秦始皇便开始想要设计标准的轨距，好让车辆更适应全国的道路。
秦始皇二十七年，也就是公元前220年起，秦始皇命令陆续修建了以咸阳为中心的三条驰道：一条向东，直通过去的燕、齐地区；一条向南，直达吴、楚地区；还有一条是为了加强对匈奴的防御修筑的，从咸阳直达九原的直道，全长1800余里。驰道宽50步，车轨宽6尺。道旁每隔三丈栽树一株。中间为皇帝御道，用明显标志标出，一般人不得行走。
此外，还在今云南、贵州地区修5尺道，在今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之间修筑攀越五岭的新道。通过拆除壁垒、修建驰道，形成了以咸阳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把全国各地联系在一起，使我国今日长城以南、以西的地区，除青海、新疆之外，都包括在这庞大的交通网络内，便利了交通往来，有利于促进经济的交流发展。
这样，全国各地车辆往来就方便了。这就叫作“车同轨”。虽然这项措施受益的主要是富贵人家，寻常百姓是没有车子可乘坐的。但不管嬴政的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他的政令、举措确实对当时以及后世起到了积极作用。
古时候都是土路，车轮反复碾压之后会形成与车轮宽度相同的两条硬地车道。马车长途运输的时候，让车轮一直在硬地车道上，行走平稳，能够显著减少畜力消耗和车轴磨损，就如同现代车辆走在柏油马路上一样。
秦朝制定车同轨法令，能够使全国各地的道路在几年之内压成宽度一样的硬地车道，不仅能够减少商品和旅客运输过程的成本，而且有利于帝国军队带着物资快速到全国任何郡县。所以，车同轨是秦国统一的重要战略举措。
文字是一个民族文明的标志，也是跨越时空的载体。因此，要肯定统一文字功不可没，主观来讲统一文字加强了中央的统治，客观上来讲，统一文字大大加强了思想的统一。
战国时期，诸侯国长期分裂，每个诸侯国在沿用周朝旧有文字的同时，都对周文进行了一些演化和拓展。有些东西是周朝没有的，但战国时出现了，新出来的东西就要被重新命名。文字也同当时的社会一样在变化。随着诸侯割据时间越来越长，各国在文字上的差异也越来越大。
始皇帝在统一六国之后，原有六国文字的差异化严重影响了政令的下达和百姓的文化交流。比如在咸阳下达的文书，到了桂林就没人能看懂了。看不懂又不能凭空臆断，便要找能认识这些字的人来看，于是政令就要延误。
而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更是如此，城头贴上告示，因为没人或极少数人看得懂，告示也就成了一张废纸。对于读书人也是如此，战国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各种文献对读书人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因为战国末年的文字的差异化比较严重，使得读书人学习起来比较吃力。要经过请教、推测、辨别才能知道字面的意思，这样就造成了文化交流的障碍。
政令的不能畅通和文化交流的不便，使得嬴政意识到统一文字的重要性。于是，嬴政下令“书同文”。也就是说，文书、典籍的书写要用统一的文字。
这样一来，行政文书就有了一致的规范文字，官员们一次性学习，终身便利。百姓们也可以正确理解上面的意思，读书人再看典籍时，也就不必那么麻烦。
“书同文”这个建议实际上最先由李斯提出，嬴政没有任何异议地同意这种做法。李斯不但主张用秦国的文字作为标准国文，还主张废除六国文字。
李斯之所以能得到嬴政的偏爱就是因为李斯的思想完全符合嬴政政治统治的要求。嬴政想要稳固江山，李斯就告诉他实行郡县制；嬴政想天下一统，李斯就告诉他要先统一文字。
于是，李斯就做了《仓颉篇》，原来只是教小孩子认字的字书，后来连同中车府令赵高的《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的《博学篇》，共同作为小篆的样板。
全国性统一的文字标准就是小篆。赵高是为皇帝管理车马的小官，但是因为这个人特别会巴结逢迎他人，肚子里还有几滴墨水，所以得到了始皇帝的重视，让他自由出入宫廷。
胡毋是太史令，不仅写前朝历史，还要记录皇帝的起居、言行得失，是皇帝身边的近人。他是文字的最为频繁的使用者，秦朝以及之前的文史典籍都要经常查阅。统一文字是他最为迫切的要求。这三个人对始皇帝统一文字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小篆笔画比较复杂，字形饱满、形态优美，就是书写起来太麻烦。隶书是比较简洁的字体，工整、严肃、精巧。那么，到底哪一种文字是当年始皇帝钦点的标准样本呢？
一般认为，小篆是千年之前嬴政下令使用的统一样式。小篆成为统一文字是有文献可考的。根据《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秦始皇令丞相李斯作《仓颉篇》七章，令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六章，又令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七章。
李斯、赵高、胡毋敬均用小篆来进行这三部字书的写作。还有一种现象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五次遍访全国。在各地树立了大量的碑文，流传到今天临本或摹本有泰山、峄山、芝罘、琅琊台、会稽等地的刻石，在泰山刻石中还有留存至今的实物，这些刻石文字均为小篆。
刻石是始皇帝在走访全国时，格外注意的一件事。他想要他的丰功伟绩广为人知，他要让自己名垂千古，不被历史风干。石头是那个年月能够保存历史时间最长的载体，于是他用小篆写下他的丰碑。刻石摹本随同小篆流传到了今天。
可是在那时，缺乏实用价值的小篆，在日常的应用中，越来越显露出它的力不从心。六国本有比较简单的文字，那些用惯了简易文字的人，自然对小篆产生反感。就像用惯了简体字的我们，再返回民国时期用繁体字写字，定是难以适应的。所以，小篆在实行过程中渐渐被简化，形成了后来的隶书。
有相关的史书记载，隶书是始皇帝时期的程邈发明出来的。相传，程邈曾做过秦朝的县狱吏，负责文书一类的差事，相当于如今的秘书。他个性耿直，因此得罪了始皇帝，被始皇帝关进了云阳大狱。程邈终日无所事事，感叹光阴的流逝。
他希望能做出一些事情来为自己赎罪。即使不能减刑也可以打发时间。但是在狱中做什么好呢？一定是个不用外出的事才可以。当时，始皇帝正兴致勃勃地推行着他的“书同文”的小篆。政务多、文书多，狱吏有时忙不过来，就叫程邈帮一些忙，因为程邈做过狱吏对狱吏文书较为熟悉，做起来也得心应手。
程邈在书写文书过程中，注意到了小篆难于书写的这一点。于是想到了要简化文字，接着就动起手来。如果文字可以简化，不仅能减轻始皇帝批阅奏疏、下达诏令的负担，还可以让天下人提高工作效率。最重要的是可能减免自己的罪过。
程邈托人搜集起民间的各种书体，静下心来仔细研究，一个个改进。经过研究和整理，终于演化出了三千个既便于识别，又便于书写的隶书。他将这一成果呈献给始皇帝。
嬴政看到之后，不禁拍案叫绝。不仅赦免了程邈的罪，还封他做了个大官，这个官叫御史，这在秦朝可是顶大的官了。因为在简化篆文时，程邈的职位只是个“隶”，所以人们称为“隶书”。
而始皇帝之所以把小篆定为标准字体，是因为嬴政是个典型的唯美主义者，他对漂亮的事物情有独钟。小篆那“华丽的身形、浑厚的气韵、雍容的态势”深深地吸引着嬴政。嬴政用它做国文可以显示出他帝王的气派。可以说，秦始皇统一文字，对于扩大文化交流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他主观上所希望的政令通畅，在客观上也促进了思想的统一和文化交流。不管嬴政是用哪种字体做国文，这种统一的文字，都将发挥它不可替代的作用。
文字的统一，不仅给跨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而且对中华文化共同体的迅速发展和中华民族统一心理的塑造也具有巨大的推动意义。汉语和汉字历经数千年的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具表现力的语系之一。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秦始皇的作用确实不可忽视。
虽然，秦朝存续的时间并不长，小篆也好，隶书也罢，都没有对秦朝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是始皇帝统一文字的构想和做法却被历代皇朝所借鉴。这是嬴政又一个功在当世，利却在千秋的为政之道。
始皇帝统一六国之后所实行的一系列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这是秦帝国初期，嬴政做出的有利于人们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大事情，也是始皇帝除了统一六国之外，最辉煌的时刻。
当我们抛开嬴政的暴行，客观地面对他所施行的政策时，我们会发现，嬴政作为一个改革家是十分出色的，因为他书写下了中国历史壮丽恢宏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