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巴黎之误

纸面所书的历史同亲历的历史不同，理当如此。对于亲历历史的感觉，历史中人所知比我们更多，但是，他们大部分人以当时所处的位置，并不适宜理解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情及其缘由。不管我们能给昔日之事做的解释如何不完美，都得仰仗后见之明的便利，哪怕这种后见之明对我们完成对历史的同情之理解而言，本身就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昔日之事的形貌取决于一个适时适地采取的视角；而所有这些形貌又都是局部真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取得了更长久的可信力。

我们本能地知道这一点，因为这最好地描述了我们自己多样化的生活面貌。但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他人，而且，他们对我们生活的解释也只是局部貌似真实的时候，我们就得承认，对错杂交叠的个人历史有无穷多可能的解释。出于社会和心理上的便利，我们对个人生活——我们自己以及朋友、同事和熟人的生活——会持有一个得到公认的一致理解。但是，这一最低限度的认同一致之所以能够保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多数情况下我们没有合适的理由去深究我们安到自己或他人头上的叙事。除非遇到非常的危机，否则我们不会自找麻烦，试图去质疑现在的我们和过去的我们之间的关系；况且，大多数人醒着的时候也很少会去推究我们的历史之本质与含义，视其为盖棺论定的东西更方便，也更安全。而且，即便我们真的心血来潮，一个劲儿地追问我们过去啥样现在啥样我们何以变成这样，把自己细细研究一遍得出结论后下一步又该如何动作，我们与多数他人之间的关系仍将维持原状，他们还是过自己的日子，基本上不会被这种自恋兮兮的玄想所搅扰。

然而，适用于个人的情况并不适用于民族。一段共同历史被赋予的含义，它对当下国内国际的关系的影响，有关古往今来各种集体行为和集体决策的独立而又相互排斥的说法所占据的道德与意识形态地位，在世界各民族各国家中引起了至为激烈的争论；历史也几乎总是处于争议中心，哪怕表面上争的是现在或未来，其实争的也是历史。在许多地方，国家实体之存在很大程度上就倚仗着这类争吵；没有一个得到批准或一致承认的集体历史版本能通过争吵而图绘出来，因为，正是分歧本身构成了这一共同体的基本认同。

这是个独特的现代问题。在更古老时代的帝国、政权和共同体中，正常情况下，政治权威不会有多个发源地，关于谁能掌权、凭什么掌权的认识也不会有分歧。作为既存合法性的来源之一，“历史”是唯一的——由是观之，我们现在所说的“历史”则根本不是历史。大部分曾在这颗行星上生活过的人都没有主动去接触过他们的历史。关于自己缘何成为现在的样子，他们的认识都狭隘而实用，与他们的统治者讲的故事——一个他们最多只能模糊了解的故事——密不可分。只要权力和权威仍然垄断于一个家族、集团、阶级或宗教团体之手，对现世的不满乃至对未来的期许就仍将受制于有关集体历史的一种叙述，这种叙述纵使有时被人恨之入骨，却不会受到决定性的动摇。

一如我们现在所知，革命性的剧变产生了政治，也改变了所有这一切。脱胎于革命的一套新秩序，就像被推翻的旧人旧秩序一样，其提出的主张和承诺也需要公信力和合法性，为此，新主子对自己即将君临的这个社会和国家的历史肯定也得有自己的一套叙述。而且，既然对这一叙述而言，首要的是证明唯一能导致这种改朝换代的事态恶化和发展过程是正当的，所以，它不但要宣说自己的政治主张，还得彻底剥夺旧秩序政治主张的合法性。由此，现代政治权力高度仰赖于关于历史的宣说；结果，历史成了政治。

通常情况下，这种嬗变很自然地会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挂起钩来，而与大革命本身联系更为紧密。因为不仅法国革命者们自己明白，他们的所作所为从根本上而言是断章取义的，就连他们的后继者和敌人也沿循这一本能，把大革命本身视为适合进行历史论争的首要阵地。谁能“控制”对法国大革命的阐释权，谁就能控制法国，或至少能在大革命后的法国抢占有利位置，主导关于政治合法性的论争。不单对马克思及其继承人，而且对托克维尔的自由派一系以及约瑟夫·德·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及其反革命儿女而言，对1789年巴士底狱“陷落”以来的10年法国史的理解，具有和政治理论与实践同等重要的地位。同时，不仅限于法国——此后两个世纪里，对法国大革命的“恰当”解读在许多情况下给世界各地的激进和反动思想制定了意识形态纲领。

但是，大革命是在法国爆发的；政治和公共生活实践铸成的最持久、最具分裂性的后果都落在了革命发源地，并非全系偶然。法国是欧洲最古老的单一民族国家。因此，18世纪末的革命者们手头已有一大把历史可以做文章。从那时起，大革命的诸多事件及其在国内造成的后果就提供了一块独一无二的沃土，那里结出了异议、争斗和分裂之果，而在这块土地上，在这个地理、制度和语言上的身份早已得到确认并固定下来的民族之中发生的战争，使得这种种争端更加尖锐，更加你死我活。

与她的欧洲邻居们相比，法兰西太不一样了。在德国或意大利，那些导致国内冲突和政治动乱的分裂敌对并未让民族国家早早降临，也没有呈现出倒退回早期国家的症状。自然，对本民族集体历史应居何许位置，当如何解释，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也有很多争论，有些和法国的还很相似。然而，这些争论常常与“德国人”或“意大利人”内部的历史无关，其涉及的是对局部的、地方性的历史的不同理解，直到很晚，这些局部历史才被纳入作为一个单一民族的德国或意大利的历史（有时这非常可惜）。1939年、1919年或1878年前的东欧和东南欧地区的国家历史，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常常只是一个“虚拟的”存在。人们争论历史，争的与其说是政治，还不如说是神话传说，尽管仍得为此头破血流。

所以说，法国与众不同。种种迹象表明，法国应是唯一一个涌现了一大批讨论其“记忆地”的学术出版物的国家——这些“记忆地”集体体现着这个国家对自己传统的理解。更具象征意义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如果说四卷中等篇幅的作品就足够容纳“共和国史”和“民族史”的话，要编一部“法国史”没有洋洋三大卷是拿不下来的，其中最大的一部分用来写“冲突与分裂”。给欧洲其他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共同历史记忆建一座学术纪念碑，都不需要建成如此规模，人们也很难理解，这部书何以必须有6000页那么厚，更无法相信法国人竟不得不以如此浩繁卷帙去解释那让国民们彼此相敌的昔日。 一边是法兰西表面上的大一统，另一边是四分五裂的现代法国无休止的激烈争吵，两者之间存在的紧张，乃是这个国家及其历史中最突出的特征。

20世纪涣散飘摇的法国有三大病症被谈论得最多：政治上的左右两派争个没完没了；维希政权及其对民族道德境况的恶劣影响延续了数十年之久；政治制度的持续不稳重现了19世纪的情形，正如19世纪也重现了18世纪十年大革命的政治和制度斗争，并为其画上了句号。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阿尔及利亚战争的40年间，法国经历了四个不同的政权，从议会共和制到老人独裁政治的多种不同的政治体制；在其中第三个政权——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存续的短短14年中，政府平均每半年更迭一次。

观察家和历史学家把这三个症状统称为“法兰西病症”，它们直接来源于对法国共同历史——特别是法国大革命的遗产——的相互冲突的解释。“左派”和“右派”这两个术语的付诸使用源于革命联合开始因意识形态一分为二之时；两大派系围绕应从大革命以及当时人们狂热的拥护或反对中汲取什么教训各做各的阐释，进而相互对立。典型的如法国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之争，双方都寸步不让地要求继承“未完成的”资产阶级大革命的遗产和衣钵；所以并不意外，当贝当政权标榜“民族革命”的时候，其属民一开始所能达成的为数不多的共识之一，就是希望消除大革命及其遗产。至于法国无法建立一个稳定的、得到普遍接受的议会系统或总统制，与法国社会的性质也没有多大关系——它在很长时期内因其自足的、保守的稳定性而独树一帜。法国人在如何管理社会的问题上始终无法取得一致，是因为从1789年到第三共和国崛起的一个世纪里，法国人一直不信任各种宪法模式和政治权力形式。

20世纪前三分之二的时间里的许多观察家认为，左右之争及相关的政局不稳，是法国面临的最重要、最紧迫的难题，因为这些问题深深植根于各种政治记忆之争，植根于有关“真实的”法兰西历史道路的各种叙述之争。当然，争论的参与者本人不觉得问题是由动荡或冲突引起的，而都认为是对方固执己见、拒绝遵循自己的世界观所致。意识形态之争在参与者们眼里显然是第一要着，其他事情顶多偶尔地、短时间地关心一下。这种态度在今天看来荒诞不经，是很久以前才有的咄咄怪事。但是就在数十年前，法国公共空间还充塞着教条语言，耽于争吵，吵到酣处几乎能不顾一切。意识形态右翼要到坠入维希深渊而名誉扫地时才走出这一误区，而左派则一直保持到70年代。

不过，研究法国晚近历史已有其他途径，不那么强烈地依赖大革命视角和语汇了。在1940年、1944—1946年以及1958年发生了三次转折的传统的制度编年史学，无力回应这一问难：这种史学方法低估了社会变迁、经济变迁的趋势与时机的意义。另一条叙述路径则强调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社会明显的连续性以及与此相伴的经济停滞。法国人自己首先就明白，国家仍然是一个人口增长率罕见低下的农村和农业社会，极度需要连续性，拒绝各种形式的变革——这些变革正在同一时期内改变其邻国的面貌。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当下威胁面前保护过去的做法对这个民族很有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兰西民族的这种威胁感进一步增强，从而进入长达20年怀旧伤逝性的拒绝之中。两次大战之间的大萧条令其他欧陆国家遭遇了经济崩溃及随之而来的政治剧变，法国却得以幸免。但从另一角度看，全民转向隐晦不明的旧制度，憎厌现代化和改革，却促成了维希政权的降生，因为后者许诺说要迎回一套前现代价值观及制度，这让政治阶级（political class）及选民本能地感到宽心。而且，尽管政治首脑们无知依旧，但新一代官员和管理者们都已认识到，并不是战后的第四共和本身，而是新的国际形势和机遇在50年代中期过后把法国推进了一场迅猛的经济、人口和社会变革之中。

关于1930—1970年历史的另一种说法认为法国陷进了一场三边斗争之中：一个怯懦的、不敢冒险的社会，一个颟顸无能而又离心离德的政治阶级，以及一小撮为国家的停滞乃至倒退而满心沮丧的公仆、学者和商人。按照这种观点，1936年成立的人民阵线，不管泛着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色泽，它首先是向着国家经济体制和政府系统的全面检修迈出的迟疑不决的第一步。这一行动在30年代厝火积薪的政治氛围下铁定败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重拾变革的反倒是维希“实验”的一些年轻参与者。以“民族革命”和废除议会对行政决策的压制为旗号，他们全面检查了地方和中央政府机器的各个零部件——他们努力的结晶未获认可，尽管法国的现代化政府部门终于在下一个十年中建立了起来。只是到了1958年第五共和问世以后，社会变革、行政革新和政治制度才算齐头并进——即便如此，也还是对第五共和创建者的本愿偶有违逆——法国得以克服其“病症”，体验“正常”的经济和政治生活。

但是，在20世纪前三分之二的时间里，法国的困境及其抉择的“当代”含义很少受到以上任何一种历史叙述的影响，令今天的历史学家十分困惑。自40年代末以来，学术界（尤其是国外的）法国研究中的一大命题——“古代政体和现代政体的对比”，法国政治学者或社会评论家却很少触及。而提到这一点的时候，也通常是用来吹嘘这个国家及其人民避免了分裂——它的邻国深受其害，而其终极危险和后果则恐怖而清晰地呈现在大西洋彼岸。

与此相似，法国也几乎没有什么公共人物思考过，在该国古往今来的传统的左/右之分、共和/极权之分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究其原因，想象力的匮乏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做此思考的人总是不得好报。就连19世纪末最富想象力、最具批判精神的共和主义者，面对第三共和政治和政府系统有目共睹的缺陷，也不愿怀着善意去探讨制度改革，因为他们害怕跟麦克马洪元帅（Marshal MacMahon） 、布朗热将军（General Boulanger） 以及（我们仍记忆犹新的）路易-拿破仑·波拿巴（Louis-Napoléon Bonaparte） 的罗马行政官野心扯上瓜葛。1918年后，他们的忌讳更加坚定了：在两次大战之间，许多头脑最聪明（也是政治上最不得志）的批评家针砭法国及别的国家的政治僵化，最后却落得个在纳粹或新纳粹集中营里一命归西的可悲下场。

右翼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推论过程也基本与此相似，他们认为，只要向激进共和传统的代表人物做出任何让步，都是在屈膝于极端雅各宾主义，这是对他们昔日忠诚的背叛——这种幻象来自两个阵营的刺激：其一是决心充当革命者的温和社会党人，其二是共产党人，他们的合法性来自其咄咄逼人的主张：要继承革命传统中一切最极端的话语和抱负。甚至在1940—1944年沦陷时期过后，保守主义政治遗产的主体名声大坏，政治左翼也未得以驱除它的心魔。当贝当和维希政府勾起了人们对无限总统权之危险的记忆，尤其是当昔日的军官们执掌了总统权之后，大多数法国政治家和政治分析家还需要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才能认清一个有效率的行政当局的益处，才能学会把它与一场永久性政变大致区分开来。

因此，在20世纪的法国，历史和记忆达成了共谋，合力排挤对今天这个国家而言真实存在的两难困境——其中之一正是相互对立的历史叙述留下的沉重包袱——的持久关注。这时，知识分子的贡献就显得至关重要。不必赘述20世纪法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类拔萃了；他们本人的表现已很能也常常足以说明问题，近些年来，他们以最大的勤勉和热忱致力于讲述本民族历史。但是，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写作都太拘泥于传统的政治史叙事了，这并非偶然，因为正是知识分子比别人更频繁地使用那些传统语汇，来帮助现代法国理解自身的。

其中的原因之一是，知识分子参与公共生活的历史受到场合的限制：只有当作家、教师和学者们似乎因义务所迫，在一场国家级大冲突中选择加入某一阵营的时候，他们才算进入公共生活——支持抑或反对德雷福斯；在“一战”前做国际社会主义者抑或做完整民族主义者；在30年代加入纳粹抑或反对纳粹；在沦陷期间支持抵抗运动抑或支持合作者；在冷战时期选择共产主义抑或选择“资本主义”，支持西方抑或支持东方；赞成去殖民化抑或捍卫帝国政治；宣扬激烈反对（国内国外的）独裁政治抑或保证总统制政府的稳固；以及每时每地在左与右之间做出取舍——知识分子通过这些语汇定义自我，进而在大半个世纪里为法国的公共辩论定性定调。如果一个知识分子不用这些语汇来思考问题，或企图违犯之，或完全脱离这种常规界定，那么，他似乎就不成其为知识分子了。

就连对知识分子介入政治的最著名的批评——朱利安·班达（Julien Benda） 著于1927年的《知识分子的背叛》——也是以这一方式写出来的。班达批评的主要对象是与夏尔·莫拉斯（Charles Maurras）的“法兰西行动”有联系的民族主义作家和出版家。如今我们几乎已想不起来，自20世纪初以来经1940年的这一派思想家有什么过人之处，从而也不知道对班达而言，批评知识分子背叛了他们的正当使命（独立的真理追求者），为什么就一定要拿最主要的右翼思想家开刀。但是，班达并不想暗示公共参与本身是错误的，只不过它应该是真诚的独立思想的结果。

莫拉斯和他的追随者错就错在他们的理论始于这样一个假设：法国和法兰西民族起步最早，也必须永远位居第一，这个前提（在班达看来）有损于冷静的个人思考和道德抉择。班达经历过德雷福斯事件，从而心怀鉴戒，他论辩道，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追求正义和真理，是捍卫个体权利——进而，在一个大站队的年代，一个你必须投身此阵营或彼阵营的年代，把这种使命贯彻下去。

然而，到了30年代，一俟“正义”“真理”和“权利”本身受到意识形态划界之害，班达的区分就失去了意义，缺少了独立的参考点——一如我们所见，法国解放以后，班达本人就是以一个左翼同路人的身份亮相，义无反顾地介入政治的，他为斯大林主义统摄下的东欧进行的政治大审判做辩护，基于的理由跟他当年严厉批判的、民族主义右翼的道德“现实主义者”们所持的理由完全一样。当年，法国的一些知名作家为支持民族主义右翼事业，回避对个体案件真相的关切，被视为犬儒式不负责任的极端表现，而现在，班达对由国际主义左翼促动的集权统治趋势视而不见，同样性质的行为，却成了负责任的政治参与。

这样，20世纪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都无法成为理想的向导，无法告诉我们在他们的时代法国正发生着什么，因为他们写下的太多作品，只是把这个国家本身积重难返的政治分裂反射回公共领域之中而已。不过，借助已被用滥的后见之明的力量，我们或许能够利用“责任”这一从左拉（Emile Zola）到萨特（Jean-Paul Sartre）的知识分子都真真切切耳熟能详的概念，重新编制一张知识分子兼政治的年谱——但是，我们要赋予“责任”一个更标准的含义，它与以往关于知识分子行为的历史研究中所采用的含义迥然不同，它并不等同于“政治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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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三种形式的集体和个人的不负责任互相重叠、交叉，塑造和损毁着法国的公共生活。首先是政治上的不负责任。读读两次大战之间的法国历史，统治国家、代表人民的那群人，他们的庸碌无能、漫不经心和罪该万死的玩忽职守一次又一次震撼着人的心灵。这不是事关某党某派的政治问题，这是一种文化。从共产党人到君主主义者的所有党派代表和参议员、总统、总理、部长、将军、公务员、市长以及政党领导人，都表现出对所处时代及位置的高度无知。他们倡导的政策——如果他们有什么需要倡导的话——都带有最褊狭的党派倾向，也就是说，他们仅仅代表社会中很小一部分人的传统和利益，而在参加选举或职务任命的时候，也没有为超越这一范围而做过半点儿郑重其事的努力。

法国在早年并不缺少富有创见的、强有力的国家领导人，后来何以成此光景，研究起来颇有意思。1918年前，第三共和国陆续涌现出了甘必大（Gambetta）、费里（Ferry）、饶勒斯（Jaurès）、普恩加莱（Poincaré）以及克列孟梭（Clemenceau）。但是，“一战”时的全国混乱导致了政治体制的呆板化，使得两次大战之间的共和国呆滞僵硬，如同一只被历史的强光吓傻了的兔子。在国内事务中，一部分人叫嚷着要回到他们的幻觉中繁荣稳定的战前时代，另一部分人则念想着一个用德国赔款换来变革中兴的承诺，国家被生生地撕裂了。战后，在民众要求改进工作条件和社会服务的广泛压力下，激进变革的举措草草上马，最终成了一种极化政治文化的牺牲品——在这种文化中，任何制度或经济改革都被当成一种零和博弈的游戏来对待，预感到威胁的利益者因此联合起来，对其进行积极有效的抵制。人民阵线的豪言壮语，及其在它神经紧张、耳根又软的对头们那里激起的反应，把这种极化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再说国外政策的制定，最初是根据战后对法国实力的幻想（它本身就有赖于一个更虚幻的预设：从战争中走来的法国怎么也算个胜利者）；随后，当美国的退出、英国的坐视不顾令法国在外交上孤立无援的时候，是根据借助国际联盟促进共同安全的美好愿望；最后，国联开出一张空头支票，则是根据法国武装力量及政治领导的撤退——与其说退到一种能让人看到希望的绥靖状态（仍带有一定程度的战略意图和进取心），不如说是退到盲目乐观之中——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爱德华·达拉第（Edouard Daladier）1938年从慕尼黑回国，心知他抛弃了捷克，同样也抛弃了法兰西民族的利益，正等待一场爱国主义大声讨，不料竟喜出望外地受到了如释重负的子民的热烈欢迎。1940年，法国政府精英们面对德军的胜利，以他们在过去20年间统治国家的方式签下了那个颓靡、悲观、充满失败主义况味的城下之盟。同年7月，法国政府的许多民选代表遗弃了共和，带着浑身倦意长舒了一口气，一些观察家起初瞠目结舌，但想想也就觉得不足为奇了。

已有大量文献证明了维希法国的当政者在政治上的不负责任，它顽固地不愿正视自己的软弱，不愿正视占领军的真实目的，占领军的行动与让步所意图的结果虽日益明显，维希人却依然不闻不问。而更加明显的是，到了战后，尽管谈复兴谈得很多，也为落实复兴之举做了一些严肃的努力，但政治却要人们长期有心无力。固然，法国共产党的存在是个致命的问题，它的政治策略很具破坏性，因为就这个政党的性质而言，它的行动所依据的责任和理性准则并不是从法国民族利益或本土政治考量出发的。但是，社会党人也没能重新审视他们的教义和纲领，各方也普遍没能认清法国在战后业已改变和下降了的国际地位，加之议会中经年累月的分歧与争吵，以及对法国殖民地独立呼声的回应严重不足，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国家利益将长期得不到不带党派偏私的关心。

战后法国能脱困于其政治领导人之手，得感谢战后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想提早10年获救都是不可能的。作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员、马歇尔计划的受益者，法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新生的欧洲共同市场之中，不再仅依赖自身的资源和决策谋取安全与繁荣，而统治者的无能和失误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比早年要小得多。

如果说法国在政治上不负责任的时期从1918年延续到1958年的话，那么可以说，道德上的不负责任是发端于30年代中期，此后40年一直长盛不衰。这个判断乍看荒唐，最起码知识分子是负责的吧？没错，在反法西斯战争、战时抵抗运动、战后政治理想主义以及反殖民运动之间，法国人，或至少一部分法国人，他们的道德介入、道德担当的程度已深至无以复加，但是，这种回答错就错在它评价“介入”时期，使用的正是该时期所使用的话语——特别是那些作家的话语，他们当时和以后所写的东西左右着我们对他们行为的理解。

表面上的“道德负责”，最明显的例子是30年代知识分子的反法西斯主义。诚然，它代表一个历史性时刻，一个正义反抗邪恶的政治参与的时刻——正如那些参与者自认为的那样。但是，也有相当多的人，包括不少知识分子，基于一些相同的原因投入意大利、西班牙甚至法国本土的法西斯主义的怀抱。而且，鉴于其中一些人后来（有在战时的，也有在战后的）转为反法西斯知识分子，我们最好牢记，在“二战”前的欧洲，知识分子无须投身左翼政治才算是“负责”，他们只要投身政治就可以了。

因为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在法西斯覆灭后的许多年里，人们宁愿把“二战”前知识分子投身整全民族主义或法西斯意识形态的劣迹忘掉。明乎此，并在看到1940年前政坛和思想界是如何弃左投右，1942年后又如何弃右投左之后，我们最好把参政涉政视为这一整段时期的时代特征。

如此，我们才看清了何谓道德上的“不负责任”。它可以有许多形式。让－保罗·萨特在从“奇怪战争”期间写起的笔记里说，自己在两次大战期间恪守着形成于“一战”的政治冷漠式爱国主义，对身边发生的事情犯罪般地一无所知。因此，他后来疯狂地参政议政主要是出于担忧，生怕历史巨舰趁着夜色又一次与他擦肩而过。或许这只是萨特的个人动机，但他的情况很普遍。一些知识分子和公众人物在30年代的暴风雨中随波逐流、见风使舵，在民主亟待捍卫的时候躲开或故意视而不见；一些人选择了，但选“错”了；其他人选“对”了，却已太迟。

衡量像这样做出的任何一个决定，道德标准自然是可用的。当人们自称“西方文明的保卫者”“反法西斯主义者”“抵抗者”“进步主义者”“反帝国主义者”等等诸如此类称呼的时候，都在对世界和为世界所负的责任做出一个道德判断，哪怕他们加盟的具体的政治集团更愿意用历史、经济或美学语言给自己的主张镀上合法性的光泽，哪怕它以官方姿态排斥“道德化”行为。但是，一旦做出某种抉择，你就必须抛弃，或者至少暂时抛弃道德自主权。只要介入政治，不管投入哪个阵营，你都要付出一种代价：不管是面对敌人，还是与你同路但不受欢迎的人，抑或是你自己的阵营做出了什么难堪的举动，你都必须恪守自己的抉择，向着本方说话。

这是1936年后去西班牙的知识分子的处境，他们对共产党人或佛朗哥主义者联盟的一举一动看得太清楚了；这是民族复兴的理想主义者的处境，他们近距离目睹了赖伐尔（Laval） 和贝当搞的那场“民族革命”；这是抵抗者的处境，他们观摩了随法国解放而来的秋后算账，既不完全又掺了私利，且往往有失公正；这是共产党同路人的处境，他们使劲忍气吞声，帮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审判和古拉格说话；这是反殖民主义作家的处境，他们费尽唇舌，为推翻了一个帝国的另一个独裁而窳败的帝国开脱；同时，这也是六七十年代“第三世界主义者” 的处境，他们强迫自己去理解中国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和波尔布特统治下的柬埔寨的意义，证明它们的行动实属正义。

当然，我们可以重编一份系谱，记录那些保持了知识分子的勇气和道德主动性的人物，给上述背叛行为做一反证：例如乔治·贝尔纳诺斯（Georges Bernanos） ，或者玛格丽特·布贝－纽曼（Margarete Buber-Neumann）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伊尼亚齐奥·西洛内（Ignazio Silone） 和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他们名垂欧洲一代正直知识分子之青史。或许这一点让人更难接受：许多较知名的法国知识分子从来不在其列，更不用说那些不知名的了。

我以知识分子为题，是因为他们对法国深有影响，也是因为政治参与兴起之后，道德义务最容易与知识分子联系在一起，而他们本人也强调选择——以及那些被称为“选择”的决定——的伦理维度。不过，以政治责任感的名义效忠于一个团体或政治对象，久而久之伤害乃至完全破坏了每一种特殊的道德责任感，放弃个人判断和主观能动性，并非知识分子独有的弊病。同样的危险也横陈于其他人面前：政治家、公务员、士兵、教师、学生，在那段岁月里都难幸免。

然而，我所考察的这整个时期盛行一种特别知识分子化的不负责任，它在战后的数十年间达到了顶峰。它与知识分子的公共抉择或由此陷入的道德混乱无关，却与“知识分子”这一行本身，与学者、作家、小说家、新闻记者等等选择思考并尽力去理解的东西有关。这就要回到我之前谈到的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习性：他们习惯用最传统的方式反思并回应身边的政治文化纷争，而不是尽力把全民的注意力引向其他方向，引向更有希望的轨道上。

因为各种原因，始终少有人关注法国在头三分之二个世纪里遇到的问题，我已经试图指出一些缘由。但是，这些问题并非先天就难以分辨；任何一份普通的法国晚近史记录都能显示，它的这些病症是明摆着的。国际政策、军事政策、经济政策动辄悬而难决或不堪所用，并屡屡遭到攻击和损毁。先天而来的困境扭曲了公共生活。教义上的分歧对立完全控制了人们的分析性观察，意识形态战争取代了对国内现实问题的关心，使得一方面一切都被政治化，另一方面又鲜有人严肃地关心政治问题。最致命的舛误是，人们企图研究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而不再持久关注经济、社会停滞所付出的代价，不再关心应如何给政治行为设限；作家和辩士们神魂颠倒地陷于这一谬误之中，一直持续到1981年弗朗索瓦·密特朗当选总统的前夜。

为什么大多数知识分子要到这么晚才注意起这些问题来？当然，一定程度上是因为20世纪的前50年里，公共知识分子主要都是文人——小说家、诗人、散文家、哲学家，他们热衷于公共论争，却往往不太知道自己在讨论什么。但到了50年代，文学知识分子逐渐被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所取代，而公共讨论的质量却没有任何明显的上升。随着各学术领域的专家们地位日渐突出，他们本可以提供各种专业知识，人们却依然怀有这样的期许，即知识分子应能就任何话题发言。更有甚者，他们继续投身于一种被政治化、阵营化的文化，支持一方或另一方，这意味着，不管他们所倾力分析的客观现实多么无涉感情色彩，他们的公共言论也一定是辩斗性的，在其中，政治或意识形态立场第一，专业知识技能则屈居其下。

不管怎么说，学术界本身远非世外桃源，免不了要卷入论战、教义结盟与斗争，因此，最突出的从而也最有影响的学术界代表人物，并不一定是本学科功力最深湛的从业者，最好的证明便是1968年前后的畸形状况：当时，某些参与关于教育、媒体以及国家现状的论战的名人，是借助“大众化”来夺人眼球、产生影响的，他们迎合了已政治化的大学内部的流行风尚。

反面的例子，即那些关心法国当下问题，把正规科班知识用来分析别人根本不察的国家困局或进程，并以其作品唤起公众重视的学者——实在是少之又少，他们最有影响的作品在这个民族的知识界里显得另类而怪异，仿佛布列塔尼的山巅上风吹日晒的巨柱 ：J·F·格拉维耶（J.F.Gravier）的《巴黎和法国荒漠》（1947）、H·孟德拉斯（Henri Mendras）的《农民的终结》（1967）、米歇尔·克罗齐耶（Michel Crozier）的《被封锁的社会》（1970）。 即便如此，更知名的那些政党知识分子也不大可能大量阅读过这类作品。

情况在70年代中期以后发生了改变。一度刺激并掌控了知识界注意力的话题似乎不再分量十足，或者已在改变了的政治气候中削弱——在这种气候中，随着60年代末激进分子幻梦的破灭，人们对暴力和恐怖的容忍度明显降低了。当然，此后有好一阵子，知识分子们通过电视和电台广播大量探讨人们的各种罪错，反省他们曾顶礼膜拜的观念；不过，在此前20年间，法国更有关怀的思想者们已经带着艰难的选择，严肃地介入到他们当下所处的国家和世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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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写的是三个法国人，他们的生活和著述都与这三个不负责任的时代格格不入。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人，要是知道自己被与另两人归成一组，他们会大吃一惊的。不过，他们在某些特点上是共通的。这三人毕生都在法国扮演重要角色，但与同时代人有点儿格格不入。他们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活在对手和时人的厌恶、怀疑、蔑视或嫉恨之下；只是到了漫长生命的落幕时分，莱昂·布鲁姆和雷蒙·阿隆才因截然不同的缘由，得以在几乎遍布全世界的崇拜、尊敬和（在某些地方的）奉承之中获得慰藉。而在35岁时就领教过以上所有三种不负责任的加缪，12年之后在备受怀疑和毁谤之中撒手人寰；他的名誉要再过30年才能恢复。

三个人都是文化上的“局内人”，但是他们的观点和论调经常跟他们所处的时间地点不甚契合。他们在某些重要的方面也是“局外人”。布鲁姆和阿隆是犹太人。两人都不觉得有什么理由否定这一点，也都没把这看得有多重；只是随着个人生涯的发展，阿隆对他的犹太人身份有了更多的自觉并受其所困；但是，犹太人身份对他们的很多敌人而言可不是无足轻重的，尤其在布鲁姆这里，由于他主动挑起抵抗现代法国反犹主义的重担，若想要理解这种被严重忽视的民族政治情绪，不能不聚焦他的个人事业历程。加缪于战争初期来到法国，在巴黎左翼知识分子圈子里找到了自我，然而他的阿尔及尔出身又使得他在不止一个意义上成为局外人。他还缺少一张官方开具的教育文凭——这是法国知识界领袖级人物的标志，尽管他也曾短暂地担任过知识界的英雄和代言人。

尽管彼此不同、各有个性——我在下文中也会进一步讨论——但这三个人都在现代法国公共生活的腹地确立了自己的位置。布鲁姆不仅仅是19世纪末巴黎文学秀场的一员，一个年仅26岁的生气勃勃的德雷福斯派知识分子；他还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社会民主党当仁不让的领袖，1936年、1938年两届人民阵线政府的总理，是维希政府最重要的政敌，曾被送上法庭、被判入狱和流放，他在战后当过总理，直到1950年去世，他都是法国最德高望重的政治家。

雷蒙·阿隆20年代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时候就它让同龄知识分子们相形见绌（萨特是其中之一），成为他那一代最有前途的年轻法国哲学家，直至与“自由法国”避居伦敦共度战乱时才中断了专业研究。战后，他重新开始了学术生涯，终获选进入法兰西学院，同时广泛著书立说，给《费加罗报》和《快报》写下不计其数的每日和每周评论。他于1983年以78岁高龄去世时——其时他的思想回忆录刚刚出版——可能是全法国最著名的作家、随笔家、社会学家、政治评论家和社会理论家。

尽管出身于不起眼的殖民地，外省的教育背景也毫不吃香，阿尔贝·加缪却靠着两部小说（《局外人》和《鼠疫》）、一部哲学随笔（《西绪弗斯神话》）以及在战后新兴媒体《战斗报》上写的社论从穷乡僻壤脱颖而出，一跃成为战后巴黎几乎无可匹敌的政坛名人。他被普遍认为是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的同僚、战友和齐名者——他尽力用个人魅力和道德威望去弥补智能上的不足——在抵抗运动中，他并非仅担虚职，而是实实在在地战斗过。尽管和萨特主义者分道扬镳，并因共产主义和阿尔及利亚问题而从左翼知识分子阵营中日益孤立出去，加缪的国际地位却扶摇直上，直至荣获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两年后的一起车祸，给他相对短暂的人生（他生于1913年）注入了偶像意味，即使法国人过了很久才重新发现了他，他今天仍被法国上下普遍尊崇为一大民族精英——和他生前在别处长期受到的追捧一致。

不过，在以下的篇幅中，我论述的重心落在布鲁姆、阿隆和加缪与彼时法国之间矛盾重重、麻烦不断的关系上。之所以如此，部分是因为这三人的道德（有时还有身体）勇气有一共同点，即他们都甘愿与自己人较劲，却不与政敌或思想之敌战争。所有人都与敌人为敌，这才是司空见惯的事，所以他们为此付出了代价，他们孤立无援，他们的影响（至少在平生大多数时间里）减弱了，他们在国内的声望很少能与在国外友人和拥趸中的声望相比。他们毕其一生，经常感受到这个国家所要求的政治与思想相一致的压力，却甘愿在政界、公众、左翼同僚或知识分子同侪中充当不受欢迎的人，这是一种稀罕而耐人寻味的个性。仅此，他们的事迹就值得一书。

但是，对这三个人表示一定关注还有一个理由——这个理由从法兰西历史的视角看更有说服力：他们所反对的特殊对象，他们希图扭转或至少挑战的那种趋势，正是我所说的“不负责任”，即在公共生活的各种领域里，忽视或摈弃知识、道德或政治上的责任的倾向。但这里有个悖论，批评者和敌人会抢先注意到：近乎虔诚地追求社会主义，坚持把某一政党的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导致政治分化和两次大战之间法国的不稳定的，不正是莱昂·布鲁姆吗？拒绝在阿尔及利亚的一团乱麻里站队而自我缄口，从而躲避战后法国最具分裂性、伤害道德最深的一次危机的，不正是阿尔贝·加缪吗？还有，那个像苦行僧一样发愿高高挂起，不参与公共事务，顶多也就是平和地谈两句国是，从而带着冷冰冰的现实主义，一辈子都不曾像法国人那样做出艰难抉择、直接投身政治的人，不正是雷蒙·阿隆吗？

正如我在一篇文章中讨论过的，对阿隆的这种指责有欠公允，尽管那个时代的人普遍认为只有“介入”才算是担负“责任”。加缪拒绝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无疑他也同时反对法国的殖民行径）着实令他痛不欲生，还失掉了许多朋友和崇拜者，但是，在陷入阿尔及利亚困境之前，他已有十年时间逆潮流而动，公开反对知识界通行的观点——关于战后的肃奸运动、关于死刑、关于“革命”概念以及关于共产主义实践的观点。他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沉默同样是源于对道德义务——包括在没话可说的时候保持沉默的义务——的本能自觉，他此前的言论和介入活动也是受这种自觉的驱使。这样做很不讨好，也容易招致误解，但他无能为力；因为（与阿隆形成对照）加缪所理解的“责任”就要求摈弃那种考虑问题的方式。

布鲁姆的情况更为复杂。他为缓解20世纪30年代法国的政治危机做出的贡献无可争议；但是，正是因为在当时冥顽不灵的社会党内深孚众望，他理应更了解这个党所有最恶劣的政治不负责任和政治冷漠倾向，而不是去鼓励它们。由于社会党到1936年成了法国最大的政治组织，布鲁姆没能把它带出宗派主义旧习，将它领上一条并非基于教条的政治联盟和纲领之路，因此，对社会党人早先所犯错误导致的最终结果，布鲁姆也得负一部分不可推卸的责任。

困难在于，布鲁姆在人民阵线及其后来的垮台中所起的作用，会误导我们低估他对公共生活做出的更大贡献。不管怎么说，他是法国唯一一位杰出的社会党人，能够面对30年代晚期的国际局势，公开拒斥和平主义、集体裁军及绥靖政策。他从一开始就是反对贝当的少数法国社会党人之一，后来，在70岁的时候，他还利用身陷囹圄的机会重新思考他长期秉持的那些社会主义信念的本质，同时并没有抛弃他的道德前提和社会批判意识——当初他正是怀着这两者接受那些信念的。

长期密切注视宪法和政府改革，在1945年以后致力于更新法国左派，根据现代的、理性的原则对其进行重建——布鲁姆在这些方面实在太突出了，而他在这些方面的失败，与他在1936年当总理时暴露出的很多明显的缺点相比更能反映他的人格，因为这恰好表现了他在反对精神和制度的积习方面投入了多少反思和工作——这类积习不单他自己以前有，更深埋在整个政治传统之中。我想指出的是，布鲁姆确实犯下了许多错误，然而他强就强在能够把它们看作错误，他虚心承认之，并积极地公开重建自己的政治遗产，这样做有时要冒巨大的个人风险，且总得为此丧失本可坐拥的声望民心。在他那一代政治家和当政者中，怀有这样责任感的人实属凤毛麟角，也可说明很多人何以对他如此反感，乃至切齿痛恨。

除了上文提及的勇气和正直之外，布鲁姆、阿隆和加缪还有一些共同之处：他们都反共。这本身并不稀奇——法国有许多反共分子，而且，反共立场不管有多少合理性，都很难自成一种独特姿态，更不用说确保一个人行为负责了。然而，这三人成为反共人士的方式，有助于我们理解他们的那个国家和时代。

1920年12月举行的工人国际法国分部（SFIO）大会见证了一场分裂，列宁主义者脱离了社会党自己单干，布鲁姆在那次大会上发表的演讲，至今仍是区别列宁革命和历史悠久的欧洲社会民主革命的经典文本之一——他那时候就已经在政治上反共了。俄国革命从一开始就让他很不舒服。不过他觉得，一个社会党人不能谴责一场以社会主义理想为名义的革命，基于这个错误的理由，他一辈子拒绝视共产党人为敌，哪怕后者总以为他对他们怀有敌意。但他坚持认为，列宁主义是一个错误，它最理想的状况也就是退回到一种被遗忘已久的从起义到独裁的传统之中，而最坏的结果则是为在一个后资产阶级政府中确定恐怖与压迫的核心原则打开大门。共产主义将会背叛它的理想和追随者——早在1920年，他就做出了如此富有先见的预言，同时也承担了否定社会主义已实现的重大成就和抱负的危险。1941年，他又写道，其他国家的列宁主义者只能充当苏联利益的传声筒——他送给法共一个很有名的绰号：“外国民族主义的政党”——因此命定要叛离本国利益，叛离他们的支持者和选民。

一艘社会党舰艇在云谲波诡中摇晃前行，布鲁姆对共产主义问题完全清醒的认识使他成了这艘舰艇的镇海之锚，即使不大友好地称布鲁姆为“幼稚的道德家”的雷蒙·阿隆，也承认他在共产主义的问题上自始就是“洞明一切”的。在布鲁姆看来，非共产党左翼永远也不能在与共产党人的政治博弈中让步，同样，也不能同意与一个拒绝改悔的共产党重修于好。但是社会党人也不能抛弃自己的过去，连带着一同放弃意识形态领域。倘若共产党人宣称自己是在继承法国大革命的遗志，那么社会党人同样要主张他们对大革命的合法继承权。和许多年轻一代的社会党人不同，布鲁姆认识到，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法国，除非摇身一变，在事实上加盟极右派外，你无法把共产党人看作自己首要的敌人——共产主义不是敌人，但他们对左派也提不出任何合法的要求。

这在实践中是一个不可能保持的立场，而社会党人还需借助展示革命委任状以同激进共和党人划清界限， 使情况更加恶化——布鲁姆试图通过曲解社会党教义来支持这一主张，却因此而饱受攻击。但是，若没有布鲁姆的努力，若不是有他的领导和垂范，法国社会党人几乎肯定无法从1920年的分裂中恢复元气，两次大战之间法国历史的形貌就会大不一样——未必会更加健康。法国共产党人做得很对：30年代以及后来1945—1948年间，他们都视莱昂·布鲁姆为道德和政治上的主要障碍，妨碍他们独占法国的激进专制权。布鲁姆本能地意识到，把法国社会主义从共产主义的锡拉岩礁和激进党中心的卡律布狄斯旋涡 之中挽救出来，对于在法兰西共和国维持一个民主的公共空间而言实有必要。但是，他的良苦用心难以在社会党同事们中得到共鸣，他的政治对手们不信任他，嫉妒他的每一桩成就。在盛行赤裸裸的不负责任的政治环境和氛围中，莱昂·布鲁姆几乎是独自一人扛起了政治责任的重担。

阿尔贝·加缪的反共则出自完全不同的考量。30多岁时，他曾短期加盟阿尔及利亚的共产党，但是1940年一回到法国，他就不受任何一种有组织的党派的诱惑。可以肯定的是，在解放后的几个月里，加缪和大部分其他抵抗联盟的成员一样不愿攻击法国共产党，并确信为了进行战后法国公共生活和制度的重建，与共产党人联手是有必要的。但没过多久他就开始怀疑法共了。不过，加缪先是以个人笔记，后以一组文章和随笔，最后以在1951年发表的《反叛者》——也是他对革命幻象最集中的批评，宣告与法国“正统”的进步舆论一刀两断的时候，则是出于一个十分特别的理由。

阿尔贝·加缪发现，他的朋友和同事们的“反反共产主义”最可厌乃至无可容忍之处，是其道德方面的模糊暧昧。他认为人不能站在无可避免的道德的立场上——不管怎样谈论“必要性”或情势需要来掩饰——来宣示自己的公共身份和历史姿态，进而专一地审判另一半人。如果说歧视和压迫是错的，那么不管它们发生在莫斯科还是在密西西比都是错的。如果说集中营这一恐怖制度和侵略、毁灭自由民族的行为构成了法西斯的罪愆，那么当这些事情出自你“进步”的同志们之手，也一样应受谴责。加缪很明白怎样为这样一种双重标准辩护——他自己早年就曾做过。但是辩护所需的语言、思想以及道德上的歪曲——保持沉默以及主张局部真理——最终被他拒之门外。

这样，尽管加缪对布鲁姆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是对非共左翼的一种政治犯罪，是激进政治的一个肮脏的代表人，最终将腐蚀激进政治的所有正当形式——表示同情，他决心公开反共却并非基于此。他仅仅是无法忍受本方阵营的伪善。他的敌人和敌人的敌人之间是以半斤八两的伪善对伪善，他用了半辈子、写了大量的文章揭露这些伪善。正是拒绝依附于一个阵营，并运用自己的判断克服直觉，令加缪高傲地一意孤行，恪守着政治上的天真。

在政治介入和道德执守之间，他似乎必须做出抉择，他最终选择了后者，纵使付出了内心不安、名誉下跌的代价。他认识到这是心灵需要，而非出自计算和权衡，这又一次说明了他的抉择是如何异于时人。加缪的同时代人选择共产主义或各种“进步”立场习惯性地认为这是历史规律或政治必需；也是基于相似的缘由，他们放弃了党，或者不愿再同它保持外部的友好。一些人反对大审判，认为其理由邪恶堕落；一些人的切身利益受到苏联国外扩张的威胁；另一些人则渐渐看清了列宁主义教条并不再信服。而加缪不同，他一看到让自己道德不安的东西，就厌恶地走开了。

雷蒙·阿隆无疑看透了共产主义乌托邦承诺的空洞的自负，要论揭露知识分子“介入”的本质其实是一种意识形态和道德矛盾，无人能出其右。事实上，许多法国知识分子在第一次正视他们自己信念中无法克服的矛盾时就对《知识分子的鸦片》心悦诚服了，他们感到这本书所写句句属实。但是，阿隆对知识分子与政治相亲中的道德困境不感兴趣——对他而言，潜心于此本身就是法兰西综合症的症状之一。他自己的反共倾向来源迥然不同。他在求学时代一度崇拜马克思，且和那些长期关注19世纪社会理论的人没有任何分歧。问题在于，从萨特以降的大多数法国左翼分子没有这种持续的兴趣，事实上，他们对声称要捍卫和阐释的这些理论有着诡异的无知。

一言以蔽之，他们不严肃，或用德国人的话说——不“从一而终”（konsequent）。阿隆在法国公共讨论中察知的最让人揪心的弊病，就是这种思想严肃性的欠缺。法国知识分子们大谈他们没读过的书，鼓吹他们不理解的教义，抨击统治者的政策，自己又提不出合理的替代方案。学者和杂评家们这种先写后想的半瓶子醋之风即便只在他们自己的圈子里流行，也已经够现眼的了，可是在法国，追捧这类男女老少的除了他们的朋友和崇拜者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受众群；阿隆由此认为，他们的罪过不仅在于狂妄放纵，还有思想智识上的渎职。观察家、评论家、介入政治的思想者，他们的首要任务应该是按照世界本来的面目去理解它——早在30年代初亲眼目睹了一连串恐怖事件后， 阿隆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但是阿隆的同僚和朋友们却一条道走到黑；从1932年直到生命结束，他都把这种执迷不悟看成一种极端的鲁莽。阿隆所生活的那个世界的状况，在他看来不允许人们用沉思冥想来索求理想的出路，我们也不可能到异域或根据元历史的前提推导出超理性的抽象概念，由中寻找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阿隆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自己早年的学术兴趣引导他对哲学的基础及哲学思维方式的内在矛盾做大量思考。但是，他把自己的公共生涯全都用于理解和批判政治与经济现实中困扰人的细枝末节，以及用来熟练地揭露他的对手们乏味无聊的、不负责任的逃避主义。对他而言，共产主义包含了两个方面：它既是这个时代的问题，也是对这个时代各种问题的逃避。

莱昂·布鲁姆、阿尔贝·加缪和雷蒙·阿隆今天的意义，正是基于与时代的这种不同寻常的联系。借用汉娜·阿伦特对当年欧洲其他一些“尴尬”人物的精确描绘，他们正属于“黑暗时代的人们”。他们不是边缘人物——若如此，他们的影响不会那么大，一位治法国史的学者也不会这么关注他们。然而，他们在世时都被严重误解了，以至于有时候，他们对身边所发生的一切的理解要胜过同时代人太多。他们所在的共同体，就像智慧女神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时起飞一样，对他们的欣赏和对自身的理解均姗姗来迟。而我们，或许也可以在这些人中找到一些帮助，以理解他们所经历的时代。 OP5eHiiARDI32rlpUGfNMFFSPXbf61MgsY8QQtiGG82qUk/HkXFi8tuolvQs1RU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