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840年6月21日，英国远征军抵达珠江口外，鸦片战争爆发，对中国领土的夺取、易手、霸占成为牵引战事的重要线索。
英国政府策划战争时，就将获取中国土地作为首要目标。1839年10月18日，外交大臣巴麦尊（H.J.T.Palmerston）向驻华代表义律（Charles Elliot）传达内阁意见，要求秘密做好战争准备（抛售货物、撤退侨民等），拟夺取中国“一个岛屿地方，它可以作为远征部队的一个集结地点和军事行动的根据地，而且以后作为贸易机构的牢固基地，因为我们对这样的某个地方想要保持永久占领”。1840年2月，在制定对华条约草案中，割让岛屿为最关键内容，设想如中国不同意，则以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等特权来替换。
不难看出，侵占中国领土是英国侵华目标中最重要的部分，为此，英国不惜放弃其他重要特权。
但在攫取哪块中国土地上，英国政府内部各持己见。开始时提出台湾、海南、福州、厦门、舟山等候选目标，后逐步排除。海军部次长巴罗（J.Barrow）觉得台湾太大；而靠英国舰队的兵力封锁包括海南岛在内的中国海岸是不可能的。英印总督奥克兰（L.Auckland）认为福州、厦门距中国首都遥远，威慑力量不够。
在选择中，舟山日渐突出。义律很早就鼓动武力占领舟山。称“舟山群岛良港众多，靠近也许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当然还拥有一条最宏伟的河流和最广阔的内陆航行网”，腹地是出口商品丝茶的主产区，如把舟山辟为自由港，将成为“大不列颠的商业中心”，该中心“也许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商业基地之一”。义律的建议得到普遍认同。巴麦尊提到，“舟山位于广州与北京的中段，接近几条通航的大河河口，从许多方面来看，能给远征军设立司令部提供一个合适的据点”。
1840年2月20日，英政府下达作战部署，先封锁珠江口，然后以主力占领舟山，在岛上建立屯兵转运基地，再向白河河口发展。舟山成为英国图欲在华攫取占领地的首选。
1840年7月6日，英军攻占舟山，是役为鸦片战争时期中英双方军队首次大规模交战。《泰晤士报》即时以兴奋语调发表消息：“英国国旗第一次在中华帝国的一部分土地上飘扬。”
至此，舟山成为战时中英争夺最重要的地区之一，战后，又一度成为中英两国外交的症结。英国在舟山成立了殖民当局——巡理府，宣布岛上的民政、财政和司法管理均由英方执行，并把舟山划为自由贸易港。
殊不知，事态变化一波三折，1841年2月25日，英军撤出舟山，使浙省官员松了一口气。次日，清军葛云飞部“收复”失地。而在此前，英军占领香港，完成英国霸占中国岛屿从舟山到香港的战略目标转移。英方何以要“莫名其妙地撤出”（巴麦尊语）图谋已久的舟山？有学者认为主要是占领舟山后英军水土不服导致大批病亡所迫。依据是参加占领舟山的英国海军上尉奥塞隆尼（J.Ouchterlony）的统计：1840年7月13日到12月31日英军的生病人数有5329人，病死448人。
此病死人数是整个鸦片战争中英军战死人数的5倍，舟山英军约3000人，人均得病近两次。
情况确实严重。但这决不是构成英军撤军的主要原因。
因为，在英方代表提出归还舟山的时候，英军病亡远没有发展到如此严重程度。懿律（G.Elliot）和义律7月30日就离开舟山北上天津白河口，之后再没有得到来自舟山的具体消息。8月30日同直隶总督琦善会谈，鉴于琦善对英军占领舟山的特别抵触，英方表示如果中方能满足条件，“退还舟山便没有不可克服的障碍”。
这时，英方代表还没有得到英军病亡趋于严重的情报，他们得知这一情况是在白河口交涉后重返舟山以后，这在9月29日义律给巴麦尊的汇报中有确凿证明：
我们关切地告知阁下，昨天，我们回到舟山的时候，听到了有关军队士兵健康的坏消息。
是的，后来义律得知英军大批病亡的消息，更加促使其舍舟山另图。在前引义律汇报中，他向英政府提出“在广州附近得到一个岛屿”来替换舟山的建议。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征兆，说明义律已经把霸占中国领土的目光调换到广州附近。还因为白河交涉时已经达成协议，双方将回广东谈判，就近占领毕竟更方便。既然不能把英方放弃舟山归因于英军的大量病亡，那么，是什么导致英军的撤出呢？
首先，与中方的态度有关。会谈伊始，琦善就指责英军占领舟山是“非常错误的”，“皇上不可能割让”，并把归还舟山作为接受英方某些条件的最主要前提。
中方立场使英方代表明白永久占领舟山的计划势必遭到清政府的强烈反对，这不能不使身处前线的义律等人修改原来的战略意图。其次，驻华英商对义律等的影响也不可小觑。这些商人是发动战争的有力鼓动者，但战争又给他们带来巨大损失，据估算，因为战争，英国有2万吨船舶被封锁于中国港口外，有3000万磅茶叶停运，使英国减少关税收入300万镑。
1840年11月25日，几个在对华贸易中占重要份额的公司联合致函驻华代表，抱怨英军封锁广州后，贸易停止，要求重开广州贸易。
这对长期担任商务监督的义律不能不形成大的压力，12月13日，义律书信奥克兰，为“避免无限期中断贸易的麻烦”，“我将会在远远没有实现本国政府要求的情况下停止下来”。两天后，他又致函巴麦尊，表示所作停战决定“将不考虑个人的得失”。
驻华英商还对义律形成另一方面的推力，从1839年11月中英贸易断绝，英商被逐出广州转赴澳门等地，遭葡澳当局阻拦，英人只有往来于香港等地。还有，1840年11月，舟山的部分英军病员曾试图转移马尼拉，被西班牙殖民当局拒绝，这部分人也被送到香港。所以，这一时期的香港已然成为英商的货物存放和转运基地以及英军的医疗和休整处所，行情看涨。
1840年12月，广东会谈开始，这时，懿律因病回国，由义律负全责。11日，琦善照会要求交还舟山，“一日占据彼土，即一日不得谓之恭顺，即一日不能奏请通商”，口气强硬，“大皇帝抚有万邦，人稠地广，添船添炮，事有何难，岂有因定海一县，遽肯受人挟制之理。”12日，义律照会，声称只要满足赔款、开埠、公文往来平等、交还俘虏四项，就可在协议批准后的一个月内撤出舟山；但撤出的军队要在“香港岛”暂驻。
这是英方代表在正式场合首次提到香港，表明已将目光从舟山移注香港。英人屯兵香港的打算当即遭到中方反对。琦善向朝廷报告：
即香港亦宽至七八十里，环处众山之中，可避风涛，如或给予，必致屯兵聚粮，建台设炮，久之必觊觎广东，流弊不可胜言。
以为香港不能让，但增开一处口岸“似为得体”。
急于看到交涉成果的义律却不愿等待下去，恫吓“此地有大批部队集结，拖延时日必定会在他们中间引起焦躁不安的情绪”。又发最后通牒，要求中方接受条件，否则将“采取军事手段”。
英方的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中方驳回。侵略者图穷匕首见，1841年1月7日英军向大角、沙角炮台发动进攻，使广州完全暴露在英军的炮口之下。这场战役在鸦片战争史上规模不算大，但在中英交涉史上却具转折意义。此役造成的态势对英方是个鼓舞，从此，义律向中国索取领地不再游移，而首次亲见英军炮火威力的琦善等人被极大震慑，特别是所用的“空心飞炮”更造成很大的恐怖感，“该夷现在所用飞炮子内藏放火药，所至炸裂焚烧，不独为我军所无，亦该夷兵械中向所未见。经此次猖獗之后，我师势必益形气馁”。
据琦善奏，此间广东巡抚、水师提督、广州将军，以及前总督林则徐、邓廷桢同琦善举行了会议，得出的结论是：“佥称藩篱难持，交锋实无把握。”
琦善等对清军的防守能力也通过此役有了更痛切的领教。虎门炮台的炮眼，“其大如门，几足以容人出入，若彼轰击，竟致无可遮蔽。”最令人担心的是清军表现，防兵在战斗打响后，乘机向指挥将领“讹索银钱，否则欲纷纷四散”，“兵心已大可概见”。
广东大员的态度有所软化。
8日，义律提出将穿鼻（中译本为沙角）出让英国，限三日内答复。11日，琦善回复称沙角为清朝官兵阵亡地，忠义灵魂的聚所，英人“在该处寄寓，亦甚不祥”，答应代为奏请在“外洋”另择一处让英人“寄居”。
英方同日复照声称“同意接受香港海岸和港湾以代替沙角”，并表示只要中方允其所请，即不再要求增开口岸而归还舟山。义律舍舟山取香港的战略意图也完全明朗（据认为，义律对香港的兴趣还由于其有利的地理条件：港口开阔深水，有东、西两个进出口，全天候可用；而舟山港深度不大，入港要经过许多曲折水道）。请注意，义律这份照会的中英文本略有不同，英文原件词句的准确直译应该为“香港海岸和港湾”，但在汉译本中除香港岛外，还多出一个尖沙咀的地名。
尖沙咀是九龙半岛的岬角，与香港岛的中环隔1.5公里的海面相望，构成今维多利亚湾。英文照会大略提出港湾，并不能认定就是尖沙咀，译成中文时，却转成尖沙咀。如所周知，鸦片战争时代中英文书往来均以中文本为准，双方交涉多在此基础上进行。核查档案，英文原件中没有的尖沙咀（Chien-sha-tsui）字样在英方中文秘书（Chinese secretary，亦称“汉文正使”）的存档中已出现，当是中文秘书马儒翰（J.R.Morrison）在译成中文时改动添加，其文句是这样的：“今拟以尖沙咀、红坎即香港，代换沙角予给尚可行，若除此外，别处则断不能收领”。
马儒翰的改动是汉语水平不高造成的笔误还是有意为之，不得而知（此间，译才奇缺及不胜任，导致一系列重要文件上翻译歧异，并带来严重后果）。
其改动最初大概不为全权代表义律知晓，因为在14日义律又发照会，英文原件仍只要中方将“香港海岸和港口割让”，还是没有尖沙咀字样，尖沙咀也只是到中译本中才出现。
马儒翰的这一有意无意的改动造成的结果却十分要紧，原本只提香港，现突兀出现两地，加重中方疑惑和震惊，因在此前日，琦善曾派鲍鹏前往交涉，义律曾与鲍鹏当面商议，仅只要求中方割让一个地方，突然价码增高使中方不知所措。更严重的是，尖沙咀所处的位置非同小可，香港“面临背山，殊非泊船要澳”，如果尖沙咀在中方控制下，英方对维多利亚湾就不便利用，“查尖沙咀与香港对峙，中阻一海，该处藏风聚气，可以停泊”。
所以，琦善特别在意。15日，琦善申明“尖沙咀与香港系属两处”，要求英人履行“前日与鲍鹏面定之言，只择一处地方寄寓泊船”。接此照会，英人当十分高兴，英人原本意在香港，尖沙咀只是一随意所译的地方，反使英人由而轻取香港，于英人是再便宜不过了。次日，义律复照，说不再“坚持”尖沙咀，只“以香港一岛接收，为英国寄居贸易之所”。
英方向中方作出并不存在的让步。17日，义律通知中方将舟山即行交还，以诱使琦善尽快定约。18日，琦善以“现在诸事既经说定”的复照含糊作答。20日，义律发布“给女王陛下臣民的通知”，声称与中国钦差达成了包括“把香港岛和港口割让给英国”的“初步协议”（请注意，义律此时仍沿用“香港岛和港口”的名目，佐证两地名仅指香港岛而言，并不包括尖沙咀。稍后，义律曾向英国外交部详细汇报中英交涉经过，也未谈及曾向中方索要过尖沙咀一事）。
26日，英军强占香港，完成从舟山到香港的目标转换。义律似乎从中发现了尖沙咀的“价值”，又一再加以利用。30日，义律声称中方应从尖沙咀撤除炮台和军士。2月5日，琦善复照中国军队撤出尖沙咀。英军随即开进拆除炮台。24日，当中方调兵准备再战时，义律又以长期“据守”尖沙咀相恫吓。
琦善为英人代奏寄居香港，遭清廷断然否定。1841年2月15日，道光收到琦善奏报后表态：香港“岂容逆夷泊舟寄住”，又严责“琦善身膺重任，不能申明大义，拒绝妄求，甘受逆夷欺侮……著革去大学士，拔去花翎，仍交部严加议处。”命奕山为“靖逆将军”，“调集各路精兵声罪致讨”，准备发动广州战役。
英国政府也对义律的索港作出否决。1841年2月中旬，奥克兰率先得到消息，急函义律，对此举表示不满。4月，消息传到英国，反响更大，伦敦39家公司的商人致函巴麦尊，谴责义律把“这次远征的目标全部牺牲”。利物浦50个厂商联名致函呼吁政府干预中国事态。英国外交部提交义律对政府规定目标的执行情况，有关舟山的内容占了很大篇幅，结论是义律有辱使命。英政府最感恼火的是义律竟然轻率地放弃舟山而自作决定地去占领香港这个“几乎没有人烟的荒岛”。巴麦尊致信义律，对交还舟山大加指责，并对香港发表了带有很大情绪化色彩的轻视言论，认为无论在政治还是经贸上，香港都几乎毫无价值可言，通知义律被免职。5月3日，巴麦尊咨文英国海军部，为确保攻占舟山的兵力，可以从香港撤出任何部队，表明为舟山不惜放弃香港的决心；并照会中国，宣布英军将“再占舟山”。
8月22日，新任驻华全权代表璞鼎查（H.Pottinger）率兵北上，10月1日，再陷舟山。
璞鼎查抵华后，对港岛转而表露出特别兴趣，鼓励建设，“约摸一年时间，街道开始出现，集市和居住区、码头和栈桥次第修建”。
清政府也在积极谋求收复香港，为此，道光迭次下谕。这时，正好出现台风，香港左近受重创，道光认为此乃天助，应乘机一举收回香港，朝廷决心很大，以六百里急谕“勿再失机宜，致干重咎”。奕山等根本不想发动什么收复香港之战，推说“须谋定后动”；还声称英军主力离港，但“狼贪不遂巢穴，晋兵船十余只，在广东香港等处洋面，聚集汉奸数千人飘忽出入，拦截善后”，提出保广州比克香港更重要。清廷设计的收复香港计划未及发动便胎死腹中。
1841年8月，英国政局更迭。辉格党的迈尔本（W.Melbourne）内阁让位于托利党的皮尔（R.Peel）内阁，阿伯丁（G.H.G.Aberdeen）入主外交部，在对华政策上，辉格党更富进攻性，托利党略显缓进。11月4日，阿伯丁致信璞鼎查，宣布对巴麦尊的政策“作一些重要修改”，其中最重要的修改内容是以通商贸易政策取代占领领土政策，即注重在中国开放四至五个口岸而放弃对中国领土的“永久征服”。不仅香港，而且舟山，均不主张长期占领。原因是：
长期占有这些领土的关系必定会带来很大的费用，而占领这些领土使我们能够无视中国政府而进行贸易的范围却似乎有些令人怀疑。它还将倾向于对我们在政治上同中国人保持比我们所希望的更多的接触，而且也许不可避免地最后导致我们参与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在这个奇特的民族和该帝国政府中发生的争夺和变动。
新任殖民部大臣斯坦利（L. Stanley）则将璞鼎查所称“富有创造力”的新居香港者视为一些投机商和小偷小摸，还有躲避中国法律追究的逃犯，这些人“流窜聚集在港岛，导致香港最终的命运是只能放弃”，并表达了内阁的新想法，“不再追求中国领土，除了对英国人在华所受的伤害和屈辱能有满意的偿还外，英方不再要求更多的东西，早先的占领地计划被建立在对华友好和安全商业交往基础上的新计划取代”。1842年1月，外交部正式通知璞鼎查，在香港一切非军事用途的建筑物停建。殖民部也命令：“停建港岛上所有正在进行的永久性建筑。”
英国政府似乎想放弃在华建立殖民地的政策。
迈尔本内阁时，驻华代表想收缩，内阁急于扩大。皮尔内阁时却反了过来。在驻华代表的自行其是下，1842年2月16日，香港自由贸易港地位被重申，25日，商务监督公署从澳门迁港，各类殖民机构建立；民用建设大规模展开。3月，璞鼎查致函阿伯丁，“希望能够推迟放弃香港岛”。5月，又两次书信阿伯丁，明确反对在华“无索取政策”，璞氏语带夸张地指出：“中国的富商现在都从广东和澳门聚集香港”。还从国际战略的角度立意，认为拥有香港，“将使英国在同欧洲各国和美国的在华竞争中占有先着”。
英军还对中国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军事打击，迫使其屈服。1842年7月15日，道光上谕：“将香港一处，赏给尔国堆积货物。”26日，说辞略变，“将香港地方，暂行赏借”（两谕十分重要，上年琦善因香港等问题受惩后，清官员无人再敢提香港，现转由皇帝提出）。
8月29日，《南京条约》签订，关于舟山，璞鼎查按令行事，当清朝开放五口并于1846年1月付清“赔款”时，英军将予交还。关于香港，璞鼎查却未遵政府指令，条约第三款完成了对香港岛的法权割让。当天，璞鼎查向阿伯丁报告缔约经过，承认“保留香港是其唯一超越政府训令之处”，但强调“在中国的日日夜夜都愈益使他确信，拥有这块殖民地对大英帝国在华商贸和其他重要目标的实现都是不可或缺的”。其后璞鼎查的做法得到内阁的多数赞同。皮尔首相写道：“无庸置疑，这份条约对结束我们在中国的困局提供了完全令人满意的内容。”
阿伯丁、斯坦利等虽持异议，也不得不表示让步，斯坦利对璞鼎查先斩后奏造成香港既成事实的做法不无恼怒：
反复争论已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在璞鼎查的计划中，香港已然成为英国的了。即或在条约签订以前，璞鼎查已经在岛上建立了管理机构。
义律、璞鼎查两任驻华代表关于香港的安排得到政府认可，英国政府与驻华代表间的意见趋于一致。可见，英国在华攫取领地是一个随势而定的过程，既有“蓄谋已久”的一面（国外多有学者认为：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只是“因为垂涎中国的金银，并非觊觎领土”，
对此我们不能认同），更有随机调整的一面；既有英国政府的旨意，但驻华代表的意志似乎起着更大作用，早在1840年2月，英政府就赋予驻华代表对中国岛屿实施占领的决定权。比较起来，鸦片战争前夕和初期英国政府的对华殖民战略，更注重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表露出更大的侵略胃口，其一度准备长期占据的舟山为中国第四大岛，鸦片战争只是近代中外相逢的初次交手，很难想象清政府会将如此重要的地区出让。而当时仍为僻远小岛的香港得手则相对容易。无疑，身在战区的义律、璞鼎查的方案更切实“可行”，英国政府侵略中国领土战略的随其调整也势在必然，此乃英国对华地缘战略的重大变化，其后影响中国150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