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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出生的穆旦（查良诤）是金庸的同族兄弟，抗战时期毕业于西南联大外语系，是一位富有人文主义素养的诗人，曾写下了许多足以穿透时空的诗行。他的诗显露了出色的文学才华和对时代深刻的领悟和把握。然而，在1949年以后大部分岁月里，他失去了写诗的可能性，却翻译了大量普希金、拜伦、雪莱等人的作品（多数生前都未能出版），穆旦这个名字曾被长久地遗忘。“文革”期间，他成了“牛鬼蛇神”“历史反革命”，他的命运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遭遇。1977年，当他重新拿起笔歌唱时，死神很快就降临了。
他的命运与金庸的无比风光构成了巨大的反差，有人评论：“金庸展示了文人的情趣，穆旦却坦呈了文人的灵魂。”他们的不同遭遇无疑是一个有关20世纪知识分子耐人寻味的话题。穆旦早逝，我们无法看到他后来的变化，他对自己经历过的苦难、对这个浸透着血泪的大时代到底会有怎样的反思，这些我们也许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了。
但在许多与金庸差不多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那些1949年后留在大陆，曾历经九死一生的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些不同于他的闪光的东西，也许他们人数不多，但最后都成就了现代人格，以他们傲岸的人格力量挺立在世纪变幻不定的风云中。这个名单中有重新举起启蒙火炬的李慎之（1923—2003），有执着地追求民主与科学的许良英（1920—2013），有倡导“重建文明模式”的何家栋（1923—2006），有被誉为“中国律师界良心”的张思之（1927—），有代表了中国新闻界良知的戴煌（1928—2016）……他们都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也就是“五四”后的那个年代，大致上都是抗战期间接受大学教育（何家栋没有上过大学，只是共产党扫盲扫出来的知识分子，戴煌的情况也类似），并且大部分年轻时都投奔了革命，曾热血澎湃参与到创立新中国的行列中。1957年，他们无一例外地成了右派，遭受了20多年的炼狱之苦。在暗淡的岁月中，在无边的屈辱中他们依然抬起头仰望星空，思考许多不合时宜的问题。在他们生命的黄昏，在经历了无数坎坷、曲折之后，都找回了自己，突破了思想的枷锁，开始一生中最壮丽的跋涉。在专业领域勃发出创造力的同时，他们几乎都达到了知识分子现代人格的高度。
和他们相比，生活在香港的金庸本来更有条件完成现代人格的转型，走出几千年来中国文人的精神桎梏，做一个真正有独立思想、独立判断的知识分子，但相反的是，越到黄昏，他越迷恋绚烂的夕阳，他对世俗浮华的在意，他对大众“偶像”的自我陶醉，使他最终摆脱不了历史给予他的局限，他被名声的光环所遮掩，在鲜花和掌声中日益失去了自己。
一个在皇权下匍匐了数千年之久，没有经历过长期启蒙洗礼的民族，即使作为其精华的知识分子，要想在人格层面步出中世纪也绝非一件容易的事。从古代到近代的精神转型实际上没有最终完成，“五四”还是一个未结束的题目。金庸的选择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要成就现代人格是何等艰难。他曾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守护“文人论政”的理想，但最终没有脱出儒家民本思想的窠臼，只能在传统思想资源中寻找内心的平衡。他是个典型的入世的儒家文人，却喜欢出世的道家、佛教，在道的逍遥、归隐和佛的空无、超脱之间，不断地寻求精神世界的平静、自足、自得和超越。
他熟读《资治通鉴》等中国历史典籍，对专制权力有着一针见血的认识，他的武侠小说在寻找人间正义时，曾把希望寄托在“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身上，但最终他意识到拯救苍生的使命只能由康熙这样的开明君主来担负。他对挣扎在苦难中的人民有着天然的同情，他经历过刻骨铭心的乱世痛苦。他向往太平盛世，他是一个中国传统的读书人，他要在传统中为苍生寻找摆脱苦难的道路，既然不食人间烟火的大侠是虚构的，那么除了康熙之类的明君，还能指望什么来普度众生呢？他对记者说要以“人民性”的观点来写一部通俗的《中国通史》，他对宋朝皇帝不要宰相在宫殿上下跪津津乐道，对盛世充满向往。对爱民如子的好皇帝、好官的赞美是他的“人民性”最生动的体现，他对奸臣、昏君的恨和他对明君、清官的爱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他所说的“人民性”不是指每一个独立的活的生命个体，与一切具体的人无关，“人民”在他这里无非只是一个个抽象的符号，类似于长城上的那一块块砖，是相对于朝廷、王室而言的芸芸众生，是“民为贵”的“民”，是“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水”，细读他的武侠小说，也常常是以儒家温情脉脉的人性关怀取胜。作为一个中国人，他的悲哀不是孤立的，或许也是多数没有走出传统的知识分子们群体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