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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构成金庸复杂思想的大体上四个主要源头：
1、以民本思想为核心的儒家文化
读多少外文书都无法改变已深入金庸骨髓的儒家情怀，在他的武侠小说中也好，在现实生活中也好，佛、道、侠都不过是儒的补充，是寻求一种内心的平衡，根深蒂固的民本思想伴随了他的整个生命过程。从早年《明报》的立场，直到80岁，他都向往好皇帝、好政府来为民作主，从来没有想过人民自主。“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是民本思想的主调，金庸在他的武侠小说中所塑造的那些主角：从陈家洛到郭靖、乔峰等，无不符合儒家的规范，康熙皇帝更是他心目中理想的开明君主。他的社评不仅阐扬这些理想，而且经常引用孔子的话，1962年时，他曾写过一篇《孔夫子的话》：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国民党的金圆券政策是无信。共产党的‘鸣放——反右’‘亩产若干万斤’是无信。”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陆“文革”正如火如荼，大破四旧，知识分子被打成“臭老九”，他的社评在论及国事民瘼时大量引用儒家经典，以儒家学说为依据肯定人性的常态，孔子的“食、色，性也”是他反复引用的格言。在1969年的一篇社评中他呼吁：“得民者昌，失民者亡，那一个政党或集团真能为广大人民服务，广大人民自然会拥护他们。”
1970年2月的一篇社评《人民观点和国家观点》强调了孟子“民为贵”的观点。1972年8月的社评《人民、政权与领袖》中他再次引用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说：“中国的政治，几千年来都是口中说一套，实际上是另一套……政治领袖向来第一抓住自己的权力和利益，第二照顾本集团的利益，国家人民的利益放在最后。君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在《儒家幌子，法家手段》社评中他进一步说：“历来皇帝都是打起儒家的幌子，作‘仁君爱民’状……而行法家之辣手，那是更加高明的一着罢了。”他熟读《资治通鉴》，深知几千来大大小小的皇帝，不管是暴君还是仁君，没有一个时候真的做到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没有外在的制度约束，仅仅依靠君王的道德自觉，去实现儒家的的民本理想，无疑只是一个幻想罢了。但金庸摆脱不了儒家文化所给予他的局限，对现代文明缺乏足够的认识，只能在传统文化的旋涡中打转，只能提出这样的建议：“创造一个以中国哲学为根基的思想，进而设法解决全人类的根本问题。”
这是他在1972年4月26日提出的。事隔二三十年，当他登上北大和岳麓书院的讲坛，演讲“中国历史大势”时，依然和当年一样陶醉在中国固有哲学救世界的美梦中，他说：
“英国一个大历史家叫汤因比，他写了一本《历史研究》，这是一本书很有思想见地的书。它最后的结论就是，西方国家已经走到了尽头。西方世界的行为方式、思想逻辑已经行不通了……他认为将来人类的出路就是要用东方哲学，也就是中国的哲学。中国的哲学讲究调和、合作、开放、融合。用这种方式的人类将来才有前途。我很同意他的意见。我想未来世界人类的前途怎么样呢？全世界的人类都能接受中国的哲学，开放，对任何人都不歧视，是什么国家的人都不要紧，美国人、中国人都是一回事，互相融合，互相合作。这样，这个世界战争就可以避免，人类才有光明的前途。我想中国哲学的前途就是这样子。我们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条路就是最好的路……可以说是人类的出路和前途，也是我们中国几千年的教训。”
汤因比的文明史观对人类文明史所作的研究博大精深，并没有简单地像金庸所说，得出了中国哲学救世界的结论。正是因为超越不了儒家文化给予他的影响，金庸才会抓住其中的片言只语、任意夸大，得出如此荒谬的结论。他所谓的中国哲学“讲究调和、合作、开放、融合”也没有充分的依据，只是想当然的一面之词。
民本思想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说穿了是以泯灭人的个性、扼杀创造性、独立性为代价的，维护的是现世的等级、专制制度，传统的中国哲学在根本上可以说是奴化哲学、服从哲学、工具哲学，无非教人做一个恭顺的奴隶。即便是以无为、逍遥、逃避为核心的老、庄哲学也不过是一种消极的补充罢了。在孟子概括的民贵君轻出现之前，早在《尚书》《左传》这些典籍中，就提出了“重民”“恤民”“视民如子”这些观点。“民”都是相对于“君”而言，“君”对“民”的重视是自上而下的，是一种恩赐，“民”只是处于被动、等待着被拯救的地位，永远没有自己的自主性，没有个性、尊严，只能以“君”的意志为转移。“君”不会把“民”当作人看待，至多当作需要爱护的“子”看待，“视民如子”是对“父母官”和君王的道德期待。这样的“民本”思想实际上是专制、等级制度的一种装饰，或者说是一个硬币的另一面。
金庸一辈子热衷于《资治通鉴》，在中国历史中寻找评判世事局势的灵感和规律，以人性之恶预测政治风云的变化，往往中的。他年轻时虽然读的是外文系，读过大量西方19世纪的文学作品，酷爱英国哲学家罗素的作品，还翻译过罗素的《人类的前途》，但一方面他的阅读本身是有选择的，他喜欢读那些故事性强的小说，对现代科学基本上是陌生的，对西方哲学也几乎没有涉猎，尤其对洛克、孟德斯鸠他们的政治哲学一片空白。他的知识结构是有严重缺陷的，很少受到西方近代文明影响。他自己崇尚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自由，那只是一种类似庄子式的逍遥，最终还是走不出民本思想的胡同，以为靠好皇上就可以解决“人类的根本问题”。他的历史观，强调人民性，也同样是“民为贵”思想的另一种说法。包括他从否定权力到回归权力，他的美国观都可以从这里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2、迎合市民口味、意识的香港商业文化
金庸曾一而再地表明，他的武侠小说只不过是“娱乐性的通俗读物”“无所谓的通俗小说”，不是“真正的文学著作”。20世纪60年代他说过：“武侠小说本身是一种娱乐性的东西，不管写的怎样成功，能否超越它形式本身的限制，这真是个问题。”二三十年后，他对池田大作也这么说：“我以小说作为赚钱与谋生的工具，谈不上有什么崇高的社会目标，既未想到要教育青年，也没有怀抱兴邦报国之志，说来惭愧，一直没有鲁迅先生、巴金先生那样伟大的动机。”
在香港这个商业社会，他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开始武侠小说的写作，因为有一定的读者市场，他就一路写了下来。这一偶然性改变了其一生的命运。如果不是武侠小说，他是否走上办报之路也是个未知数。他的武侠小说本来就是为了娱乐市民而写的，所以在写作过程中总是尽可能地迎合市民的口味、意识。吸引人、好读是他的主要目的，特别是《明报》创刊初期，为了报纸的销量，他拼命施展武侠小说攻势，更不能不时刻想到那些读者会不会喜欢。所以他要让小龙女坠入深谷后奇迹般地活下来，而且16年后与杨过重逢。
尽管他也希望自己的武侠小说“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而“不单单是打打杀杀”，停留在低级的娱乐层面。这一点可以说他完全做到了。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有才华的、有极强的文字表达能力的中国人。但是他终究不能摆脱香港商业文化、市井文化的框框。
在现实生活中同样如此，他处世当中不时显露出的狡黠与机心，他的精打细算、斤斤计较、讨价还价，其中固然有江浙商业传统中的精明，更多的恐怕还是来自香港商业文化的影响。他晚年闹得沸沸扬扬的“评点本”官司等，都与他精明过人的商人心理有关。作为一个文化商人，他登上了成功的峰顶。诚如他自己说的：“我办报办了几十年，对于一磅白报纸的价格、一方英寸广告的收费、一位职工薪金和退休金、一篇文章的字数和稿费等等，长期来小心计算，绝不随便放松，为了使企业成功，非这样不可。”当年《明报》的员工说他是“抠门”的老板，《明报》作者对低稿酬不满，站在他自己的立场，这一切自然都无可厚非，他是一个商人，为了赚钱，“为了使企业成功”，不这样行吗？
他的金钱观应该是逐渐形成的，这里面有他少年时代颠沛流离、连袜子也没得穿的困苦记忆，有《明报》创业之初的艰辛足迹……他说自己“也曾觉悟到，一个人在世几十年，最后终究要死，一死就什么都没有了。几十年的光阴，如果全部花在以多得一万、两万、十万、八万元的金钱为目标，心灵中充满了贪婪、空虚、疑虑、寂寞、挫败、恐惧、忧愁、失落、嗔恨、烦恼……是不是十分不值得呢？”可惜迄今为止，我们还一点都看不出他真的按自己的“觉悟”去做了。
他自称买股票总是赚，做《明报》更是赚得一塌糊涂，武侠小说也使他财源滚滚，如今除了《明报》之外，他的其他生财之道依然顺畅。他之所以到处奔波，不断制造娱乐新闻的热点，频频出现在大众的视线中，其深层动机或者潜意识中恐怕还是出于商业目的，虽然他不会承认。在香港商业文化中，“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利字当头，无止境地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乃是天经地义的。金庸早年在《明报》执笔写社评，一再地引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中国箴言。
他的金钱观和宗教观之间的不协调，让人不解。其实，从1948年来到香港，他走过的每一个脚印都让他记忆犹新，归根结底他无非是殖民地香港畸形的商业文化的产物，他成为香港精英中的精英不是偶然的，他身上浓缩了香港商业社会的典型特征。
3、民族主义（大中国主义）情结，对古老的大一统之梦不灭的追求
金庸出生在一个世代科甲、诗书传家的江南名门望族，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润，在民族观念上，汉族正统思想在他早期的武侠小说中也表现得较为明显。后来他认识到了这种大汉族主义的狭隘性，如他自己说的：“我初期所写的小说，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念很强。到了后期，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念比较有了进步之故。这在《天龙八部》《白马啸西风》《鹿鼎记》中特别明显。韦小宝的父亲可能是汉、满、蒙、回、藏任何一族的人。即使在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中，主角陈家洛后来也皈依于回教。每一个种族、每一门宗教、某一项职业中都有好人坏人。有坏的皇帝，也有好皇帝；有很坏的大官，也有真正爱护百姓的好官。书中汉人、满人、契丹人、蒙古人、西藏人……都有好人坏人。和尚、道士、喇嘛、书生、武士之中，也有各种各样的个性和品格。”
他之所以能够摒弃大汉族主义，和他对人性的认识是分不开的。他深刻地看到了契丹人里有萧峰这样的英雄，汉族也不乏秦桧这样的卖国求荣的人。在大千世界形形色色的宗教信仰、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不同的民族之上，还有一个共同的人性。
乔峰是他笔下英雄中的英雄，是千万人心目中真正的大侠，他是契丹人，却是汉人将他抚育成人的，在两个相互仇视、敌对的民族之间，他注定了只能落得折箭自杀的命运，他的死让人无比悲痛，也促使人们认真思考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如何和平共存的问题。从《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到《天龙八部》《鹿鼎记》，他笔下的民族矛盾大多基于政治原因，只有《白马啸西风》通过一个父母双亡的小女孩的眼睛，以其纯洁无瑕的心灵，质朴的语言洞悉了——“各民族的人当中，都会有好人，也会有坏人”。
金庸摒弃了狭隘的大汉族主义观念，却未能超越民族主义的藩篱，他爷爷因“丹阳教案”被罢官，他永远忘不了小学课堂上历史老师在讲到鸦片战争、割让香港时，全班同学哭成一片的情景。他从小就尝到了中国人被欺侮的滋味，上初中时，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踩过美丽的家园，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一个曾经显赫的书香之家从此中落。他流亡千里到浙江南部继续求学，失去了家庭的接济。在抗日的烽火中，学校教育自然也要向每一个学子灌输民族意识。对汉奸的痛恨，对民族英雄的赞美，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即使到了香港之后，他的民族意识也丝毫没有减弱过。1959年，他在《明报》社评中说：
“首先声明，本报乃民族主义者，对中国人之利益，几大都唔肯牺牲。如美国人损害中国，本报反对美国；如苏联人损害中国，本报反对苏联。冇情面好讲！绝对冇情面讲！”
中印就边界问题发生冲突，他说：
“既然是中国人，在涉及民族利益的时候，应当捐弃私见，支持中国人而不支持印度。”
在谈及西藏、外蒙的问题时，他认为：
“我们的立场很明显，谈不上左倾右倾，只是坚决主张维护中国领土之完整。西藏是不能让它独立的，外蒙在苏联的全力左右下独立，必须设法收回，让它像西藏一样，是中国范围之内的一个自治区。”
他虽然不是一个大汉族主义者，但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者。20世纪70年代以后，从他第一次踏上台湾的土地，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频频穿梭于两岸三地之间，他心中始终有一个梦，一个大一统的梦。见了蒋经国之后，金庸说：“他是浙江人，我不把他看成政治家，他一开口讲话我就觉得他是同乡，觉得好亲切。”见了邓小平，他除了表示自己发自内心的钦佩，他说：“邓小平说的话，我全部都赞成，发自内心的赞成。”他一直寻求在两岸之间保持一种平衡，他说：
“我相信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所盼望的，就是这样一个政府，希望大陆和台湾将来终于能够和平统一，组成一个独立、民主、中立、人民享有宗教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企业自由、人民权利获得充分保障的民族和睦政府。我这一生如能亲眼见到这样的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出现，实在是毕生最大的愿望。”
他希望两岸统一，他在香港回归问题上的立场，他对美国的仇视以及对西方文明的排斥，他醉心于古老的中国文化，都源自他的大中国主义情结，也因为此他才会发出中国哲学救世界的梦呓。
4、新记《大公报》时代的“文人论政”传统
他自称：“文人办报，我大概是最后一位了。”从19世纪后半叶王韬在香港办《循环日报》到金庸20世纪后半叶办《明报》，这一百年正是中国变化最大的一百年。金庸以一介书生，一无资本，二无党派背景，赤手空拳办《明报》，所凭借的就是他那支笔，以及他“文人办报”的理念。他在《大公报》工作了10年，虽然大部分时候这份报纸都是左派报纸，但他初入《大公报》之时，有幸搭上了“文人论政”的末班车，瞬间就是永恒，那短暂的时光停留在生命的深处。他之所以在1959年决定离开左派机构，开创独立办报事业，其中不无《大公报》的影子，虽然最初他只是提出了“公正、善良”等办报主张，但新记《大公报》所追求的“四不”理想一直在他的心中萦回不去。
1962年，金庸在《明报》开设了有着浓厚书生色彩的“自由谈”栏目，以不偏不倚、公正无私相标榜，自称：“不受任何政治力量的影响，为纯粹的民间报纸，有条件同时刊登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正是这一公共论坛，大大地提升了《明报》的报格，使其迅速从一份侧重武侠小说、马经、食经、煽情新闻的小报，转变为一份为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报纸。“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最初只是“自由谈”的座右铭，进而成为《明报》的报训。在《明报月刊》发刊词中，他对此有过这样一番解释：“有容，那是指门户开放，对任何那一种意见都不歧视；无欲，那是说我们绝不企图由此而追求私利，除了读者们的支持之外，绝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贴和影响。”
1964年10月13日，他在《明报》发表《不党不盲，难能可贵》的社评，更是明确重申了新记《大公报》的“四不”方针，指出：“报纸的责任，在于一本良心，认为对的就说对，认为错的就说错，以为是好的就拥护，以为是不好的便反对……那是新闻学中可贵的‘不党、不盲’原则。”
《明报》在香港的成功，查良镛社评以其特有的知识分子气质倾倒了千千万万读者，其中就有新记《大公报》的影子，尽管时移势异，在香港论政和当年张季鸾的“三骂”、王芸生的“看重庆，念中原”等不可同日而语。但金庸在相当长的时期确实在追求文人办报的理想。没有这一点，《明报》就不可能在香港这个商业社会异军突起，成为一份令人瞩目的精英报纸。他说：“文人办报，我大概是最后一位了。”其中恐怕也有他对自己最终未能守护这一理想的感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