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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原名查良镛，1923年生于浙江海宁袁花镇，这是一个典型的文宦之家，康熙称之为“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元朝末年他的先祖从安徽迁居海宁，耕读传家直到他的爷爷这一辈，500多年当中，海宁查家科甲鼎盛。迁居海宁的二世祖查恕即是一代名医，被征召入太医院，受明太祖朱元璋赏识，赐一品服。整个明代，查家共有6人中进士，17人中举人，其中有两人是杭州的亚魁。整个清代，查家中进士14人、举人59人，加上其他途径进入仕途的有数百人之多。特别是康熙年间，查家有10人中进士，3人在翰林院任职，当时就有“一朝十进士”“兄弟三翰林”等说法。以书法、人品重于一时的查升在南书房38年，深得康熙器重。那时，查家可谓备极恩宠，达到了科举时代的巅峰。
但是雍正年间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字狱使查家受到重创。在此之前，清初顺治年间，因受湖州《明史》案的牵连，有才华的画家、学者查继佐曾遭下狱，但没多久即无罪获释，没有对整个家族造成大的冲击。这次文字狱后来被金庸详细地写进了他的小说《鹿鼎记》中。雍正年间发生的江西科场案是当时最大的一场文字狱，不仅当事人位居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的查嗣庭全家被下狱，他的长子被杀，本人在狱中服毒自杀，尸体被下诏示众，家属被流放。而且查家兄弟查慎行（嗣琏）、查嗣瑮、查瑾等三家老少数百口都遭株连下狱，查嗣瑮和家人被流放陕西，最后客死他乡。查慎行虽释放回了家，不久也死了。文字狱甚至牵连到所有浙江人，停止浙江乡试、会试各一科。经这次打击，查家一度中落，乾隆19年以后才有人中进士，康熙年间的辉煌已成前尘往事。
金庸的爷爷查文清是查家最后一个进士，是他最敬佩的人，也是对他年轻时影响最深的的人。查文清在江苏丹阳任知县时，因为发生著名的“丹阳教案”，被革职。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曾引用了光绪《东华录》有关这一事件的记载，对此金庸引以为荣。他在小说《连城诀》的后记中说：“我祖父查文清公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无理压迫，不肯为了自己的官位利禄而杀害百姓，他伟大的人格令我们故乡、整个家族都引以为荣。”
500多年中，查家出了无数杰出的名臣、名医、学者、诗人、画家、书法篆刻家、文字学家、鉴赏家、史志家、水利家，他们的事迹载入了《明史》《清史稿》以及各种地方志和古籍。即使到了近代以后，查家还出现了查人伟、查良钊、查良鉴、查济民等许多在各自领域有成就的人。
出生在这样一个名门望族，金庸为他的血统感到骄傲，他的《鹿鼎记》五十回的回目用的都是祖上查慎行的诗句。晚年与日本的池田大作对话时，他还津津乐道远祖查道“瓜田李下”的故事：
“中国的故事中也有‘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说的也是这种清廉之风。
我们姓查的祖先之中，有一位叫做查道，宋朝人。他为人廉洁，有个故事常在儿童书中叙述。有一次他行路在外，途中又饥又渴，在路旁一枣树上采了些枣子吃了。为了偿还枣树的主人，他在枣树上挂一串钱，表示没有偷别人的枣子。”
尽管生在世代书香门第，少年金庸却是在抗战的烽火中成长起来的，经历了大时代的苦难，他的母亲不幸死在抗战之初逃难的动荡中。正在中学求学的金庸失去了家廷的呵护与接济，成为冬天没有袜子穿草鞋的沦陷区学生，海宁老家的房子被日本人烧成了白地。可以说，到他这一代，查家昔日的荣耀与显赫都已成为悠久的旧梦，但他从小在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家族中，耳濡目染，对自己的家世无疑有一种特殊的感慨。晚年他还清楚地记得家里挂的牌匾，那是康熙所赐，金龙装饰，帝王御笔，在没有经历过彻底的近代民主启蒙洗礼的中国，还有什么比这些东西更能打动一个少年的心呢。直到青年时代，金庸的志向都是做一个外交官。除了周游世界的诱惑，对当官的向往、对仕途荣华的倾心或许早已植根在他生命的深处。英年自杀的文学评论家胡河清在比较曹雪芹和金庸时说：“金庸出身在一个破落的旧贵族家庭。他们具有深远的家世感，从而从遗传密码和贵族生活方式中摄取了大量关于中国士大夫文化的隐蔽信息。同时‘破落’又使他们降入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之中，领略到了民间情感生活的深广天地。”
金庸身上的文化基因对他人格、思想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目睹家族的衰微，时代的变迁，他有哀伤、有感叹、有失落，但他终于没有割断这根脐带，他对世俗价值的在乎，他追求的人生境界，都未能摆脱海宁查家挥之不去的影子。在他香港的客厅中始终挂着他的祖先查升手书的对联：“竹里坐消无事福，花间补读未完书。”其中透露出的是旧式文人的心境、意态。
回首自己的一生，金庸清楚地知道，没有香港，就没有金庸。无论是他的武侠小说还是他创办的《明报》都是香港殖民地时代的典型产物，是香港造就了他。如果不是偶然的机会来到香港，他留在大陆，以他的家庭出身、以他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学习的经历、以他曾在国民党背景的《东南日报》和“小骂大帮忙”的《大公报》的工作经历，就算逃过了1957年，也绝对无所逃于1966年。和千千万万知识分子一样，他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注定了将在漫长的流放、苦役和批斗中度过。他曾说过：
“如果我不来（香港），情况可能就完全不同了，我会继续留在上海，在上海《大公报》干下去，但可能在‘反右’的时候就给斗掉了，（笑）最有可能就是在‘反右’时给斗掉了，到后来在‘文革’时可能又糟糕了。”
在动荡的乱世中，金庸的求学生涯并不顺利，在浙江省立联合高中，他因言闯祸，以一篇发表在壁报上的《阿丽丝漫游记》得罪了炙手可热的训导主任，被迫离开学校。转学到了衢州中学，又因卷入反对训导主任的学潮上了“黑名单”，差点被开除。在重庆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他再一次因冲撞校方，只读了一年多就失学了。青春时代的他向来不是一个唯唯诺诺的人，而且不时露出锋芒，不见容于权威。但他从来不是一个左派，从来没有想过要反抗这个现存的不合理的社会。他向往自由，好学上进，对未来有幻想、有憧憬。
1947年10月，考入上海《大公报》是他人生中重要的一步。这时离《大公报》“文人论政”理想的陨落虽然已经不远，但他毕竟赶上了末班车，有幸亲聆胡政之他们的教诲，近距离领略文人办报、文章报国的风采。在香港《大公报》转型之后，他在那里继续工作了近10年，从翻译电讯到编辑副刊，从《大公报》到《新晚报》，从影评到武侠小说。最终他还是脱离了《大公报》，这一出走类似于他早年在学生时代的几次波折。他自称与左派思想有无法逾越的鸿沟，这是事实，在同样是左派机构的长城电影公司他也很快感到不适应。最终他走向独立创业的道路，自办《明报》，历经艰辛在香港林林总总的报纸中脱颖而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作为办报的“副产品”，他的武侠小说也陶醉了、娱乐了成千上万的读者。
度过20世纪60年代初的困境之后，他的壮丽人生一幕幕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展开。他与《大公报》笔战，他的笔挺立在“文革”变幻的风云中，他在香港“六七”风暴中成了暗杀对象，他执笔的社评引起了世人的瞩目。他的《明报》王国屹立在这个世界的自由港。这样一个报人，一个对世局人生有深切了解，对中国历史现实都有着精到观察的知识分子，假如能始终如一地坚守他的独立品格，坚持他当年的新闻理想，未尝不能成就其现代人格，以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武侠小说家载入史册。然而，他没有做到，当历史出现了某些变化之后，他的许多选择只能让人失望。在忧患中，他保持了清醒，并有所承担，在安乐、在无边的鲜花和掌声中他不能自持。他的权力观、新闻观、金钱观、宗教观以及他强烈的反美、仇美观点，都暴露出他性格中懦弱、自私、贪婪、虚伪、狭隘的一面。一句话，在人格、思想、心理结构上他还没有走出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