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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是个神话，他被网络评为20世纪“文化偶像”之一不是偶然的，既然在一个商业化时代，他的武侠小说在大众中有着广泛的市场，借助电视连续剧的推波助澜，他的娱乐作品几乎已被主旋律化，成为高扬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旗帜的样板。何况他又是两岸三地的座上客，足迹所到之处无不冠盖云集，风光无比。这样的金庸不被神化才是一件怪事。分享金庸大餐正成为世俗化中国的一道风景，从形形色色的金庸文化产品到“金庸酒”，金庸产业化的进程正在加快。
将金庸放置在20世纪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放在千千万万和他一同经历了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中间，我不禁为他最后的选择感叹。1948年3月，他年轻时就去了香港，没有遇到“思想改造”“反右”“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灾难，他凭着殖民地香港赋予他的自由，创办《明报》、撰写武侠小说并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以一介文人名列亿万富豪榜之上。他在世界各地拥有数亿计的读者，有着大量唯他马首是瞻的“金迷”。他本人生活在香港这个“世界的自由港”，到过世界上许多地方，对西方文明并不陌生。
按常理推断，他完全有条件成就一个知识分子的现代人格，真正成为一个傲然独立的“侠之大者”，可是他最终陷于世俗的泥潭不能自拔，爱慕无聊的虚荣，喜欢肉麻的奉承，不敢直面现实，在世界大势的认识上显示出浅陋无知的一面，在高唱民本主义高调的同时，无视人间真实的苦难，逐渐远离了这块大地。他自称是虔诚的佛教徒，对滚滚红尘中的虚名实利却那么在乎。这一切都暴露了他精神世界的苍白，与他享有的尊荣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他以80高龄，仍风尘仆仆、奔走南北，接受各地“金迷”的顶礼膜拜，不久前，他又赶了一场“华山论剑”，他在华山顶上面对多少翘首仰望的“金迷”说出这句话：“我不是大侠，大侠是要舍得用生命去捍卫一些东西的，我做不到！”不知把他当作大侠的“金迷”们会不会大失所望。
和这个时代的许多名声显赫的知识分子一样，金庸的晚年只能让我们感叹，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要成就现代人格是何其艰难。什么是现代人格，或者说一个现代型的知识分子应该具备那些条件？起码应该包括这样几点：
（一）不媚权、不媚俗，摆脱外在力量的束缚，做一个独立、自由的个人；
（二）有社会责任感，对历史、社会、人生负责，有直面现实的勇气，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苟且，不虚饰；
（三）有专业知识或者专门技艺所依托的独特创造能力，能在某个阶段为某个领域作出新的规范；
（四）始终不渝地追求真理，说真话，不说假话是最低要求。
以上所说，只不过一个大概，以此为尺度衡量金庸晚年的作为，我以为他是不及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