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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庸到“金庸酒”——兼谈金庸与中国知识分子现代人格的难产

金庸是个神话,他被网络评为20世纪“文化偶像”之一不是偶然的,既然在一个商业化时代,他的武侠小说在大众中有着广泛的市场,借助电视连续剧的推波助澜,他的娱乐作品几乎已被主旋律化,成为高扬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旗帜的样板。何况他又是两岸三地的座上客,足迹所到之处无不冠盖云集,风光无比。这样的金庸不被神化才是一件怪事。分享金庸大餐正成为世俗化中国的一道风景,从形形色色的金庸文化产品到“金庸酒”,金庸产业化的进程正在加快。

将金庸放置在20世纪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放在千千万万和他一同经历了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中间,我不禁为他最后的选择感叹。1948年3月,他年轻时就去了香港,没有遇到“思想改造”“反右”“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灾难,他凭着殖民地香港赋予他的自由,创办《明报》、撰写武侠小说并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以一介文人名列亿万富豪榜之上。他在世界各地拥有数亿计的读者,有着大量唯他马首是瞻的“金迷”。他本人生活在香港这个“世界的自由港”,到过世界上许多地方,对西方文明并不陌生。

按常理推断,他完全有条件成就一个知识分子的现代人格,真正成为一个傲然独立的“侠之大者”,可是他最终陷于世俗的泥潭不能自拔,爱慕无聊的虚荣,喜欢肉麻的奉承,不敢直面现实,在世界大势的认识上显示出浅陋无知的一面,在高唱民本主义高调的同时,无视人间真实的苦难,逐渐远离了这块大地。他自称是虔诚的佛教徒,对滚滚红尘中的虚名实利却那么在乎。这一切都暴露了他精神世界的苍白,与他享有的尊荣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他以80高龄,仍风尘仆仆、奔走南北,接受各地“金迷”的顶礼膜拜,不久前,他又赶了一场“华山论剑”,他在华山顶上面对多少翘首仰望的“金迷”说出这句话:“我不是大侠,大侠是要舍得用生命去捍卫一些东西的,我做不到!”不知把他当作大侠的“金迷”们会不会大失所望。

和这个时代的许多名声显赫的知识分子一样,金庸的晚年只能让我们感叹,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要成就现代人格是何其艰难。什么是现代人格,或者说一个现代型的知识分子应该具备那些条件?起码应该包括这样几点:

(一)不媚权、不媚俗,摆脱外在力量的束缚,做一个独立、自由的个人;

(二)有社会责任感,对历史、社会、人生负责,有直面现实的勇气,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苟且,不虚饰;

(三)有专业知识或者专门技艺所依托的独特创造能力,能在某个阶段为某个领域作出新的规范;

(四)始终不渝地追求真理,说真话,不说假话是最低要求。

以上所说,只不过一个大概,以此为尺度衡量金庸晚年的作为,我以为他是不及格的。 pUH/cVlLDHwXDfBWa2aOw7VYSqivyJi0O7is9LtxoTCUjp4v2xxKRldi3/lHrEC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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