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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好像是鲁迅先生讲过，过去的中国历史不过是帝王将相史，是狭隘的政治史、战争史。一句话，是权力争夺史，而不是人民的权利史。当然，由于老百姓没有得到最基本的权利，如果要说人民的权利史，实际上那也只是争取权利的历史。
言论自由是人民的一切权利中最首要的权利，有无言论自由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基本标准之一。在20世纪已成为过去的时刻，回顾我们走过的多灾多难的道路，回顾知识分子争取言论自由付出的沉重代价，写下一部百年中国言论史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书写言论自由史就是要摆脱以往历史总是局限于血腥争斗，也就是抢夺椅子的狭隘性。那样的历史无视人民的权利，往往以“胜者王、败者寇”的原则出发，不论是非，只论成败。只有统治者的声音，没有人民的声音，只有枪杆子至上，没有笔杆子说话之处。伟大的顾准在20世纪70年代的黑暗隧道里，在贫病交加的最后岁月，以他无与伦比的坚定、深邃与睿智留下了这样的遗言：“要有笔杆子，要有鲜血作墨水的笔杆子”。我相信，如果没有那些殉道者的鲜血，和他们蘸着鲜血写下的人类追求真理的历史，人类至少还将在幽暗的年代多徘徊几个世纪。无可争议，殉道者的血迹要比学者的墨水来得珍贵。
言论自由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准则，在秦始皇一统山河、书同文、车同轨之前，在漫长的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无情战争与杀戮的是百家争鸣、学术自由的声音，儒、道、墨、法、名、阴阳、兵家，各放异彩，星斗灿烂。孔、孟、老、庄、墨、韩……诸子百家，著书立说，留下了传世的经典，奠定了古老文明的根基，他们设馆授徒，弘扬学说，传播了多元的文化因子。那是统治者还没有明确意识到，也缺乏足够力量控制人的思想和嘴巴时才有的现象，东西方早期文明都证明了这一点。而事实上到今天为止，我们平常所说的中国文化说穿了不就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吗？
秦始皇奋长策而御宇内，据四海为己有，焚书坑儒，只允许保留种树、卜巫的书简。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进一步确立大一统皇权赖以生存的基础。从此开始了长达两千多年中世纪的漫漫长夜。言论自由这样不言自明的权利消失了，只留下“文字成狱、偶语弃市”的严酷传统。
在古希腊，没有言论自由是不可想象的，但即使在这个让后世人们心往神驰的西方文明发源地，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也被多数决定剥夺了生命，此外因为思想、言论遭到放逐的还有阿那克萨哥拉、普罗塔哥拉等。辉煌的希腊文明，人类最早实践了民主的雅典和古罗马兴旺一时的共和国都像陨星一样陨落了。等待着欧洲的也是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几乎看不到任何希望。布鲁诺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上。那样的年代又怎么可能有言论自由？
因此，西方文明国家早已成为习惯的言论自由也不是与生俱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无数人流了无数的鲜血，历经数百年才慢慢确立下来的。言论自由作为人类文明无可辩驳的准则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一系列抗争，经过英国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的洗礼，在血与火中才赢得的。报刊及以后新出现的一切媒体都是人民言论自由的载体，而不仅仅是政党和政府的喉舌、工具，不是政治的附属物。这样的自由确乎来之不易，所以才弥足珍贵。今天，在东西方许多文明国度已没有人怀疑这一原则，它已经和其他自由权利一起成为人类文明的坚强基石。
在我看来，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等都是不可分割的，这些自由都属于天赋人权。思想自由是言论自由的必然前提，新闻、出版自由、集会游行示威自由都是言论自由的应有之义，也是无可争议的延伸。没有新闻、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就只是饭桌上的私下交谈，是个人在旷野中的独语，那绝对不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必须是通过正常的途径（如报纸、刊物、书籍等其他媒体或公共集会等）公开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看法，而不是私下的议论与牢骚。没有思想自由，固然没有言论自由，言论自由的前提是独立思考，是思想自由。没有新闻、出版自由，没有集会等自由，同样没有言论自由，因为言论得不到公开的表达与传播。
从这一意义上看，秦始皇以前的中国，虽然出现过一个诸子百家时代，但他们没有对言论自由的自觉，和古希腊一样是文明曙光时期欣欣向上的一种短暂现象。秦始皇之后2000年的中国，毫无言论自由可言，帝王的权杖随时可以打碎任何自由的梦想，在周而复始的十几轮循环中，旧的王朝覆灭了，新的王朝又建起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没有改变秦始皇确立的大一统的家天下模式，没有改变焚书坑儒开创的文字狱传统。千年仿佛一瞬间，一个民族仿佛丧失了一切创造力，至少在思想、文化上没有出现足以超越先秦诸子的人物。2000年也没产生几个能称得上异端的思想者（诚然，没有言论自由，就算产生了也被扼杀在无声无息的状态）。
虽然我们也曾有过李贽的《焚书》《潜书》、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和谭嗣同的《仁学》。党治国先生曾在《随笔》发表过《埋没的思想——读一读文中子王通》，介绍了隋末唐初王通“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的思想，称短短一部《文中子中说》“是最伟大最光辉的思想，其分量超过王通之后1400年以来中国所有的典籍”。李贽因《藏书》《焚书》等著作，以“倡乱惑世”的罪名被捕入狱，谭嗣同为他的理想血洒菜市口，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史实。从汉代太学生“诽谤朝政”到明代的东林党人，我们自古就有书生清议的传统，却没有自行发展出近代意义的言论自由，在漫漫中古长夜中从来也没有人鲜明地提出过言论自由这一命题。言论自由不仅仅是个人的思想自由（闷在脑子中）、写作自由（写了放在抽屉中或藏之名山），而是发表自由（通过某些有效载体公开发表），更重要的是每个人天然地具有独立创办这样的载体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