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康有为“托故不见”孙中山

百日维新昙花一现，戊戌政变发生后，康有为在英国军舰保护下避居香港，梁启超在日本使馆安排下在天津从日本商船登上日本军舰。 （近代史家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说，梁启超改穿西服，剪去发辫，化装猎人模样，在日本人陪同下逃到天津，最后乘日本军舰离开，“日本志士平山周伴行”。 ）

宫崎滔天在香港接走康有为还有一个小插曲，当康亡命香港、去向未定之时，听说李盛铎取代黄遵宪做清廷驻日公使，康立即敏感到“这是事先估计我将去日本而采取的行动，他们的本意实际上是要杀害我”，因而不敢到日本去，前去救援的宫崎寅藏斥责“康门弟子何其胆小，假如老师不幸命丧刺客之手，你们就应该代他完成遗志，否则就只有和老师困守在这儿，终生无所作为。”名为骂学生实乃骂先生，康有为这才下定决心。

宫崎这时感到康有为“是个优柔寡断的策士”，一个“故作矜持自重”的“扭扭捏捏的策士”。

当时日本总理大臣大隈重信（进步党领袖）、文部大臣犬养毅都主张日中亲善政策，对维新党人非常优待。康有为等三人的所有费用都由日本政府提供，即使大隈内阁倒台后，进步党也继续供给。孙中山他们认为他和康有为此时同为流亡客，“同是为国是而失败的人”，应有同病相怜之感，准备亲自去慰问，增进友谊，托宫崎寅藏、平山周向康示意。

康依然是以帝师自任，自称身奉清帝衣带诏，不便与革命党往还，竟托故不见。他一方面担心与孙中山这样的革命党首领来往，于自己将来的活动有碍，另一方面还是内心深处的主角意识在起作用。1898年10月25日，陪同康有为到达日本的宫崎在《三十三年之梦》中有详细回忆：

“次日孙逸仙来访，要我介绍与康先生会晤。康托词拒绝。孙先生之所以要见康，并非在主义方针上有如何相同之处，而只是对他当前的处境深表同情，意在会面一慰他亡命异乡之意，这实在是古道热肠，一片真诚。而康先生之避而不见也自有其理由，盖从清帝看来，孙先生为大逆不道的叛徒，悬赏而欲得其首级。孙先生之视清帝，亦不啻是不共戴天之仇，伺机想一蹴而推翻他。而康先生虽然中道挫折，亡命异国，但依然梦想挽回大局，恢复皇上的统治，自己作一个幕后的人，以立空前的大功。因此，无论从以往的情义上，从怕受人怀疑这个利害的观点上，不愿会见孙先生是无可厚非的。然而我国的有心人士，却莫不为之惋惜。甚至有人费尽心思斡旋他们秘密会面，但终未能成功。不仅如此，在无知之辈中间甚或演出互相倾轧的丑态，竟至有人捏造谣言来中伤孙先生，以致两人之间的关系日益疏隔，的确令人遗憾。

同时康先生心中尚怀有另一个梦想，可能也是他不愿接近孙先生的一个原因。那就是他的自负心。他心中暗自有所期待，以为自己的地位一定会说服（外务）大臣同情自己，允许派兵牵制守旧派，以便挽回自己的势力的。这种自负心是由信赖心产生的，这是过于相信自己。而这种过信自己的反作用，就变成失望和怨恨，这也是人类自然的道理。”

不过倾向于孙中山的宫崎对康有为仍有持平之论：“作为个人来说，康有为本没有什么了不起。度量似乎亦狭隘，见识既不丰富，经验也不足。然而，他以一介草莽书生，受到皇上的知遇，却是事实；说动皇上，唤起他改良中国的决心，也是事实；而且辅佐皇上，颁布变法自强的上谕，也是事实；因而震撼了四百余州，也是事实……虽然不幸一败涂地，一切计划都归泡影，但是，事实终究是事实，而且这些事实，是进取的、改良的，也是确实。仅从这一点上，我便认为李（鸿章）渺小而康伟大。因为他志在挽回国家大局，其名誉心也是为此而动。世人认为康渺小，只是因为不了解中国的现状，以及不知道比较判断的分寸。”他说“由此看来康氏实不失为中国之豪杰”。

康有为拒见孙中山，事为犬养毅所知，他不希望中国的新党因此而有隔阂，就约孙中山、陈少白与康有为、梁启超四人一起到他的早稻田寓所会谈。除了康有为，其他三人都来了。梁启超说康有事不能来，特派他为代表。当天，三人各抒己见，详细讨论了双方合作的可能性。到第二天早上才散去。

几天后孙中山派陈少白到康的住所拜访，康、梁一齐出见，在座的还有王照、徐勤、梁铁君三人。陈少白痛陈满清政治种种腐败，非推翻不足以救中国，请康有为改弦易辙，共同实行革命大业。康的回答是：“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只知冬裘夏葛而已。”陈少白反复辩论3个小时，康的宗旨始终不变。对于这次会面，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中有详细记载：

我对康有为说：“清政府已不可救药，先生也要改弦易辙了。今日局面，非革命国家必无生机。况且先生以前对于清政府不算不尽力，到现在他们倒要杀你，你又何苦帮他们呢？”康有为说：“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今上的”。我说：“要是先生是个没出息的人，我倒可以不说，如果你自命为一个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人物，那末你不能为了今上待的你好，就把中国都不要了。所以请先生出来的意思，就是不以私而忘公，不以人而忘国……”康有为没什么好回答，只说了“今上”怎样好，差不多比尧、舜、汤、武都要胜过几倍。我同他三个师弟反复辩论了三点钟，末了他还说我不知其他，只知“冬裘夏葛”而已。我知道不会有什么结果了，就说我们改日再谈罢。就告辞出来。

就在他们说话期间，王照忽然说：“我自到东京以来，一切行动皆不得自由；说话有人监视，来往书信亦被拆阅检查，请诸君评评是何道理”。康有为大怒，马上叫梁铁君（精于技击）强行将王照拉走，并对陈少白说：“此乃疯人，不值得与之计较。”王照在百日维新期间是礼部主事，曾上书请光绪帝出洋游历，奏折被堂官拦下，最终导致六堂官被罢免，成为戊戌政变的一个导火线之一。

陈少白怀疑其中有问题，通过平山周乘康、梁外出之际悄悄将王照带到犬养毅家，王照亲笔写下了出京一切经过以及康有为所称衣带诏是伪造的等，洋洋数千言，与康有为后来所记多有出入，康有为作伪的真相因此为日本人所知。康恨死了陈少白，并迁怒于孙中山的革命派，“而两派更无融合之望矣”。

此时日本政局发生变化，大隈内阁瓦解，山县有朋内阁对康有为的态度变得冷淡，停止了经济上的资助。而且张之洞与日本政府交涉，要求驱逐康有为，慈禧太后甚至通过总理衙门秘密下达了运用一切手段“捕拿或暗杀”康及党人的命令。

最后日本方面给了康有为9千元旅费，令他限期离境，康因此远游美国、加拿大。这是1899年3月22日的事，在日本一共只有5个月。他被迫离开日本的原因主要是“有碍两国邦交”，在野的宫崎滔天并不知晓，才会说：“过了不久，以前待康先生以上宾的我国人士，对他的为人逐渐感到厌腻而疏远了。这可能是因为康先生不无缺点，但是，我国人易喜易厌的老毛病也是个主要原因。” 难怪当年10月23日，康有为从加拿大到香港，路过日本，也被拒绝上岸。

1899年上半年，康有为离开日本之前，宫崎受犬养毅所托，在孙、康两派之间周旋，希图促成双方合作，终无结果。当时，毕永年曾访康有为，“讵康已变计，将以保皇之名，利用海外之吾国商贾，敛资以为行乐计，知毕必不主张保皇之说，又以当时革命派发起人孙文亦住横滨，毕已先往访之也，顿起门户之见，闭门不纳。于是康氏前后之阴谋，已尽为毕所窥见，乃于某报中播扬之。康由是益深切齿毕，欲得而甘心焉。尝使其徒某，在港澳一带代觅亡命，曰：‘有能刺杀毕者，以五千元酬之。’”

徐勤在康门弟子中反对与孙中山合作最力，不仅与孙中山等日益疏远，而且横滨大同学校的会客室贴有字条：“孙文到不招待”。被孙中山看到，当面责问，徐勤否认是自己所为。教员陈荫农承认是自己所为，因此与孙中山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相持不下，最后校董冯镜如闻讯前来劝解才结束。1898年9月25日，天津《国闻报》发表攻击孙中山的《中山樵传》，也传闻出自徐勤之手。徐有一信给宫崎辩解：

“前闻田野氏云：贵邦人士咸疑仆大攻孙文，且疑天津国民报所刊中山樵传系出自仆手……仆与中山樵宗旨不同，言语不合，人人得而知之，至于攻讦阴私之事，令人无以自立，此皆无耻小人之所为，仆虽不德，何忍为之；而贵邦人所以致疑者，此必有一二人造为浮言，以惑贵邦人听闻耳，仆实绝无此事也。今支那之局，譬之海舟遇风，其势将覆，而舟人犹互相争斗，以任其溺灭，虽下愚之人不致若是。贵邦人咸具血诚，乃心东亚，特以此相规劝，仆实感谢不止，而犹斤斤以自辩者，盖欲洗不白之冤而释四方之疑也。”

康有为处处以“奉衣带诏也”而自重，一再拒见孙中山，后来孙中山的日本友人和康有为笔谈时问及原因，康的回答也是：“我是钦差大臣，他是著名钦犯，不便与见。”

康有为派对合作一事反应积极的是梁启超等人，梁与唐才常的态度都与康不同。当唐才常游说孙中山与康有为联合时，孙泰然表示：“倘康有为能皈依革命真理，废弃保皇成见，不独两党可以联合救国，我更可以使各同志奉为首领。” 唐才常大喜，曾想约梁启超一同向康进言，终归无效。

据唐才质《自立会庚子革命记》，1899年夏天，唐才常在香港与康有为再次会晤，“陈说当时内忧外患，极端紧迫，孙、康两派亟宜牺牲小异，同力合作，如保皇或排满名词，皆可摒弃，共趋向于民主革命，以赴国难。南海再三考虑，无意采纳。先兄此时一片热忱，在言论上尽情表见，无所成就，意极沮丧。自此先兄与南海虽亦通声气，但思想深处，已有距离。” 自立会成立后，“斯时先兄才常，仍望南海以国家人民为重，泯除私见，发表政论，共图挽救中国革命力量分崩离析之局面。密使一再往还，终难得南海同意，而且坚持保皇论调，不肯改变，因此联党救国之计划不能实现。”

此时，孙中山早已深知康有为“性情固执势难合作”，派湖南长沙人，与会党有很深渊源的毕永年与日本的平山周一起到两湖各地观察哥老会的实力。一个多月后返回到日本，平山周告诉孙中山，毕永年所说属实，他所见到的哥老会各龙头“多沉毅可用”。

孙中山主张两湖和广东同时举义，派毕永年第二次回国，带各会党龙头到去香港与陈少白、杨衢云等商量具体合作办法。1899年冬天，包括杨鸿钧、李云彪等数十名会党头目抵达香港，陈少白介绍广东、香港各地的三点会大佬与他们见面，秘密会党的力量是孙中山早期所依赖的主要革命力量，也成为后来康有为在庚子勤王运动中试图争取的对象。毕永年提议兴中会、三合会、哥老会三大团体合组“兴汉会”，公推孙中山为总会长，三会代表都无异议，并特制了总会长的印章，由宫崎滔天专程送往日本横滨。毕永年还带杨鸿钧、李云彪等到日本当面向孙中山请示方略。

耐人寻味的是，康有为虽然一再拒绝与孙中山见面，却愿意与陈少白、谢瓒泰、杨衢云等其他兴中会核心人物见面。1898年11月24日，时为兴中会会长的杨衢云写信告诉谢瓒泰：“我们的计划取得成功，和湖南的‘维新派’取得合作。”“由于自私和妒忌的缘故，两党联合可能有困难”。前着指的是与唐才常等合作，后者指的是康门草堂系。

不过，无论从宗旨分歧程度还是声望高下着眼，康有为都更愿意接受杨衢云而回避孙中山。1898年12月，谢瓒泰得知两党联合有困难，就写信给康有为，力劝在争取自由与独立的运动中应该有联合与合作。康很快回信表示同意。在谢瓒泰的游说下，康有为表示同意在“维新”的旗号下进行联合、合作。说穿了还是受主角意识的支配。

康有为在以“维新”作为联合基础这一点上与谢瓒泰存在共识，他愿意见陈少白、见杨衢云，却始终不想面对孙中山，因为他敏锐地感到孙不太可能受他的指使，成为他的附庸，即使合作也是平起平坐，他的“托故不见”、以“帝师”自任等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心理的原因。同时，谢瓒泰希望康有为将杨衢云当作主要合作对象，目的也是要加强杨衢云在兴中会的地位，与孙中山争夺兴中会的主角。

1899年3月28日，即康有为离开日本不久，梁启超写信给谢瓒泰，表示赞成联合与合作。4月23日，杨衢云写信告诉谢瓒泰：“康有为党的成员同意联合与合作，日本朋友和支持者亦曾劝告两党联合起来。”6月间（农历四月廿八），经冯镜如介绍，杨衢云和梁启超在横滨会面，双方约定目前虽还不能合作，但承诺继续做好各自党的工作。杨衢云给谢瓒泰写信，“谓梁不愿早事联合，只言各宜先向自党运动，以待时机。要之康党素来夜郎自大，常卑视留学生及吾党，且欲使吾党仰其鼻息。究其实学，尚远不如胡礼垣著之《新政安衡》。此种人非真正爱国者，与之合作，实为有害无利云云。”谢瓒泰多年来对于运动两党联合之事极为热心，听了杨的这一番话，从此也“意气萧索，知难而退”。 hJ43cD0YOym1KYerAHQkrIZTjYA1KdgsJ33uVGRfI07lJ3YSemiJms31VIA2BMB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