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1897年）在岭南士林中，有一个与孙逸仙齐名的人物，就是康有为。他们在思想上是相同的，都主张民权共和之说。但孙立基于西学，康则因袭汉学。一个受耶稣教的培养，一个受儒教的教育。前者质而后者华。质则重实行，华则喜议论。二者见解虽然一致，其教养和性格却不同如斯。这就是孙所以为革命的急先锋，康所以为教育家的原因。革命的急先锋因起义失败而逃亡海外，使人有难以再举之感；教育家的康有为却依然安坐其私塾中（万木草堂），以振聋发聩之辞，大倡自由共和的理论，挥舞如椽之笔，痛责腐败颓废的国政，前途实似不可限量。人心之逐渐归向于他，也是不无道理的。”

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

康有为（1858—1927）和孙中山（1866—1925）不仅教养、性格不同，他们的思想、见解也有很大差距。直到1894年6月，孙中山北上给李鸿章上书，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等改革主张时，我们还看不出他们之间的异同。这篇上书当年9月、10月以“广东香山来稿”《上李傅相书》为题在上海著名的《万国公报》上连载不是偶然的，它和《万国公报》倡导的改革思路是一致的。此时，孙中山的思想确和康有为并没有多大的差距，选择的方式也与康有为大同小异。

康有为的故乡广东南海与香港相去不远，在1888年第一次上书光绪帝之前，他曾两次到过香港，“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都让他大为震惊，“乃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从此开始购买西书，学习西学，逐渐产生了变法维新的思想。

孙中山的故乡广东香山离香港更近，而且他在香港度过了他青少年时代的求学生涯，虽然他放弃“医人”而转向“医国”，但这段长达5年的学习经历对他的影响是长远的。30年后，他故地重游，1923年2月19日在香港大学发表演说，忆及当年漫步香港街头，“见其秩序整齐，建筑闳美，工作进步不断，脑海中留有甚深之印象。”与“相距仅五十英里”的故里香山“情形迥异”，他禁不住思考为什么“外人能在七八十年间在一荒岛上成此伟绩，中国以四千年之文明，乃无一地如香港者”？ 他找到的答案是“政治不良”，与康有为的“西人治国有法度”一样，都是感受到了制度的不同。

可以说，康有为和孙中山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最初质疑，新思想的萌生都与香港有关，但两人最终无论思路还是行为方式都大为不同，他们将扮演不同阶段的历史主角。

比孙中山年长8岁的康有为内心更为复杂，他是典型的过渡型人物，身上带有更多传统社会的烙印。孙中山到天津给炙手可热的重臣李鸿章上书，连面都没见上，从此放弃了递折子的路。当年11月他就转向了革命，在檀香山创立了一个以华侨为基础的小团体——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而康有为依然锲而不舍地给光绪帝上书，从1888年到1898年的十年间，先后上了七次书，终于“上达天听”，推动了1898年的百日维新，康有为的路走通了，他的兴奋可想而知。依赖至高无上的权力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成就“帝王之师”的万世之业，同时以孔子再生的姿态重建道统，《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之类就是他在学理上为这条路寻找依据。即使在流亡异国的岁月里，以“衣带小臣”“皇上之腹心”自居的康有为日夜梦想的也是光绪帝复位，骨子里还是想以帝师身份扮演政治舞台的主角。

孙中山踏上的则是另一条风险更是莫测、志在另起炉灶的不归路，1895年广州重阳起义的计划还来不及打响一枪就被扼杀了，他的挚友陆皓东慷慨捐躯，没想到在流亡伦敦期间因为被清政府驻外使馆绑架，幸得早年在香港西医书院的老师、英国人康德黎相救，从而名闻全球，成就了一代革命家的美名，这是他事先没有料想到的。伦敦蒙难事件成为孙中山革命生涯的新起点。 8PI1OzhzqLUbOe/RpHBXjMQzS/umTqKjYBkDLOaWD3spclm8Ti8QqhBdRUxQs7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