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翻开“二十五史”，不难发现我们这个民族最发达的莫过于主角意识和看客意识，看客其实也是想着当主角的。这是自古以来中国老百姓为什么要么做顺民，逆来顺受，忍受一切苛捐杂税的压迫，要么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做暴民，唯独没有堂堂正正地争取自己的权益，朝着做人、做公民的方向去的主要缘由。
难怪少年刘邦在咸阳看到一统天下、不可一世的秦始皇，禁不住喟然叹息：“大丈夫当如此也。”同样年轻的项羽见到秦始皇出巡时的架势、风光，脱口而出的是：“彼可取而代也。”虽然两人性格不同、口气不同，但传达出来的内心轨迹却大同小异，都是对唯一的、绝对的宝座垂涎三尺。在几千年来的芸芸看客中，他们两人并不是孤立的，或者说他们就是台下看客的典型代表，他们虽为看客，梦想的却是有朝一日成为秦始皇那样的主角。
或为主角，或为看客，没有更多的选择，也不容许选择，没有配角——卧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更没有人甘愿（当然也不容许）扮演并非可有可无的群众演员角色，只能做看客。正如“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曾不无骄傲地感叹：“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他说的是大实话，当绵延数百年的刘姓王朝面临瓦解之际，天下大乱，群雄四起，想称王称帝的确实大有人在。即使他不愿自我加冕，戴上皇冠，但既然权柄在握、已然是权力帷幕后面的真正主角，他也免不了要自称“孤”。
毫无疑问，至少自秦始皇扫平六合以来，在喜马拉雅山和太平洋之间这片苍茫大地上，大多数时候都是由一个人独占舞台，扮演独一无二的主角（或者一群人抢舞台、抢主角）。无论是“问鼎天下”还是“逐鹿中原”，“鼎”和“鹿”都是唯一的，所谓“问鼎”“逐鹿”等等，都是独占的、排他的，有你无我式的，唯一的舞台不容他人染指。
天下就是一个舞台，早在我们的文化轴心时代就已形成的天下观中，“定于一”始终是那些具有主角意识、怀抱“大丈夫当如此也”或“彼可取而代也”的准主角们追求的梦想。（即使永远做不了主角的看客也不要紧，关起门来照样是主角，鲁迅总是想起《左传》中的那番话不是无缘无故的：“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仆，仆臣台。”“王”固然是高居金字塔尖上的绝对主角，“台”也不须担心，因为还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其子也有希望，长大了可以升为“台”，如此一环套一环，环环紧扣，丝毫不乱。）
成王败寇的观念、皇权崇拜的情结根深蒂固，支配了一部象形文字书写的中国史，我们看见的只是王朝周而复始的循环，听见的只是胜利者“大风起兮云飞扬”的豪迈歌声，失败者渐渐被漫长的暗夜所吞噬，被遗忘了。在中国的史家中，被汉武帝阉割的太史令司马迁是少有的为失败者唱赞歌的人，因此我们才看到了项羽不肯过乌江的英雄末路，听到了他“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悲怆之歌。成王败寇，赢家通吃，失败者连立锥之地都没有，要么抢到龙椅拥有一切，要么什么也没有，甚至连身家性命都难以保障，历史的逻辑就是如此严酷。
这就决定了在每个王朝末世群雄蜂起之时，各个“打天下集团”之间不可能妥协、共存，即使在推翻旧王朝时达成暂时的联盟，一旦天下在望，就要合纵连横、大打出手，拼个你死我活，分出高下来，直到其中一个集团击败所有的对手，得到觊觎已久的“鹿”和“鼎”，才会罢手，然后等待下一轮的循环。
这一切都根植于一元的文化心理、绝对的主角意识当中，如此悠久，如此深厚，又具有如此旺盛的繁殖力。几千年间，“打天下，坐天下”的逻辑几乎支配了我们全部的政治文化，之所以没有人愿意当配角，因为当不上主角就意味着在这方舞台上出局，只有等待朝不保夕、随时可能被宰杀的命运，或者乐不思蜀的下场。著名的传说中，隋朝末世，怀抱“打天下”大志的虬髯客一见李世民的“王气”就自动放弃，远走海外，另辟新天地。
1945年12月，《大公报》名笔王芸生曾发表过一篇长文《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点看法》：
“中国历史上打天下，争正统，严格讲来，皆是争统治人民，杀人流血，根本与人民的意思不相干。胜利了的，为秦皇汉高，为唐宗宋祖；失败了的，为项羽、为王世充窦建德。若使失败者反为胜利者，他们也一样高据高位，凌驾万民，发号施令，作威作福，或者更甚。更不肖的，如石敬唐、刘豫、张邦昌之辈，勾结外援，盗卖祖国，做儿皇帝，建树汉奸政府，劫夺权柄，以鱼肉人民。这一部兴衰治乱史，正如中国历史的写法，只看见英雄争天下的人物，而看不见人民，至少是看不见人民意志的表现。事实也恰恰如此，中国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所以乱多治少甚至竟无清明之治，就因为只见英雄争，不见百姓起，人民永远做被宰制者。”
胜利的刘邦、朱元璋们可以建立起一姓王朝、子子孙孙绵延数百年之久，当然也有不过二世而亡的秦和隋，失败的从陈胜、吴广到王巢、李自成、洪秀全，更是史不绝书。说他们打天下、争正统也好，说他们争主角、争舞台也罢，为此目的他们都可以杀人盈野，流血漂杵，不在话下。从秦末项羽、刘邦之争，元末朱元璋与张士诚、陈友谅之争，明末李自成、张献忠之争，无不如此。
由于我们的文化基因中缺乏兼容、多元的因子，完全是封闭的，逐渐形成了一种“天无二日”（或你死我活，有我无你，不共戴天）的潜意识。这样的政治文化传统注定了只能是一个“打天下集团”击败另一个集团，单独扮演舞台的主角，一方面是残酷的专制制度本身造成了这样的思维定式，另一方面这种强烈的主角意识又进一步强化（乃至毒化）了一个民族的政治思维。
中国传统中最典型的就是《水浒》里面的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等级秩序井然，高低尊卑一清二楚。这样的观念几乎渗透到了所有领域，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就很难形成一种彼此可以信任的社会空间，发展出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的人格等具有包容性的观念。比如我反对你的观点，但我一样捍卫你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或者如梁漱溟信奉的“不要在人格上轻于怀疑人家”“不要在识见上过于相信自己”这样的观念，这是构成一个理性社会或者说一个社会良性发展的前提。与主角意识连接在一起的就是“敌人意识”，排除异己，非己即敌，非黑即白之类就是自然而然的。
历史因此弥漫着血腥气，鲁迅说翻开每一页都是“吃人”二字，翻开每一页，又何尝不是血污。明末的张献忠因为眼看着李自成进了京城、满洲人入了关，争主角失败，天下已不再属于他，于是他在四川大开杀戒。鲁迅一生曾多次地提起此事：
“张献忠的脾气更古怪了，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
“张献忠在明末的屠戮百姓，是谁也知道，谁也觉得可骇的，譬如他使AB杀C，又命A杀B，又令A自相杀。为什么呢？是李自成已经入北京，做皇帝了。做皇帝是要百姓的，他就要杀完他的百姓，使他无皇帝可做。”
“《蜀碧》一类的书，记张献忠杀人的事颇详细，但也颇散漫，令人看去仿佛他是像‘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样，专在‘为杀人而杀人’了。他其实是别有目的的。他开初并不很杀人，他何尝不想做皇帝。后来知道李自成进了北京，接着是清兵入关，自己只剩了没落这一条路，于是就开手杀，杀……他分明的感到，天下已没有自己的东西，现在是在毁坏别人的东西了，这和有些末代的风雅皇帝，在死前烧掉了祖宗或自己所搜集的书籍古董宝贝之类的心情，完全一样。他还有兵，而没有古董之类，所以就杀，杀，杀人，杀……”
《鲁迅全集》的注解中总是一再地指出旧史书、野史夸大张献忠杀人，其实，这可不是出于鲁迅的文学想象，杂文笔法的虚构，史书上的记载墨迹斑斑，张献忠杀官绅、杀读书人、杀一切没有反抗能力的人，仅青羊宫一次就将贡生、举人、进士在内的读书人诱杀了一万七千人，成都的河道都为尸体堵塞，不能行船。对此清史专家萧一山等都曾有过翔实的考证。
我不知道在世界史上还能不能找到类似的例子，鲁迅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及张献忠的“杀人如草”，就是为这种荒唐而残酷的逻辑充满痛苦，张献忠一旦确切地意识到做主角无望，可以想象等待他的将是怎样的命运，所以他就杀人，尽可能多地杀人。正是独占的、排他的主角意识下容不下配角，甚至也不需要群众演员，天下人都只是供其役使的奴才、看客，唱的都是称“孤”道“寡”的独角戏（从历史舞台到戏曲舞台，我们都可以听到帝王自称“朕”“孤”“寡”，也就是孤家寡人），竞争天下的失败者是无路可走的，恐怕欲做看客都不得了。
这种中国式的天下观支配下的主角意识畸形发达是我们民族苦难的重要根源之一，假如不是唯一的话。几千年来，不断地重蹈覆辙，不断地恶性循环，所以我们只看到王朝姓氏的更迭，看不到制度的转型，文明的更新，文化的演进，当然也不可能滋生出新型的角色意识。
直到近代，引进了维新、共和思想之后，情况才开始改变，但是长期以来被主角意识笼罩的民族要走出这一步又是何其艰难。即使生活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袁世凯身上，我们照样可以依稀看到多少个世纪前司马昭的影子，明明有帝制自为之心，却偏偏要别人一而再再而三地上表“劝进”，还要假惺惺地再三退让，最后在举国舆论“斯人不出，奈苍生何”的呼声下，才肯黄袍加身、粉墨登台，牺牲自己（或者说陷自己于“不义”），而不是直截了当地披上黄袍。这种权力游戏简直已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不成文的经典规则。
鲁迅说：“有人论中国说，倘使没有带着新鲜的血液的野蛮的侵入，真不知自身会腐败到如何！这当然是极刻毒的恶谑，但我们一翻历史，怕不免要有汗流浃背的时候罢。外寇来了，暂一震动，终于请他作主子，在他的刀斧下修补老例；内寇来了，也暂一震动，终于请他做主子，或者别拜一个主子，在自己的瓦砾中修补老例。”
所有王朝更迭都不过是周而复始的循环，原地踏步，以鲁迅锐利的目光早已洞穿中国历史算不上秘密的秘密。或许也只有异质文明的因子，输入新鲜的文明的血液，才有可能改变我们几千年来目光专注于抢椅子的政治文化心理、绝对主角意识、卧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的集体潜意识。在宋教仁身上，我们或许依稀可以看到一闪即过的一线曙光。他倒在了血泊中，但刹那即是永恒，毕竟曙光已经闪现，道路就在脚下。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社会转型，依然逃脱不了陈旧的主角之争模式，这种主角之争，本质上不是剧本之争，而是舞台之争。
争主角，争的是中国这方舞台，也就是要将天下据为己有，定于一尊。没有发言权的天下人不过是看客而已。宋教仁试图将政治竞争纳入和平的宪政轨道，以政见主张来争政权、争主角，就是要改变游戏规则，将数千年习惯的舞台之争变为剧本之争。谁的剧本更适合观众的需要，就将谁推上舞台。而舞台之旁容许其他人合法的监督、觊觎，上与下，进与退，都有程序可循。
胜者不是王，败者也不是寇，是非高于成败，既然在和平的轨道上争主角，争的是剧本，就是以政见、主张来争，由观众来决定取舍。胜者也只是暂时的、相对的，不是永久的、绝对的，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一劳永逸地独霸舞台，而是要时刻面对七嘴八舌的议论乃至喝倒彩，或干脆撒手而去。这是一种全新的竞争模式，是宦海里浮沉了一辈子的袁世凯们所难以理解的，因此他们才会视之如蛇蝎、如洪水猛兽，年轻的宋教仁也因此才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洞察民国初年政局的名记者黄远生在《论衡》发表过《一年以来政局之真相》，分析当时的局势，精辟地区分了剧本之争与舞台之争：
“人有常言，国家犹舞台，政治乃犹演剧，今一国之中，盖有嗜历史剧（旧剧）者，有嗜社会剧（新剧）者，于社会剧之中，有嗜理想主义之剧者，有嗜写实主义之剧者，于是新旧剧派各得炫示其角色技艺以相为进退于舞台之中，视客之所嗜好，以为兴衰。固无害其并立，乃若有两造之人，在各欲争取此舞台之主权，而其所谓政策之异同，特利用之题目，而其本意初不在此。则社会观客，永无得睹政治演剧之日，而惟睹此两造之强有力者，抢攘垢詈于舞台之上，其强有力之羽翼，则各欲其主人之得占此舞台，拼力誓死为之助战，则栋折榱崩、同归于尽之祸，容复可免，故人国之所谓政争，乃剧本之争，真政争也。吾国之所谓政争，乃非争剧本之得失，而争舞台之所有权，乃个人势力之争，非真政争也。
……彼争剧本者，其意未尝不在舞台，顾于他造登台奏艺之时，其本身特处于诚实之批评及监督的地位，决不若吾国之根本不相容，其所挟以为攻击者，仅针对其剧本（政策）之精粗美恶而立言，决不若吾国之专认己造之人格，而取消他造之人格，故其决胜负也，仅求之于选举及议会，决不求之于兵力。”
革命派与立宪派，“自其主义言之，虽有急进与渐进之别，而爱国之本义则同，然略知二派之内幕者，则因其持论之异同不相下，运动进行之各相妨碍”，在清朝瓦解以前，两派之间就已演成“互相水火不共戴天之势”，不仅是政治主张的距离，还有历史渊源、领袖个人的性格等因素在内。
然而，当武昌起义发生后，国内的宪政与革命二派，曾在推倒清廷的目标上达成了暂时的共识，等到南京临时政府出现，同盟会掌握了主导权，“旧日两派之恶感，隐然勃发。而革命中之不平分子，复凑合以与为标榜，党争之烈，已萌发矣”。所以政治的胜利果实既不属宪政派，也不属革命派，最后而落在了袁世凯的手里。
黄远生认为“其最大原因，则不外势力之莫与敌而已”，恐不尽然。不过他确实看清了，当时的政治之争仍未跳出权力之争的老套路，“大半由于势力问题”，双方或三方之间都把政见放在其次（以宋教仁为代表可能是个难得的例外），“惟是以暗中角斗势力为宗旨，而以政治主义、法律问题云云者为利用之口实，一年以来，莫非势力角逐之幻想，而绝无政治主义胜负之可言。盖以其出发点之本以势力为根据故耳”。
到1920年，杨荫杭在《申报》发表一则短评《戏》，回顾民初政治舞台上令人眼花缭乱的政争，感叹说：“孰知一转瞬间，极庄严之戏乃变而为儿戏。”他以为民国以来战事，与演戏无异，“二次革命为第一阕，洪宪之乱为第二阕，张勋之乱为第三阕……”
如果孙中山、黄兴等代表革命派，梁启超、张謇、汤化龙等所代表的立宪派和袁世凯代表的官僚派三方之间，从旨在争舞台的主角之争转向旨在争剧本的主角之争，而不是以武力为后盾暗中角逐，或者动不动就诉诸武力、大打出手，把古代史上一再重复的天下大乱时期那种“逐鹿”“问鼎”式的主角之争，变成近代文明背景下的主角之争，争剧本而不是争舞台，以剧本论英雄，而不是气力争高下，近代的转型也许就顺利得多了。但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所有伏笔早已深埋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甚至本人都很难察觉，民族潜意识是世代累积的结果，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轻易改变的。
辛亥革命是雷霆，是闪电，它撕开了满清数百年统治的长夜，形式上结束了皇帝的垂拱而治，但它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变古老的土壤，改变在漫长岁月中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那需要阳光，需要和风细雨，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而且不单纯是政治层面的努力。其实，包括黄远生在内的有识者，当时已看到了问题的要害所在。
1905年7月28日，同盟会成立前夕，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第一次约见宋教仁、陈天华时，就表示：“中国现在不必忧各国之瓜分，但忧自己之内讧，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联络，各自号召，终必成秦末二十余国之争，元末朱、陈、张、明之乱，此时各国乘而干涉之，则中国必亡无疑矣”。
孙中山似乎意识到了“驱逐鞑虏，创建民国”的事业完全有可能淹没在主角之争这一古老循环的波涛风浪中。黄兴也很早就对太平天国领袖之间“互争权势，自相残杀”深为忧虑，极力想避免重蹈覆辙，他之所以一心要做配角，从未打算取代孙中山的主角地位，就与他的这种忧虑有很大的关系。
缺乏健全的角色意识，无论是改良者与革命者之间、革命者与革命者之间都将一再地陷入旧式的主角之争泥潭。孙中山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寻求与维新派的合作，却遭到康有为多次拒绝，一度热心合作的梁启超最终也放弃了这样的念头，乃至把兴中会仅有的华侨基础也占去了。即使在以海外华侨和受过西式教育的人群为基础的兴中会内部，也有过主角之争。
在孙中山与杨衢云之间，早就为谁做会长、谁在武装起义成功后做总统而发生分歧。
杨衢云原名杨飞鸿，1861年12月生于香港，比孙中山年长5岁。他早年就读于香港英文学院，毕业后执教于圣约瑟学院，后在招商局任职，对西方文明有相当的了解。1891年，他与孙中山初识，但没有深交。1892年3月13日，当他和香港公务局职员谢瓒泰等16人发起以“开通民智”为信条的“辅仁文社”时，孙中山并没有参加。1895年，孙中山的檀香山兴中会与辅仁文社联合成立香港兴中会总会。
孙、杨两人在社会背景、所受教育、西学知识、兴趣爱好等方面确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的合作不是偶然的。1895年中日之间不平等的《马关条约》签字前，兴中会举行了一次会议，决定重阳节（10月26日）在广州举行起义，孙负责军事行动，杨负责在香港筹款、购买军火、募集死士。据说杨的朋友黄咏商把一所洋房卖了八千港币，并全部捐出。部署已定，10月10日在香港乾亨行举行会议，“始投票选举会长，名之曰伯理玺天德，此职即起事后之合众政府大总统也。”
杨衢云志在必得，曾亲口对孙中山说“非此不足以号召中外”。郑士良、陈少白极力反对，郑表示这个位置非孙中山莫属，“如有他人作非分想，彼当亲手刃之”，孙中山劝止。
小小的兴中会中分成了挺孙、挺杨两派，争夺子虚乌有、八字没有一撇的“总统”位置斗争异常激烈，乃至双方的支持者几乎为此而放弃起义计划。当时杨的势力在兴中会占有优势，最后孙中山为避免发生内讧，顾全大局，“表示谦退”，杨当选。
广州重阳起义计划挫败后，兴中会香港总会也随之瓦解。此后杨在名义上一共担任兴中会会长达五年，康有为派也更愿意与杨打交道。从1898年3月起，杨移居横滨，教授英语为生，曾与梁启超会面。
而事实上孙中山在海内外的知名度、影响力都要在杨之上，特别是伦敦蒙难事件发生后，孙中山成了国际知名的中国革命家。1896年11月26日，香港《德臣西报》转载日本《神户记事报》的一篇文章《中国的革新》，未署名的陈少白在文中称，“当今对中国有深切了解而又具有大无畏革命精神者，舍孙医生别无他人。仅此勇气就足以使其整个民族复兴。”两天后，杨的忠实追随者谢瓒泰为此郑重其事地给《德臣西报》编辑去信澄清：“革新派的领袖是杨衢云，一位真金般高贵，白璧般无瑕的进步人士，一位彻底的爱国者和革新派人物。他被称为护国公，孙逸仙医生只不过是革新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德臣西报》在11月30日刊登了这封没有署名的来信。
谢瓒泰对孙中山评价一直不高，他在1895年5月5日的日记中说：“孙的提议让人嗤之以鼻。他以为他什么事都能办到——通行无阻——纸上谈兵！”1896年6月23日又在日记中说：“我知道孙希望人人都听他的，这不可能，因为到目前为止，就他的经验来看，完全依靠他是有危险的。”
因此当杨衢云于1900年1月辞去名不副实的会长时，谢瓒泰才会感到惊讶，但杨解释：“一天，孙中山博士告诉我，长江流域诸省的哥老会已拥戴他为‘会长’，同时暗示我，不能有两个会长，如果我不承认他的领导地位，我们就只好分道扬镳。我向孙中山说，我十分乐意放弃我的职位，还劝告他不要促使分裂。我也告诉他，岂止我的职位，为了事业的利益，我经常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
孙中山在《伦敦蒙难记》出版时没有自称兴中会的领袖和创建者，有史家认为这与杨还活着有关（杨于1901年被清廷密谋刺死）。
1902年8月，孙中山为宫崎滔天的《三十三年之梦》写序，以虬髯客喻宫崎，隐然以李世民、李靖自许，虽然下笔时自谦无李世民之资，乏李靖之略，“驰驱数载，一事无成，实多负君之厚望也”。
1910年2月，孙中山在旧金山与《大同日报》主笔刘成禺谈话时说：“予少年主张，谓汉人作皇帝，亦可拥戴，以倒外族满清为主体，杨衢云与予大闹，几至用武，谓非民国不可。衢云死矣，予承其志誓为民国，帝制自为，吾必讨之。”
如此看来，在杨衢云与孙中山的兴中会主角之争背后隐约可见剧本之争的闪光。这一点几乎长期以来都没有引起史家的注意。
孙中山最初更重视的确是“驱除鞑虏”，而不是“创立民国”，其故乡广东香山有个素有帝王思想的富商刘学询，对民权思想毫不了解，孙中山早年办“农学会”，刘曾列名发起，孙中山与刘商量过广州起义的计划，刘大喜，并以朱元璋、洪秀全自居，而以孙中山为徐达、杨秀清。孙因为刘思想陈腐、难以合作，逐渐与其疏远。1900年，为了利用刘的巨款策动李鸿章独立，乘乱在广东起兵，孙中山仍有过推刘为帝，自揽兵政的方案（当然没有成功）。
直到1905年的同盟会成立会上，有人突然向孙中山提问：“他日革命告成，先生其为帝王乎？抑为民主乎？”全场寂然，孙中山竟“不知所谓，默然莫对”。最后是程家柽出来解了围。
从孙中山与刘成禺的谈话可知，杨衢云对他矢志追求民国、反对帝制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
1912年中华民国在亚洲地平线上的出现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随后而至的孙中山辞职也是一件大事，历史只有翻到这一页，我们才在孙中山、黄兴、蔡锷等极少数几个伟人身上看到他们勇于放弃权位、兵权的壮举，孙、黄一度主动扮演政治主角之外的社会配角，这样的配角意识更是极为可贵的，是真正的民主思想的体现。可惜昙花一现，很快就被一心只想扮演唯一主角的袁世凯打得粉碎。
邹鲁在《回顾录》中说：“当时最好的现象，就是个个人心地纯洁，大公无私，毫无利禄观念；只想共同建设一个良好的中国。因之让贤让能，却是常有的事；争权夺利，毫无所闻。全国笼罩在新精神之下，可说前途无限光明。不料袁世凯做了总统便想做皇帝，竟利诱威迫破坏国民道德造成以后混乱的局面。这真是可痛心的。”
这番话也许太简单化了，辛亥革命之后固然有革命党人功成身退、毫无权力思想的一面，但这当中照样发生过上海陈其美暗杀陶成章，广东陈炯明杀许雪秋、陈芸生，以及湖南焦达峰、陈作新被杀等惨剧，另一方面，孙、黄辞让背后有复杂的现实因素，不能单纯从道德上寻找原因，几年后（1914年10月20日）孙中山在写给邓泽如的信里曾重提往事：
“局外人不察，多怪弟退让，然弟不退让，则求今日假共和，犹未可得也。盖当时党人，已大有争权夺利之思想，其势将不可压。弟恐生出自相残杀战争，是以退让，以期风化当时，而听国民之自然进化也。”
不过，包括邹鲁、谭人凤等在内，许多人也都认为这种“谦让举动”——“是功是罪，却很难断言的”。但无论如何，孙黄的表现确实足以一新数千年来旧政治的耳目，对于打破抓住权力死不放手的积习，所起到的震撼是难以估量的。特别是考虑到主角意识如此根深蒂固，可以说渗入了很多人的骨髓，更有多少人官迷心窍，对权位趋之若鹜。孙中山曾以“二次革命”时广东为例，认为革命党不是被袁世凯打败，而是“自败也”。先是陈炯明与胡汉民争都督，再是钟鼎基想与陈争，苏慎初要与钟争，张我权又要与苏争，凡手有兵权者“纷纷相争相杀”，袁氏死党龙济光于是坐收渔人之利。
诚如我们前面所说，主角之争实际上无非是权力之争，但其背后却有着深刻的文化心理。1913年1月17日，黄远生曾发表一篇《官迷论》，他认为这是中国几千年专制的流毒，“此官迷之心理既大发达，则一切道德心、廉耻心、名誉心、乃至一切功名心（建功立业之野心）皆为所刻削而无余。今国势至此，而争权夺利之心不衰，此可见亡国之后，则其熙熙扰扰而争此虚荣者，必不下于今日。”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对孙、黄的功成身退之举给予怎样的评价都不会过分。
当然，从幽暗的中世纪向近代文明跋涉的进程中，即使壮怀激烈的革命志士也常常缺乏健全的角色意识，没有清晰的角色定位。黄兴不懂政治，孙中山也是理想家，对现实政治都缺乏务实的眼光。1912年7月4日，端纳在上海给莫里循写信：
“我们这里的孙逸仙是最讨人厌的人，黄兴也好不了多少，只是聪明些也深沉些……孙向我保证他要从此退出政界，但是我有怀疑。我注意到凡是去见他的中国人仍然称呼他‘总统’。他们简直要给他磕头了。我深信他已经把自己想象成中国的摩西了。芸芸众生是命中注定要由他领着到达希望之乡的。”
不过，无论孙中山与黄兴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与不足，但他们一辞总统，一辞留守，主动放弃主角地位，都显示了人格的纯洁与高贵，比那些蝇营狗苟之徒不知高出多少。谭人凤对他们一让总统、一辞留守的行为虽然有大为不满，认为这是“放弃责任”“博功成身退之虚名”，但他也肯定“孙、黄欲挽官僚窃权怙势之积习，准身作则，专为公家谋幸福，不为一己便私图”“光明俊伟，敝屣尊荣，百折不挠，尽忠主义，求之世界人物，又岂多得者哉？然则孙、黄之手段虽劣，其胸襟气概，固自高出寻常万万也”。
同时必须指出，在民国告成的时代转型之际，陶成章之死、宋教仁之死无疑开启了极为恶劣的暗杀政敌的先例。前者是革命阵营内部的污秽（而不是误会），有着复杂的政治文化心理和现实政治的原因，如陈其美所言，就是要确定“谁是革命的正统”，也即要分清革命的主角，或者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迄今为止，由于同盟会被视为独一无二的革命正统，孙中山被看作辛亥革命的主角，陈其美是孙的忠实追随者，这些光环几乎遮没了陶成章之死的全部不幸，把一幕主角之争的悲剧轻描淡写地包裹了起来。孙中山曾一再说，革命本来不难，纷乱往往是“同为革命党各欲自树一帜，大有不相下之势”所致，简单而言，他就是希望革命者都聚到他的大旗之外，不要另树一帜，以求得革命的成功，他恐怕永生难忘辛亥革命之前章太炎、陶成章等发起的反对他的风潮。
后者则清楚地表明，在近代中国的舞台上还容不下阳光一般的人物，以阳光下的规则解决主角之争，还不能成为时代的共识。
袁世凯称帝、张勋拥清废帝溥仪复辟，更是让一部百年史充满了苦涩的意味。在近代文明阳光开始投射到古老东方的上空时，旧的帝王文化仍有如此深厚的土壤。不过，袁、张的迅速失败（闹剧不过是83天和12天）也证明，老调子已经唱完了。但接踵而来的军阀混战使近代中国陷入了更加痛苦的深渊，也无非见证了曹操那句话：如果没有我，“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孙中山也曾痛陈大大小小的皇帝，有兵便是王的祸害（当然，在缔造一支新的武力之外，他晚年也想不出新的方案）。
华年早凋的蔡锷假如活着不知会作何感想。举世滔滔，手握兵柄者又有几人能像他和黄兴那样，坚定地守护共和理想，从无军阀自为的打算。这是近代的曙光，是超越了陈旧的“主角与配角”意识、超越了舞台之争的品质。这种品质与以往曾国藩削平太平天国之后拒绝黄袍加身的选择迥然已不可同日而语。
对于纷乱的民初政治，赵秉钧在回答黄远生的提问时说：“……黄克强等计划亦有可观，但无奈材料不齐，现在中国政治不怕没有人开出好菜单，但任凭你菜单开得如何好法，无奈没有材料，也做不出好菜来。”
所谓“材料不齐”，不过是身子进入了近代、脑子还停留在古代的官僚欺人之言。但中国固有的政治文化与共和观念确有许多不相容处，如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说：“事实上，中国人如果出现两个政党的情形，就是内战。在帝制终结以后的‘共和’时代，在中国境内出现的西式政党，实质上多半是‘天下大乱’时期的‘打天下集团’”。他认为中国“不容许有多党存在的文化心理”，民国初年，“宋教仁以为可以移植美国式的两党政治，结果以身殉之。这个事件固然有其政治上的原因，但仍不失其文化上的象征意义”。
“宋案”包含了更深层的文化原因，即根深蒂固的主角意识，当时多数人都只知道夺舞台、争主角，并不懂得在民主的轨道上、宪政的框架下展开合法的主角竞争，确立健全的角色意识，调整主角、配角的关系等。但政治文化也是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重要的是引进新的思维方法、新的价值观念、新的文明模式，在宋教仁的时代，正是一个重造民族性格、重塑政治文化心理的大好契机。当时，不仅宋教仁代表的新型力量，包括与他对立的梁启超也有许多相同的认识。
辛亥以来，梁启超先后发表《新中国建设问题》《中国立国大方针》《敬告政党及政党员》等文，他不赞成美国式的总统制，主张法国式的内阁制、英国式的两党制，“内阁必由国会下院多数党之领袖组织之”“政党内阁者，民权之极轨也”“我国非采政党内阁制，无以善治”。《进步党宣言书》中提出：“又政党政治以两大党对峙为原则，必有一党焉能以独立制多数于国会，然后起而执政，失多数则引退以避贤路，而自立于监督之地位。两党嬗代，以多数民意之向背为进退，则民视民听之实克举而政象即于良。若小党林立，无论何党皆不能以独力制多数，则必缘感情以生离合，运权术以行操纵，或迁就提携而政策不成系统，或要挟结合而政局易起动摇。”
这些观点和宋教仁几乎是一致的，他一直有两大党对峙、和平竞争的想法，1912年8月13日，《国民党宣言》就明确表示“且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二大对峙，不宜小群分立”。9月，他在致北京各报馆书中说得更明白：“方今时事艰难，非有强大真正之政党作中流之砥柱，何能挽回危局？而强大真正之政党，尤非社会扶持，各党互相奖励，不能成立。关于政见，各党即互有不同，然总不宜猜忌离间，日望敌党之不发达。吾人改组国民党时，宣言政党宜二大对峙，希望自党发达，同时并希望反对党亦发达，能至旗鼓相当而后已，诚以政党须有道德，其态度固应如是也。”
组织政党内阁更是他的主要政见之一。
梁漱溟晚年回忆民初往事，称宋教仁曾专程到天津去密访梁启超这个过去的政敌，他对梁表示彼此应以英美式的两党轮流执政相勉励。“在即将到来的国会大选后梁若当政则他愿在野相助；否则，他出来时请梁善意监督。这原亦是梁的梦想，对此自然感激而且契合。所以其后宋被刺身死，梁真是痛惜不已。”
虽然细究两人的思想，确有不少相吻合之处。宋教仁的死，使梁启超失去了一个最好的对手，民国失去了走向健康的两党政治的可能性。不过，当梁回国之时，宋已南下省亲，从时间上说不太可能，而且从梁启超回国后写给女儿的信中看来，他对国民党和宋的态度都是强硬的，梁漱溟的这一回忆并不可靠。
不过，作为国民党的实际领袖，宋教仁的确和其他政党的领袖关系比较良好，尤其和民主党的领袖汤化龙、林长民私交更厚。他们对宋之惨死无不悲痛不已，汤的挽联说：
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沉，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
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移笔向谁言。
对宋教仁推崇备至，对主谋刺杀者，词意之间极为愤慨，一时争相传诵。林长民的挽联中有“政举人存，人亡政熄”的句子，对宋被暗杀的严峻后果也看得很清楚。民主党创建人之一、后来进步党骨干刘以芬在《民国政史拾遗》笔记中有一则“宋教仁一死所关”，认为假如宋教仁活着，“定能调和各政党间，消除偏见，共循轨道，以进入宪政之途”，宋不幸惨遭非命之后，其他人既无他之风度，又缺乏他那样的见识，“致使当时国民、进步两党相激相荡，演成两败俱伤，而政局遂不复问矣。”所以他认为宋之死不仅是一身存亡，而是国运所关。
作为亲历民初政争的当事人，刘以芬的分析不是没有道理的，宋教仁的选择表明有可能把传统的主角之争纳入程序化、法治化的轨道，也就是运用阳光下的规则来解决谁为主角、谁为配角的问题，即使成了主角，也只是暂时的、有限的，是阳光下的主角，旁边时刻都有合法的监督者、觊觎者，随时准备登场取而代之，成为新的主角。
没有绝对的不受约束的主角，不再是赢家通吃，竞争失败，暂时居于配角，堂堂正正地以政见、主张、主义争取在新一轮的竞争中获胜上台。宋教仁最有代表性的说法就是他的“进而在野”“退而在朝”说等观点，弥满了灿烂的阳光，在近代的天幕上光华四射。称宋教仁有着健全角色意识并不过誉，正是他为幽暗的中世纪中国提供了全新的阳光模式。
1913年2月4日，新闻记者黄远生《少年中国周刊》发表评论《政局之险恶》，开宗明义提出“一国之大患，莫大于其全国之有力分子不能依和平秩序竞争之轨道以相与进行，而各含有不平之意思以相齮龁”。
宋教仁正是为了把中国政治纳入“依和平秩序竞争之轨道”而死的。
在主角意识畸形发达的土壤里不可能自行产生出近代文明背景下的角色意识。
本来，每个个体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的价值都无可取代，人与人尽管有先天和后天的差异，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人格上的平等，无论他们在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都应该同样受到尊敬。
然而自古以来，我们这个民族只有两种极端化倾向，要么逆来顺受，窝囊透顶，跪着做顺民、做奴才、做奴隶，什么角色意识也没有，要么总想着有朝一日成为舞台的主角，从陈胜、吴广、刘邦、项羽到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想当主角的人从来都史不绝书，在康有为等近代人物身上我们也看到他拖着一根主角意识的尾巴。这种要么什么角色都不当，要么就当主角的观念可谓根深蒂固，自觉追求做一个合格的配角、甚至做个称职的群众演员的人从来都太少。
所以漫长的历史中并没有孕育出配角意识、群众演员意识（即权利当头的公民意识），当然也没有健康的主角意识。
即使到了近代，配角意识也只是在黄兴等极个别具备相当文明气质、人品高尚的人身上才隐约闪现。建立在具有独立人格基础上的配角意识乃是独断专横的主角意识最好的解毒剂，黄兴在革命阵营中主动扮演配角，从不想取代孙中山，即使这样的机会一再出现，他也是坚决拒绝。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孙中山唯唯诺诺、低声下气，他们之间更没有任何人身依附关系，一旦有了原则性的分歧，黄兴也照样光明正大地拒绝接受孙中山的意见。这些作为表明他已具备较为健全的配角意识，他和宋教仁身上体现出来的近代型角色意识都为后世提供了一个榜样。
传统型的主角之争之所以难以转化成近代意义上的主角之争，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文化从来都只是为帝王服务的文化，一切都是围绕着世俗化的帝王这个轴心转动的，从儒家的“仁政”到法家的御人术，乃至道家的“无为而治”，无不如此。这一切都和配角意识、群众演员角色意识风马牛不相及。
几千年来我们不乏“苟富贵，勿相忘”“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或“彼可取而代也”“大丈夫当如是也”）之类的豪言壮语，想当皇帝、做主角的遍地皆是，总是梦想着把自己凌驾在万民、万物之上，居于“神”一般的超人地位，而不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普通人的地位。活跃在社会进程中的人们，一旦缺乏在人的意义上的自觉，就不可能做出恰如其分的角色定位，就不可能以宋教仁提出的“进而在朝，退而在野”论为导向，主动地将舞台之争变成剧本之争。
在近代中国转型之际，不论是官僚，军阀，还是改良者、革命者，几乎任何集团都想扮演权力舞台上的主角，都很难在民主的原则下容忍对方，他们之间的分歧不仅是因为政治见解、主张的不同，更要命的还有一个谁是正统、谁为主角的问题。在人身依附的纽带没有割断之前，健全的配角意识也是难产的，更何况那种甘为群众演员、以做群众演员为荣的角色意识。
一个浮躁的民族往往缺乏平常心，也就很难产生出配角意识，循环往复的总还是抢舞台、争主角那一套。真正的主角常常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并不是处心积虑、刻意追求的结果，古人就有所谓天时、地利、人和的说法。华盛顿在打赢了独立战争之后，选择的不是黄袍加身，去做主宰新大陆的“主角”，而是回到了自己的田园，但是他最后不仅成为新大陆政治舞台的主角，还成了历史的主角。
从这一个角度看，到底谁是历史的主角？他与权势的大小常常不成正比，有时还成反比。君不见有些人生前显赫一时，独霸舞台，俨然主角，主宰了无数人的生死，而身后早已化为尘埃。谁是历史的真正主角？功过是非，自有后人评说。
雷震是一位自信的、有历史感的政治人物，他认为自己是真正创造历史的人。纵览历史的长河，权力舞台的主角往往并不是历史的主角，古往今来，多少大大小小多少的帝王，如今都已灰飞烟灭，没有人记得他们的姓名，而许多生前失败告终的悲剧人物，后人却传诵着他们的英名和事迹，包括他们不幸的下场。“未必青史尽成灰”，就是如此。
从前苏联解秘的档案可知，当年苏联曾试图利用秀才出身的军阀吴佩孚，扶植他为中国政坛的主角，而他竟然不干。历史的复杂性来自人性的复杂性，人性在特定环境中形成的民族性更是决定一个民族的兴衰荣辱，近代转型进程的艰难、曲折远不是一本书所能言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