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根据形势不断制定完善并实施各种政策，取得了革命胜利。基于长期革命斗争养成的利用政策的习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仍然使用政策来处理社会建设中的问题和现象。党和国家的政策，以对敌斗争政策为源头，形成了囊括各行各业政策的宏大体系，涉及方方面面的内容。
1.新文化运动。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后，北洋军阀控制的政府统治着中国。北洋军阀是清朝末年由袁世凯建立起来的封建买办的反动政治武装集团，他们以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作为自己的主要社会支柱，以外国帝国主义作为自己的主要靠山，许多军阀本身就是大地主并直接经营一些官僚资本企业。袁世凯当权时北洋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在形式上是统一的，1916年袁世凯称帝败亡之后这种形式上的统一没有维持下去，中国陷入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军阀的专制统治和割据、纷争乃至混战，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使经济遭到极大破坏。面对残酷的现实，中国的出路是什么?这个问题再一次摆在了中国人民的面前。
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以往少数先觉者的救国斗争之所以成效甚少，是因为中国国民对之“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中国国民的性质与行为的堕落，乃是“亡国灭种之病根”。因此，“欲图根本之救亡”，必须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他们决心发动一场新的启蒙运动，以期廓清蒙昧、启发理智，使人们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即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这就是后来所称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是从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开始的。1917年1月，爱国民主主义者、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聘任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迁至北京。1918年1月，《新青年》由陈独秀个人主编的刊物改为同人刊物。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参加编辑部并成为主要撰稿人。《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因为切中时弊，这两个口号在当时即获得了人们广泛的赞同，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这股潮流冲决了禁锢人们思想的闸门，而这个闸门一旦被打开，各种新思潮的涌流就无法遏制了。因此，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新文化运动是在中国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而同时新的社会力量也得到进一步生长和发展的条件下发生的。从形式上看，新文化运动似乎只是在进行思想文化问题的探讨，从本质上说，它提出了怎样挽救中国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它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是当时历史条件的产物;它是将到来的人民革命风暴的预兆和前奏。
2.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17年俄国爆发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促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把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走上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是他们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探索之后所作出的一种选择。十月革命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世界性的历史事件。它昭示人们，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永恒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一旦觉醒起来、组织起来，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创造出维护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崭新的社会制度。由于这个革命发生在中国学习西方遭到失败、中国的先进分子陷于彷徨和苦闷之时，它确实使中国人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李大钊说，十月革命所开始的，“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
十月革命推动了中国的先进分子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十月革命给中国人的一个启示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也可以用社会主义思想指引自己走向解放之路。十月革命发生在其国情与中国相同或近似的俄国，因而对中国的先进分子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中国国情“皆与俄国相近”，所以中国“须有同类的精神，即使用革命的社会主义”。青年毛泽东说:“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十月革命诞生的社会主义俄国号召反对帝国主义，并以新的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一些人由此产生了对社会主义的向往，1919年苏维埃俄国第一次对华宣言声明放弃沙俄在中国攫取的一切特权，更引起人们很大的震动。十月革命中俄国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众的广泛发动并由此赢得胜利的事实，给予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推动他们去研究这个革命所遵循的主义，由此社会主义开始在中国形成一股影响巨大的思想潮流。
3.五四运动。1919年5月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这个运动是在新的时代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在1914年至1918年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相当迅速的发展，中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力量也进一步成长起来，为五四运动打下了比以往的革命斗争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受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思想解放的潮流影响的年轻一代知识界，尤其是那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五四运动准备了最初的群众队伍和骨干力量。十月革命也对中国产生了影响。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直接引发了五四运动。
在1919年上半年召开的巴黎“和平会议”上，中国政府代表提出废除外国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华驻军等七项希望和取消日本强加的“二十一条”及换文的陈述书，遭到拒绝。由几个西方列强把持的会议竟规定德国应将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给予中国的只是归还八国联军入京时被德国掠去的天文仪器而已，而北洋政府居然准备在这样的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到国内，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五四运动由此爆发。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三千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示威游行。学界宣言呼吁:“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学生的爱国行动受到北洋政府的严厉镇压。正当学生的爱国运动面临夭折的危险时，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从6月5日起，上海六七万工人为声援学生先后自动举行罢工，工人罢工推动了商人罢市、学生罢课。随后，这场反帝爱国运动扩展到了20多个省区、100多个城市。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北洋政府不得不于6月10日释放被捕学生，并宣布罢免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6月28日，中国政府代表也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五四运动的直接斗争目标得到了实现。
五四运动是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具有以辛亥革命为代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所不具备的一些特点。五四运动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才开始认识到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提出了“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和“另起炉灶，组织新政府”这样的口号，表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上升到了一个新高度。如果说辛亥革命的根本弱点之一是没有广泛地动员和组织群众，那么五四运动是一场群众性的革命运动。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有力地打破了人们对于资本主义列强的幻想，在倾向于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中一些人经过比较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聚集起来。在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显示了伟大的力量，工人在斗争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个事实给予先进的知识分子以真切的教育。于是，五四运动也就成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开端。
1.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蓬勃兴起，马克思主义开始在知识界中得到传播。在李大钊等人的影响和当时形势的推动下，一批爱国的进步青年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以李大钊、陈独秀为先驱者和擎旗人，以毛泽东等五四运动的左翼骨干为其主体成员。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掀起了一场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
中国的先进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并没有抛弃而是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赋予其新的含义，使之在更高的层次上得到了发扬。民主不再指狭隘的资产阶级民主，而是指多数人的民主、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民主，必须铲除少数人的特权，改变“大多数的无产劳动者困苦不自由”的状况。除自然科学外，对社会的研究来说，科学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没有中断或取消五四以前开始的反封建的思想启蒙工作，反而把反封建的启蒙运动有力地推向了前进。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马克思主义开始逐步地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发挥指导作用。
2.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随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逐步传播，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成立新的政党来领导中国革命，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派维经斯基来华。他先后在北京、上海会见李大钊、陈独秀等，介绍苏俄和俄共情况，并说中国可以组织共产党，这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中国工人阶级政党最早的组织是在中国工人阶级最密集的中心城市上海建立的。在1920年8月，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首次会议决定，推选陈独秀为书记，并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 11月创办《共产党》（月刊），标志着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旗帜在中国大地上树立起来了，许多地方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以后，在《新青年》杂志、《共产党》以及《民国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经验。上海、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还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介工作，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公开出版。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认识到，组织共产党“离开工界不行”。为了能在工人群众中有效地开展工作，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穿起工人的服装，学习工人的语言，从事工人的劳动，力求与工人打成一片。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成了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运动，各地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创办了一批专门供工人阅读的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刊物，如上海有《劳动界》、北京有《劳动音》和《工人月刊》、济南有《济南劳动月刊》等。同时，还创办了各种形式的工人学校，这是党的早期组织对工人工作的入手方法借此接近群众。
经过宣传教育，觉悟的工人有了组织起来的要求。1920年11月，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的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宣告成立。192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长辛店成立工人俱乐部（工会），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的工人也相继成立工会。工会开始发动工人开展罢工斗争，工人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在斗争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进行关于建党问题的讨论和实际组织工作，1920年11月，党的早期组织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阐述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共产主义者的目的和阶级斗争的最近状态。《宣言》虽然没有向外发表，但成为收纳党员的标准。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对建党的有关问题展开了讨论。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进行的这些活动，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初步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的知识分子在思想感情进一步转变到工人阶级方面来，同时一部分工人由于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而提高了阶级觉悟，由此形成了一批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在中国创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基本具备了。
3.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在中国工人运动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初步结合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举行。其间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法租界巡捕房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改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参加大会的有12名代表，他们来自7个地方，代表50多名党员。他们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日本东京）。陈独秀、李大钊因分别在广州和北京有事，未出席会议。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出席了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
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等。大会在讨论实际工作计划时，决定首先集中精力组织工人。鉴于当时的党“几乎完全由知识分子组成”，大会决定“要特别注意组织工人，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大会选举产生了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的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党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中国共产党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成立的。从当时的国际形势来看，中国共产党成立于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修正主义遭到破产之后，因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是在斗争中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的科学社会主义。从国内形势来看，中国共产党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工人运动的基础上产生的，中国工人阶级身受帝国主义、本国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具有坚强的革命性。在这个阶级中，不存在欧洲那种工人贵族阶层，没有社会改良主义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中国人民从来就勤劳勇敢，富于斗争传统。他们的斗争之所以屡遭挫折和失败，重要原因之一，是没有一个先进的坚强的政党作为凝聚自己力量的领导核心。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这种局面就根本改变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一切反动势力感到深深的恐慌，因而遭到中外反动派的联合压迫，以致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就不得不处于秘密状态。因此，中国共产党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全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制定出适合中国情况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不能不经历一个曲折的探索的过程。残酷的现实，艰难的奋斗目标，要求共产党必须制定实施灵活有效的政策。
1.制定革命纲领，发动工农运动。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中国革命就呈现出了新面貌。在中国的革命斗争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人民指出了明确的斗争目标。明确对象、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以往斗争之所以成效甚少，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对于这个在长时间里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基本解决了。1922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明确地指出，加给中国人民“最大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这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当前阶段的纲领应当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这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
开始采取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和政治派别没有采取过、也不可能采取的革命方法，即群众路线的方法。相信不相信群众、依靠不依靠群众是关系革命成败的一个大问题，以往的斗争之所以成效甚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未能充分地发动群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不久，这种情况也有了根本改变。中共二大指出:“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这个党不仅“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而且“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都“必须是不离开群众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组织、推动下，从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到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中国掀起了第一个工人运动高潮，全国发生了包括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开滦五矿工人罢工等在内的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者有30万人以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斗争，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坚定的革命性和坚强的战斗力，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孙中山正是从这个斗争中，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一支新兴的、生机勃勃的革命力量，因而下决心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合作。通过领导工人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密切了同工人阶级的联系，党的自身建设也由此得到了加强。在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开始从事发动农民的工作。
2.实行国共合作，掀起大革命高潮。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罢工遭到北洋政府镇压之后，中国的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了低潮。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中国无产阶级虽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取得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所以在二七惨案之后，中国共产党决定采取更为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大体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尽管这个党几经挫折后，并没有多少实力，并且成分复杂，严重地脱离群众，但是，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是比较革命的民主派”，因此首先应当争取同国民党进行合作。
关于合作的方式，1922年7月中共二大提出，先行邀请国民党召开代表会议，经协商后，在全国各城市集合各革新团体，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即实行“党外合作”。而实行“党内合作”，即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组成为各革命阶级联盟的主张，是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马林提出来的。1923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国共合作的方针和办法作出了正式的决定。1924年1月，在广州孙中山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宣言对三民主义作出了新的解释:在民族主义中突出了反帝的内容，强调对外实行中华民族的独立，同时主张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在民权主义中强调了民主权利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应为“少数人所得而私”;把民生主义概括为“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大原则，并提出要改善工农的生活状况。这个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共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基本一致，因而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孙中山在大会上说:“现在是拿出鲜明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纲领，来唤起民众为中国的自由独立而奋斗的时代了!”大会实际上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这样，国民党一大的成功召开，就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国共合作的形成加快了中国革命进展步伐。1924年，工人运动开始复兴，农民运动也有了初步开展。国共合作创办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为未来的革命战争准备了军事力量的骨干。
1925年5月，以五卅运动为起点，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在此基础上，举行了胜利的广东战争，征讨地方军阀陈炯明、邓本殷，统一并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随后，将黄埔军校校军和驻广东的粤军、湘军、滇军先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6个军，共8. 5万人。1926年7月，以推翻北洋军阀统治为目标的北伐战争开始。国民革命军在工农群众的支援下，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先后基本上摧毁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革命势力发展到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声响彻了大江南北、大河上下。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中国形成了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解放运动。以湖南为中心，广大农村掀起了大革命的风暴;工人运动迅速走向高涨;国民政府进行了收回汉口、九江的英租界的斗争;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受到严重的打击。1925年至1927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比之以往任何一次革命，包括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群众的动员程度更为广泛，斗争的规模更加宏伟，革命的社会内涵更加深刻。
1.开展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在大革命的猛烈打击下，北洋军阀势力迅速崩溃，感到震惊的帝国主义列强便在中国集结兵力、制造事端，企图以武力相威胁，阻挡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同时开始把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看作国民党内的“稳健派”，进行拉拢。蒋介石“虽曾组织黄埔军校，指挥北伐，但他的军阀思想和投机思想却与他‘参加’革命相随而来”。在大革命初期，他“起了一般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作用”。1926年3月，他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打击共产党和工农的力量。他的立场就转到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变为新右派”。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共政变，以“清党”为名，在东南各省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同年7月15日，当时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并在其辖区内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搜捕和屠杀。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大革命最终失败。
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没有改变。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城乡，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加入共产党成为最大的“犯罪”，共产党的组织不断遭到破坏，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许多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被捕、被杀，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革命的工会、农民协会等也到处被查禁或解散，工农运动走向低谷。在严峻的考验面前，中国共产党人表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投入战斗了。在革命的危急关头，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了三件大事:第一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第二组织湘、鄂、赣、粤四省的农民，在秋收季节举行暴动;第三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和决定新时期的方针和政策。
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共产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2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同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并选出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在会上着重阐述了党必须依靠农民和掌握枪杆子的思想，强调党“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还提出了“整顿改编自己的队伍，纠正过去严重的错误，而找着新的道路”的任务。八七会议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大大前进了一步，开始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转折。9月9日，毛泽东等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军公开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在攻打长沙遭遇严重挫折后，起义部队决定南下，向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农村区域转移，并于10月7日抵达江西省宁阻县茅坪，开始了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2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了广州起义，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发动了又一次英勇的反击。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28年初，中国共产党还先后在海陆丰、琼崖、鄂豫边、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闽西、陕西等地区领导了近百次武装起义。总之，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中国革命由此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或称十年内战时期。
2.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为了坚持中国革命，在当时的条件下，必须进行武装斗争。八七会议以后的中共中央依据“找着新的道路”的要求，在领导各地武装起义的过程中，也初步提出了占领某个县或几个县、建立革命政权、实行武装割据的思想。1928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继续把城市工作的复兴视为革命高潮到来的决定条件的同时，肯定了农村根据地和红军是决定革命新高潮的更大的发展基础和重要力量。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在中国，找不到一个经济力量能够统治全国的大城市，所以中国革命要胜利，必须要有红军，必须要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的帮助。同年9月，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更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1930年5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发表署名信件，明确提出共产党应当以大部分力量甚至全副力量去发展乡村工作;认为革命势力占据了广大农村之后，即可以联合起来包围城市、封锁城市，用广大的农村革命势力向城市进攻，这样，革命必然可以取得胜利。这些事实说明:以农村为工作重点，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根据地，这是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要求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依靠了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凝聚了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而毛泽东则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革命的进攻方向指向了农村，而且从理论上阐明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和农村应当成为党的工作中心的思想。在1928 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明确地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同时还科学地阐述了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这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具备的一个重要思想。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进一步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敌委员会还明确地提出了“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思想。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是对1927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的科学概括和实践政策的总结，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及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红军和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使国民党统治当局感到震惊和恐慌。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集中重兵，向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从1930年10月到1931年7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实行“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术，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1932年底，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的反“围剿”战争也取得重大胜利。红军反“围剿”战争的胜利，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是同土地革命的开展密切相关的。开展土地革命，就是要消灭封建地主的土地私有制，使广大农民在政治上得到翻身，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这与土地革命纲领和路线的正确指引是分不开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在巩固根据地的斗争中，积累了经验教训，制定了对待俘虏、对待驻地群众的一系列政策。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
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这是毛泽东的著名词作《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中的上半阙。毛泽东在这首大气磅礴的战歌中点到的人物张辉瓒，时任国民党第九路军第十八师中将师长，是“围剿”红军的前线总指挥。随着张辉瓒的被捉，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大“围剿”宣告失败。由于张辉瓒被捉，引来了20世纪30年代初的一次国共谈判。这次国共谈判因为张辉瓒被捉后不久即遭砍头处死而最终流产。
张辉瓒被杀，给共产党、红军上层带来了麻烦，也带来了深刻教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和红军领导人认真地记取总结了这个教训，并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不虐待俘虏”、“缴枪不杀”、“不许打骂不许搜腰包”等条款逐渐明晰，并被制度化，最后收进了伴随共产党军队日益发展壮大的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
1.武装抗日的政策。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逐渐发展成为军国主义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进一步控制本国政权，对内镇压人民，对外侵略扩张，制定并实施灭亡中国的计划。1931年9月18日深夜，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日本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阶段由此开始。1932年2月，中国东北全境沦陷。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以后，随即开始入侵中国华北地区。1935年制造了“华北事变”。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动员几乎全部军事力量，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向华北、华东、华中地区发起战略进攻，相继占领了北平（今北京）、天津、太原、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一大批城市。日本的大举进攻，使中国的大片土地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在这些地方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犯下了空前严重的罪行，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极为深重的灾难。
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与当时国民党当局采取的不抵抗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了武装抗日的旗帜。九一八事变后，9月20日中共中央即发表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目的是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中共中央发布一系列文告，号召全国工农武装起来，进行民族自卫战争。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作战。中国共产党不仅积极参加和推动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而且直接领导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和广大的工人、农民是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坚力量。国民党军队中的部分爱国官兵进行了局部抗战，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同这部分国民党官兵的抗日合作。
2.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在中国共产党关于救亡图存、全民抗战的号召和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今北京）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喊出“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12月16日，北平学生和市民1万多人在天桥召开市民大会。会后，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这就是一二九运动。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之际，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攻策。早在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全国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都应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捐弃前嫌，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在抗日的条件下与民族资产阶级重建统一战线的新政策。
日本对中国华北的扩大侵略，进一步威胁到美、英等国的在华利益和国民党当局的统治地位。蒋介石的对日态度及内外政策发生了某些变化，并开始着手整军备战工作，还开始试探“政治解决”共产党和红军问题的途径。国共两党通过国外、国内的不同渠道开始接触，就合作抗日问题进行初步磋商。1936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放弃了“反蒋抗日”的口号，第一次公开把蒋介石作为联合的对象。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明确提出“逼蒋抗日”的总方针。
当时，蒋介石还没有根本改变对日本的态度，仍然准备组织力量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发动新的“会剿”。他于1936年12月初到达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攻打陕甘的红军。12日凌晨，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对蒋介石“哭谏”无效的情况下，为了实现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毅然实行“兵谏”、扣留了蒋介石，这就是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为了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确定促成事变和平解决的基本方针，并派周恩来等到西安，参加张、杨同南京方面代表宋美龄、宋子文的和平谈判，终于迫使蒋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承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十年内战的局面由此结束。
为了促进国共两党的合作，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五项要求;如果国民党将这五项要求定为国策，共产党愿意实行四项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中国共产党的上述政策主张，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也得到国民党内抗日派的赞同。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许多人联名要求恢复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全会表示同意国共两党进行谈判，并在会议文件上第一次写上了“抗日”的字样。在国难当头的时刻，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中国共产党实时地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3.全面抗战的政策。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守军奋起抵抗日军的进攻，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全国性抗战的新时期。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就通电全国，号召全中国同胞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8月，国共两党达成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不久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等协议，接着除琼崖红军游击队外南方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9月，陕甘宁根据地改称陕甘宁边区，仍是中共中央所在地。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
第一，全面抗战的路线和持久战的方针。如何坚持抗战、争取抗战的胜利?这是必须首先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确信，只有动员和依靠群众，才能坚持抗战，并使抗战的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与国民党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不同，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主张实行全面抗战的路线，即人民战争路线。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强调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关键在于使已经发动的抗战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为此，必须实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必须改革政治机构，给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民主权利，并适当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会议强调，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
采取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抗日战争是一场弱国对强国的战争，战争的基本走势究竟怎样?应当坚持什么样的战略方针?这是必须作出回答的又一个重要问题。1938年5月至6月间，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的讲演，总结抗战10个月来的经验，集中全党智慧，系统地阐明了持久抗战的总方针。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一方面，日本是强国，中国是弱国，强国弱国的对比，决定了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另一方面，日本是小国，发动的是退步的、野蛮的侵略战争，在国际上失道寡助;而中国是大国，进行的是进步的、正义的反侵略战争，在国际上得道多助。中国已经有了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在政治上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人民军队。毛泽东还科学地预测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进程。即: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其中，战略相持阶段，是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最关键的阶段。只要坚持持久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将在这个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毛泽东阐明的持久抗战战略思想，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和坚持抗战、争取抗战胜利必须实行的战略方针，对全国抗战的战略指导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二，敌后战场的开辟与游击战争的发展。为了贯彻执行全面抗战路线，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开辟敌后战场的战略决策。八路军刚开赴前线时，主要是直接在战役上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中国抗日战争逐渐形成战略上互相配合的两个战场，一个是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一个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主担负的敌后战场。在敌后军民的艰苦抗战中，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在抗日战争的初期和中期，被提到了战略的地位，具有全局性的意义。
在战略防御阶段，从全局看，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正规战是主要的，敌后的游击战是辅助的。但是，游击战在敌后的广泛开展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迫使敌人不得不把用于进攻的兵力抽调回来保守其占领区，从而对阻止日军的进攻、减轻正面战场压力、使战争转入相持阶段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战略相持阶段，敌后游击战争成为主要的抗日作战方式。日军逐步将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人民军队，以保持和巩固其占领地。人民军队在大部分时间里所进行的，主要是游击战。削弱敌人、壮大自己，逐步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为实行战略反攻准备条件，这个任务主要是由人民军队进行的游击战来完成的。游击战还为人民军队进行战略反攻准备了条件，敌后军民的大反攻就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在八年全国性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等为坚持抗战、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
第三，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然而国共两党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参加抗战的目的不尽相同，实行的是不同的抗战路线，统一战线内部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因此，全民族抗战一开始，中共中央就明确提出了“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强调，必须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既统一，又独立。因此，共产党必须保持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必须坚持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努力发展人民武装和抗日根据地;必须对国民党采取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持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取得的阵地，尤其是为了发展这些阵地，以动员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质上就是力争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使自己成为团结全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这是把抗日战争引向胜利的中心一环。
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妥协、分裂、倒退。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以后，由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团结抗战的局面逐步发生严重危机，出现了中途妥协和内部分裂两大危险。针对这种情况，1939年7月，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三大口号，坚决揭露打击汪精卫集团的叛国投降活动，继续争取同蒋介石集团合作抗日。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持、扩大和巩固，中国共产党总结反“磨擦”斗争的经验，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
第四，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是认真贯彻和实现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坚持抗战和争取胜利的坚强阵地。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较完整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基本政策，为各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指明了方向。1941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全面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根据地建设的基本方针。
抗日民主政权普遍采取民主集中制，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机构的领导人都经过人民选举产生。抗日民主政权努力发扬政治民主，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山东省临时参议会等还专门通过有关保障人权的条例。抗日民主政权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抗日的基本政策，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试行民族区域自治。这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国情出发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创造。
各地抗日民主政权十分重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根据地内停止实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普遍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以便使广大农民减轻负担，得到实惠，提高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同时又照顾地主的利益，以利于保障根据地的社会稳定。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抗日民主政府动员农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发动农民组织劳动互助，提高劳动生产率;帮助农民改良耕作技术，推广优良品种。为了克服根据地面临的严重困难局面，毛泽东提出了“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农业生产和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为坚持抗战、争取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了革命者向往的“圣地”。大批知识青年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奔赴延安。中共中央及时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把发展抗日的革命文化运动提上重要议事日程，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鲁迅艺术学院等一批干部学校和专门学校创办起来。各根据地还创办了大量的中、小学校，吸收农民子女入学，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也得到重视。
第五，推进大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和进步文化工作的政策。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是在敌后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同时也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促进团结抗日等方面的工作。全民族抗战开始后，各界人士要求国民党实行抗战民主。1939年10月，国民参政会中一些党派的代表发起宪政座谈会，批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宪政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普遍开展起来。全民族抗战开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影响下，文化界各抗敌协会相继成立，成为文化界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重要标志。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民主运动和进步文化工作，是全民族抗日战争中的一条重要的战线，对于激发大后方人民的爱国民主意识、坚持国共合作团结抗战、支援抗战前线、积蓄革命力量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六，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的政策。为了胜利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密切地联系着党的政治路线，在斗争实践中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抗日战争开始后，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他根据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关于中共抗战应该依靠国民党的指示精神，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把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活动限制在国民党允许的范围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对王明的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抵制。1938年3月，中共中央派任弼时到苏联，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的抗战情况、国共两党关系及中共所采取的路线和政策。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回国，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中央要以毛泽东为首来解决统一领导的问题。1938年9月至11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会上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个命题，全会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为了将丰富的中国革命实际经验马克思主义化，以便更好地指导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毛泽东撰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重要理论著作。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纲领。即:政治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建立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经济上，没收操纵国计民生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建立国营经济;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并引导个体农民发展合作经济;允许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富农经济的存在。文化上，废除封建买办文化，发展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毛泽东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的法宝。
抗日战争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得到很大的发展。广大新党员有很强的抗日精神和革命斗志，但是他们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在他们身上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老党员要适应新形势，也需要进一步提高自己。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来，党的路线已经走上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但对曾经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进行认真的清理。这就有必要集中开展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总结和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理论水平，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此，在20世纪4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以延安为中心，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整风运动。整风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确立起来。
1.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方针。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广大人民热切希望实现和平、民主，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这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1945年5月中共召开七大时，毛泽东就提出，对蒋介石拟采取“洗脸”政策而不是“杀头”政策。1945年8月24日，根据时局变化，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抗战结束和平建设阶段开始，中央正考虑同国民党进行谈判，避免内战，实现和平建国。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对时局的宣言中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
为了争取和平民主，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于1945年8月28日偕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1945年10月10日，双方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确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下达停战令。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38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密切合作，同国民党当局认真协商，推动政协会议达成五项协议。关于国家的政治体制，政协协议规定，改组国民党一党政府，成立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委员的一半由国民党以外的人士充任。改组后的政府为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到实施宪政的过渡时期的政府，负有召集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的任务。会议通过的宪法草案规定，立法院为相当于议会的最高国家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行政院为最高行政机关，并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宪法草案又规定，中央同地方分权，省为地方自治的最高单位，省长民选，省可以制定省宪等。这对于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存在也提供了一种可能的保障。
2.“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政策。1946年6月底，国民党军以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挑起了全国内战，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极为严峻。凭着军力和经济力的优势，蒋介石声称，这场战争“一定能速战速决”。中国共产党清醒地估计了国内外形势，坚决认定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为了打退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军事进攻，中共中央指出，在政治上，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在党的领导下建立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军事上，必须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
战局的发展，从根本上粉碎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速战速决计划，并使他们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难以逃脱遭遇灭顶之灾的命运。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之不能持久的方针，中共中央作出出人意料的决定:不待完全粉碎敌人的战略进攻，不等解放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立刻将主力打到外线去，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迫使国民党处于被动地位，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由此揭开。各个战场上的攻势作战，构成了人民解放军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的总形势。
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不仅老百姓不要蒋介石，就连上层分子（除了少数反动集团外）、中产阶级也不想给蒋介石抬轿子，也要推翻他。这个口号的提出，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和全国人民的斗志。同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制定了夺取全国胜利的行动纲领。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也是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他要求全党同志，必须牢牢掌握党的总路线，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必须十分注意政策和策略，注意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善于把党的政策变成群众的行动;必须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加强组织性纪律性，以便把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地向前推进。
1.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策。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并且断然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全会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审查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
2.拨乱反正的政策和调整国民经济的政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为刘少奇彻底平反并恢复名誉。此后，又为遭到错误批判、处理的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各族各界的代表人物恢复了名誉，复查和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改正了错划右派分子的案件。同时，还采取措施调整各种社会关系，摘掉地主、富农分子的帽子，为国民党投诚起义人员落实政策，将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等劳动者同原工商业者区别开来，支持各民主党派恢复活动，认真落实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重申侨务政策等。从而为有效调动社会各阶层人员的积极性、实现改革开放和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奠定了必不可少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
针对1977年至1978年这两年中出现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1979 年4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坚决纠正前两年经济工作中的失误，认真清理过去在这方面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影响。会议强调，经济建设必须从国情出发，符合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必须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经过论证，讲求实效，使发展生产同改善生活紧密结合;必须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这些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保证了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
3.调整对外政策。1978年8月12日，中日两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同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中日睦邻友好关系发展到一个新起点。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实现了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首次国事访问。这些外交成就，为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根据国际新局势，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提出，“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他还提出:“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为中国适时调整外交战略提出了重要的思路。
1.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纲领政策。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新时期指引全党和全国人民前进的基本口号。中共十二大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根据邓小平的设想，报告进一步提出了国内工农业生产总值在本世纪末“翻两番”的奋斗目标，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大会提出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靠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必须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十二大以后，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大批富余劳动力逐渐从土地上转移出来，从事工业和加工业，使乡镇企业异军突起。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决定》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观点，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决定》的作出和实施，使经济体制改革以城市为重点全面展开，在一些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所有制结构突破单一公有制结构，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开始发展的局面，国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逐步扩大，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经济杠杆在国家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明显增强。
中共十二大决定，从1983年下半年开始，用三年时间分期分批对党员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1983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关于整党的决定，开始全面整党。这次整党的任务是:统一思想，纠正一切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违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整顿作风，纠正各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为;加强纪律，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改变党组织的软弱涣散状况;纯洁组织，把坚持反对党、危害党的分子清理出去。经过整党，全党在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等方面都有了进步，并积累了在新时期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问题的经验，推进了党的建设。
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被进一步提上了日程。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阐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和根本任务、基本方针，提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完整地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了下一步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和奋斗目标。大会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大会还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和目标。经济体制改革要围绕转变企业经营机制这个中心环节，分阶段地进行计划、投资、物资、财政、金融、外贸等方面体制的配套改革，逐步建立起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政治体制改革要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社会主义制度下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1.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政策。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1993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具体化，进一步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成为20世纪90年代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
按照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的部署，经济体制改革沿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在各方面深入推进。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总体思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进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的试点。同时，大力推进财政、税收、金融、外贸、外汇、计划、投资、价格、流通、住房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体制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显增强，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框架初步建立，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1994年初，中共中央根据十四大的精神，立足改革发展的实际，提出了“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要求全党在各项工作中认真加以贯彻。
1995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1996年3月召开的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了“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纲要阐述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九条重要方针，提出要实现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转变。
1996年10月，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对新形势下的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具体部署和规划，强调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这个决议的贯彻，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为继续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创造了良好氛围。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也取得重大进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近百个法律及有关法律的决定，其中多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的立法，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跨世纪发展的战略政策。1997年9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阐明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是这些年来最主要经验的总结。大会明确了中国跨世纪发展的战略部署，并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问题提出了新的论断。大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明确回答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向前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跨世纪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
199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推动解决“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1999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强调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此后还出台了推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和财政税收改革的措施。
2001年12月11日，经过长达15年的艰苦谈判，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一时期，在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面也取得重要进展。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使中共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从国家根本大法上得到了保障。
3.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纲领政策。200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明确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提出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紧紧抓住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
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2004年3月10日，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进一步阐明了科学发展观，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2004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把科学发展观贯穿到发展的整个过程和各个方面，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2005年2月，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作了全面论述，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特征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思想的提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理解和把握更加全面、深刻、协调、均衡，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
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要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不断促进社会和谐。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决定》首次将“和谐”列入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号召全国各族人民“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决定》提出: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社会就业比较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有较大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良好道德风尚、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创造活力显著增强，创新型国家基本建成;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完善，社会秩序良好;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生态环境明显好转;实现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杜会和谐。
4.社会管理创新的政策。2011年2月20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胡锦涛同志作了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大意义，深入分析了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原因，明确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指导思想、根本目的、基本任务、重点工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和国家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对新形势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央政法委书记指出，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面对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深刻变革和快速发展，能够保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充分证明我国社会管理与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制度总体上是适应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把工作中心、重心放在经济建设方面。由于受经济建设的利益驱动，社会领域出现了诸多问题，特别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以及部分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长期以来在封闭半封闭环境和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全方位、根本性变化，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取向、道德观念多元多样多变，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法治意识、监督意识不断增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愿望日益强烈，这些都给社会管理提出了新要求。党和国家适时地提出并践行和谐社会的构建工作，现在明确要求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措施，其功效就在于减少社会对抗、促进社会和谐。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确立了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相适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我国政治制度相适应、与开放、动态、信息化社会环境相适应的社会管理理念，主要有“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的理念”、“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理念”、“关口前移、源头治理的理念”、“统筹兼顾、协商协调的理念”、“依法管理、综合施策的理念”。“为加强对社会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中央已将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为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虽然看上去只有两个字的变动，实质上却是一个重大转变。”
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的职能在原有基础上，扩展为协调和指导社会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