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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法需公平公正
中国古代为表示立法的公平公正，常以度量衡器加以比喻。管子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
又说，“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
“只有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才能大治。
韩非说：“法不阿贵，绳不绕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
汉文帝时，张释之处理“犯跸案”时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也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诛之则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民安所措手足？惟陛下察之。”
由于张释之对犯跸者的判罚是公正的，汉文帝经过良久的思考，终于表示“廷尉当是也”。
唐太宗贵为天子，但他也公开表示“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
凡“人有所犯，一一于法。”
为了公平、公正适用法律，古人认为要在“立公去私”。慎子说：“法之功莫大于使私不行；……今立法而行私，是私与法争，其害甚于无法。”
韩非说：“夫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矣。私者，所以乱法也。”
立法固然重公平、公正，执法、司法更要持平、不偏不倚。《尚书》所谓“刑中罚”，就是此意。
中国古代的立法虽然主张公平、公正，但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法律不可避免地带有特权性，不仅皇帝立于法律之上，贵族高官也享有法定的特权，如“八议”之法、“官当”之法。在司法实践中，难得的是公平、公正地执法、司法。历史上，仅有的盛世多与“持法以平”是分不开的。但是，古代立法中能够规定“人有所犯，一断于法”，使得百姓畏法尊法、官吏奉法，法律的权威也由此而不断增强，国家也由此而治。正像韩非所说：“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二）古代立法者主张法律公开，使百姓知法
早在春秋时期，郑国子产“铸刑书与鼎”公布成文法，打破了“临时议制，不豫设法”以便“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旧传统，受到了贵族们的攻击。但是，时代的进化使得公布成文法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至战国，七国都公布了成文法。
韩非说：“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故法莫如显。”
商鞅变法时，立图做到“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
只有这样，才能使“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更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以犯法以干法官。”
正是由于“明法使明”，“万民皆知所避就”，
“于是法大用，秦人治。”
明朝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丘濬盛赞西周“悬法象魏”的制度，他说：“成周刑之设，既布于邦国都鄙，又悬之象魏，惟恐民之不知而误犯也。”
1986年首次进行全国范围内的普法运动，以后又进行了几次。如何使普法常态化？不仅要使民知法，更要使官知法，这对于建设法制中国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
（三）法贵简当，使人易知
商鞅说：“圣人为法，必使明白易知。”
唐太宗李世民指出：“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若欲出罪即引轻条，若欲入罪即引重条。”
在修订《贞观律》时，唐太宗明令修律官长孙无忌、房玄龄务要“斟酌古今，除烦去弊”。
而所修订的《贞观律》，删去高祖《武德律》以来“敕三千余条，为七百条，以为格”。
明太祖朱元璋曾说：“法贵简当，使人易晓。若条绪繁多，或一事两端，可轻可重，吏得因缘为奸，非法意也”;
“古者律令至简，后世渐以繁多，甚至有不能通其意者，何以使人知法意而不犯？法既难知，是启吏之奸而陷民于法。”
据《明史·刑法志》记载，“大抵明律视唐律简覈”。
《大明律》制定以后，明太祖还命大理寺卿周祯等制《律令直解》作为官方的解律之作，以便“小民周知”。可见，法贵简当，使民易知，是一个可贵的立法传统。而反观东汉末的法令繁琐，即使司法官也不能便览周知，如何用法可想而知。
明末清初，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提出：“法贵简而能禁，刑贵轻而必行。”
（四）立法需审慎
唐太宗李世民曾形象地比喻说，法令一出，“若汗出于体，一出而不复也”，
所以立法不可不审慎。
著名的《唐律疏议》是永徽二年完成的，距离高祖修《武德律》已经历时三十三年。《大明律》从吴元年初修到洪武三十年律成，历时整整三十年。清朝的《大清律例》，从顺治三年修订《大清律集解附例》起，到乾隆五年最后完成，共历时九十余年。可见，著名的成文法典都不是瞬息而就的，都是在总结立法与司法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充实完善而成的。
不仅如此，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有的也亲自参加立法。例如，北魏孝文帝亲自参与法律的具体修订，史书说：“孝文用夏变俗，其于律令，至躬自下笔，凡有疑义，亲临决之，后世称焉。”
明太祖也亲自参与大明律的修订，刘惟谦等在《进明律表》中说：“每一篇成，辄缮书上奏揭于西庑之壁，亲御翰墨为之裁定。”
（五）法与时转，因时立法
早在《管子》一书中，便提出法律要“随时而变”。
慎到更尖锐地指出：“守法而不变则衰。”
商鞅强调“当时而立法”，
“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
为变法改制大造舆论准备。并进而提出：“先王当时而立法，度务而制事，法宜其时则治，事适其务故有功。”
又说：“备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
韩非在总结“法与时变”观点的基础上，更加概括地提出：“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时移而法不易者，乱。”
荀子在《儒效》篇中主张，礼法应随着时代的变化“与时迁徙，与世偃仰”。
汉时人韦贤说：“明主之御世也，遭时为法，因事制宜。”
宋人曾巩说：“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世，而为当世之法。”
明张居正也说：“法无古今，惟其时之所宜，与民之所安耳。”
以上可见，中国古代“法与时转”的论者可谓多矣，或为改制制造舆论，或为颁行新法作出辩解，不一一列举。
由于法律是社会上层建筑现象，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地修订和补充的，所以“法与时转”反映了法律的发展过程和规律性。
历代的改革者多以法律的可变性反驳阻碍改革的所谓“祖宗成法不可变”的保守论调。晚清思想家龚自珍提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
这是他主张经世致用、变革旧制的理论基础。稍后的梁启超以进化论的思想论证变法，强调“治旧国用新法”。晚清修律大臣沈家本对此更详加论述，他说：“法律之损益，随乎时运之递迁，推诸穷通久变之理，实今昔之不宜相袭也”，“法律之为用，宜随世运为转移，未可胶柱而鼓瑟。”
（六）因地立法，因地制宜
《周礼》中提出：“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
这说明，立法要因地制宜，具有针对性。“三国三典”的立法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中国古代是一个疆域辽阔、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大国，立法只有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中国封建时代在集中统一的立法原则指导下，也注意到地方立法的重要性。清朝各省颁布的省例中，有涉及一省行政、民事、刑事、经济、文教、司法、风俗等的综合性省例，也有涉及本省单一事项的专门性立法。除省例外，有的地方还以法律的形式确认某些习惯法和民间法的法律效力，以弥补地方立法的不足。但地方立法不得与中央立法相抵触，否则无效。
（七）因族立法，援俗而治
据《尚书·酒诰》载，周初统治者鉴于国人嗜酒，影响国家统治，宣布“周人群饮者，杀”，而“殷人群饮者，姑为教之”，
不予刑责。这是中国最早的因族制宜的立法。由因族制宜，进一步发展成援俗而治。管子说，法律要“随时而变，因俗而动。”
又说：“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
中国古代是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民族立法。清朝可以说是集民族立法之大成。清朝对于因族立法、援俗而治的立法原则做了如下的表述：“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旷然更始而不惊，靡然向风而自化。”这个原则表现了对于少数民族习俗的尊重，有助于加强民族间的团结和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清朝制定的《蒙古律例》《理藩院则例》《回疆则例》《西藏章程》等，都是在这个原则指导下的主要的立法成果。
清朝的民族立法具有特定的程序，就是在皇帝的直接领导下，由管理民族事务的最高机关理藩院负责立法。由于理藩院了解“夷情”，因此立法的针对性强，效果也显著，特别收到了及时立法、解决矛盾的效果。如：
乾隆十五年，藏王珠耳默特那木扎勒发动叛乱，杀害驻藏大臣。清廷平叛后于次年制定了《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废除藏王制度，确立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共同负责的四噶伦主持常务的行政体制，为西藏带来了四十年的稳定发展。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廓尔喀在与西藏贸易中受到西藏地方官员种种盘剥，因而发兵犯藏。清朝派兵收复失地后，迅速制定了《设站定界事宜十九条》，划分西藏行政辖区，扩大了驻藏大臣的职权，强化了边境管理与地方管理。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廓尔喀因西藏地方政府不交付应赔偿白银，再次入侵西藏。清廷于次年平定后，制定了《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它是清政府治理西藏的基本法规，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直到晚清出现了新的形势才有所改动。特别需要指出，在援俗而治的问题上，《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所载金瓶掣签的灵童转世制度是乾隆帝钦定的，一直在今天还继续有效。
上述《西藏章程》的修订充分说明，针对地方的事变，及时立法不仅解决了发生事变的矛盾，而且有助于政治体制的改善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综括上述，中国是一个立国四千多年的文明古国，其法制经漫长的发展过程而从未中断，因此在治国理政、建制司法各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伟大创造力，值得认真地加以总结。这对于建设法治中国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