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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制史是一部专门史，它以历代法律制度为研究对象，揭示其从古到今的发展规律性。中国法制史学的治世功能主要在于：
其一，阐明历史发展的真实进程，用以教育民众，建立起正确的历史观、国家观、法律观。这是历史学成为科学的重要标志，也是治史学者的历史使命。关于追求历史的真实性问题，古人论者多矣。孔子关于“无征不信”的论述，表明了他对史学研究的严肃性。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又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司马迁著《史记》，不仅对史料进行考辨，有些还进行实地考察。如，司马迁听淮阴人说韩信之母葬于高敞地，亲临考察，视其母冢，曰“良”。这种信而有征、追求历史的真实性的史学传统，对后世极有影响。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说：“传人适如其人，述事适如其事。”李大钊也说：“凡学都所以求真，而历史为尤然。”古希腊史学家波里比阿对真实与史学的关系说得非常形象：“‘真实’之于历史，犹如双目之于人身，如果挖去某人的双眼，这个人就终身残废了。同样，如果从历史中挖去了‘真实’，所剩下来的岂不是无稽之谈？”凡是信而有征的历史，称为“信史”;真实地叙述历史的本来面貌，称为“直笔”。这些都对法制史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日本侵略者在统治中国东北时期，公开篡改中国历史，说什么满洲国人是“天照大神”的后代、“满洲自古就不属于中华”，等等。他们要借此消弭“满洲国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归属感，以便于进行奴化教育，维持殖民统治。晚清思想家龚自珍曾经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可见真实的历史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重要性。
其二，科学地总结中国法制历史在治世中的经验，为现实的法制建设提供镜鉴。这是法制史学生命力的所在和基本的价值取向。中华民族立国四千余年，而且辗转传承，从未中断，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经验与教训。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展示出它的治世功能，具有极其现实的意义。1986年，我在给中共中央书记处讲课时，题目就是“谈谈中国法制历史经验的借鉴问题”。主要谈了以下几点：
首先，法治和盛世的关系。中国古代出现过成康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雍乾之治等所谓“盛世”。盛世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立法建制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成康之治与周公制“九刑”联系在一起，文景之治是和全面废除秦朝的苛法、建立新法制、制定新律令密切相关，至于贞观之治、康雍乾之治也都和制定《贞观律》以及制定《大清律例》《大清会典》密切联系在一起。从来没有不讲法制的盛世，也从来没有盛世而法令不行的现象。韩非所说的“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充分显示了法与盛世的关系。
其次，改制和更法的关系。我在报告中举了商鞅变法的例子。我认为，商鞅变法的成功在于：首先，制定法律，引领变法向着既定的目标进行；其次，依法坚决打击变法的反对派；再次，强调法必信和群众知法的必要性，以树立法律的权威和夯实变法的群众基础；最后，以法律固定改革的成果。商鞅虽死，“其法未败”，所以改制与更法具有相互促进、密不可分的关系。
再次，礼、乐、政、刑综合治国。早在西周时，周公制礼作乐、立政建刑，开创了综合治国的先例。《史记·乐书》说：“礼以导其志，乐以合其声，政以壹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这种综合治国的理念，充分显示了古代政治家的智慧，并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最后，治法与治吏的结合。治法，是制定一部良法；治吏，是选拔培养执法的贤吏。只有法与吏的结合，才能发挥法治的治世功能。唐德宗时，白居易说：“虽有贞观之法，苟无贞观之吏，欲其刑善，无乃难乎？”宋时，王安石说：“守天下之法者，若如吏。”明末清初，王夫之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提出“任人任法，皆言治也”，但是既不能“任人而废法”，又不能任法而废人，结论就是“择人而授之以法，使之遵焉”。为了治吏，古代创立的很多制度值得借鉴。如：严格划分职官的权责；依法定制，考课官吏；注重发挥监察机关的重要作用。等等。
总之，“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中国古代法律的内容精彩纷呈，可以为现实所借鉴者，笔不胜书。法律史学者的工作，就是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理解它，透视它，真正做到古为今用，发挥法制史学的治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