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之明显之前，大多数人也肯定已经明白，欧洲各国相互吵闹争夺世界统治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欧洲想在这方面寻求出路，肯定一无所获，任何一位还在渴求世界霸权的欧洲人必然会绝望，或者成为笑柄，就像疯人院里的许多拿破仑党人一样。

——麦克斯·弗里奇，1948年7月

因为我们在那里派驻了军队，欧洲人就不分担责任了。他们不愿意为了保卫自己而做出牺牲，提供士兵。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反对法国拥有核信息的主要理由是，这有可能对德国人产生影响，促使他们也这么做。

——约翰·F·肯尼迪

你们知道，条约就跟少女和玫瑰花一样：到时候自然会凋零。

——夏尔·戴高乐

单凭政治制度就可以构成一个国家的性质。

——斯达尔夫人

英国历史学家J·H·普拉姆在其研究18世纪早期英格兰政治稳定发展过程的经典著作中写道：“大多是因为受到伯克和19世纪历史学家们的影响，民众普遍认为政治稳定的形成就像珊瑚的生长过程一样非常缓慢：是靠时间、环境、审慎、经验和智慧在几个世纪里逐步形成的一种结果。我认为没有什么比这种想法更加违背事实了……一个社会的政治稳定一旦形成，往往是在转瞬之间，就像水突然凝结成冰。”

在欧洲，这种情况意外地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

从1945年到1953年初，欧洲人一直生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之中，满心焦虑，担忧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政治家们和公众一样，对1919年的调停失败记忆犹新。东欧共产主义的盛行更是勾起了人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革命动荡的回忆。布拉格政变、柏林的紧张局面、远东的朝鲜战争，这一系列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国际危机，净是些令人不快的回忆。1951年7月，西方各盟国宣布结束他们和德国之间的“战争状态”，但是随着迅速加剧的冷战局势，仍然毫无缔结和平条约的可能性，也几乎没有这种希望。也没有人敢确定法西斯主义不会借助悬而未决的德国问题或在其他任何地方死灰复燃。

各种国际联盟、机构网络的扩展和国际条约的签订，并没有为国际和谐提供什么保证。事后想来，我们现在可以看出，在欧洲委员会、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支付联盟和最重要的北约组织之间，实际上产生了国家之间的一种全新的、稳定的体制的萌芽。就像1950年欧洲委员会召开的“保卫人权大会”的文件显示，它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产生持久的意义。但在当时，这些文件就像发表它们的机构一样，只是代表了一种良好意愿，在20世纪20年代命中注定只能成为一些无效的条约或同盟。当时的人们对此都持怀疑态度，因此很少予以关注，这是可以原谅的。

此外，随着斯大林的逝世和朝鲜战争的结束，西欧在半清醒状态中跌跌撞撞地步入了一个重要的政治稳定的时代。40年来，西欧各国至少在它们相互之间首次处于没有战争或战争威胁状态。国内的政治冲突逐渐平息。除意大利之外，各国共产党开始逐步退入政治边缘化。人们也不再相信法西斯复仇主义会卷土重来。

由于冷战带来的不确定性，使西欧人找到了新的安乐。政治对峙的国际化，以及由此造成美国的介入，有助于消除欧洲国内政治冲突所产生的刺痛。上一个时代有可能引起暴力和战争的政治问题——悬而未决的德国问题、南斯拉夫和意大利之间的国土争端、被占领后的奥地利的前途——这些问题都得到了控制，总有一天会由强国对峙和协商来解决，而欧洲本身却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

德国问题还是没有答案。甚至在20世纪50年代的恐慌平息之后，西欧领导人意识到斯大林不会打算在中欧立刻“建立一个朝鲜”，德国东西双方之间要达成协议仍然为时尚早。西方的正式立场是，1949年形成的两个德国应当重新合并为一个民主国家。然而，这种重新统一并不可行，除非等到所有德国人都可以自由选择他们要在其中生活的国家的政治制度，而且同时还要让联邦德国（西德）来代表所有德国民众。私底下，美国人像西欧人一样，倒并非不乐意眼看着德国就这样无限期地分裂下去。正如1959年2月，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对总统艾森豪威尔所言：将“对此现状有许多话可说”，但这不是“我们可以公开表达的立场”。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苏联的立场也十分相同。斯大林在晚年继续坚持苏联的官方态度，认为莫斯科要寻求德国的统一，甚至表示只要德国不再拥有军备，莫斯科愿意接受统一后的德国保持中立。在1952年春的一系列外交照会中，斯大林提议四大占领国达成一项和平条约，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保持中立、解除军备，撤出所有占领军，由所有德国人自由选举成立一个德国政府。历史学家们曾指责华盛顿方面未能采用斯大林的建议——“失去了一次”结束冷战的“机会”，或至少可以在最严峻的对抗时刻消除刺痛。

可以肯定的是，西方领导人并没有把斯大林的外交照会当回事，他们拒绝采纳苏联的有关建议。虽然事后证明他们这样做是正确的。苏联领导人对自己的建议也不是很上心，也不认真指望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会从占领区撤军，并且允许成立一个中立的、无任何军事装备的德国游离于四分五裂的欧洲大陆中部。要说的话，只是斯大林和他的后继者们并非不乐意看到美军一直逗留在德国领土上；在这一代苏联领导人看来，美军常驻联邦德国（西德）是防止德国复仇主义的最可靠的保证之一。如果放弃这种保证可以换来德国解除军备并受控于苏联手中的话（为此目标，莫斯科十分乐意放弃它手中的民主德国［东德］和它们的民主共和国），那倒还值得去冒险一试；但若非如此，就不值得一试。

俄罗斯人坚决无法接受的是联邦德国重新军备化，为此他们将不惜付出任何代价。苏联的策略并不是要在德国再统一问题上和西方达成共识，而是想阻止有可能出现的德国重新军备化。在打败希特勒仅5年之后，朝鲜战争的爆发导致美国提出这个问题。假如国会能同意杜鲁门政府增强海外军事援助的请求，那么美国的同盟者，包括德国在内，就不得不自我担负起保卫欧洲大陆的责任。

1950年9月，当美国国务卿迪恩·艾奇逊首次和英法两国探讨德国军事重整问题时，遭到了法国的强烈反对。这证实了他们早期的疑虑：北约组织只是实现德国重新军事化的一个幌子而已，远非如美国所承诺的那样是为了保护法国的东翼地带。甚至德国人也对此不情不愿，当然这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原因。康拉德·阿登纳对情势的改变把握得非常到位：联邦共和国将保持克制，而不只是抓住这次重整军备的机会。德国对西方的防御做出了贡献，作为回报，波恩应坚持要求国际上认可联邦德国，并赦免被盟军羁押的德国战犯。

法国预计到这类交易有可能会在它的背后悄悄进行，于是通过提出反对意见，预先取消了有关允许德国加入北约组织防卫的一切协商。1950年10月，法国总理勒内·普利文建议建立一个欧洲防务共同体，与舒曼计划相仿。除了大会、部长委员会和法庭外，这一共同体还将拥有自己的欧洲防卫军。美国人，还有英国人，当然对此想法很不乐意，但是同意参与，因为这是当时解决欧洲防卫问题的最好办法。

于是在1952年5月27日签订了《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此条约及其附加文件指出，一旦签约国认可这一条约，美国和英国将全力协助欧洲防卫军，并且终止对德国的军事占领。苏联曾经徒劳地许诺用一个解除德国武装的《和平条约》来干扰《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1953年3月，联邦德国联邦议院认可了这一《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接着，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经济联盟也承认了这一条约。 现在只等法国国民议会认可这一条约，西欧各国就可以拥有一支所谓的欧洲军队了：将各国（包括德国在内）的军队混合组编在一起。

然而，法国人还是不太高兴。1953年11月，詹妮特·弗莱纳敏锐地观察到：“在全体法国人看来，欧洲防务共同体的问题在德国人而不是俄罗斯人身上，只有美国人才认为问题出在俄罗斯。”法国人的犹豫不决惹恼了美国，在1953年12月北约组织委员会的会议上，艾森豪威尔新任命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威胁说，如果欧洲防务共同体不能顺利建立，美国就会采取“令人不快的重新评价”。但是，即便普利文计划只是法国总理的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公众的辩论却早就揭示出法国民众极不情愿在任何情况下同意德国重整军备。况且，这一份关于德国重整军备并建立欧洲军队的建议提得太不是时候了：法军刚在越南遭遇败仗，很丢面子。新上任的法国总理皮埃尔·孟德斯-弗朗斯做出了正确估计，如果他拿脆弱的联合政府之前途去冒险违抗民众意愿，而同意法兰西民族的敌人重整军备的话，那就太过冒失了。

最终，当《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最后提交国民议会审批时，孟德斯-弗朗斯拒绝利用这个问题换取美国的信任，从而在1954年8月30日以319票对264票否决了这个条约。于是，成立欧洲防务共同体、并在欧洲军队中容纳重整军备的德国人这一计划就此宣告终结。在一次和比利时外交部长保尔-昂利·斯帕克及卢森堡首相约瑟夫·贝奇的私下会晤中，阿登纳恼怒地将孟德斯的行为归因于他的“犹太性”——根据这位德国总理的说法，孟德斯将自己和法国民族主义情节纠结在一起，显得太过分了。对于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流产，孟德斯自己的解释看上去似乎更有道理：“欧洲防务共同体里过多地强调了整合，但是对英国却考虑得太少。”

欧洲人和他们的美国盟友转了一圈后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但现在的情势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朝鲜战争已经结束，斯大林也已去世，北约组织在国际舞台上已经站稳脚跟。法国可以在短期内成功地阻止欧洲防务的建立，但却无法长久阻止下去。几周后，国民议会即将就欧洲防务共同体的问题进行投票，美、英、法这几大西方盟国为此两次会晤，在伦敦和巴黎匆匆召开会议。在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的提议下，迅速地通过了一系列建议 ——所谓的《伦敦协议》——并在后来的《巴黎条约》上得到最后的完善，奠定了接下来长达半个世纪的欧洲防务政策的基础。

为了解决“对英国考虑得太少”这一问题，艾登提出承担英国军队（4个师）常驻欧洲大陆（这是自中世纪以来的第一次）。1948年的《布鲁塞尔条约》将被扩充为“西欧联盟”，德国和意大利都将加入该组织（虽然在我们看来，1948年条约的目的明显是为了相互保护、抵抗德国）。相应地，法国将同意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拥有不超过50万人的兵力；德国将作为主权国家加入北约组织。

当这些条约都被认可并开始生效后，德国的被占领地位将从此消失，除了在名义上之外，西方盟国完全地同它们过去的敌人正式和解。盟国军队将继续驻守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防范德国重蹈覆辙，但在形式上却是以欧洲军队的身份，并将遵守共同协议。对这些新的计划，法国并非毫无异议地举双手欢迎，但因处势不利，只好放弃自己提出的那些变通性的建议。即便如此，联邦德国从1954年的条约中获得的总体利益要远远超过普利文计划。在有关德国问题的国际争端中，法国已经不是第一次成为自己最糟糕的敌手了。可以理解，法国对《巴黎条约》也是抱着非常模棱两可的态度。1954年12月30日，国民议会投票认可这些条约，以287对260票、仅27票的多数赞成票得以勉强通过。

如果说法国人对此态度犹豫的话，那么俄罗斯人是明摆着很不满意。1955年5月15日，即德国正式加入北约组织后10天、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撤消盟国高级委员会那天，苏联宣布成立“华沙条约”国组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苏联结成联盟，为了“友谊、合作和互助”，接受统一指挥。莫斯科废止了和英、法缔结的战时结盟条约，别无选择地承认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主权，接受其纳入华沙条约。虽然“德国问题”并未得出确切的答案，但双方都整个地融入了各自的国际联盟，使这个问题暂时搁置一边，它的地位自然由仍未解决的难题，即它的前首都、如今已遭分裂的柏林来替代。

此刻，德国近期的问题解决了，双方都迫切地去面对那些次要的矛盾冲突和紧张关系。克里姆林宫的新人，尤其是尼基塔·赫鲁晓夫，在欧洲严格奉行他们自己的“和平共处”方针，和美国一起将可能引起未来冲突的风险降到了最低点。在宣布“华沙条约”的第二天，四大国签署了《奥地利立国条约》。条约规定，奥地利将成为独立国家，保持中立，既不加盟北约组织，也不加入华沙条约，可以自由选择道路。 但在辩论立国条约时，奥地利议会在文本中加上了“中立”的内容。四国的占领军准备撤军——虽然苏联早就从其奥地利东部占领区内攫取了大约1亿美元的资产，却还要求得到最后的1磅肉：要求奥地利再付给苏联1.5亿美元，“买下”苏联在奥地利东部地区的经济利益。

与此同时，南面的南斯拉夫和意大利达成了协议，结束了的里雅斯特问题的僵局。通过美国人和英国人的从中斡旋，1954年10月形成了协议：的里雅斯特市留归意大利，但其周边主要由斯洛文尼亚人居住的外围地区应该返归南斯拉夫。的里雅斯特协约和那些年里签订的其他许多条约一样，被认为是一种“临时措施”：根据意大利驻美国大使阿尔伯托·塔奇亚尼的话说，《的里雅斯特协约》“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临时性的，实际上它是最终条款”。

在处理欧洲事务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缓和”情绪，它使那些关于奥地利、南斯拉夫和意大利的协约的制定成为可能。比如，以1955年7月在日内瓦（自波茨坦会议以来首次）召开的峰会为标志，它接受了16个新成员国加入联合国，打破了长达10年之久的东西方敌对的死结。除了艾森豪威尔、赫鲁晓夫和艾登之间形成了友好交流的氛围外，日内瓦会议上解决的最重要议题是还留在苏联手里的1万名德国战俘的命运。作为对1955年9月阿登纳出访莫斯科并建立外交关系的回馈，苏联领导人同意遣送这些人回德国：当年遣返了9 626人，剩下的也在1956年1月底全部送回了德国。此时，德国西邻的一些小国也在一定程度上与波恩达成了最后的协议。1955年，丹麦就少数边界问题和战争赔偿问题同德国达成了协议，一年后比利时也达成了协议（然而，卢森堡大公国直到1959年才和德国达成协议，而荷兰则等到了1960年才达成协议）。实际上不言而喻，本书接下来要讲述的是欧洲战争的罪行、遭受的惩罚及带来的后果。

这些安慰性的进展是在重大的国际军备竞赛背景下展开的。这种吊诡式的现象——虽然当时两大强国正在全副武装为最终的热核战争做准备，但是欧洲和平的解决方案正在成形——它实际上并不像其表面显现的那么怪异。美国和苏联越来越重视对核武器的战略思考，以及洲际导弹及其运载问题，这就把欧洲各国从它们在资源舞台上无法匹敌的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中解脱了出来，尽管中欧最有可能在未来战争中成为战区。因此，这些年里西欧经历的冷战和美国甚至苏联所感受的冷战在形式上完全不同。

美国的核武器在20世纪50年代增势迅猛：1946年仅9枚，1948年拥有50枚，到了50年代初，达到了170枚，到1952年，美军装备可供使用的核武器达到了841枚，在德国加入北约组织之前，又扩展到了约2 000枚（7年后，在古巴导弹危机前夕，其数量达到2.8万枚）。为了能运输这些炸弹，美国空军组建了一支B-29型轰炸机近程机群，从1948年柏林封锁时期的约50架飞机，扩建到了远远超过1 000架，历时仅5年之久；1955年6月，首架带有洲际导弹的B-52型轰炸机开始服役。由于苏联在欧洲拥有人力和常规武器上的绝对优势，所以这些机载的核武器不可避免地成了华盛顿方面的核心战略，尤其是在杜鲁门总统1950年3月10日下达加速研发氢弹的密令之后。

1949年8月，苏联试验成功了一颗原子弹，这促进杜鲁门下定了决心。美苏之间在核武器能力方面的差距正在缩小：1952年11月1日，在太平洋埃鲁吉拉伯环珊瑚礁试验成功第一颗热核武器；而苏联第一枚热核武器试验成功则是在时隔10个月之后，即在1953年8月12日宣布在塞米帕拉金斯克首次试验成功。同年9月，美国第一批战地核武器运抵联邦德国；次年1月，杜勒斯宣布了艾森豪威尔关于北约组织即将“核武器化”的“新面貌”政策：在欧洲战场威胁使用战术核武器将成为西方联盟的防卫策略之一。为了让苏联相信西方联盟可能真的对其开火，他们想废除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之间的差别。1954年4月，杜勒斯在北约组织委员会上解释说：“面对目前存在的威胁，美国认为使用原子武器的能力对于捍卫北约地区的安全是关键性的。总之，这些武器现在都应当被当作常规武器来看待。”

北约组织的核武器化和欧洲大陆的稳定并非事出巧合。同样在苏联看来，中欧和西欧的常规战争已经逐步丧失了他们的战略意义。莫斯科也正在储备核武器——最初是在1950年，当时只有5枚，但到了50年代末就已经制造了约1 700枚核武器。但苏联强调的重点是要提高核武器的发射能力，不是射向欧洲战场，而是要跨过大洋，与美国在距离俄罗斯本土仅几百英里之遥在德国设置的核武器基地相抗衡。

约翰·F·肯尼迪在1960年竞选美国总统时提出的著名的“导弹差距”说，这个神话成了苏联宣传攻势的一个成功案例；当时大家还公认苏联在教育和科技方面占有优势，这同样是个神话。比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早了20年，赫鲁晓夫及其高层官员们就已经凭直觉意识到他们所统治的帝国从根本上来说是“拥有导弹的上沃尔特”（Upper Volta，即今天的布基纳法索。施密特曾用此语形容苏联除了导弹一穷二白）。但是苏联在增强导弹能力上也确实付出了很大努力。苏联第一次成功试验发射洲际弹道导弹是在1957年8月，比美国早5个月。接下来，1957年10月4日成功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再次证实了苏联的实力（令美国非常恐惧 ）。

弹道式武器——可以从苏联内陆发射核武器弹头瞄准美国的洲际导弹——对尼基塔·赫鲁晓夫来说独具魅力。它们比常规武器便宜多了，可以使赫鲁晓夫在保持重工业和军事方面发展的同时，转移其他资源用于消费品的生产。而且它们还有一种奇怪的结果，即可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大减少发生大战的可能性，这一点双方都将体会到。核武器使得莫斯科和华盛顿双方在形式上看来更加趋于好战——似乎已经准备好了并想要使用它们，这一假象看起来很重要——但事实上却使战争进一步遭到了制约。

对美国人来说，核武器还有另外一种吸引力。美国一直在寻找一种方式，使自己能够从欧洲事务的纠纷中抽身而出，他们的卷入早已背离了建国领袖们最初的美好愿望。欧洲的核武器化是解决此事的一种途径。今后将没有必要让大批美军士兵长期驻守在欧洲的腹地了——政治家们和军事战略家们都盼望这一天早日到来：欧洲能够实现自我防卫，一旦苏联发动袭击的话，美军会坚决保证支持欧洲实行大规模的核武器还击。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曾反复重申，美国在欧洲驻军一向只是“一项权宜之计，是为了给我们的海外友人们带来信心和安全感”。

美国一直未能实现从欧洲撤军的原因很多。在全欧洲的集体要求下，临近20世纪50年代末时，美国一直在想法促成欧洲集体指挥下的核震慑能力。但英国和法国都不太喜欢这一想法。这倒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政府在原则上都反对核武器。1952年8月，英国在澳大利亚的沙漠中首次成功爆炸了一颗钚弹；14个月后，英国王家空军装备了第一颗原子弹。出于军事和经济的角度考虑，当时的英国政府迫切希望把欧洲大陆的战略防御转换到核震慑上来：实际上，英国的敦促在说服艾森豪威尔提出“新面貌”政策的过程中起了作用，而英国政府并不反对拥有核装备发射能力的美国轰炸机在英国国土上建立军事基地。

法国人也有一项原子武器计划，在1954年12月得到了孟德斯-弗朗斯的认可，但是法国独立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直到1960年2月才爆炸成功。然而，英法两国都不愿意把核武器的控制权交给欧洲防务组织；法国人尤其怀疑美国人可能会让德国获得发射核武器权。美国人不太情愿承认他们驻守在欧洲是责无旁贷的，而这又恰恰是他们的欧洲盟友们所乐意听到的话。

把美国和欧洲捆绑在一起的第二桩事件是柏林问题。由于1948-1949年苏联对柏林的封锁遭到了失败，使德国前首都有点儿像是一座开放的城市；东、西柏林之间通过电话线和其他穿越各个占领区的交通网络继续保持着联系。同时，柏林也是东欧得以进入西欧的唯一交通要道。那些想要逃往西部的德国人可以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任意角落涌向东柏林，沿着和西柏林相连接的公路或铁路线，从苏联占领区进入西方盟军占领区，直达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任何地区。只要能够顺利抵达这些地方，他们就自动成为联邦德国公民。

然而这样的旅途并非一帆风顺，没有危险。那些逃亡者只能携带一些力所能及带走的东西。但这一切并不能阻止那些民主德国的年轻人铤而走险。从1949年春到1961年8月，约有280万到300万的民主德国人通过柏林来到了联邦德国，约占民主德国总人口的16%。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专业技能——这些男男女女曾经是民主德国的未来和希望；但其中也有一些是为了躲避1952年农村集体化的农民和经历了1953年6月那场残酷的压迫后逃离民主德国的工人。

因此，柏林的奇特地位使民主德国政府十分尴尬，给它处理公共关系带来了灾难。1959年12月，苏联驻民主德国大使字斟句酌地对莫斯科说：“目前柏林开放的现状，确切地说，这座城市中存在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不受管制的边界线，让人们对两边做出草率的比较。很不幸，这种比较对民主德国并非有利。”柏林的这种状况既然可以为莫斯科所利用，当然也能为他人所利用——这座城市成了冷战中重要的情报通讯站和间谍中心；到1961年为止，那里大约有70家不同的情报机构，也正是在柏林这里，苏联的间谍机构取得了一些最辉煌的战绩。

不管怎样，现在的苏联领导人已经接受了德国分裂的事实，把德国东部完全变成了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他们无法继续对大批人力资源的不断流失漠然视之。并且，莫斯科再次引起了国际上对柏林的直接关注，在该城市的地位问题上造成了长达3年之久的国际危机，从而伤害了民主德国领导人的感情。到了1958年，苏联开始重新担忧美国人这次有可能计划采用核武器来武装联邦德国的同伴。看来这点并非是毫无理由的多虑——毕竟很多西欧人也都有过这种想法。因此，赫鲁晓夫开始利用柏林——这座俄罗斯人原本毫无兴趣的城市——作为一种压力来阻碍波恩的核武器化，因为他们对波恩还是非常在乎的。

第一次“柏林危机”发生在1958年11月10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发表公众演说，对西方列强宣称：

帝国主义分子们使德国问题变成了引起国际紧张局势的长久根源。联邦德国统治者在尽其所能地煽动军事激情以对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阿登纳和国防部长施特劳斯的讲话、联邦德国防御力量的原子弹装备和各种军事操练，都明确表明了联邦德国领导层的政策取向……是时候了，波茨坦公约的各签约国应该放弃对柏林剩余地区的占领权，从而提供可能，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首都一切正常化。苏联本身将把控制在苏联各机构手中的权力转交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

赫鲁晓夫这次挑衅的公开目标是要美国人放弃柏林，并允许它成为一座“自由的城市”。两周后，这一愿望显得更为迫切，苏联领导人要求西方各国下定决心在6个月内撤离柏林。如果他们照做的话，他们集体承诺捍卫西欧的可信度就将遭受严重削弱，而要求中立、反对核武器的呼声将在联邦德国和其他地方越来越高涨。然而，即使西方列强坚持暂时逗留在柏林，苏联也会有可能作为交换条件，坚决要求西方同意不给波恩任何核武器。

西方领导人拒绝在柏林问题上做出让步，他们宣称苏联自己违背了波茨坦公约：在达成最后协约前就把东柏林纳入了民主德国政府体系。赫鲁晓夫又做了一次尝试。在1959年夏在日内瓦举行的一系列外交部长会谈失败之后，他一遍遍地重申着自己的主张，先是在1960年，接着又在1961年6月，即必须结束西方军事力量对柏林的占领。否则，苏联将单方面撤离柏林，和民主德国单独签订和平条约，让西方和独立的民主德国去谈判其占领区的命运问题。从1958年11月到1961年夏，柏林危机逐步激化，外交形势紧张，大批民主德国的公民像潮水般移居国外。

1961年6月，在维也纳举行的一次高峰会议上，赫鲁晓夫向新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下达了最后通牒。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之间的上届高峰会议原本是定在1960年5月举行的，但当时因苏联击落了美国空军飞行员盖里·鲍尔斯驾驶的U2飞机而被取消了，美国很不情愿地承认当时他们正在执行高空间谍活动（最初曾全盘否认说对此毫不知情）。在同肯尼迪的会谈中，赫鲁晓夫威胁说如果到本年底还未见结果的话，他将“清洗”西方在柏林的权力。

在公开场合，肯尼迪和他的前任艾森豪威尔一样，采取的是强硬路线，坚称西方国家永不背信弃义。华盛顿是在按照波茨坦公约行使权力，提高国防预算尤其是用来支持驻守在德国的美军。但在非正式场合，美国却显得比较圆通。美国人和他们的联邦德国同伴不一样，接受了民主德国国家存在的这一事实，理解苏联对阿登纳，尤其是他们的国防部长弗朗兹·约瑟夫·施特劳斯在最近发表的言论中表现出来的咄咄逼人的调子。必须采取一些行动来推动德国局势向前发展，正如1960年3月28日艾森豪威尔对麦克米伦所说的，西方不可能“真正负担得起在今后50年里囿于这一小块地方”。出于同样的想法，在维也纳会议上，肯尼迪向赫鲁晓夫保证说美国并不想“因此而剥夺苏联与东欧之间的联系”：这暗示着承认俄罗斯人仍然可以保有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包括德国东部在内，以及原德国所属现归波兰的领土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的领土。

肯尼迪回到华盛顿后不久，东德当局开始对那些企图移民者实行旅行限制。作为直接回应，美国总统公开重申西方联盟对西柏林的承诺——此举暗示着承认了苏联对东柏林的控制权。经由柏林移居国外的人口比例上升更为迅猛：7月份就有30 145人涌向西部；1961年8月的第一周，又迁移了21 828人，其中一半人还不到25岁。如果以此速度继续下去的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很快就会变成空壳了。

赫鲁晓夫的反应是对柏林问题要快刀斩乱麻。在8月6日的巴黎会议上，盟国外交部长们再次拒绝苏联提出的威胁：假若无法达成解决方案的话，苏联声称将和民主德国单独签订和平条约。于是，莫斯科授权民主德国划一条界线，实实在在地把东西两边分隔开来，一劳永逸。1961年8月19日，东柏林政府分派士兵和工人砌筑横穿整座城市的分离墙。仅用了三天时间，就草草砌完了整座墙，使它足以阻止柏林东西两端的日常往来。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对这道墙又进行了加固和抬高。接着又安装了探照灯和带刺的铁丝网，并配备了岗哨；那些紧挨着墙壁的建筑物上的门窗先是被封闭，后来又用砖堵死。街道和广场被一分为二，两边的跨城交通联络要么得服从封锁政策，要么被完全中断。柏林建了“柏林墙”。

西方盟国当真害怕了。1961年10月，连着三天，苏联和美国的坦克车互相对峙在划分各自地界的关检口——这是他们之间仅剩的最后联系之一——民主德国政府以此来考验西方列强的意愿，来确定它们是否继续拥有进入东部地区的入境权，是否遵守四大强国之间的协约。面对当地美军驻军司令的拒不妥协——他坚决不承认民主德国有权妨碍盟军的行动——苏联只好不情愿地同意今后30年内四大占领国军队继续逗留在原地，然而双方都认可了当地德国现存政府对各自区域内的管辖统治权。

私底下，许多西方领导人对柏林墙的出现都大大松了口气。3年来，柏林一直是可能引起国际对抗的爆发点，其局势和1948年相仿。肯尼迪和其他西方领导人私下里都一致认为，建立一道横跨柏林的高墙这一结局远比引发一场战争好多了——不管在公众场合是怎么宣传的，那些西方政治家当中几乎没有人敢真的想象如何去命令他们的士兵“献身为柏林而战”。迪安·腊斯克（肯尼迪时期的国务卿）悄悄地观察到，柏林墙很管用：“用实实在在话来说，它能使柏林问题很容易地得到解决。”

柏林危机的最终结果显示，两大霸权国家之间存在的共识远大于他们有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异议。如果不是莫斯科再次提出盟国在柏林的地位问题，华盛顿有可能会接受民主德国政府存在这一事实，而顶住联邦德国在核武器问题上的压力，双方都关注着中欧的稳定；但更关键的是，美、苏都对来自它们各自庇护的两个德国的抱怨声和不断需求感到了厌倦。冷战的第一个10年，把德国的政治家们划分为力量很不平衡的两派，分别依赖于华盛顿和莫斯科。因为害怕对“他们的”德国人失信，列强们只好同意阿登纳和乌布利希的胁迫，分别“坚决挺住”。

我们注意到，莫斯科其实从未打算在德国东部占领区建立庇护国，但却殚精竭虑地支持在柏林成立一个弱小而不受欢迎的共产党政权，以此作为第二解决方案。反过来，民主德国共产党人却一直在心里有一半担心着苏联宗主国将来有一天会出卖他们。 因而这道柏林墙多少给了他们一些慰藉，虽然他们对赫鲁晓夫在建起障碍墙后拒绝继续施压、争取签订和平条约感到了失望。对波恩而言，长久以来，他们一直担心美国人会站起身来拍拍屁股一走了之。以前华盛顿老是高高在上地安慰他们说，美国会坚定不移地支持波恩，然而，一旦这堵高墙树立起来之后，美国人就明显地默认了这一切，这就更加加深了西德人的焦虑。因此，柏林墙建立后，华盛顿方面反复承诺，说美国决不放弃他们的占领区，这成了1963年6月肯尼迪发表著名的“我是柏林人”宣言的背景。到1963年止，美国共有25万名士兵驻守在欧洲，显然美国人和苏联人一样，整个过渡期间都驻守在那里。

柏林墙的建立，标志着柏林已不再是世界和欧洲事务的危机区了。虽然时隔10年才达成了正式协议，决定了通道问题，但1961年11月，柏林就不再是争端了，西柏林也逐步进入政治稳定状态。甚至连苏联人也对它失去了兴趣。奇怪的是，西方对此并没有一眼看透。当1962年古巴危机爆发的时候，肯尼迪及其顾问们都确信，赫鲁晓夫正在精心策划复杂的马基雅维利式的阴谋，达到他在德国的长期目标。这一点他们早就从1948-1950年的事件中吸取了教训。

杜鲁门和艾奇逊曾把入侵朝鲜看作苏联寻求越过德国分界线的序曲，因此，肯尼迪及其同事们也把这次古巴安装导弹事件看作苏联胁迫美国在柏林问题上做出让步的一着棋子。古巴危机事件发生的最初10天里，美国领导人每一小时都在重新考虑西柏林问题，考虑是否有必要对赫鲁晓夫在这座分裂的城市中预先谋划好的对抗行动采取“中立”。1962年10月22日，肯尼迪对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解释说：“不用我指明，您也应该明白赫鲁晓夫这一秘密的、危险的行动和柏林问题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

问题是，肯尼迪对苏联最近的胆大妄为和宣传之词过于当真，他对美苏关系的理解都围绕着柏林问题来展开了。这就进一步戏剧性地推动了古巴危机，并使之在表面上显露出重要性，导致10月19日肯尼迪对他的顾问们私底下说道：“我想我们没有任何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我们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古巴，也包括柏林。我们认识到了柏林对于欧洲的重要性，也认识到我们的盟友对于我们的重要性，这也是这些天来导致这件事令人进退维谷的原因所在。否则的话，答案会更容易些。”3天前，当古巴危机刚开始的时候，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曾对苏联的这一行动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概括说：“我也认为柏林在很大程度上也牵涉在里面。我第一次开始真正想知道赫鲁晓夫先生在柏林问题上是否完全出于理性。”

然而赫鲁晓夫事后得知，对柏林问题完全是出于理性考虑的。在欧洲，苏联确实在常规武器方面拥有超强的优势实力，只要它愿意，它可以在任一时间占领西柏林（和西欧大部分地区）。但是既然美国已经发誓说，会动用一切手段来捍卫西柏林的自由（实际上是指利用核武器），赫鲁晓夫可不想为了德国而冒核战争之风险。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后来在其回忆录中评论道：“肯尼迪高估了赫鲁晓夫及其盟国对柏林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其实最咄咄逼人的手段只不过是砌一堵柏林墙。”

撇开柏林和古巴，这两个超级大国以惊人的速度着手解决第一次冷战所带来的不安定局面。1963年6月20日，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建立了一条“热线”；一个月以后，在莫斯科举行了一场美国、苏联和英国之间的会谈，最后签订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该条约于10月10日开始生效，对欧洲来说意义尤为重大——大部分原因并不在于它所提出的公开目标，而是在于它隐含的“潜在内容”。

两大强国都想禁止核武器落入中国和联邦德国之手，这是《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真正目的所在。许诺建立一个无核化的德国，只是莫斯科为折中地解决柏林问题所寻求的权宜之计；这也是美国为了达成此目的而宁愿在波恩招人嫌恶的原因所在。联邦德国的公民对德国核武器装备遭否决一事多少有些心怀怨恨，就像他们接受柏林被分裂这一现实一样，这是他们想要继续使美国在当地驻军所付出的代价。然而，该条约明显标志着苏联战略重点的转变：从欧洲转向了其他各大陆。

欧洲冷战开始进入稳定期、其可能性不降反“热”，而且所有情势远远超出了欧洲人自己的掌控范围，反而使得西欧人确信常规战争的爆发似乎早已过时。在1953-1963年间的许多观察家看来，战争是不可思议的，至少不会在欧洲大陆爆发（在其他地方，战争永远都是解决争端的途径）。假如战争来临的话，那些拥有巨大核武器库的超级大国们也就必须承担难以想象的后果，因此只得把它归结为某一方的判断失误。在那样的情况下，欧洲人几乎没有任何办法来缓和这些结局。

然而，并非人人都是这么考虑的。在一小部分人当中，同样的事实有利于激起一场运动，紧急呼吁核裁军。1958年2月17日，英国伦敦有人发起了要求核裁军的运动。从一开始，他们就和传统的英国激进派表示不满的政策有所不同：支持者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有左翼倾向的非暴力派，他们首先对自己的政府提出他们的要求，而不是针对苏联人或美国人（英国两大政党都一致确信英国有必要独立拥有核威慑力，然而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事情很清楚，要是离开了美国提供的导弹和潜艇，英国的炸弹永远不会击中目标）。

1962年，在核裁军运动高峰时期，居然有15万名该运动的支持者参加了年度游行，抗议在奥尔德马斯顿举办的原子武器研究机构成立大会。然而，和在联邦德国以及比利时、荷兰、卢森堡那些相同性质的核裁军运动一样，英国的这场运动到了60年代开始逐渐销声匿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出台后，这些反对核武器的运动者们就逐渐失去了关联；要想获得证据申明欧洲即将面临着灭顶之灾变得越来越困难，那些新的议题取代了核裁军，被提到了新的议事日程上，引起了激烈争论。连苏联原来的反原子弹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洛夫也开始不再关注即将来临的核灾难可能造成的危害性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从全球性问题”转向了“保护个体民众”。

毫无疑问，绝大多数西欧人如果确实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的话，那么他们是赞成核裁军的：1963年的民意测验显示，意大利人尤其欢迎废止一切核武器。法国人还不是完全的废除派，而德国人和英国人则分为两派，然而他们当中还是以反核者明显居多数。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的关于裁军的激烈争论不同的是，欧洲的核武器问题并没有对人们产生多大影响。它太抽象化了。只有英国人和法国人（在名义上）拥有核武器，其他国家中只有西德的一小部分政治机构需要寻求核武器装备。

意大利人、丹麦人和荷兰人不时地对美国在他们国土上设有美军基地感到担忧，害怕一旦战争爆发，就会由此陷入危险。然而，这些引起关注的武器都属超级大国所有，大多数欧洲人都还算足够理智，知道他们根本无法左右莫斯科和华盛顿方面所做的决定。事实上，处在现实的意识形态边缘的美国冷战理论，使许多西欧人在核战争即将爆发的威胁已消失的时候，自我慰藉地认为，他们实际上是在通过允许美国捍卫他们的安全而在帮助美国。因此，他们不是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来参与裁军的争论，而是只关心建设自己的家园。

20世纪50年代欧洲政治场景中最值得注意的并不在于它所看到的变动，而是它没有看到的变化。战后欧洲那些自治民主国家的重新崛起就多少令人惊奇——它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欲望发动战争，那些年长的领导者们虽未明确表态，但其共同的政治信条都是“不做试验”。尽管背离了大众的期待，西欧的政治气温还是从过去40年来的高热期降温了。虽然公众仍对过去这段时间里经历的灾难记忆犹新，大多数欧洲人却轻松地远离了全民运动型的政治。选民（有许多地方的选民中首次出现了妇女）主要关注的不再是革命的希望和经济的绝望，而是政府能否提供行政管理和社会服务：对此，各国政府和各个政党都做出了相应的回答。

意大利的变化尤其惊人。和欧洲的其他地中海国家——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不同的是，意大利成了一个民主国家，虽然尚待完善，但却将在战后几十年里一直维持这一状态。这一成果可不小，意大利曾是一个从根本上四分五裂的国家。事实上，意大利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它的存在很久以来就是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并且还会在后来的岁月里引起争议。20世纪50年代初的研究表明，每5个意大利成年人中只有不到1人会用意大利语交流：许多意大利人仍然把他们的籍贯地作为最重要的身份标志，在日常生活中大多使用方言或本地语言。对那些没有受过中学教育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而在那些年里，这批人占据了人口中的绝大多数。

意大利南部更是出名的落后，战时曾在那不勒斯驻守过的英国军官诺尔曼·路易斯对那不勒斯随处可见的送水人大为诧异，“和庞贝古城湿壁画中所表现的几乎没什么两样”。墨索里尼时期因参加抵抗运动而被罚流放到此的一名来自皮埃蒙特的医生卡罗·列维在《基督驻足埃勃利》（初版于1945年）一书中也做了类似的描述，经典地再现了意大利南部贫瘠高原上的边远乡村生活。南部非但没有什么变化，还很穷困。1954年的一份议会调研揭示85%的意大利贫困家庭都居住在罗马以南。在意大利东南部阿普里亚的农民一年的收入最多是他们在伦巴第的同行所挣的一半。假设当年意大利人均收入为100的话，那么在意大利最富有的西北部的皮埃蒙特的人均收入则为174，而在最南端的卡拉布里亚仅为52。

战争进一步加剧了意大利由来已久的分裂状态：意大利的北部地区从1943年9月起，经历了将近两年的德国人的统治和政治反抗，接着又遭遇了盟军对一些激进城市的军事占领；而意大利南部地区则在西方盟军到来后就很快结束了战争。意大利南部地区沿袭了法西斯统治时期的社会和行政体制，因而墨索里尼手下的一名将军未经流血事件就成功发动了政变，取代了墨索里尼。除了南北之间早就存在的政治、经济差异外，现在的南北部意大利人之间又多了一层对战争的不同记忆。

战后农业改革的失败，导致意大利政府只好对该国令人伤透脑筋的“南部问题”采取新的措施。1950年8月，意大利国会设立了南部地区基金，开辟了用国家财富救助贫困的南部地区的渠道。设立基金这种做法本身并无新颖之处，罗马试图改变南部贫困和无助状况的努力，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就具有改革意识的乔万尼·乔利蒂政府。然而以前的努力收效甚微，令意大利南部居民痛苦的是，唯一行之有效的方法还是移民，而这一做法早在意大利进入现代社会就开始产生了。无论如何，比起以前的计划来说，基金意味着对南部更多的资源投入，成功的希望也更大，因为这更适用于新成立的意大利共和国的核心政治机制。

共和国的国家功能和原先的法西斯前任之间并没有什么差别，倒是从前任那里继承了许多官僚人员 ，罗马的任务是提供就业、服务和福利，这对多数意大利公民来说是唯一的救助途径。通过各种中介公司和控股机构——其中有些如墨索里尼建立的工业重建局、国家社保局和20世纪50年代成立的国家碳氢局——意大利的大型经济部门或由国家拥有，或由国家控股：能源、交通、机械工程、化学，尤其还有食品工业。

无论从经济方面证明这一战略有多么失策（部分根源在于两次大战期间法西斯主义的自给自足经济运动），它的社会和政治优势却十分清晰。20世纪50年代初期，工业复兴公司（IRI）雇用了21.6万工人，其他机构，包括国家官僚机构的一些分支部门，更是雇用了几十万人员。基金会支持的合同工劳务——道路建设、城镇住房建设和乡村灌溉系统工程——以及国家补贴建设的新工厂和商业服务业也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还有中央政府提供的大量资金来源也促成了国有企业本身雇用大量人员：到50年代中期，每5名公务员中就有近3名来自南部地区，虽然该地区总人数还不到整个国家人口数的1/3。

这些就业安排同时也滋生了大量的腐败和犯罪行为；共和国沿袭了原先的统一国家的做法，对此坐视不理。谁掌控意大利国家大权，谁就或明或暗地享受特权。因此，在战后的意大利，无论他们原来的宗教信仰或意识形态有多狂热，首要的目标都只是为了争夺国家大权，借此途径获得拥有某种特权和恩惠之权柄。一旦这些权柄已稳操在手并得以运作，阿尔奇德·德·加斯佩利手下的基督教民主党徒及其后继者们表现出来的手段和技巧就变得无人匹敌。

1953年和1958年，基督教民主党先后两次得以保全40%以上的选票（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其选票才降到了38%以下）。通过联合中间派的其他小党派，他们一直顺利执政，直到1963年，他们才和非共产党的左翼各小党派共享执政大权。除了按传统来自威尼斯和威尼托区的天主教徒的投票外，他们最强大的支持者来自南部地区：巴西利卡塔、莫利塞、卡拉布里亚，以及撒丁岛和西西里岛。这些小镇居民投基督教民主党一票，并非出于忠心，而是一种效劳，这一传统延续了好几代人。那些一次次当选的南部小镇市政厅里的基督教民主党市长们和国会议员们，靠的是向人们许诺说，他们会拥有电力和室内管道，会提供农业按揭、修缮道路、开办学校和工厂，并提供就业——由于该党一直当权，所以他们代代相传地重复这些许诺。

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的做法在很多方面和联邦德国、荷兰及比利时的各基督教民主党很相似。它缺少意识形态根基。当然，德·加斯佩利及其后任一直小心翼翼地与梵蒂冈教权定期会晤，在立法的提议或支持方面从不违逆梵蒂冈之意；教会对自1861年以来新成立的意大利国家反教会的世俗主义心存报复，战后的意大利在某些方面就成了这种报复的契机。但天主教会在意大利政治生活中的积极作用远远低于它的支持者和批评者们认定的程度。控制社会的主要渠道是有权有势的中央政府各部，重要的是，和战后几年里东欧各国的共产党一样，加斯佩利很注重把内务部直接掌控在基督教民主党手中。

基督教民主党及时引入了慈善和捐助等社会救济体系，使之成为意大利国家政治整体中的一部分。其他政党也被迫仿效此行：在那些由意大利共产党执政的城市和地区，比较著名的是“红色”波洛尼亚和艾米利亚周边地区，共产党供养着他们的支持者并施惠于他们的救济对象，城市工人和居住在低地坡谷里的小土地拥有者。要说有差别的话，那就是共产党强调市政管理的正当性和诚信，而不像南部基督教民主党政府那样一派腐败，而且和黑手党之间有着不清不白的瓜葛，20世纪50年代，大规模的腐败几乎成了天主教民主党的专利权；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在南部大城市执政的社会党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政治上，腐败在很大程度上是机会的副产品。

意大利式的政府并不具有特别的启迪意义，但是奏效。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地区的公众和市民活动事实上都被划分给各个政治家族。所有的工业都成了基督教民主党“殖民地”。对报业、广播业及后来的电视业的控制和利用由基督教民主党、社会党和共产党来分管，它们偶尔也会给那些正在逐步走向衰退的旧派反教会自由人士以一定的津贴。所有的就业机会和福利优惠都被按比例分配给当地、各地区及全国范围的政治团体。从工会到体育俱乐部在内的所有社会组织都被分别划归给基督教民主党、社会党、共产党、共和党和自由党等各派去掌管。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一体制总体来说是种浪费，不利于个体创新和提高财政效率。意大利出现的“经济奇迹”（下文详述）并非得益于该体制，而是在摒弃它之后才产生的。

然而，战后意大利的稳定才是促成国家经济发展和后来社会转型的最关键的必要条件。不管表面看起来显得有多么似非而是，这种稳定又恰恰建立在上述特定的组织分布上。这个国家的大部分人都不会长久地赞同某一政党或政纲，而按比例来选举议员的这种复杂的选举制度所产生出的议会，也分裂为立法时的赞成派和反对派：战后的共和国宪法直到1956年才由宪法法院裁定，而争论已久的地方自治则在时隔14年后才在议会中付诸投票表决。

同样由于某些相似的原因，和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一样，意大利实际上是由那些非经选举而产生的行政官员在管理着中央政府和许多半官方的机构。这些明显属于非民主的产物，导致历史学家们多少有点儿鄙视意大利的政治体制。贪赃枉法、收受贿赂、营私舞弊、拉帮结派、巧取豪夺的行为到处泛滥，一心只为基督教民主党一党垄断制牟利。 然而，在这样的政府庇护伞下，面对传统沿袭下来的困难和新出现的挑战，意大利整个国家和社会表现出了超常的灵活适应性。如果以加拿大和丹麦的标准来衡量，20世纪50年代的意大利需要在公众道德和体制透明度方面有所加强。但是，和过去意大利举国贫困的状态相比，或者和原来经常比较的那些地中海沿岸欧洲其他国家相比，意大利已经取得了很大的飞跃。

战后意大利的状况在一些重要方面可以同奥地利做比较。两国都曾和德国并肩作战，战后都相应地承受了许多损失（意大利向苏联、希腊、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埃塞俄比亚赔付了总计3.6亿美元）。和意大利一样，奥地利也曾是一个贫穷、不稳定的国家，很难从它的最近历史中重获战后复兴。奥地利两大政治组织在两次大战之间不断互相倾轧，斗争激烈。对于1918年从哈布斯堡王朝的废墟上出现的、被斩头去尾的奥地利国家，大部分社会民主党人把它看作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无稽之作。在他们看来，旧奥匈帝国遗留下来的德语区从逻辑上来说应当加入德国，成立一个联合体，而且假如《凡尔赛条约》中有关自决权这一条款能一直生效的话，那么结果很可能就是这样。

奥地利左翼一向受到维也纳和奥地利东部各城市中心区的工人阶级的强劲支持。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奥地利第一共和国执政期内，该国的大部分地区——乡村、阿尔卑斯山区和天主教辖区——都投基督教社会党的票，这个来自外省的保守党反对一切变革，并且怀疑一切外来者。和社会民主党不同的是，基督教社会党并不带有泛日耳曼的情结，也不想融入城市化的、新教徒占主导地位的德国。但他们对社会民主党领导的维也纳工人运动也没有什么同情心；1934年，右翼发起的政变摧毁了社会民主党的“红色维也纳”堡垒和奥地利的民主。自1934年至纳粹入侵，奥地利一直处在教权政府的统治之下，受天主教政党的独断统治。

战后共和国留给奥地利的是并不愉快的首次实行民主的经历。基督教社会党（后更名为奥地利人民党）不无骄傲地鼓吹他们曾在1938年反对德国接管；但对于4年前独力摧毁奥地利民主一事，他们却缄口不谈。社会党人（现在称作社会民主党）有理由宣称自己两次成为受害者：第一次是受1934年的内战之害，第二次是受纳粹之害。但是同他们先前热切盼望同德国合并之事相比，所谓受害，简直不值得一提。社会党领袖卡尔·伦纳博士是奥地利凭1955年“立国条约”建立起来的独立共和国的首任总统，但是先前他直到1938年还在主张奥地利同德国合并。

所以这两个政党都有意将过去遗忘——从战后奥地利对“去纳粹化”的最初尝试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社会党在奥地利是第一大党（党员人数占全国人口的1/4），而人民党靠阿尔卑斯山区乡村和小镇的选民们支持。从政治角度来看，这个国家几乎被一分为二：在1949年的大选中，人民党得票比社会党多12.3万张；1953年社会党得票比人民党多3.7万张；1956年人民党以多12.6万张选票获胜；1959年社会党比人民党多2.5万张选票；而在1962年，又一次翻盘，在425万余张选票中，人民党比社会党多6.4万票。

这些独特的险胜结果使人回忆起两次大战之间奥地利共和国大选的相仿情形。天主教的奥地利和社会党的奥地利因此面临着重蹈覆辙，议会政治蜕变为一场文化内战。即使借助于第三党——人民党，它令人难堪地依靠了前纳粹分子的投票，而它的票数在每一次大选中都逐步下跌——奥地利的两大政党都无法期待组建一个稳定的政府，而任何一项有争议的立法都会引起痛苦的会议。对奥地利民主前途的预测，看来非常渺茫。

然而，奥地利不仅成功地避免了重蹈历史覆辙，还在很短的时间里重新包装自己，成为阿尔卑斯地区民主的典范：中立、繁荣、稳定。这部分是因为它有过被苏联占领的不愉快经历，当时苏联占领了下奥地利，直到1955年才向东部撤退了几公里，从而提醒奥地利它现今有着3个共产党邻国（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这种易受攻击的地位使得它不得不小心谨慎，采取友善和解的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此外，冷战也赋予了奥地利一种与西方合作的伙伴身份，使它保持自由和民主，而这一切原本是奥地利内部难以自我实现的。

但战后奥地利政治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它尽力避免了战前导致其国家分裂的意识形态冲突。由于奥地利不得不这样做——由于1945年后同德国合并已不可能，它的各个政治派别就必须寻找一条共存之路。奥地利领导阶层最终找到了解决方案，通过长久协作的方式来治理国家，消除可能的对抗。在政治上，两大政党同意联合执政，从1947年到1966年，奥地利一直实行社会党和人民党的“大联合”执政。政府各部也经过精心分配，如若由人民党担任总理，则社会党担任外交部长，等等。

在公共行政方面，奥地利同样进行了相应的责任分工制。战后奥地利的公共行政管理主要包括所有公共服务、大部分媒体和从银行到采伐在内的主要经济领域。几乎所有层次的工作都由两大政党之一提出候选人，由双方认同后就任。一段时期以内，这种“各人有份”的制度深入奥地利政治生活，形成了一条庇护和受惠链，他们通过协商、互惠或互换来最终解决争端。通过仲裁而非冲突来解决劳动纠纷，双头政府通过两党合作、共享福利待遇这种体制来消除矛盾。那些年里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使得大联合政府得以掩盖其利益分配上的矛盾冲突，并在实际上求得一致，以构建这个国家的公正平等。

不可避免的是，奥地利社会中有一些群体被排除在外。那些小店主、自由职业的工匠、孤立的农民等等，一切诸如此类的由于其行业或思想不合时宜者，都被排斥在福利分配和社会地位之外。而在那些某一方政党占有绝对优势的地区，也会因要顾及该党成员的地位和利益，而在分配上对他人有失公允。但是，要求避免冲突的压力往往战胜了地方的私利。这种新求得的中立，被热心地采用作奥地利的国家标志，取代了过去那段好争斗的历史——“哈布斯堡王朝”、“德意志”、“社会党”、“基督教”——从而使后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后政治）的联合政府和协同执政的理念开始界定了奥地利的公共生活。

初看起来，奥地利这种解决政治不稳定的途径与意大利的社会变动大相径庭；毕竟意大利的政治大分裂将共产党和天主教分离了开来，这种反差很难体现“后意识形态”。 但在实际上，这两个国家的情形非常相似。陶里亚蒂及其政党的独特性是他们在战后几十年来获得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维护并加强民主的公共生活的制度，甚至不惜有损共产党革命先锋的形象。而且，意大利也是通过一种类似于分工合作管理的制度来分配福利、安排就业，虽然这种制度严重地偏袒了单方面的利益。

如果说意大利的这种政治稳定是付出了惨重的公共腐败的代价的话，那么相比而言，奥地利求得稳定的代价虽不明显，但却同样致命。有位西方外交官曾戏称战后的奥地利是“一部由替角演唱的歌剧”，这一描述非常形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维也纳失去了作为帝国首都的存在理由；在纳粹占领期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这座城市又失去了它的犹太居民，而这些人正是知识精英层和国际公民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而在1945年该城被解放时，只剩下了不到1 000名犹太人。1955年苏联撤军时，维也纳的吸引力甚至还不如声名不佳、早已分裂的柏林。实际上，对许多游客来说，奥地利走出其多事的历史阴影、取得很大成功的措施，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它那单调乏味却又令人宽慰的特性。

然而，在这个逐渐繁荣的“阿尔卑斯共和国”平静的外表背后，奥地利也在以它自己的方式走向腐败。和意大利一样，它以全民族的忘却为代价赢来了新求得的安全。大多数欧洲国家——尤其是意大利——至少可以吹嘘曾经举国抵抗德国的占领，而奥地利却根本没有过类似的抵抗经历。并且和联邦德国人民不同的是，至少在公开场合，奥地利人从来没有被强制承认他们曾经犯下过怎样的罪行。有趣的是，奥地利和民主德国倒是很相似，而且不止在公共机构的官僚独断性质上相同。从地理意义来说，两国都是在地缘上多变的国家，它们在战后的公共生活都建立在默契地构建新的民族认同基础上——只不过奥地利在实践过程中更为成功罢了。

一心改革的基督教民主党、议会左翼和广泛的共识都反对沿袭传统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分裂，不愿意走政治极端化的道路，不愿意陷入政治不稳定，不愿意接受非政治化的公民地位。这些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解决西欧问题的明显轨迹。在各种社会结构中，随处可见意大利或奥地利式的模式。甚至在斯堪的纳维亚，公众的政治运动热情也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高点开始不断降温：在瑞典，从1939年到1962年（战争结束时短期成为一大亮点的）五一节徽章的年销售量逐年下降，只是后来在新一代人的热情追捧下销量才有所回升。

在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不同的结构性的社群（荷兰的天主教和新教，比利时的瓦龙人和佛兰芒人）早就形成了以各自的社群为基础的组织机构来统管大部分活动。在新教占主导地位的荷兰，天主教与新教之间不仅祷词不同，而且还在不同的教堂做礼拜。他们甚至投票给不同的政党，阅读不同的报纸，听自己的广播（后来又收看不同的电视频道）。1959年，在荷兰天主教徒中，90%的孩子上天主教小学；95%的荷兰天主教农民参加天主教农民联盟。天主教徒自己组织旅行、游泳、骑自行车、踢足球；享受天主教社团的保障，死后也只埋葬在自己人的墓地里。

在比利时，讲荷兰语的北部居民和讲法语的南部瓦龙人的日常生活也终生有别，虽然他们绝大部分还是天主教徒。这是因为在比利时，社会群体不仅按照语言而且还按照政治观点来严格划分：有天主教团体和社会党团体，天主教报纸和社会党报纸，天主教广播电台和社会党广播电台，分别服务于各自的荷兰语和法语民众。确切地说，两大社团中都很少有自由派的倾向去鼓吹公有化。

战争和被占领的经历，对早期好争吵的内部派别的记忆，促使人们跨越社群的分立，朝着合作的方向努力。更多的极端运动，特别是佛兰芒民族主义者，就是由于采取机会主义态度而和纳粹合作，而使自己的名声遭到了玷污；总的来说，战争淡化了人们既定的政治党派的身份，但并没有减弱与之相关的社群服务。在比利时和荷兰，天主教政党的一支——比利时天主教社会党和荷兰天主教人民党——20世纪40年代后期起就在政府中确立了自己的固定地位，直到60年后期。

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的天主教各党派在名义上都是一些比较温和的改良派，实际上非常像其他地方的基督民主党，其作用是保护天主教群体的利益，掌控着从国家到各城市、各阶层的统治权，并通过制定国家规划来实现广泛的社会选民的需求。如果不考虑宗教因素，这一描述也同样适用于其他主要敌对党派——荷兰的工党和比利时的工人党（即后来的社会党）。这两个党派都更接近于北欧模式的以工会为基础的劳工运动，而不像地中海地区的社会党，后者更具有激进的传统，经常有反教会的言论，在和天主教的权力斗争中（和分赃方面）很少显露出不安。

正是这种战后自我维持的文化族群和改良主义的左翼、右翼政党之间明显的混合，构建了低地国家的政治平衡。然而，情况并不总是如此。尤其是在比利时，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严重的政治暴力事件，佛兰芒分裂主义者同列昂·德格莱伊的法西斯主义派相互争斗，危及议会政府，自60年代开始，这个国家又经历过一次新的、更加扩大分裂的族群之间的斗争。但是，老牌的政治和行政精英们（以及当地天主教统治集团），他们的统治曾在1945年短期内受到过威胁，通过大幅度提高福利并且实施其他各种改革而得以重新掌权。从而使种族社群得以生存到20世纪60年代，这种落伍过时的前政治时代的做法，正好延续到为激烈的经济转型时期提供了文化和体制上的稳定因素。

战后欧洲政治稳定最富戏剧性、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桩大事，现在看起来最不足为奇。到1955年加入北约组织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早已充分准备步入经济复兴之路，但是波恩的共和国更引人注目的是在错误的根基上取得了成功，令东西两大阵营的许多观察者都大跌眼镜。康拉德·阿登纳引导联邦德国安全地渡过了新纳粹主义和亲苏的中立主义相夹持这种腹背受敌的困境，虽然遭遇了来自国内外的一些批评和谴责，却在西方联盟中间安全着陆。

战后德国在体制建设上力避重蹈魏玛共和国的覆辙。政府权力被分散：主要的行政管理权和服务经费被分解到各州地方政府。其中有些州，如巴伐利亚、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相当于在19世纪时期并入日耳曼帝国的德意志独立公国。其他一些州，例如西北部的莱茵兰——威斯特伐利亚州，是为了行政管理方便而对一些旧的区划做归并或分割。

1955年，西柏林也成为一个地区，因而在上议院享有地方代表的议席（虽然其直接选举产生的下议院代表在全体会议上不享有投票权）。和以前相比，中央政府的权力一方面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因为西方盟国曾谴责说，希特勒的兴起是因为普鲁士的权威主义政府传统，需要防止历史重演；另一方面，下议院不可随意弹劾已经当选的总理及其组阁的政府，除非他们事先已经准备好了合适的继任人选并能保证其在议会选举中获胜。这样限制的目的，是防止出现魏玛共和国最后时期连续地表现出的政治上的不稳定和政府的虚弱，同时进一步加强实力派总理的权力并延长其任期，如康拉德·阿登纳及其后任赫尔穆特·施密特和赫尔穆特·科尔。

对冲突转移或者包容冲突的关注促成了西德的公共文化。“社会市场”的立法目的是要减少劳动纠纷和经济争论政治化的危险。根据1951年的《共同决议法》，煤炭和钢铁这些重工业行业的大公司必须在监事会中含有雇员代表，这一做法后来又推广到其他行业和小企业。联邦政府和各州活跃于各经济部门；虽然原则上反对国有化的垄断做法，但20世纪50年代基督教民主党治理下的国家拥有或掌控了40%的煤铁生产，2/3的发电厂，3/4的铝制造业，并且关键的是，控制了德国的大部分银行。

换句话说，权力的分散并不意味着政府不管不问。通过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控股公司）积极参与经济活动，联邦德国地方和中央政府利用政策和实践，引导并鼓励求得社会安定和个人福利。银行在政府和企业之间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银行家通过坐镇企业董事会担负着关键作用。德国经济又恢复到了以前的样子，尤其是在定价和市场分配上。尤其在地方一级，各地很少受到纳粹时代官僚、商人和银行家的多少影响，因而到了50年代后期，联邦德国经济的运行大体上和前几十年大托拉斯和卡特尔集团经济的模式十分相似。

这种事实上的社团主义也许并非美国监督人头脑中的新德国的共和国模式——托拉斯及其权力曾被认为是使希特勒上台的推波助澜之主要因素，并且总是不利于自由市场。如果是经济学家路德维希·艾哈德——阿登纳执政时期曾长期担任经济部长——掌权的话，联邦德国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将完全变个样。然而，按照基督民主党的计划方案，出于社会总体原则和实用主义的考虑，受制约的市场和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紧密关系得到了有效调解。工会和商业组织之间在大部分问题上能相互合作——这些年来经济蛋糕飞速增大，大多数需求都得到了有效处理，避免了许多矛盾冲突。

自1949年联邦德国第一次大选直到1966年，基督教民主联盟一直顺利执政；1963年康拉德·阿登纳以87岁高龄离职前，他一直掌管着波恩政府的事务。以康拉德·阿登纳担任总理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之所以能够多年称雄政坛，原因诸多。其中之一是因为天主教会在战后的联邦德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原来新教占统治地位的勃兰登堡、普鲁士和萨克森地区现在都落入了共产党之手，天主教徒就占据了联邦德国人口的半数以上。在保守的天主教徒占选民绝对优势的巴伐利亚，当地的基督教社会联盟拥有不可动摇的力量基础，并以此来确保自己作为少数派联盟在阿登纳政府中占有永久的一席之地。

阿登纳自己也老马识途，牢记当年教会成了俾斯麦文化斗争靶子的威廉帝国时期的状况；他告诫自己谨防从新的势力平衡中过分攫取利益，以免冒险重新挑起教会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尤其是在纳粹统治时期德国教会曾有过明显的不光彩的记录之后。因而从一开始起，他就寻求途径，力图使他领导的政党成为全民性的而非单一的、排外的基督教选举工具，强调基督民主党在普遍范围内的社会吸引力。在这一点上，他做得非常成功：在1949年首次选举中，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只是险胜社会民主党，但是到了1957年，他们就赢得了双倍的选票，结果以高出对手50%的选票获胜。

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这两大政党之间通常会确保在全国大选中赢得44%左右的选票）联手获胜的一个相关原因是：和意大利的基督教民主党一样，它吸引了大量的选民。和低地国家的同僚一样，巴伐利亚的基督教社会党的吸引力有限，只是赢得了当地一个保守的忠实教徒社团的选票。而阿登纳的基督教民主联盟，虽然仍然坚持传统的保守主义文化，比如说，在许多小镇和乡村社区中，当地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活动家会联合天主教会和其他基督教团体，控制并审查电影节目，但是在其他方面，尤其是在社会政策方面，则表现得非常具有广泛性。

通过这种方式，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建立了一种跨地区、跨教派的政治基础。他们获得了来自乡村和城镇、来自劳资双方的选票。当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专权掌控国家之际，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也已经掌控了一切。在经济政策、社会服务和福利以及尤为敏感的民主德国、联邦德国分裂、众多德国流亡者的前途问题上，阿登纳领导下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始终以大众保护伞的姿态坚守阵地，这是一种有别于以往德国政治文化的新起点。

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成功后的最大受害者是社会民主党。表面看来，社会民主党原来应该有更好的结果，但是他们失去了向来属于他们的德国东部和北部社会党人的选票。然而，阿登纳的反纳粹经历也是有污点的：直到1932年，他还在认为希特勒值得信赖，幸亏他在1933年被纳粹当作怀疑对象（当时他被剥夺了科隆市长一职），并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内作为政治敌人而被短期囚禁。如果没有这些记录的话，不知道西方盟国是否还会扶持他一路青云。

另一方面，社会党领袖库尔特·舒马赫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彻底的反纳粹主义者。1932年2月23日，他在德国国会说了一句名言，称国家社会主义是“不断地诱惑着人类内心的蠢猪”，在德国历史上唯有它才成功地“不断鼓动着人类愚蠢的一面”。1933年7月被捕后，在12年里，他在集中营里度过了大部分日子，身体状况严重受损，影响了寿命。然而，身体瘦弱、佝偻的舒马赫却显示出他个人的英雄主义色彩，在战后，他毫不动摇地坚持认为德国必须承认自身的罪行，这不仅表现出他是社会党的天然领袖，更展示出他是战后德国唯一一位能向德国同胞提供道德天平的政治家。

可惜的是，舒马赫虽然品行兼优，却很奇怪地不够果敢，未能及时抓住这一新的欧洲大国的大权。他出生在普鲁士的克雷斯泰特，不忍心看到德国分裂或失去中立。他不喜欢、也不信任共产党，对它丝毫不抱幻想；但他似乎坚信非军事化的德国将会获得安宁，从而决定自己国家的命运，只有这种环境才对社会党人有利。他彻底反对阿登纳倒向西方盟国一边，明显地反对让德国永无休止地分裂下去。在社会党看来，恢复一个主权的、统一的、政治上中立的德国，要比任何国际纠纷都重要。

阿登纳热切地谋划西欧一体化，这一计划引起了舒马赫的特别注意。舒马赫认为，1950年的舒曼计划是为了构建一个“保守主义、资本主义和教会势力联合，并且受卡特尔统治的”欧洲。他的这一观点是否完全正确姑且不论。问题在于舒马赫领导的社会民主党没有提出任何可行性方案。在1949年联邦德国的首次大选中，社会党将它关于民族化和社会保障的传统党纲同德国统一与中立的主张结合起来，受到人们尊重，获得了29.2%的选票和693.5万选民的支持（比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少了42.4万张选票）。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联邦德国紧跟西方联盟，形成了早期的欧洲联盟计划，而社会民主党的经济预言又遭遇了早就命中注定的失败，使自己陷入了困境。在1953年和1957年的大选中，社会民主党的选票只是略有上升，处于停滞状态。

1959年，距离舒马赫英年早逝仅7年之后，新一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就正式抛弃了该党长达70年之久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为生存之需而妥协接受了联邦德国的现实。马克思主义在战后德国社会主义中的作用也仅仅是口头上的，社会民主党即便早期还有一点儿革命的雄心壮志的话，到1914年也就不再有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决定放弃社会党的马克思主义纲领，调整新的实质性思考。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德国在欧洲经济共同体中的新角色并不满意，但还是采取了妥协的态度，一方面接受德国参与西方联盟，另一方面改变自己，成为跨越阶级性的大众党——而不再只依赖工人阶级——他们以前曾经严肃地挑战过阿登纳的专权。

社会民主党的改革者们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他们在1961年和1965年大选中改进了做法，为自己赢得了1966年“大”联合组阁的胜利，这是当时维利·勃兰特领导的社会民主党自魏玛时代以来的首次入主政府。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后来他们却为此次胜利付出了代价。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一向反对阿登纳的大部分政策，他们反而在漫不经心之间促进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政治稳定。在联邦德国，共产党历来表现欠佳（1947年大选中只有5.7%的选票，1953年是2.2%，1956年遭联邦德国宪法法院取缔）。社会民主党从而得以依靠政治左翼而独掌大权，并且吸收了当时社会上的一切年轻、激进的反对派入党。一旦它同基督民主党一起执政，并且接受了较为温和的改良方案，社会民主党就失去了极左势力的支持。这样一来，就导致在议会之外给新一代的政治上不稳定的激进分子留下了空间。

联邦德国的政治领导人们不必担心会出现新的纳粹分子，因为国家基本法明确规定严厉取缔这一类政党。然而，实际上还是存在着千百万先前拥护纳粹分子的选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分化进入不同的主流政党之中。而且现在又多出了一种选民：回归者——那些从东普鲁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地被驱赶过来的日耳曼种族的人。在总数约1 300万的流亡者中，接近900万人最初被安置在西方占领区。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通过柏林向西涌入的难民人数不断增加，从德国东部又涌入了大约150万的流亡者进入联邦德国。

最主要的是，这些小农场主、小店主、商人和回归者的人数太多，不容忽视，作为日耳曼种族人，他们的公民权和难民权受到了1949年基本法的明确保护。在联邦德国早期，比起其他德国人来，他们更加缺少适当的栖身之所，就业无望，所以他们在投票选举中表现更加强烈，在一切问题中，他们最突出的政治意愿是：回到他们的原籍，夺回现在苏联集团手中那些原本属于他们的财产，或者实在拿不回来的话，那就要求得到应有的损失赔偿。

除了这些回归者外，还有几百万名退伍军人——在1955年赫鲁晓夫同意遣返战俘营里的战俘后，这批人数更是大为增加。和那些回归者一样，这些退伍军人及其代言人都认为他们首先是受到这场战争虐待的受害者，在战后又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一切有关德国、尤其是德军以前的言行理应遭到报应的说法都遭到了愤怒的反驳。阿登纳领导的德国更倾向于以三重受害者的形象示人：首先，是在希特勒统治时期成为受害者，有些影片非常成功地塑造了战争中的大多数德国好人是在与希特勒做斗争的形象，如《最后的桥》（1954）讲述了一位女医生反抗纳粹的故事，还有1955年的《告密者》；其次，是在敌人手里受害，战后德国被炸弹摧毁的城市残迹更让人相信，德国人在家里和在战场上一样，都遭受了敌人的残酷摧残；最后，由于那些恶意“歪曲了的”战后宣传普遍让人深信不疑，它故意夸大了德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而低估了它的损失。

在联邦共和国早期，有某些迹象表明，这些伤感情绪会成为影响德国政治发展的重要阻力。在1949年的大选中，就有48个议会议席——3倍于共产党得到的议席，和自由民主党的议席大致相当——落入颇受欢迎的民族主义右翼各党派之手。那些被允许成立政治组织的难民立刻成立了“回归者和被剥夺权利者团体”：在1950年石勒苏因格——荷尔斯泰因的地方选举中（这里曾是纳粹党在乡村的坚强堡垒），这一“团体”赢得了23%的选票。第二年，在邻近的下萨克森州，一个性质类似的“社会主义国家党”获得了11%的选票。正是觉得这样的选民绝不可小觑，康拉德·阿登纳才小心翼翼，避免直接批评近来德国的历史，而是在德国的一系列问题上明确谴责苏联和西方联盟，尤其是针对由于波茨坦公告而引发的那些问题。

为了安抚并满足那些回归者和他们的支持者，阿登纳和基督教民主联盟对东德采取了强硬路线。在国际关系中，波恩坚持在最后召开和平会议之前仍依法维持1937年的德国边界线。根据1955年提出的荷尔斯泰因决议原则，联邦德国拒绝和一切承认民主德国的国家建交（并且公开地拒不承认波恩1949年的《基本法》中提出的代表全体德国人一说）。唯一的例外是苏联。1957年，铁托承认民主德国，阿登纳和南斯拉夫断绝了外交关系，显示出波恩的强硬态度。接下来的10年间，联邦德国和东欧的关系进入了冰冻期。

在国内事务方面，除了投入大量资源帮助那些回归者、归来的战俘及其家眷回归并融入德国社会外，20世纪50年代的德国政府主张对德国的近代历史不做任何明显的批评。1955年，外交部正式抗议当年加纳电影节上放映的阿伦·雷奈的纪录片《夜与雾》。由于联邦德国即将以正式成员身份加入北约组织，这部电影会伤害它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用官方抗议的话来说，它“强调提醒人们不忘过去的苦难，将扰乱电影节上的国际和谐关系”。法国政府及时做出回应，取消了这部电影的放映。

这绝不是一时的反常现象。到1957年为止，联邦德国内务部一直封杀沃尔夫冈·斯陶特（民主德国公民）根据海因里希·曼的《稻草人》所拍的电影，它反对影片中所提出的观点，即德国的独裁主义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这一切似乎证实了战后德国正在患着一场集体失忆症，然而现实却更为复杂。德国人并非如此健忘，而是采取了有选择的记忆。在整个50年代，联邦德国官方主张采取这样一种使人感到舒服的观点：在德国历史上，魏玛时代是英雄的时代，纳粹分子只是一小撮，何况他们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就是在这样一种系列性的失忆的过程中，被关押的战犯很快就被逐步释放，回归平民生活。与此同时，罪行最严重的战犯，包括那些在东欧地区和集中营中犯下过滔天罪行的战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都逃过了调查审讯。虽然1956年在斯图加特建立了国家司法部的总部，但地方政府直到1963年在波恩的施压下才开始对被起诉者进行调查审讯，在1965年联邦政府将谋杀罪的法定追诉时效延长至20年后才开始真正见效。

对于这些事情，阿登纳本人抱着复杂的心态。一方面，他清楚地感到，对此持谨慎缄口的态度，要比承认过去的事实而激起公众愤怒来得稳妥，因为那一代德国人虽然过分地以道德妥协的态度来实施民主，但却不可能为此偿付高昂的代价。其他任何措施都有可能引起右翼势力的死灰复燃。舒马赫曾对深受德国人迫害的犹太人公开表示同情，德国总统西奥多·胡斯1952年11月在卑尔根——贝尔森也说过：“Diese Scham nimmt uns niemand ab.” 和他们不同的是，阿登纳对此几乎从不发表什么看法。事实上，他只提到过犹太受害者，但从来没有说过任何有关德国的暴行。

另一方面，他又感受到了一种无法抗拒的必须做出赔偿的压力。1952年9月，阿登纳和以色列总理摩西·夏雷特达成协议，对幸存的犹太人多年来的损失做出赔偿，总金额达1 000多亿德国马克。为达成这项协议，阿登纳在国内承担了一定的政治风险：在1951年12月的民意调查中，只有5%的联邦德国公民承认对犹太人“有罪”。另有29%的民众认为德国可以对犹太人给予一定的赔偿。其他人抱有两种观点，一种（约占被调查者的2/5）认为只有那些“犯下过什么事的人”才应承担责任并进行赔偿，一种（21%）认为“在第三帝国时期，那些犹太人本身也应该对所发生的一切承担部分责任”。1953年3月18日在德国国会的会议上，赔偿协议引起了辩论，德国共产党反对，自由民主党弃权，基督教社会联盟和阿登纳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内部也发生了分歧，许多人反对做出任何赔偿。为了通过这项赔偿协议，阿登纳只好依赖他的政敌社会民主党人的投票。

阿登纳曾不止一次利用国际上害怕德国纳粹复苏的恐慌情绪来推动联邦德国的盟友朝着他所希望的方向前进。他提出，如果西方盟国希望德国在欧洲防务上采取合作态度的话，那么它们就不该谴责德国的行为或者重提过去的灾难。如果它们想阻止国内政治势力的反对的话，那么它们应当坚定地站在阿登纳这边，反对苏联关于民主德国的计划，等等诸如此类。西方盟国对阿登纳的意图了然于胸，但它们也看清了德国的民意所向。因此，它们允许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自由偏离，并且接受了他的观点，即坚持认为只有他才能斡旋于它们之间，这也是一种尽可能稳妥的选择，以及如果要他排除国内困境的话，他需要外国的让步。1951年1月，连艾森豪威尔都宣布阿登纳把魏玛和纳粹混为一谈是一种错误——因为阿登纳说：“德国士兵为保卫祖国而英勇地、光荣地作战。”艾森豪威尔的后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李奇微将军也一脉相承地要求盟军司令部在1953年赦免东线战事中的全部德军军官战犯。

阿登纳的言行并没有拉近他和他的对话者们的距离，迪恩·艾奇逊尤其反感在达成协议前，波恩坚持必须满足一些条件，才肯加入文明国家的群体，好像联邦德国反而是在给获胜的西方盟国面子。偶尔也有那么几次，华盛顿和伦敦方面一旦公开表示愤怒，或者它们有可能背着波恩在和莫斯科谈判的时候，阿登纳就会立刻扭转政治局势，以利于自己——他会提醒德国选民说德国的盟友有些不牢靠，而只有他自己是值得信赖的，只有他在照顾民族的利益。

20世纪50年代，德国国内支持重整军备的呼声并没有多么强大，在战败后仅11年即1956年重新组建的联邦德国军队“联邦国防军”也并没有引起人们多大的热情关注。甚至阿登纳本人也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就他而言并无多少真诚在内地坚称他正在回应国际方面的压力。20世纪50年代初由苏联支持的“和平运动”取得的成绩之一是，它说服了许多联邦德国人，使他们相信只要宣布“中立”，他们的国家就可以重新统一，可以获得安定。50年代初，超过1/3的成人投票赞成在任何情况下，应建立一个中立的、统一的德国，将近50%的人希望联邦共和国在任何战争中宣布中立。

由于德国问题一直被认为最有可能引起欧洲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因而德国人的这些想法反倒显得有些奇怪了。但是，实际上作为美国的受保护国，联邦德国虽享有一定的特权，但它的一些公民却对此耿耿于怀，并不觉得有安全感，这也是战后联邦德国的怪事之一。这种怨恨之情到了50年代末逐步加深，因为事态越来越明朗，德国有可能成为核战争的战场，受到他人的完全掌控。

早在1956年，阿登纳曾警告说，联邦共和国不可能永远成为“核武器问题上的附属国”。到了60年代初，很显然，西方盟国和莫斯科之间已经就此敏感问题达成了协议，它们双方将永远禁止德国拥有核武器，阿登纳怒火中烧。 从短期内看来，波恩共和国似乎不再效忠于华盛顿，而有可能转向巴黎的戴高乐政府，因为他们两国都对强硬而专横的英美怀恨在心，都怀疑美国想摆脱对欧洲各国的责任。

当然，法国一心想要成为独立的具有核威慑力的国家，这对联邦德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也是戴高乐老谋深算地竭力利用时机、瓦解波恩和它的美国盟友之间关系的策略。1963年1月14日，在同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戴高乐曾说过，他对英国加盟欧共体说“不”，却“同情”联邦德国想获得拥有核武器的地位。在接下来的一周里，他把这种“同情”转变成了法德之间的友好条约。然而，虽然经过了大肆鼓吹，条约本身却空洞得很。阿登纳公然转向的做法在他党内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后来在1963年下半年，他的同事们想密谋将他赶下台，以表达他们对北约组织的忠心。而在所有人当中，戴高乐本人对德国人并不抱有任何幻想。6个月前，在汉堡，这位法国总统曾面对狂热的群众高呼：“法德友谊万古长青！你们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但却对他的一位助手评论说：“要是他们真的还是一个伟大的民族的话，他们就不会对我如此欢呼了！”

然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管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冷淡，联邦德国的领导人中还没有人胆敢为了法国人提供的这一机会而和华盛顿翻脸。此外，阿登纳的外交政策手腕迎合了潜藏在德国民众内心对不得不听从于美国而产生的怨恨之情。回顾往事，不难发现战后的联邦德国狂热地接受美国的一切；在这些年里，美国大兵驻守在德国的中部和南部，德国民众对美军的军事装备、军事基地、护航舰队、电影、音乐、食品、衣服、口香糖和美元现金青睐有加，因为他们的自由和安全受到了这些美军的保护。

但实际情况却要复杂得多。大部分美军（和英军）士兵就个人而言还是比较受欢迎的。但是随着被西方（而非苏联）“解救”后那种释怀的感觉逐步消退，其他各种情绪就浮现了出来。战后盟军占领后那段时期内百姓生活的艰苦，和纳粹统治时期相比，很不尽如人意。在冷战时期，许多人责备美国将德国置于“它”同苏联冲突的中心，让德国去冒险。还有许多保守派人士，尤其是南部的天主教徒，把希特勒的上台归咎于西方的“世俗化”影响，认为德国应当从现代的纳粹主义、共产主义及“美国主义”三大罪恶中探索出一条“中间道路”。而处在西方联盟东部边缘的德国的逐渐崛起，在潜意识里会令人回想起纳粹德国曾经自封的角色，认为它可以担当起欧洲的文化堡垒，对抗亚洲的苏联集团各国。

此外，联邦德国的美国化进程，外国占领军无处不在的身影，和德国民众现行的经过净化的思想与愿望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愿望出自20世纪50年代初的国产怀旧片。这些所谓的“国产”影片，通常以德国南部的某个山区景色为背景，以爱情、忠贞和群体为情节特征，服装体现了时代和地区特色。这些高度流行的娱乐片毫不掩饰其矫揉造作的风格，往往是纳粹时期电影的忠实翻版，有些甚至在片名上也不惜雷同（例如1950年的《黑森林少女》就是1933年同名影片的重拍本）：这些影片的导演如汉斯·德珀早在纳粹时期就享有盛名，而年轻些的如鲁道尔夫·勋德勒等又是前者们一手培养的。

一些影片的名字，如《绿色的原野》（1951）、《微笑的乐土》（1952）、《白丁香花又盛开了》（1953）、《维多利亚和她的轻骑兵》（1954）、《忠实的轻骑兵》（1954）、《欢乐的村庄》（1955）、《盛开的阿尔卑斯山玫瑰》（1955）、《来自黑森林的罗琦》（1956），等等，好几十部诸如此类的影片，勾画出了一片未遭炮火的乐土，一批未遭流亡命运的民众，富有“浓浓的德国味”：那些金发碧眼的白种人充满了健康的乡村气息，纯朴而快乐。片中人物怡然自得的闲居生活营造了一种舒适惬意的社会氛围，他们不仅没有受到东、西方势力的侵占，而且远离了罪恶，没有受到德国最近历史的玷污，纯洁无瑕。

德国国产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联邦共和国早期那种乡村的、保守主义的气息，那种一心想置身世外的愿望。德国成年人中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这可能也是促成德军解甲复员的因素之一。1950年，战后首次人口统计显示，联邦德国家庭中1/3的户主是离异女性或寡妇。1955年和1956年，即使把那些从苏联释放后回归的战俘计算在内，还是存在男女比例失调的现象：1960年，联邦共和国女性人数远远超过男性，为126∶100。英、法两国的状况更甚，在公众心目中，家庭和家务事是首要的。在这样一个女性占主导地位的世界里，许多女性单身肩负着全职工作和抚养孩子的双重责任 ，她们经历了战争最后几个月和战后最初几年的恐惧的私人回忆，那些所谓的国家、民族主义、重整军备、军事辉煌或意识形态矛盾等言辞对她们来说，没什么吸引力。

通过精心思考，领导者采用了一些新的公共目标来取代过去那种不切实际的狂妄野心。1952年2月4日，在对国人指出舒曼计划的重要性时，康拉德·阿登纳对他的内阁解释说：“必须赋予人们一种新的思想意识。它只能是一种欧洲式的思想。”根据联邦德国本身的特性，只有通过加入国际组织，才能使之独立地恢复它的主权；而欧洲这一概念本身就可取代德国公众生活的空洞乏味，可以消除德国民族主义的本质，而这也正是舒曼计划所明确期望的。

对那些知识界和政界精英来说，这种转移精力的做法行之有效。但对那些整日为生活而奔波的女人们来说，这种旧政换新政的做法不是建立一个全新的“欧洲”，而是提供生存和走向繁荣的机会。根据英国工党政治家休·达尔登的说法，战争快结束的时候，温斯顿·丘吉尔曾经表示，希望德国成为一个“富裕却无能力的”国家。于是事实也就如此，甚至比丘吉尔所指望的还要快、还要有效。希特勒战败后的20年里，联邦德国人民的精力根本无须指引就偏离了政治，而转向了生产和消费：整个国家都在全心全意地朝那个方向发展。

对于大多数联邦德国人民而言，生产、节省、获得、消费不仅仅是首要的，而且也是普遍认可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目标。多年后，回顾当时联邦德国的这种奇特的集体大转型以及全民一心扑在工作上的热情，作家汉斯·马格努斯·恩森斯伯格写道：“如果你没有看到他们已经把缺点转换为优点的话，你就无法理解德国人的这种令人惊异的能量。从某种实际意义来讲，他们失去了思想，但这也造就了他们后来的成功。”

希特勒垮台后，德国人那种对非道德命令的盲从遭到了全世界的谴责，但他们却把这种积极服从的缺点变成了全民族的优点。在彻底战败后，德国摇摇欲坠，接着又遭遇外来的占领，联邦德国乖乖接受了强加于其头上的民主，这在10年前可是令人不可思议之举。早在一个世纪之前，海涅就首先观察到德国人身上具有的“献身统治者”的特性，但20世纪50年代的德国人却以同样的献身精神，一门心思关注产品生产中的高效、细节和优质，赢得了世界的瞩目。

这种为繁荣建设而新发现的献身精神尤其受到了老一辈德国人的明确欢迎。进入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许多超过60岁的老人们——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当权派——还都认为独裁时代的生活更加美好。但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表明，联邦德国被动的日常生活所带来的安宁，远远超过了他们的预期，令人欣慰。倒是较为年轻的一代反而更加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这“多疑的一代”男男女女都出生在魏玛共和国的末期，刚好经历过纳粹的年代，但却还太年幼，因而并未参与到任何纳粹的罪行中去，从而他们对德国的新秩序更是抱着多疑和不信任的观点。

对出生在1927年的作家君特·格拉斯和社会学理论家尤尔根·哈贝马斯这类人而言，联邦德国是一个没有民主人士的民主社会。联邦德国的人民从希特勒时代的极度闲逸一跃进入了消费时代，他们在逐步走向繁荣的过程中平息了对过去罪行的记忆。在德国人从关注政治转向私人积累财富的转变中，格拉斯等人注意到了民众在推卸过去和现在的公民责任。他们极力赞同贝托尔德·布莱希特反对那种“先填肚子，后讲道德”的说法。西柏林市市长恩斯特·路特在1947年3月解释道：“再没有比‘先填肚子，后讲道德’更危险的说法了。正因为我们允许这句话所示意的道义之错横行，才导致了我们今天的饥寒交迫。”

哈贝马斯后来致力于对“宪政爱国主义”的研究，他认为只有这种民族情感才会合适地、谨慎地激励他的国民奋发向上。他最初出现在公众视野，是源于1953年他发表在《法兰克福汇报》上的一篇文章，该文攻击马丁·海德格尔重新发表的一篇在海德堡的演讲稿，这篇讲稿最初提出了纳粹主义“内在的伟大性质”。当时这次事件是孤立的，并没有引起多少国际关注，但是树立了一个标志，成为后来10年间引起对海德格尔激烈质疑的起源。

雷纳·维尔纳·法斯宾德（生于1945年）在他1978年的影片《玛利亚·布劳恩的婚姻》中，尖锐地批评了联邦德国在年轻一代批评家眼中所显现出的一系列缺点。片中女主角从战败的废墟上爬起来，面对着“浑身破落的德国男人们”，很冷酷地抛却了过去的历史，宣称“这不是谈感情的好时候”。于是，玛利亚以百折不挠的精神，一心一意投入了全民性的赚钱行列，表现得如鱼得水。沿着这条道路，她从一个容易受伤的弱者转变成了一个玩世不恭的人，一方面利用一切资源、男性的感情和易受骗心理——包括一名美国（黑人）士兵，另一方面又坚守着对她丈夫赫尔曼的“忠贞”，她的德军丈夫当时正被关押在苏联，而影片对他在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却故意隐晦不提。

玛利亚的一切社会关系、取得的成就以及获得的舒适生活都是以金钱来衡量的，这一切都集中体现在她为迎接丈夫归来而准备的那所焕然一新、装备齐全的房子上。然而，正当他们即将重温幸福婚姻旧梦之时，他们的世俗财富却因一个小小的疏忽而瞬间灰飞烟灭：在他们全套现代化装备的厨房间，一只煤气开关爆裂了。而此时此刻，收音机里正在歇斯底里地欢呼着联邦德国赢得了1954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对于法斯宾德和下一代对联邦德国极为不满的愤怒青年来说，在新的欧洲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德国，虽然具有了新的品质：繁荣、妥协、政治安定、默许不再唤醒本国早已沉睡的过去，不再惹是生非，然而这些都还不足以掩盖掉以往的过失。它们是披着伪装新衣的旧疾。 q2BaGYevl7uO1A7dSpM4z2k87rOxsN1EpjKAL/RsNB85jh2xFHxw1biW3tUCsqG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