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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赛夏好比画家给福音书的作者配对的牛，又勇敢又聪明。夏娃接受大卫求婚，对他身心相许的那天晚上，大卫坐在夏朗德河边的闸板上发愿挣一份巨大的家私，主要是为夏娃和吕西安，不是为他自己。自从吕西安动身以后，大卫就想赶快挣起这份家业来。他要配合妻子的身份，给她一个富裕高雅的环境，同时也要大力支援吕西安的雄心壮志，这个计划在大卫眼中好象每个字都是用火焰写的。出版界，文艺界，科学界的大发展，新闻事业，政治活动，一切国家大事都有人讨论的趋势，复辟政府稳定以后的整个社会动向，使纸张的需要量比大革命初期，有名的乌佛拉根据相仿的理由做投机的时代，差不多增加十倍。可是一八二一年时，法国纸厂林立，不能希望再象乌佛拉那样包下几个主要厂家的出品，来一个独家经营。再说大卫也没有胆气和资金做这种投机生意。造卷筒纸的机器已经在英国运转。可见发展造纸工业，适应法国文明的需要，确是一粧刻不容缓的事。我们的文明倾向于样样事情都要讨论，每个人的思想要不断的发表，这真是国家的大患，因为多议论的民族总是很少行动的。所以说来奇怪，一方面，吕西安投入新闻事业那个庞大的机器，不怕弄得智穷才尽，身败名裂，另一方面大卫·赛夏在印刷所中也在关切报刊的动态，注意报刊的物质方面的影响。他要找出新方法来配合时代所追求的目标。他看准制造廉价的纸张是一条生财之道，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有先见之明。最近十五年内；发明执照局收到的申请书不下一百多件，都自称为发现了造纸的新原料。
大卫愈来愈相信这项发明的用处，虽然不能享大名，发一笔大财是肯定的。从舅子去了巴黎以后，大卫便老是全神贯注，转着念头，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不如此。为着结婚和筹措吕西安的路费，他的资金都用完了，初婚的生活很艰苦。他只留着一千法郎做印刷所的开销，可是还有一张期票在药房老板卜斯丹手里，欠着一千法郎。因此对这深刻的思想家来说，问题是双重的：既要赶快发明一种廉价的纸，又要把这桩发明的好处派作家用和经营印刷的资本。经济窘迫的情形不能让人知道，眼看一家的生活费没有着落，印刷所的行当又一点马虎不得，需要时时刻刻留神；同时还得凭着学者的热诚和乐而忘返的精神，在不可知的天地中摸索，探求那个费尽心思而愈来愈渺茫的秘密，这一大堆牵肠挂肚的事不知要怎样的头脑才能应付！不幸我们以后要看到，除了公众的忘恩负义之外，发明家还有许多别的痛苦。一事不做的人，无能的人，向大众提到一个天才，总说：“他是生来做发明家的，不会干别的事。咱们用不着感谢他们，正如用不着感谢天生的君主！他不过是发挥他天赋的才能！工作本身便是他的报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