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战役

莫德尔与新上级—第4步兵军军长里奥波德·托马斯·亚历山大·维克多·冯·施韦德勒（Leopoid Thomas Alexander Viktor von Schwedler）的关系平平。施韦德勒出生在莱茵河谷一个叫圣果阿斯豪森（Goarshausen Duitsland）的小镇上，是一个具有反纳粹意识的老派军官，他已在第4军干了6年，这里基本上是他的地盘，而且因为资历老、人脉广，施韦德勒颇有权威。但是他的战术思想十分保守，因此整支部队暮气沉沉，毫无生机。莫德尔事必躬亲、雷厉风行的作风与整个军团格格不入，他“精力旺盛的胡闹”让军官们害怕，却得到士兵们的喜爱。军事训练是莫德尔最关心的问题，此时，争吵已经成为莫德尔工作的标准模式之一了。

◎ 1926年，团长莫德尔中校

◎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莫德尔。

◎ 1920年

◎ 1920年

与莫德尔在第4军共过事的军官后来开玩笑说：“莫德尔在1939年就以元帅的方式在管理我们了。”诚然，在这里莫德尔也收获了一些可贵的东西，譬如第4步兵师的皮林（Pilling）少校，莫德尔很欣赏他，认为他年轻，有活力，有着非比寻常的灵活性。后来皮林一直追随莫德尔，担任他的第二副官，直至莫德尔自杀。

1939年1月，德国驻布拉格的离任武官图森（Toussaint）上校应莫德尔邀请来到德累斯顿访问。两人讨论的内容人们不得而知，但此时希特勒对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变得急不可耐了，处于捷克西部边境的第4军为此紧张地进行备战，以便随时越境发起突袭。3月，莫德尔又一次身着便衣，秘密前往布拉格访问，此行历时两天（莫德尔的夫人在3月6、7日的日历上记载着“瓦尔特在布拉格”），他侦察了通往布拉格的路线及那些可能被捷克军队设置为防御阵地的地点。诚然，这样的侦察并没有多大意义，但它体现了莫德尔的主观能动性和极强的责任心。

布拉格最终又以不流血的形式被德军占领，于是士兵们认为得到胜利可以轻而易举，对莫德尔苛严的训练方式更加不满，他的助手—作战参谋官奥托·波依德拉（Otto Beutler）中校是一个跟施韦德勒很相似的传统军官，也成了莫德尔开展工作的阻力。莫德尔觉得自己在第4军难以施展抱负。

在第4军，因为管理上的重叠，莫德尔无法真正地控制好分散驻扎在好几个地方的3个师和其他的一些单位。

波兰问题很快成为新的热点，妻子胡伊森曾就此问过莫德尔，莫德尔说：“这一次的情况太棘手了，很可能是战争。”胡伊森又问：“然后呢？”莫德尔说：“那我们就占领那里。”说这些话的时候，莫德尔是毫无罪恶感的。

根据8月20日第4步兵军提交的部署计划，他们将到达波兰下西里西亚（21日，莫德尔的妻子在日记里写道：“沃尔特离开了家。”）。因为要突然袭击，最高统帅部（OKH）一直在避免进行全国总动员，所以当最终的进攻波兰的命令在8月28日传来时，第4步兵军刚刚在过去的3天内完成了各种不同的任务，各个师能否如期移动到规定的集结地区，莫德尔的心里也没谱，他们的进攻区域是下西里西亚奥博莱（Oppeln）和萨克森的前国王城堡。

尤其是在29日，莫德尔发现原本隶属于该军的第24步兵师被调往第8集团军。但莫德尔和施韦德勒的疑虑在30日被消除了，无法及时归建的第14步兵师也被调离，另外从第13防卫区（Wehrkreis XIII）调来了第46步兵师。

进攻开始时，第4步兵军下辖着第4步兵师（师长埃里克·汉森中将，8月刚晋升）和第46步兵师（师长保罗·冯·哈瑟少将）。其中第4步兵师包括第10、第52和第103三个步兵团，虽然这些团队都是德军在30年代重建的部队，但第52团至少在番号上正是莫德尔一战时服役的那支部队。他们将参加波兰战役中南方集团军群的作战。

第4步兵军是正面攻击部队瓦尔特·冯·赖歇瑙（Walter von Reiche nau）上将第10集团军摆开的“品”字形攻击的箭头，他们的任务是首先从上西里西亚的奥博莱和萨克森州的前国王城堡进攻，而他们作为步兵师的最首要的目标还是要吸引敌人，而不是吓跑敌人。这并不是什么十分复杂的任务，但因为对面波军的力量过于弱小，如何把敌人吸引过来，施韦德勒和莫德尔都颇费了一番脑筋。而最让莫德尔怒不可遏的是，该军的摩托化部队将全部调离，因为上级认为他们的任务不需要机械化；然后2个重炮团、1个工兵营及舟桥部队也被剥离了。

早在8月25日，第46步兵师就已经开始行动，它的一支突击队在卢布利茨附近被波兰军的一个碉堡所阻挡，按理说友军应该配合他们拿下这个据点，可友邻部队却没有任何动静，于是突击队不得不停止攻击（这个过失据说是影响德军闪击波兰奇袭效果的两个因素之一）。而后，德国空军的侦察就发现波兰军正沿着公路往国境线增兵。于是，集团军司令部修改了作战计划，坦克和机械化部队退到第二线，把步兵调到第一线，等打开突破口之后，再投入坦克群来扩大战果。

9月1日凌晨4:45，德军轰炸机群呼啸着向波兰境内飞去，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地面战打响后，德军从北、西、西南三面发起了全线进攻， 第4步兵军展开了它的2个师，经捷斯托恰尔等地进入波兰境内，尽管没有足够的架桥设备，他们还是渡过了瓦尔塔河。莫德尔在8月31日接到24小时后的进攻命令时，还曾为架桥问题与老朋友第10集团军参谋长保卢斯（Paulus）争吵。

在斯图卡飞机、坦克的冲击下，波军实际上已经被打得晕头转向，一片混乱，不能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当天下午德军前锋已深入到波兰境内24千米，然后每天前进16千米。第4军的任务不是战斗，而是尽快深入波兰腹地以形成对波军集团合围圈的北半部分及推进到瓦尔（Warthe）河，他们需要做的就是强行军。

在北部战线，博克元帅的北方集团军群以克卢格上将的第4集团军为主力向东直插“波兰走廊”，他们的攻击矛头是古德里安上将的第19摩托化军，其麾下就有后来莫德尔借以成名的国防军第3装甲师。“钢铁劲旅”第3装甲师同样是波兰战役中的明星部队之一，这支部队1935年10月15日成立于德国第3军区的温斯多夫（Wünsdorf），是纳粹德国首批组建的装甲部队，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装甲师之一。第3装甲师因为驻扎在德国首都柏林，也被人们戏称为“柏林熊”（师徽之一）。首任师长是恩斯特·菲斯曼（Ernst Feßmann）骑兵中将，其兵员大都来自普鲁士。相比其他德军装甲师，除了原编制内的2个装甲团之外，第3装甲师还特别配属了1个由装甲兵学校教官组成的精英部队—装甲教导营。装甲教导营由3个连组成，其中2个连全部装备Ⅲ号坦克，1个连装备Ⅳ号坦克。由15个连组成的第3装甲师共装备各型坦克391辆，无论装备坦克的数量还是质量均遥遥领先于德国陆军其他装甲师。

1937年秋和1938年春，第3装甲师参加了一系列军事演习和外事表演，给到访的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佩特罗·巴多格里奥（Pietro Badoglio）元帅、英国迪弗瑞尔（Deverell）将军等外国元首或武官留下了深刻印象。

战役开始时，第3装甲师拥有12545名官兵、42门火炮、18门迫击炮（80毫米以上）、45门反坦克炮、372辆坦克（含16辆指挥坦克）和20辆装甲车。时任师长是施韦彭堡 （Leo Geyr Freiherr von Schweppenburg）将军。此君之前曾两次担任第3装甲师的师长，他举止优雅，谈吐不俗，是位有着男爵头衔的贵族。1886年3月2日施韦彭堡出生于普鲁士王国的波茨坦，1904年加入德国军队，担任骑兵指挥官。1933年—1937年，他先后在英国、比利时和荷兰等国任武官，长期居住在伦敦。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施韦彭堡将军是一位优秀的装甲战指挥官，最后位列装甲兵上将。诺曼底登陆战前夕，施韦彭堡一度担任西线德军装甲兵总监。他幸运地活到了战后，以87岁的高龄善终于德国的慕尼黑。

作为第19摩托化军的主力，它的任务是首先围歼波兰西部“波兰走廊”地域的波军，然后向波兰东部边境穿插，构成对波兰全境的战略合围。战斗打响之后，古德里安兴冲冲地亲临第3装甲师督战，恰遇浓雾弥漫，担任支援火力的重炮部队不遵命令开火射击，险些打死了古德里安。为躲避炮火，古德里安的座车倾覆，“闪击英雄”弄了个灰头土脸，十分狼狈。

此时第3装甲师的先锋第5装甲团在团长威廉·孔兹（Wilhelm Conze）中校率领下已经越过了边境，展开每千米50～80辆的密集队形向前推进，当面波军的抵抗非常虚弱。在上罗腾堡（Oberst Rothenburg）北面的大克罗尼亚（Gross-Klonia）附近，第3装甲师和波军发生了第一次较大规模的交火，第6装甲团有1名军官、1名士官和8名士兵阵亡。到中午时，第3“柏林”摩步旅和第6装甲团已经楔入波军防线30千米，突进到了波拉希（Brother）河流域。

18:00左右，古德里安更换车辆后再次来到普鲁什奇（Pruszcz）视察第3装甲师，时值师长施韦彭堡中将去了集团军群司令部汇报战况，部队暂时失去了指挥。第6装甲团团长罗滕堡（Rothenburg）中校并不认为部队能在当天抵达波拉希河的西岸，而且天黑后装甲部队要渡河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下令装甲部队就地扎营。结果侦察营传到师部的报告恰好被前来视察的古德里安获悉，报告内容是河对岸的波军力量比较弱小。在“愤怒的海因茨”的亲自过问下，第3步兵旅旅长君特·安格恩（Günther Angern）上校组织部队开始渡河。第3摩步营的官兵乘坐橡皮艇，冒着波军炮火，率先渡过河去，旋即打垮了对岸的波兰守军，俘获了1个自行车连。天黑后，第3装甲师的大部分步兵部队已渡河完毕。

值得一提的是前西线德军总司令威廉·亚当（Wilhelm Adam）大将的二儿子沃纳·亚当（Werner Adam）少尉正在第3装甲师服役。9月2日，在维斯瓦河畔的波莱德诺（Poledno）战斗中，亚当少尉和他的连长冯·皮特维茨（von Prittwitz）上尉均负了重伤，送到救治站后即不治身亡。

第3装甲师于9月3日抵达希维兹，同第23步兵师、第20摩托化步兵师等部队一道构成了对波兰走廊的合围态势。波兰军队不甘于束手待毙，波莫骑兵旅第16枪骑兵团在团长阿诺德·罗瑟科（Arnold Russocki）上校的指挥下向第3装甲师发动了猛烈反攻。激烈的交火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波兰枪骑兵团的进攻被击退，有131人战死，60%的马匹被击毙；第3装甲师也有8辆坦克被摧毁，其中5辆是被波军马炮营赛格拉斯基（Ceglarski）下士指挥的火炮给敲掉的。打到最后，这个波兰骑兵旅的主力大都被消灭了，仅有少量的兵力逃脱。这个骑兵团后来仍有150人参加了最后一役—科克（Kock）战役，不过兵力很可能增补自后备单位回到在波兰的南部战区，在9月3日，第14步兵师调回到第4军的建制，不过保卢斯也带来了修改后的任务方案。莫德尔所在的第4军当面的波军正在向拉多姆（Radom）集结。拉多姆在华沙以南约100千米，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小城，人口不过数万，遍布的教堂修道院大都是哥特式建筑，该城因为生产波兰制式的手枪而著名。从军事角度而言，这里是波兰的国家军火基地，乃兵家必争之地。波军在边境一带被击败后，根据9月5日波军最高统帅部的撤退命令，许多波军部队退守到了拉多姆周围，成了华沙和维斯瓦河之间的最后一支波军主力。

德第10集团军快速挺进，从两翼迂回，第4军与第15、第14摩托化军紧密配合。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德军首先在里萨戈拉的森林山地中击溃了在拉多姆地区固守的波兰重兵集团，然后乘胜在基尔斯—拉多姆地区合围了波兰的克拉科夫集团军7个师（指挥官安东尼·希林格将军），形成了“拉多姆口袋” （Random Pocket）。

德军从南、北、西3个方向对合围圈里的波军施压。力量悬殊，背靠着维斯瓦河，波军突围失败之后就陷入无路可退的窘境。德国空军暂停了对华沙的空袭，转而轰炸“拉多姆口袋”里的波军。合围圈里的波军在拉多姆进行了不屈的抵抗，有好几支波军部队设法突围，逃到了附近的森林地带。波军的顽抗在吸引住大批德军部队的同时，也给对手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据德国战报称，第10集团军在拉多姆“取得了重大胜利”，到13日战役结束时，德军在合围圈内俘虏了大约6万波兰军人，缴获130门火炮。然而，事实上，直到9月18日，第4军第46步兵师还被黏在拉多姆地区激战，某些顽强的波军官兵一直战斗到了10月。最让莫德尔无法忍受的是，战役刚一结束，第46步兵师就被剥离开第4步兵军的节制，整个第4步兵军只剩下一个第4步兵师和一些独立的炮兵、工程兵单位，而且被调动得七零八落，用于巩固第10集团军已控制的后方地区。

9月17日凌晨5:40，随着由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Tiemuxinge）指挥的乌克兰方面军和米·普·科瓦廖夫（Kovalev）指挥的白俄罗斯方面军的7个集团军60万苏联红军进入波兰境内，波兰战役出现了新的格局。据统计，截止到9月18日，莫德尔所在的第10集团军已取得了俘虏波军9万多人，击毁（或缴获）火炮320门、飞机130架和坦克40辆的辉煌战绩。

而在北部战区的第3装甲师继续在波兰境内高歌猛进，13日拿下了里托弗斯科城，14日抵达莱希（Lesna）河流域建立了一个桥头堡，坦克集群丝毫没有停歇，继续向前挺进。该师前锋部队在运动中击毁了1列载有20辆轻型坦克的火车，随后跨越布列斯特大桥，逼近到布列斯特的城区。第75炮兵团穿插到城市的东面，切断了波军的退路。经过激烈的战斗，第3装甲师于17日攻占了重镇布列斯特。

9月18日，师长施韦彭堡中将奉古德里安的命令向海乌姆（Chelm）、卢布林（Lubelski）地区派出了一个强大的战斗群，由第6装甲团、第75炮兵团、第3摩步旅各一部以及第39反坦克营等单位组成。战斗群的任务是与莫德尔麾下的第4步兵师建立联系，以围剿波兰第22军、第19军，这是德军“秋季9月5日” （“Fall 5 September”）计划的一部分。后来，波兰称这次战役为“索温战役”（Battle of Sawin）。

施韦彭堡并不知道第3装甲师即使占领了海乌姆、卢布林地区，也不可能完成“秋季9月5日”计划，因为第4步兵师已经于2天前撤离了沃齐米日—沃拉恩斯克（Wlodzimierz-Wolynski）地区，转进到下波兰的克拉斯内斯塔夫（Krasnystaw）等地与波军的第39步兵师作战。

18日中午，第3装甲师的战斗群在攻占海乌姆时没有遇到任何困难，但在随后的战斗中遭到了波兰威林斯卡骑兵旅第13枪骑兵团的拦截。波军最初虽然只有几百人，但组织严密，设置了路障，依托精心构筑的工事和有利地形拼命抵抗。波兰骑兵中还有由悍勇的鞑靼人组成的“塔塔尔”中队，他们宁死也不愿后退。大量的路障让德军进展缓慢，这一天是第3装甲师在波兰战役中损失最为惨重的一天。

19日上午，第3装甲师恢复了对海乌姆、卢布林的攻击，战斗群在索温以北19千米的郊区遇到强力拦截。当瓦茨瓦夫·皮耶卡尔斯基（Waclaw Piekarski）准将指挥的波军第41步兵师也投入战斗后，胜利的天平终于向着波兰人倾斜了。波军30门重炮在索温郊区构筑成一道火力屏障，第3装甲师的坦克无法前进。随即波军转入了反攻，德军被迫向后撤退。

激烈的战斗持续到19日傍晚，第3装甲师尽管占领了一些阵地，但仍未能突破波军的主防线，自身已经有4辆坦克彻底报废，10多辆坦克受损，不少卡车被打坏；波军则声俘虏了“许多德国士兵”。

天黑之后，德军主动撤出战斗，与波军脱离了接触。第3装甲师未能达成占领海乌姆、卢布林地区和友军建立实质性联系的目的，仅保持着无线电的通联，“秋季9月5日”行动失败了。但是第3装甲师第5装甲团、第75炮兵团一部等兵力在鲁波尔（Luboml）的战斗中，得到了乌克兰（犹太人）“盟军”的协助，俘虏了3000名波军，在师史上，算是取得了一个挽回颜面的胜利。

当然，这并不是1939年9月海乌姆、卢布林地区的最后战斗，拉多姆之战结束后，第4军第4步兵师渡过了维斯瓦河，一直推进到卢布林，那里驻扎着波军中规模最大的一支装甲部队—华沙装甲摩托化旅。9月25日，苏军出动200多辆战车试图拿下海乌姆、卢布林。历经5个小时的激战，苏军不得不求助于德军的帮助，苏德联军最终攻占了卢布林地区，俘虏了8000名波军。

9月27日，华沙守军投降，德国和苏联第四次瓜分波兰。根据美国史学家格兰茨著作里的说法，莫德尔对纳粹在波兰的战争罪行和对犹太人的屠杀并不知情；而纽顿的说法则完全相反，他认为莫德尔作为参谋长，亲自签署过屠杀波兰人民的命令，而且还替德军的暴行辩护，称这种屠杀行径“难以避免”，所以，莫德尔不仅知情，而且是屠杀的参与者。战争结束时，在写给岳母的信中，莫德尔这样写道：“很遗憾，那些波兰士兵和波兰民众都具有优良的素质，但是领导人和部队却糟透了……穷人和富人因恐惧而出逃，只有牧师还坚守在岗位上……”

从军事角度分析，在1939年的波兰战役中，机械化战争的战术和战法的运用在战场上得到了较为完美的体现。德国陆军中一大批有实战经验的青年军官和将领脱颖而出，被提拔到了领导岗位上。他们能与时俱进，接受古德里安提出的“闪击战”的装甲作战理论，也能继承传统，吸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些宝贵战场经验，譬如由奥斯卡·冯·胡蒂尔（Oskar von Hutier）提出的“胡蒂尔战术”（Hutier tactics）。胡蒂尔曾赞扬莫德尔，称“他是德军指挥官里很罕见的实用主义者之一”。

莫德尔在被占领的波兰国土上没待多久就离开了。因为有良好的人脉，10月20日已有消息传来，莫德尔将被提拔为“集团军的参谋长”。莫德尔起初很意外，也很惊喜，不过最初的晋升任命有些含糊，他并不知道自己会到哪个集团军去任参谋长，还一度传闻他会担任屈希勒尔的参谋长。经过一番周折，25日（一说是23日），消息被确认，莫德尔最终升迁到恩斯特·布施（Ernst Busch）上将指挥的第16集团军司令部任参谋长，这个新成立的集团军由第3集团军驻波兰的部队抽调组成。此事老友布劳希奇绝对功不可没。而后，次年4月，莫德尔晋升为中将军衔。

而那位第4军的前任长官兼莫德尔家庭（莫德尔把家安在了德累斯顿）的“守护神”—施韦德勒也于1940年6月29日获得了铁十字骑士勋章的嘉奖。看似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但施韦德勒的仕途实则已走到尽头，他虽然后来又出任了第4军区（德累斯顿）的司令，1941年还短暂地调任到东线的南方集团军群，但1942年10月就转入预备役。1943年3月，施韦德勒再度出任第4军区司令直至德累斯顿大轰炸。1月31日，以在德累斯顿大轰炸事件中失职为借口，施韦德勒被希特勒解职，转入预备役。直至战争结束，他也再没有获得起用。

◎ 冯·施韦德勒步兵上将。

◎ 莫德尔参与制订计划的德军进占苏台德地区。

◎ 1939年9月1日清晨6:00

◎ 携带反坦克枪的波兰步兵。

1945年8月5日，施韦德勒被关进了美军的战俘营。1954年10月30日，施韦德勒病逝于弗赖堡（Freiburg）的布赖斯（Breisgau）。

莫德尔抵达第16集团军司令部摩泽尔（Moselle）河谷的比特堡（Bitburg）时，进攻法国的“黄色方案”已经在传达。

莫德尔的新上级布施身材魁梧，思想保守，推崇步兵至上，靠着支持纳粹而平步青云，因为能力实在有限，往往被列在高级军事指挥官列表的最末位，战争期间，他指挥的每一次大的行动都会搞砸。莫德尔继承了参谋部的优良传统，至少在理论上，已是个诸兵种合成作战的专家，他与布施认识将近十年，能弥补布施在运动战中的迟缓和木讷，算是布施的好助手，他们俩还有着类似的身世（布施是一个孤儿院院长的儿子）。布施曾试图撇开莫德尔单干，因违反程序被总参部的将军们否决了。 OJVU+EYUrVyQWvrlM2Mv34kJtwezMtwR+kTYTB5OnJ1itD030QkP5pqlYzd5/KW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