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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8年最后的几个月里，莫德尔随着第36预备师忙着乘火车离开比利时，回到设在西普鲁士但泽的复员站。撤退过程是很艰难的，秩序混乱，补给匮乏。
莫德尔的哥哥奥托也曾以野战炮兵团后备中尉的身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在1916年12月3日获得了圣（军事骑士）十字勋章（dem Ritterkreuz des Militär-St）。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托就转行做了税务律师和公证员，从此离开了军队，离开了这一高危行当。
在1919年初，莫德尔其实仍然没有最终决定是否继续留在军队里，他还有其他择业的可能，他认为自己可以成为一名医生，甚至还去哈雷大学填写了新学期的报到名册。
西方史学者认为，莫德尔在出访土耳其时给负责军官名单审核的希克特将军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冯·兰陶少将的评价也起了作用，另外那位马丁叔叔的暗中运作同样是不容忽视的。抑或是“导师”希克特大笔一挥，把本已对战败很沮丧、打算离开的莫德尔的个人资料投放到执行战后任务相关人员的档案中。就这样，他幸运地成为协约国允许德国保留的10万国防军里4000名军官中的一员。
当时的德国政局非常混乱，帝制与战争的结束以及魏玛共和国的成立并没有给德国人民带来和平与秩序，各种目的和原因的起义、暴动和政变此起彼伏。譬如，独立社会民主党在巴伐利亚州成立了效仿苏联“十月革命”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Bayerische Räterepublik），并组建了由失业工人和志愿者构成的约2万人的武装力量—“红色卫兵”（Red Guards）。共和国的新领导人欧根·莱文（Eugen Levine）开始进行改革，实施了把豪宅提供给无家可归者、有计划地废除纸币等措施。
因为战败，德皇军队已经解散。为了镇压这场苏联式的革命，德国国内一个模仿18世纪七年战争期间的军事组织而形成的名为“哈克陶自由军团”（Freikorps Hacketau）的准军事组织应运而生。它是由一个叫哈克陶（Hacketau）的中尉发起组建的，很快就发展到6000多人，加上政府军“白色卫兵”等单位的兵力，叠加的镇压力量扩张到5万人以上。
莫德尔首先是到第17团任副官，然后以参谋人员的身份，加入到这个自由军团中的第7威斯特伐利亚旅，担任冯·斯帕尔（Baron von Sparre）男爵指挥的第3威斯特伐利亚步兵团（3rd Westphalian Infantry Regiment）的参谋官，旋即又被派往第14步兵团第2营第3连任连长。莫德尔等一批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经验的军官成了“自由军团”中的骨干。
按照格兰茨的说法，此时的莫德尔还没有什么特别的政治倾向，只是在替政府维持秩序。然后，他又随部作为明斯特师（Munster Division）的一部分，参与了4月对鲁尔区（Ruhr）威尔赛、莱森等地工人暴动进行的镇压行动。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最为残酷的暴行之一，这场短命的红色革命至少造成1000人被杀害，700人（含妇孺）被逮捕。1920年4月17日，莫德尔专门写了一篇详细介绍哈克陶自由军团的文章发表在比可堡（Buckeburg）当地的报纸上。
随后，莫德尔被调到第2步兵团第13步兵营的机枪（Machine-Gun）连； 10月1日，他又被调往驻慕尼黑（Munich）第18步兵团的机枪连。
也是在这一年，莫德尔在埃尔伯费尔德（Elberfeld）遇到了他未来的妻子，美丽的赫芮塔·胡伊森（Herta Huyssen）小姐。胡伊森小姐的家庭属于德国的上流社会，她是著名诗人弗里德里希·吕克特（Friedrich Rückert）的孙女，父亲威廉·胡伊森（Friedrich Wilhelm Huyssen），母亲玛丽·路易斯（Ma rie-Lui se Rü c k er t），她还有2个姊妹。
在这期间，为了反对魏玛共和国签署《凡尔赛和约》，柏林发生了卡普政变（Kapp Putsch）。可惜没有任何资料显示莫德尔对这场政变的态度，仅在1920年10月21日莫德尔写给女友胡伊森小姐的一封信中有只言片语。莫德尔在信中写道：“卡普（政变）几乎是无法想象的，他们尝试了，也许会制造一些好的机会。”据此判断，莫德尔可能是持着一种理性的、不太赞成的旁观态度吧。
1921年5月11日（一说12日），30岁的莫德尔与29岁的胡伊森小姐结婚。婚礼在法兰克福（Frankfurt）的圣路加教堂举行。莫德尔邀请了团里相关的军官，有纳德罗斯基（Nadrowski）上尉、施纳舍（Souchay）中校等一批人，还有双方的父母、胡伊森的兄弟姊妹、莫德尔的哥哥奥托等，嘉宾中包括冯·兰戈（von Rango）将军。莫德尔还申请到了6天的假期，并把蜜月地点设在了海德堡。莫德尔不是一个“大男子主义者”，但他已经习惯了利用职权训人，他憎恶战争故事，从来不与妻子谈论政治或军事。妻子算是个贤内助，常常邀请那些被丈夫委屈了的下级军官到家中作客，平衡了许多矛盾。
新婚宴尔的莫德尔还重拾起年少时的爱好—宗教、骑马和打猎。机枪连有一两匹马，莫德尔每天会骑上几个小时，秋天则热衷于打猎及遛狗。但莫德尔很快被调到明斯特（Munster）的第6军区第6炮兵指挥部（纽顿的莫德尔传记里称是“第6步兵师”，这极有可能是个谬误）任参谋。明斯特的军官社交圈相对比较狭隘，但莫德尔家里却总是高朋满座，其中许多是后来被希特勒重用的人，包括另一个大名鼎鼎的另类人物—后来的参谋总长贝克将军，莫德尔夫妻的人缘由此可见一斑。
时任第6军区司令的是弗里茨·冯·罗斯贝格（Fritz von Loßberg）中将—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也是莫德尔一战时期的前上司之一。1868年4月30日，冯·罗斯贝格出生于巴特洪堡，1894年10月1日—1897年7月21就读于战争学院，然后在总参谋部及军、师、团各级别的单位任参谋长，先后获得过各种勋章22枚，是德皇时代的著名人物。罗斯贝格最出彩的一战是阿拉莫之战，而莫德尔恰好也参与了这次战役，且“光荣”负伤并获得了勋章。一战德国名将鲁登道夫在回忆录里曾经多次提到过罗斯贝格的大名，罗斯贝格被誉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的消防员”。罗斯贝格是当时非常有影响的防御战专家，曾写下了一本叫《步兵作战手册》的小册子，倡导“弹性防御”、区域防守等防御理论。
莫德尔参加过罗斯贝格指挥的几次军事演习，参与者中的名人还包括罗斯贝格的参谋长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上校—一个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的“德国顾问”。日后法肯豪森将来华协助我国发展自给自足的军火工业，帮助蒋介石建立了抗日之用的长江以南的防御体系。此君二战中更是晋升为步兵上将，并担任德国驻比利时的军事总督。
在第6军区，对在作战中集中使用炮兵，关注武器技术性能及配备，罗斯贝格鲜明的个性和他所倡导的崭新的防御理念都给莫德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莫德尔后来的很多防御理论都源自于罗斯贝格的军事学说，西方学者一般认为罗斯贝格是莫德尔防御理论的“启蒙老师”。
罗斯贝格在1926年被晋升为步兵上将。他的子女也非常出名，乌尔里希·格劳尔特（Ulrich Grauert）空军上将（1941年5月15日，他的飞机在圣圣奥马尔被英国飞行员击落而阵亡）、贝尔纳·罗斯贝格（Bernhard von Loßberg）少将都是他的儿子，另外还有几个女儿。罗斯贝格死于1942年5月4日的吕贝克（Lübeck）城。
1923年，32岁的莫德尔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女儿—海拉（Hella Model）。
1926年（这一时间存有争议，有的西方书籍认为是在1925年），莫德尔被调往柏林（第3军区）驻格尔利茨（Gorlitz）的第8普鲁士团（8th Prussian Infantry Regiment）第3营第9连任连长，他的这个连有2名中尉和161名军士和士兵。而这个团隶属于第3步兵师，下辖的每个连队都是荣誉连队，第9连誉称为“女王奥古斯塔前卫的掷弹兵团第4号”。第3步兵师是德国国防军最优秀的部队之一，是一个精英荟萃的单位，曾参与了德国陆军军事新技术创新的大量实验。海因茨·古德里安（Heinz Wilhelm Guderian）也曾在该师的第3摩托化营任营长。莫德尔热情支持军队的现代化改建，到了这支部队之后更加是如鱼得水，忙得不亦乐乎。
1927年3月1日，莫德尔的儿子汉斯·格奥尔格（Hansgeorg Model）出生。
1928年，莫德尔兼职负责在军内教授战术、参谋的基本训练课程及战争研究。因为教学的需要，这期间莫德尔深入地研究了罗斯贝格的军事理论，他的“新式思想”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
1929年，一场声势浩大的经济危机开始席卷全球，魏玛德国也未能幸免。阶级矛盾空前激化，执政党、在野党之间的权力争夺日趋激烈。也是在这一年，1月，莫德尔晋升为少校。同年，他的第三个孩子克丽斯塔（Christa Model）出生。
10月，莫德尔少校荣调柏林的国防部部队局第四处任职，具体分管德国军队组织和训练部门，而冯·布劳希奇（Walther von Brauchitsch）上校在1930年出任了第四处处长，两人因此熟识。能有幸在军队的中枢机构任职，为莫德尔的人脉关系、仕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弗朗茨·哈尔德（Franz Ritter von Halder）、威廉·凯特尔（Wilhelm Keitel）等人都与他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莫德尔参加了一次以军事改革家奥古斯特·奈哈特·冯·格奈森瑙（August Neidhardt von Gneisenau）伯爵为题的文学比赛。这位德国前辈出生于奥地利，曾作为英国雇佣军赴北美作战，然后又与沙恩霍斯特（von Scharnhorst）等人共同领导了普鲁士的军事改革，改编了普鲁士军队。格奈森瑙还参与过反对拿破仑的反法联盟，1830年出任普鲁士军队总司令，1831年参加镇压波兰人民起义，并于1835年擢升为陆军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海军就以格奈森瑙的名字命名了一艘战舰。莫德尔的论文虽然不是那种将军角度的思维，但仍然入选了弗里德里希·冯·科恩豪森（Friedrich von Cochenhausen）将军主编的这一部选集，发表在第25章（1930年出版P280—307）。因为这本书的出版，莫德尔在军中名声大噪。
1931年8月22日—10月1日，根据苏德之间1922年签署的《拉帕洛军事合作协定》（Treaty of Rapallo），德国的军事代表团秘密前往苏联考察，成员中有布劳希奇、凯特尔和克莱斯特（Erich Kostring）等人，莫德尔有幸随团出访。他们参观了罗斯托克顿河附近的苏军第9步兵师和相关的军事设施，以及利佩茨克的红军飞行学校、喀山的坦克兵学校。此行同红军军官进行了冗长的交流，莫德尔的专业务实、严谨认真赢得了苏联同行的好评。回国之后，莫德尔还撰写了专门的苏军武器技术现状、运用的考察报告，提交给办公室主任威廉·亚当少将。当时他并不知道若干年之后他将率军和他考察的对象血战，而这些考察报告也在1945年德国失败前夕被销毁。莫德尔通过此行获得多大的情报或相关信息我们不得而知，从曼施泰因的收获和亚当后来的报告中也很难推导出来。
这一年，莫德尔和另外50名青年军官一起加入了一个叫作“帝国青年工作委员会”（Reichskuratorium für Jugendertüchtigung）的组织，这个组织主要负责德国青年军事训练与军事组织的各种联合，以及共同合作为基础的组织工作任务。它当时的领导者是魏玛时期的退役步兵上将、内政部长埃温德·冯·施蒂尔普纳格尔（Edwin von Stülpnagel），他也是保留莫德尔军籍的具体承办人。
莫德尔担任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的参谋长，并与其成为好朋友，这对莫德尔后来的仕途无疑是非常有益的。但是在1932年，这位不幸的将军却死于一次失败的手术事故。莫德尔少校参加了这位“好友加上司”的葬礼，并继续在青年工作委员会中任职，直到这个委员会于同年解散为止。
莫德尔在1932年这一年里的系列军事演习中，把T-4中型坦克摆到了最佳的位置上，这一举动体现着十年以上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可以看出莫德尔并非停留在理论上，而是一位实际运用装甲联合作战的行家里手。莫德尔的另一部分工作是协调军事演习，帮助部队测试、推广、消化新技术装备和成果，这些经历对莫德尔未来成长为一名装甲作战专家是非常有益的。
莫德尔从基层到参谋，履历完整，是军官团的模板，他在1932年晋升为中校。
1933年10月，根据工作需要，莫德尔被调回部队任职，到驻东普鲁士奥尔什丁（Allenstein）的第1步兵师第2步兵团第2步兵营任营长。这个团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培训新兵的活动，每一个连都热火朝天，莫德尔工作的重点是把数以万计的平民（新兵）轮训成能为希特勒所用的青年战士。一年之后，根据扩军的需要，这个团的3个营分别扩充为一个团，原来的营长升任团长，莫德尔晋升为上校，指挥新成立的第2步兵团，这个团已更名为第2奥尔什丁步兵团，转隶于冈瑟·冯·尼贝尔许茨（Günther von Niebelschütz）中将指挥的第11步兵师。
莫德尔制订的条令中有许多要求极高的命令，他性格中的阴暗面也开始显现了。对士兵、非现役军官和那些年轻军官，他非常照顾，密切地监督着他们的培训，看到他们就满脸笑容；而跟平级官员及直接下属之间的摩擦却在不断地增加，他大发脾气，其夸张的要求招致同僚们的批评。由于不够老练，缺乏处事的手段，莫德尔那些挖苦人的话已经很让人反感，也使他没少遭人白眼。
威廉·克尼佩尔（Wilhelm Knüppel）少将说：“他（莫德尔）可能对下属要求太多了，特别是他所需要的已超越战术问题，已超出他们的能力范畴。”特奥多尔·布塞少将（Theodor Busse）则称：“莫德尔的连队是最好的部队之一，尽管他那些夸张的要求往往会削弱士气。”
阿道夫·希特勒上台前后的那段时间，莫德尔基本上就待在柏林和东普鲁士，处在政治漩涡的中心地带，很容易被那个疯狂的年代所影响，跟当时的大多数德国人一样，他欢迎希特勒上台。但是当全德国上下进行宣誓效忠希特勒仪式，改行纳粹礼时，莫德尔却讽刺地称这种仪式是“一次小政变”（a small coup d' etat）。莫德尔被认为是一个政治上的“傻子”（Political Simpleton）。到莫德尔家里作客的官员一致认为，在他家里“政治从来就不是话题”，而且莫德尔也不愿意谈及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莫德尔的夫人后来告诉历史学家格兰茨，她的丈夫会告诉那些第一次到他们家做客的青年军官：“你们来到我的家，请把那些客套、礼节和斯文之类的东西在门口的鞋垫子上擦干净，这里就是你们的家！”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莫德尔对纳粹的支持符合当时德国军官团的主流立场，而莫德尔也和戈培尔、戈林等纳粹党魁保持着密切联系并成为好朋友。因此，跟他同时代的很多德国将领都认为，莫德尔在政治上的装傻充愣是不可原谅的。
莫德尔始终是一个虔诚的路德派基督教徒，并没有屈从于纳粹党的宣传，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为他的孩子做洗礼的牧师马丁·尼姆勒（Martin Niemoller）是他的挚友，也是一个反纳粹人士，后来被关进了集中营。
1935年3月16日，希特勒发表了重整军备的宣言，宣布恢复普遍义务兵役制，公开撕毁了《凡尔赛条约》。得益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优异表现，也是纳粹扩军的需要，莫德尔上校再次被调回陆军总参谋部八处（简称T8，训练局）任处长，主持研发突击炮和240毫米大口径火炮。当时德国陆军总参谋部由路德维希·贝克（Beck Ludwig）炮兵上将来领导，贝克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性格冷静孤僻。当德国决心重整军备的时候，贝克决心以毛奇的精神为指导，来重建新的总参谋部。但是对这个时代出现的新技术，他明显缺乏必要的了解和认识，对航空兵和摩托化部队通过无线电保持紧密联系这些新概念没有明确的认识，对这些技术发展将会让战争形态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大感头痛。人们曾感叹：“贝克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任命莫德尔为技术司司长。”
贝克对莫德尔比较器重，把他调到技术司任司长，负责重整德国军备技术方面的问题。莫德尔是新型机械化战争理论的积极支持者和倡导人之一，他主张增加装甲师在陆军中的数量，赞成古德里安、内林和曼施泰因关于进攻中以机械化部队为核心的理论。虽然有缺少技术知识的客观局限性，但想象力和旺盛的精力弥补了莫德尔的不足，儿子汉斯·格奥尔格则认为父亲有些“小智慧”（little acumen）。当然，莫德尔在重整德国军备技术方面仍存在被膨胀的热情引向错误方向的时候，“他的坏脾气让他的聪明显得如此的愚蠢！”但他在发展新武器类型的课题上确实做了很多的事，并不像埃里希·冯·曼施泰因在《失去的胜利》一书中的提法那么绝对，其实莫德尔也是运用突击炮的重要倡导人之一。1944年，莫德尔在北乌克兰集团军群（Army Group Nordukraine）就很好地利用了突击炮的火力优势，无论是防御还是反击。而这些贡献后来基本上被同行们（古德里安、曼施泰因）在回忆录里给抹杀掉了。
此时，莫德尔广泛地吸收国内外的先进技术完善自己的理论，对武器创新的痴迷为他在同龄人中赢得了“军队现代化盲信者”（Armee Modernissimus）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狂热者”（The Army Modernization Fanatic）这样的绰号。
弗里德里希·霍茨巴赫（Friedrich Hossbach）将军称赞莫德尔是 “非常有价值”的领导者；当时在总参谋部里任次长的曼施泰因将军也称赞他为“鲤鱼池中的梭鱼”（Like a pike in the carp pool of the ministry）。当然，这种赞誉实际上是含着贬义的，莫德尔的糟糕个性让他也结下了一些仇家，其中就有后来他的第41军参谋长，此刻的汉斯·勒蒂格尔（Hans Rottiger）上尉，他自称靠着“强壮的身体”才忍受了莫德尔两年时间的蹂躏。
1937年夏天，莫德尔曾秘密出访西班牙。这种出访在当时的德国是归档为“绝密”级别的。莫德尔此行的目的是观摩在西班牙的“野蜂”装甲部队（the Drohne group）的训练装备及战地状态下空地协同等情况，同时他还短暂地担任了该训练装甲部队的负责人。不知道是过于专注业务，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莫德尔的这次出使并没有见到那位西班牙“强人”佛朗哥（Franco）。11月，瓦尔纳·冯·勃洛姆堡（Werner von Blomberg）陆军元帅已提交了一份关于捷克的防御工事报告给希特勒。莫德尔的部门被责令提出一个示范性炮击方案。1938年3月，莫德尔晋升为少将。因为吞并奥地利之后的希特勒将下一个目标锁定为捷克斯洛伐克，所以凯特尔和约德尔（Alfred Josef Ferdinand Jodl）被暗中授意绕过总参谋部修订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绿色计划”。
莫德尔曾身着便装前往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实地考察，认真研究了用重炮和迫击炮曲射攻克捷克防御工事等问题。不过，综合各方面的资料， 1938年5月，莫德尔这次化装侦察的目标很可能是奥地利边境的林茨，而不是捷克边境。
莫德尔很“有幸”出席了希特勒的一次政治演讲，希特勒发表了关于政治局势的讲话，并强调指出，他已明确决定解决苏台德地区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德裔侨胞的问题。
1938年8月，在柏林附近的容特伯格（Juterbog），希特勒意外地参加了由莫德尔主持的对捷克要塞的模拟进攻演习。演习的内容是用迫击炮袭击捷克的掩体和防御工事，位卑言轻的莫德尔利用这次作秀式的演练巧妙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希特勒对此大加赞赏，并且改变了对捷克边境防御工事不重视的态度。最后，希特勒对武器装备的现状表示不满，要求改善武器性能和增加产量。
总参谋长贝克将军不赞成希特勒危险的政策，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和手下的将军们在口头上支持贝克，但关键时刻他们退缩了，响应者寥寥，孤立无援的贝克不得不在8月18日悄然离职。莫德尔很清楚贝克将军的反纳粹立场，性格中复杂的一面让他缄默了。
贝克辞职以后，希特勒任命第1军军长弗朗茨·哈尔德（Franz Halder）中将为新的总参谋长，哈尔德也是莫德尔过去的同事，两人关系一直不错。但是哈尔德也看到了莫德尔的性格缺陷，“他（莫德尔）经常故意、不必要地粗暴无礼”。有一段时间，莫德尔有意识地想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绅士，很快便故态复萌了。
早在3月时，莫德尔就已升任少将。凭着良好的人际关系，莫德尔在总参谋部继续如鱼得水，参与到高度机密的入侵捷克的计划的修订。莫德尔一度非常有希望出任第7集团军汉斯·索特尔·冯·洛策恩（Hans Seutter von Lotzen）将军的参谋长（也有一种说是第7步兵军），只是因为这个集团军是支后备军，不是德军预设未来进攻捷克要动用的部队才作罢。
1938年9月，德国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希特勒的态度非常强硬，战争随时可能爆发。不过，在英国首相张伯伦的“神奇斡旋”下，莫德尔参与制订的入侵捷克的计划基本上没什么用。9月30日，在英法的共同胁迫下，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割让苏台德地区的“慕尼黑协定”。10月2日，由古德里安将军指挥的第16军越过边境进占了苏台德区，和之前侵占奥地利一样，又是一次兵不血刃的“鲜花式进军”。
总参谋进行了改组，莫德尔所任职的那个处被解散了。根据本人的意愿，1938年11月10日，莫德尔来到驻扎在德累斯顿（Dresden）的第4军，在冯·施韦德勒步兵中将的麾下担任参谋长。被莫德尔所取代的那位前任参谋长其实也是 “二战名人”，即弗里德里希·奥尔布雷希特（Friedrich Olbricht）少将。莫德尔举家搬迁到新的任地，整个二战期间，他的妻儿会一直住在那里。学者西顿和托兰在著作中盛赞莫德尔的这一举措，称他“选择了远离政治，宁愿专注精力于军中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