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王纷争——诺曼征服前围绕英格兰的政治博弈

被后世称为“征服者”的威廉降生时，以其父罗洛为首的诺曼人已经在法国北部定居了一个多世纪。作为欧洲大陆的外来户，龟缩一隅的诺曼人自身的力量不足以与地大物博的法兰克王国相抗。但9世纪以来，查理曼大帝后裔所代表的法兰克王权正统便不断遭到各地贵族的挑战，其中，盘踞巴黎的卡佩王朝（ Capetian Dynasty，987—1328年）和勃艮第公爵（Dukes of Burgundy）闹得最凶。

923年，卡佩家族在与查理三世（绰号“胖子”、“傻瓜”）恶斗数场后，终于将查理曼大帝的直系后裔拉下了马，但却被勃艮第公爵鲁道夫（Rudolph of France，890—936年）摘了桃子。尽管愤懑，卡佩家族也认识到自身的力量不足以统治法兰克。936年，鲁道夫死后，卡佩家族请回了流亡英格兰的查理三世之子路易四世（Louis IV of France，920—954年），试图通过“挟天子以令诸侯”完成取而代之的宏愿。

但被称为“海外归来者”的路易四世并不满足于橡皮图章的身份。在执政的18年，他与卡佩家族龃龉不断。利用法兰克王国深陷内斗的有利时机，诺曼人不仅在欧洲大陆站稳了脚跟，还开疆拓土。931年，首任诺曼底公爵罗洛之子威廉（William，Count of Rouen，893—942年）继承父位，随即便将科唐坦半岛、海峡群岛纳入了诺曼版图。

诺曼人浑水摸鱼的行为引起了法兰克君王路易四世的警觉。945年，路易四世趁诺曼人内斗之际，挥兵诺曼底。不想被威廉打得一败涂地，本人也沦为了阶下囚。威廉之所以能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力挽狂澜，得益于他此前开展的军事改革。后世将威廉推动的此次军事改革概括为：将昔日维京风格的短剑更换为法兰克风格的长剑，因此威廉又被称为“长剑公爵”（Longsword）。但正如国人熟悉的赵武灵王倡导“胡服骑射”，威廉的此番革新绝非形式变化那么简单。放弃昔日擅长的武器的同时，诺曼人的军事制度、战术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维京人之所以长期奉行短兵相接的近距离搏杀战术，无非是受制于自身军工产能的孱弱。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虽然富藏铁矿，但以部落甚至家庭为单位的维京集团并没有能力铸造足够多的武器和防具。因此，短剑、长斧、木盾、标枪才成为每个维京男丁的标准配置。随着诺曼底公国的建立，通过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经济运作体制，威廉有了足够的财富打造一支披坚执锐的强大部队。除了长剑外，几乎包裹全身的锁子甲也成了诺曼武士不同于其他维京部族的重要标志。

与耐寒抗病、体魄强壮但不善于冲刺的北欧马不同，当时遍布欧洲大陆的高卢野马斗志昂扬、骠勇好斗。经过罗马、法兰克帝国历代育马师的调教，法国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战马产地。借助马镫的传播和推广，本不擅长骑战的诺曼人也很快掌握了策马冲锋的技巧。

◎ 法兰克式长剑和披坚执锐

凭借军事改革的成果，威廉最终战胜了法兰克帝国的大军。从其后续的一些作为来看，这位“长剑公爵”政治上也摆脱了昔日维京贵族短视的弱点。威廉并未处决路易四世，而是将他交给了其死对头——卡佩家族。如此一来，威廉不仅避免了自己弑君的罪名，也令路易四世重振王权的努力归于破产。987年，路易四世的两位合法继承人——洛泰尔一世（Lothair of France，941—986年）和路易五世（Louis V of France，966—987年）相继去世后，长期屈居幕后的卡佩家族掌门人雨果（Hugh Capet，941—996年）终于按捺不住冲上前台。但一顶王冠并不能改变法兰克王国群雄并立的局面，反而令各地豪强皆产生了不臣之心。在这种情况下，诺曼底公国不仅从容保持着割据自立的局面，有时也找时机扮演勤王忠臣捞取实惠。

1027年，卡佩王朝爆发内战，国王亨利一世（Henry I of France，1008—1060年）被自己的弟弟赶出巴黎，不得不寻求时任诺曼底公爵的罗贝尔（Robert I, Duke of Normandy，1000—1035年）庇护。尽管此时的罗贝尔也刚刚从自己的长兄——理查三世（Richard III, Duke of Normandy，997—1027年）手中接过权柄，但仍全力帮助亨利一世夺回王位。当然，罗贝尔此举绝不是因为心存忠义，亨利一世重返巴黎之后，他便将巴黎与诺曼底之间的韦克森地区收入了囊中。对卡佩王朝的那些叛臣，他也没有兴趣赶尽杀绝。亨利一世执政时期，卡佩王朝内战的烽火便始终未曾熄灭过。与此同时，罗贝尔还积极介入海峡对岸的政治漩涡。

早在罗贝尔之父理查二世（Richard II, Duke of Normandy，963—1026年）执政时期，诺曼人便已开始谋划介入盎格鲁-撒克逊诸国与维京人间的纷争。1002年，理查二世将自己的妹妹埃玛（Emma of Normandy，985—1052年）嫁给了盎格鲁-撒克逊国王“无能者”埃塞尔雷德（Æthelred the Unready，978—1013年）。作为陪嫁的一部分，一批诺曼武士和文臣开始进出英格兰的宫廷。由于埃塞尔雷德鲁莽和无能，他被维京人赶出不列颠，带着老婆孩子栖身于诺曼底。为了巩固自身的权力，来自丹麦的维京首领克努特（Cnut the Great，995—1035年）在选择将首都搬迁至伦敦的同时，于1016年迎娶了埃塞尔雷德的遗孀——埃玛。

头戴丹麦、挪威、英格兰三顶王冠，被称为“大帝”的克努特当然不是觊觎埃玛的美貌，而是渴望获得其身后所代表的诺曼底公国的支持。但诺曼人在这个问题上也首鼠两端，理查二世一方面首肯了克努特与埃玛的婚事，一方面却将埃玛与前夫埃塞尔雷德所生的两个儿子留在了诺曼底。如此一来，决定不列颠命运的，便不光是维京国王或雌伏的盎格鲁-撒克逊贵族，诺曼底公爵的站队也很关键。但是上帝并没有给握着满手好牌的罗贝尔更多时间。1035年，罗贝尔在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途中病逝。在没有其他合法继承人的情况下，其年仅8岁的私生子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1028—1087年）被推上了诺曼底公爵的宝座。

威廉之所以被认为是私生子，缘于诺曼贵族依然保持着“丹麦婚”的风俗，即贵族青年可以长期与一名身份未必相称的女子保持亲密关系，直到出于政治或经济原因这位贵族青年需要找到一位门当户对的合法妻子为止。丹麦婚的产物——贵族青年与女子诞下的子嗣不具有合法的继承权。威廉的母亲阿列特（Herleva，1003—1050年）是一个鞋匠的女儿，因此她与罗贝尔的关系自然属于丹麦婚的范畴。由于罗贝尔和其他两个合法妻子养育的孩子都还在襁褓中，本无缘问鼎的威廉才脱颖而出。

由于得位不正，威廉的童年几乎笼罩在诺曼贵族的各种阴谋和暗杀的阴影中，直到其名义上的领导——法兰克国王亨利一世强势介入后才有所改观。当然，亨利一世之所以支持威廉，绝非是投桃报李，而是认定年幼的威廉执掌诺曼底公国对自己更有利。但自诩精明的亨利一世打错了算盘。经过十余年的勾心斗角后，威廉不仅成功夷平了国内的反对势力，更将触角深入了不列颠的国土。

1041年，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权力争斗后，英格兰贵族最终决定迎回流亡诺曼底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子爱德华（Edward the Confessor，1003—1066年）。但一年后，爱德华从维京血统的兄弟手中接过王位时才发现自己在割据一方的豪强贵族眼中不过是一尊自身难保的“泥菩萨”。在诺曼底长大的他，对英格兰缺乏了解，甚至连英语都不会讲。为了能在一片波诡云谲的政治气氛中保全首级，爱德华以感谢罗马教廷支持自己为名，出资在泰晤士河北岸修建了著名的西敏寺大教堂（Westminster Abbey）。随后他便长期隐居于修道院，这份虔诚不仅令其获得了“忏悔者”的绰号，更在死后被封为不列颠的守护神。

◎ “征服者”威廉的早期绣像

◎ “忏悔者”爱德华的宗教画像

当然舍身教会的爱德华很清楚，罗马教廷对不列颠终究鞭长莫及。要保住王位和性命，还是要依赖海峡对岸的“娘家人”。1051年，在暗中布局扳倒权倾朝野的国丈——威塞克斯伯爵高德温（Godwin, Earl of Wessex，1001—1053年）的同时，他邀请自己的外甥——诺曼底公爵威廉访问不列颠。在爱德华看来，威廉麾下的诺曼大军是自己唯一可以仰仗的武装力量，而此时威廉刚刚与近邻佛兰德斯伯爵之女玛蒂尔达（Matilda of Flanders，1031—1083年）成婚。这桩悄然改变了法兰克北部政治力量对比的婚姻，已经引起法王亨利一世的高度警觉，承受巨大压力的威廉不得不谋求爱德华这个舅舅的支持。

可惜的是，威廉前脚刚离开不列颠，国丈高德温便带着儿子哈罗德（Harold Godwinson，1022—1066年）打了回来。对爱德华一味宠信诺曼近臣本就心存不满的不列颠贵族，此刻更秉承着唇亡齿寒的心理站在了高德温一边。眼见大势已去的爱德华只好宣布恢复高德温家族的所有领地和头衔。尽管心满意足的国丈高德温在重返权力巅峰后不久便去世了，但国舅哈罗德也不是省油的灯。此后几年里，爱德华使出浑身解数都未能将其扳倒，反而令其日益做大。倍感绝望的爱德华只得宣布将传位于诺曼底公爵威廉，杜绝哈罗德篡夺王位的企图。

对于爱德华的这一安排，哈罗德虽然口头表示支持，但心中却另有算盘。在哈罗德看来，法王亨利一世此时已与威廉的死对头——安茹公爵杰弗里·马特（Geoffrey Martel, Count of Anjou，？—1060年）结盟，诺曼底朝不保夕，根本无力介入不列颠的政治事务。爱德华的这一安排可谓有百利而无一害，还帮自己团结了英格兰贵族。自己只需耐心等待“忏悔者”爱德华寿终正寝，便可戴上王冠。

可惜哈罗德猜中了故事的开头，却没有猜中结局。亨利一世伙同安茹公爵的确在1054年和1057年组织了两次针对诺曼底的攻势，但均无功而返。1060年，亨利一世和安茹公爵杰弗里·马特先后去世，局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亨利一世去世后，其合法继承人腓力（Philip I of France，1052—1108年）年仅7岁，法兰克王国的大权掌握在太后安娜（Anne of Kiev，1024—1075年）和摄政王——佛兰德斯伯爵鲍德温五世（Baldwin V, Count of Flanders，1012—1067年）的手中，而鲍德温是威廉的岳父。凭借这层关系，法国王室和诺曼底的敌对状态自然中止，安茹公国反倒成为了两者共同的敌人。法国王室逼迫其割让加蒂讷（Gatine），而威廉则顺手从新任安茹公爵手中夺取了领地曼恩（ Miane）的控制权。自此，威廉在法兰克的领地可谓高枕无忧。与此同时，哈罗德虽然执掌英格兰的大权，却不得不等国王爱德华咽气。

1066年1月，“忏悔者”爱德华终于在自己的卧室病逝。始终陪伴在其身边的王后及近侍随即宣布爱德华临终留下的口谕：传位于哈罗德。早已对王位望眼欲穿的哈罗德却没有太多时间进行一场登基大典。草草宣布加冕后，他便奔赴北方重镇约克。因为除了诺曼底公爵在南方虎视眈眈外，哈罗德还有另一个野心勃勃的竞争对手——挪威国王哈德拉德（Harald Hardrada，King of Norway，1015—1066年）。

哈德拉德身高6英尺6英寸（2.01米），即便在向来人高马大的北欧也堪称巨人。据说，在1047年加冕为挪威国王之前，哈德拉德曾转战各地，一度因战功被拜占庭帝国任命为瓦兰吉卫队首领。虽然这些“吾王威武”的故事吓不了哈罗德，但云集于哈德拉德营建的新都奥斯陆城下的上万名维京海盗，还是令这位英格兰的新科国王倍感压力。通过一系列的政治交易争取到北方贵族的支持后，哈罗德认定自己可以同时应对南北两线的威胁并战而胜之。因为早在1064年，哈罗德便已着手进行战备，建造在多佛和克拉沃林的两座城堡，将成为泛海而来的诺曼骑兵的噩梦。克努特大帝留下那支以维京和盎格鲁-撒克逊人混编的精锐近卫军，加上各地贵族的支持，也将令哈罗德在对阵威廉和哈德拉德时，拥有兵力上的绝对优势。

哈罗德推测，首先向自己发起进攻的应该是海峡对面的诺曼底公爵。为此，他率先要求南方的肯特、苏塞克斯两地进入战争动员状态。但出人意料，一头撞进罗网的却是他的弟弟托斯蒂格（Tostig Godwinson，？—1066年）。不容分享的权力令托斯蒂格早年便与自己的哥哥分道扬镳，被剥夺了领地和官爵的他，在苏格兰、北欧各地寻找支持，最终跑到佛兰德斯伯爵鲍德温五世的宫廷。鲍德温五世对哈罗德和托斯蒂格之间的兄弟阋墙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但为了支持的自己女婿威廉，还是组建了一支由43艘战船组成的小舰队交给托斯蒂格指挥。事实证明，托斯蒂格不过是一个志大才疏的纨绔子弟，成功洗劫了不列颠东部城市诺福克（Norfolk）后，他的军队便被各地赶来的贵族联军打得一败涂地。托斯蒂格不好意思再向鲍德温五世借兵，但他逃往苏格兰后仍不死心，不断鼓动挪威国王哈德拉德尽快出兵。

托斯蒂格入侵本身造成的损失对哈罗德而言微不足道。但由于担心诺曼底公爵威廉会紧随自己不成器的弟弟杀奔不列颠，哈罗德还是命令南部各地贵族整个夏天都保持警戒的动员令，但直到9月，英格兰南北两线均处于太平无事的状态。面对巨大的军备消耗和士兵们回乡收割作物准备过冬的呼声，哈罗德于1066年9月8日宣布解散部队。仅十天后，一支由300艘龙头战船组成的庞大舰队便出现在了英格兰北部的泰恩河口（Tyne River）。显然，哈罗德的对手始终绷紧了神经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在从苏格兰赶来会合的托斯蒂格的指引下，挪威国王哈德拉德放弃了在泰恩河口直接登陆的计划，移师南下进入水面更宽阔的亨伯河（Humber River），直逼重镇约克。英格兰北部贵族虽然出兵阻击，但面对上万名来势汹汹的维京海盗，约克的门户福尔佛德（Fulford ）宣告失守。发展到这一步，只要趁势攻陷约克，哈德拉德便能牢牢掌握战场的主动权。但就在此时，这位维京之王选择了顿兵于约克城东的斯坦福桥（Stamford Bridge）一线。对这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决定，一般认为，哈德拉德是考虑到约克曾是托斯蒂格的封地，不愿自己部下入城后的洗劫伤了两家和气，同时也希望约克守军可以审时度势主动开关献城。可恰恰就是这一等，令他和胜利失之交臂。 w4DOnhkNWyYQ5berklYnaTv/JhZAx5fSlmC62ztuV5zbCY8G+KlwTczKUxzUhKw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