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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鸦的盛宴

一般认为,撒克逊人抵达不列颠地区的时间不晚于433年。根据英国史料的相关记载,这一年为了抵挡北方皮克特人的威胁,盘踞在肯特地区的凯尔特部族领袖沃提根(Vortigern)遣使向罗马求援。但此时的罗马帝国早已自顾不暇,西罗马帝国的疆域上各派日耳曼雇佣兵首领相互攻杀,永恒之城数度沦陷于蛮族之手。相对稳定的东罗马帝国此时也正面临着匈奴王阿提拉(Attila)的武力威胁,不得不以每年700磅黄金的“岁币”购买一时的安宁。

正所谓“上帝关了一扇门,必然打开一扇窗”。沃提根虽然没有等来罗马帝国的援军,却意外招揽了一支名为“朱特人”(Jutes)的日耳曼部族。从近代一系列考古发现来看,“朱特人”虽与撒克逊人同宗,但却拥有相对高的文化水平。罗马帝国面对不断强渡莱茵河试图侵入高卢行省的日耳曼人,曾进行了一系列的分化瓦解活动,招揽一些相对温驯的部族居住在莱茵河西岸,最终催生出了日后对法国历史影响深远的日耳曼部族——勃艮第人(Burgundy)。朱特人也很可能长期以雇佣兵身份活跃在罗马帝国的莱茵河防线内侧。411年,勃艮第国王扶持了一个罗马傀儡皇帝乔维努斯(Jovinus),并以其名义侵入莱茵河东岸。此举引起上莱茵河地区的持续动荡,饱受战乱滋扰的朱特人趁势渡海,依附沃提根也在情理之中。

抵达不列颠群岛的朱特人兼具雇佣兵和难民的双重身份,本不足以对凯尔特人的统治构成威胁。但皮克特人的常年袭扰,早已令不列颠群岛南部的凯尔特各部族严重失血。迫切需要壮丁补充军队和自耕农的沃提根等凯尔特部族领袖,对泛海而来的朱特人大开方便之门,最终令其在肯特郡等不列颠南部地区站稳了脚跟,并不断呼朋唤友招来更多老乡。定居于日德兰半岛的盎格鲁(Angles)和撒克逊(Saxons)两大部族便是在这一时期纷至沓来。

凭借骁勇善战的日耳曼雇佣兵,凯尔特人在5世纪中叶艰难挡住了皮克特人入侵的狂潮。但问题也接踵而至,既然朱特、盎格鲁和撒克逊这三大外来部族可以击败强大的皮克特人,在不列颠南部取代孱弱的凯尔特人又有什么难度呢?450年前后,朱特人首先赶走了曾收容他们的凯尔特部族首领沃提根,鲸吞了肯特(Kent)地区。盎格鲁和撒克逊两大部族则大举北上劫掠哈德良长城以南的凯尔特人定居点。

500年左右,北上的盎格鲁-撒克逊联军在巴洞山(Badon Hill)一线与皮克特人展开主力决战。在后世的很多传说中,这场战役的胜利者的桂冠被戴在了凯尔特英雄“亚瑟王”的头上。当然,秉承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宗旨,可能有部分流亡的凯尔特贵族骑兵加入了皮克特人的军阵,与之共同对抗盎格鲁-撒克逊联军。但他们的努力与巴洞山之役的胜利,对步入灭亡之路的凯尔特人而言毫无意义。因为就整体环境而言,凯尔特人在不列颠的没落与罗马帝国的分崩离析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被罗马殖民统治近4个世纪后,不列颠南部凯尔特部族在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都与罗马帝国趋同,“腐朽、堕落”的文明基因早已深入凯尔特人的骨髓。以至于他们在面对同胞皮克特人和其他蛮族入侵时,表现得和罗马人一样软弱无能。

◎ 5世纪的撒克逊战士

◎ 盎格鲁-撒克逊联军血洗凯尔特村庄的想象图

巴洞山之战唯一的意义在于保住了凯尔特人在威尔士(Wales)地区的立锥之地。盎格鲁-撒克逊联军在越过了哈德良长城之后也停止了北进,专注于消化南方的占领区。对于朱特、盎格鲁和撒克逊这三大外来部族对凯尔特人的种族清洗,英国史学家向来有两种看法。一部分人认为,各修道院保存的关于盎格鲁-撒克逊联军烧杀抢掠的史料夸大其词。战斗和屠戮是有的,但远没有记载的那么残忍,很多地方的新移民和凯尔特人相处得很好。理由是通过考古挖掘发现,伦敦地区昔日罗马时代的堡垒和集市保存完好,并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统治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与之相左的观点则认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对凯尔特人的屠戮相当严重,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除了泰晤士河流域的伦敦等主要城市外,不列颠半岛南部绝大多数的城镇均遭到了毁灭。

无论如何,从5世纪开始,凯尔特人在不列颠南部地区的统治归于瓦解,取而代之的是7个由盎格鲁-撒克逊人建立的政权。除了朱特人鸠占鹊巢创建的肯特王国,撒克逊人在不列颠南部陆续建立了苏塞克斯(Sussex,又称南撒克逊)、威塞克斯(Wessex,又称西撒克逊)、埃塞克斯(Essex,又称东撒克逊)王国。而盎格鲁人则在北方建立了诺森布里亚(Northumbria)、东盎格利亚(East Anglia)和麦西亚(Mercia)政权。不列颠南部由此进入了“七国时代”(Heptarchy)。

◎ 七大王国疆域简略图

朱特、盎格鲁和撒克逊三大部族本就互不统属,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本属平常。之所以形成七强并立的局面,得从日耳曼民族特有的部族构架说起。北欧残酷的自然环境令日耳曼民族几乎成了先天的战士,罗马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这样描述道:“(日耳曼人)无论何时都矛不离手,当一个人到达能使用兵器的年龄,就在大会上由一位酋帅(部落或叛乱者的首领)或父亲或亲属给这个青年装备一面盾和一支矛。在战场上,酋帅的勇敢不如他人,是他的耻辱;侍从们的勇敢不如酋帅,也是他们的耻辱。假使自己的酋帅战死,而自己却从战场上生还,这就是毕生的耻辱了。保卫酋帅,甚至将自己的军功归于酋帅,才是精忠的表现。酋帅们为胜利而战斗,侍从们则为酋帅而战斗。”

可以说,每一个日耳曼部落都是一支以血缘为纽带的军队。在征服不列颠南部的过程中,原有的部族体系虽趋于解体,但盎格鲁-撒克逊联军之中也逐渐形成了诸多军事集团。这些军事集团以统帅为核心,以亲兵为羽翼,操控着占领地区无数朱特、盎格鲁和撒克逊自由民及凯尔特奴隶的生杀大权,并由此进化为独霸一方的王政霸权。

这些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的政府由部落首领会议演化而成,国王手握行政和司法大权,昔日的部落贵族也组成国王的顾问会议,协助国王处理国政。国王再将领地以郡为单位交由麾下的将帅管理。郡作为王国的基本地区行政单位,名义上由国王委任的郡长治理,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郡长的职位为世袭,一个强势的家族甚至往往能同时管理几个郡。因此,在所谓的七大王国下面还存在许多割据势力。这些家族的向背也决定了七国的兴衰强弱。

入主不列颠后的一个多世纪里,由朱特人建立的肯特王国始终牢牢掌握着“盎格鲁-撒克逊”联盟的牛耳。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除了朱特人拥有较盎格鲁、撒克逊两族更为先进的文化理念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此时不列颠南部的绝大多数地区已毁于兵燹,唯有肯特王国所占一隅相对完整。因此,盎格鲁-撒克逊联军各部仰其鼻息也在情理之中。597年,肯特国王特尔伯特(Æthelberht of Kent)在其首都坎特伯雷接待了罗马教皇特使——圣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Canterbury),并随即宣布接受洗礼,皈依天主教,令肯特王国成了盎格鲁-撒克逊诸国的宗教中心。在此后的漫长岁月,坎特伯雷主教区作为天主教在英国的中枢,源源不断地聚集着财富。

讽刺的是,当天主教借由坎特伯雷向不列颠群岛扩张势力时,肯特王国的霸权却轰然坍塌。表面上,盎格鲁-撒克逊诸国是通过天主教的传播奠定了其“天命有常,唯信上帝者居之”的争雄理念,经过上百年的休养生息,盎格鲁-撒克逊诸王国均逐渐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通过以“海德”(Hide,约120英亩)等单位向部族成员分配土地,一种全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盎格鲁-撒克逊人称之为“刻尔”(Ceorl)。刻尔不同于奴隶或农奴,因为在法律上他们仍是自由民,但领有土地的刻尔必须无条件承担兵役,并通过在战争中建立功勋来获取更多封地的赏赐。身为国王的部族首领也不得不发动对外战争,获取更多的领地以巩固刻尔们的忠诚。正是在这样的利益驱使下,各大王国之间的相互征伐悄然拉开了序幕。

◎ 装备简陋的刻尔步兵

最早取代肯特成为盎格鲁-撒克逊诸国霸主的是雄踞北方的诺森布里亚王国。诺森布里亚的迅速崛起得益于其微妙的地理位置。面对北方的皮克特人和西方龟缩于威尔士群山的凯尔特余部,连年不断的边境摩擦使诺森布里亚拥有盎格鲁-撒克逊诸国中最为精锐的军队,令与之接壤的东盎格利亚和麦西亚两国倍感不安。不过,这两国有不同的解决方法:东盎格利亚国王雷德沃尔德(Raedwald)选择介入诺森布里亚的内部纷争,试图借此与诺森布里亚结盟,最终迫使肯特王国向其俯首称臣;执掌麦西亚的彭达(Penda)却选择与威尔士地区的凯尔特人联手。

633年,麦西亚与威尔士联军在英格兰中部大败诺森布里亚王国的主力部队,麦西亚的霸权之路由此展开。此后的二十多年,彭达率领麦西亚王国军队不仅屡败诺森布里亚和东盎格利亚军队,还向南方扩展势力,放逐了威塞克斯国王琴瓦尔三年之久。虽然彭达在655年对抗诺森布里亚王国的决定性战役中阵亡,麦西亚的国势一度由盛转衰,但麦西亚仍掌握着诺森布里亚、东盎格利亚、威塞克斯三国的宗主权。

◎ 伍斯特大教堂的

经过数代的经营后,麦西亚终于又迎来了新一代雄主的降临。757年,出生于麦西亚一个古老贵族家族的奥法(Offa of Mercia,?—796年)在内战中击败了堂兄埃塞尔博尔德,夺得王位,随后便开始了收割王冠之旅。在奥法登基之前,麦西亚王国已经征服了以伦敦为中心的埃塞克斯王国。以之为跳板,764年,奥法率军攻入肯特,七年后又征服了苏塞克斯。至此,头戴麦西亚、肯达、东盎格利亚三国王冠的奥法,几乎完成了对不列颠南部的统一。雄心勃勃的他开始寻求威加海外。

796年,奥法与统治西欧大陆的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742—814年)缔结了通商条约。基于对不列颠霸主的敬意,查理曼大帝在书信中肉麻地称奥法为“我最亲爱的兄弟”。但两人的关系很快便因儿女联姻问题上的分歧而破裂,查理曼希望自己的儿子可以迎娶奥法的女儿,而奥法则提出让自己的王子迎娶查理曼的公主。在两位强者各不相让的情况下,查理曼一度禁止不列颠商贾到西欧贩卖货物,但这种两输的局面显然不是双方想要的,两人最终重修旧好。

整体来说,奥法统治时期的盎格鲁-撒克逊诸国初次感受到了经济一体化带来的繁荣,以奥法头像为标识的硬币在不列颠南部地区通行。官吏对各地大小贵族及平民所领有的土地进行登记,通过《海德贡赋册》统一课税。许多驰名欧洲的学者陆续来到不列颠,令奥法在约克开办的学校一度与查理曼大帝的亚琛大学齐名。奥法统治后期,麦西亚王国动员大量人力修筑了贯穿英格兰与威尔士边境地带的防御工事,这条名为奥法大堤(Wales and Offa's Dyke)的线状工事为270千米的堤坝和深壕沟,远远比不上昔日的哈德良长城,但后来一度成为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分界线。 tqRJn/0OPjXEHc2BJRCOWpAZ1BsvvdDNCD4SEkZOPabQJMCXFBHB1RctSW2J90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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