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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让人惊讶了，一本刚卖完首印数就踪影全无的书，在销声匿迹了37年后，又不声不响地闯入了人们的眼帘，引起了几乎所有人的关注，这些人中有众多的马斯洛迷，也有一些恍惚记得在研究生课程中听说过这个名字的人，以及那些在电脑屏幕上看见或在脑海中闪过自我实现、高峰体验、需要层次等术语时才依稀想起其名字的人。
这本书为什么会消失，这个问题一直让我困惑不解。也许是书名的原因吧。我曾恳请阿贝
起一个更易被读者接受的名字，可我哪有资格挑战其充满诱惑与魅力的作品呢？虽然原出版商也煞费苦心，但阿贝还是固执己见地把书题名为《优心管理》（Eupsychian Management）。
然而，我认为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时机不对。工业化的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一直有强烈的优越感，他们对商业书籍本无多大兴趣，何况是由毫无商业经验的心理学家撰写的商业理论。除了让人敬而远之的书名外，阿贝的写作风格也显得比较散漫，作品里都是些随意组合成的思想片断和理念轮廓，就像是画家的草稿或小提琴手的指法练习曲。
本书的内容是从他的日记中逐字转录而来的。阿贝第一次把日记给我看的时候，我就果断地说：“你得拿去发表。”阿贝以各种理由拒绝了，说这些内容只是“半成品、草稿、非学术作品”或“我对这行还不了解”等，但最后理性发挥了作用，我终于说服他发表日记内容。随后，我找了家出版商。不过，我敢肯定这家出版商的主编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本书的意义，因为他竟自以为是地和我谈论英语是不是阿贝的第二语言。
这本书有些部分的内容非常天真，有些部分又极具预见性和洞察力，但文章丝毫不落窠臼，也没有诸如“有效完成某事的19条原则”之类的内容。你在这本精彩著作中，将体验到一位天才的活跃思维及其精深思想，了解一位思想家如何终其一生启迪激励新理念。正如他在前言中所说：“初学者往往能看到专家忽略的方面。”
他决定挑战那些（20世纪）60年代的管理大师。他们当时正热衷于宣扬工业化组织环境理论，其中有大名鼎鼎的德鲁克（Peter Drucker）、麦格雷戈（Douglas McGregor）、罗杰斯（Carl Rogers）和利克特（Likert）等。阿贝探讨问题的态度总是友好的、毫无敌意，但却总能让那些大师刮目相看。德鲁克指责阿贝写这本书是为了贬低他和麦格雷戈的权威地位。我怀疑这是不是阿贝的最初动机，但他的确对这些巨头的理念提出了质疑。我倒希望你们在深入了解这本书时还会有其他方面的发现，那其中有许多内容是我在35年前错过或未能完全理解的。
例如，阿贝是最早意识到以下问题的人之一。他认为：“工业领域也许能成为研究心理动力、人类高层次发展及理想生态环境的实验基地。”此外，他还颇具先见之明。如在最后一篇日记中，他极准确地预言了苏联逐步衰落与美国成功在即的原因：“工业领域中以增长为主导方向的发展趋势……如果美国人真的能变得比俄罗斯人优秀，那么其原因正在于此。美国人将会更受人喜爱、尊重和信任……”
对于这本书，我还有一点要说明，就是他那些用如今的政治眼光来看十分不恰当的言论以及他非凡的勇气。请看其论述阿格里丹人的日记，他在这篇日记中讨论了民主的两难困境：我们应如何对待出类拔萃的个人？如何处理个人禀赋迥异的问题？他试图解决的是（20世纪）60年代乃至今天的人们一直想回避的问题。阿贝总是提出非常尖锐的问题。本书始终要面对并值得一再重申的两个主要问题或道德难题是：人的本性能容忍怎样的社会？社会能容忍怎样的人性？
也许这点有助于解释我在开篇时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此书再版的消息会如此引人注目？为什么此书出版不久就毫不费劲地占据了书架剩余的空间？第一个问题比较容易解释，各种组织如今面临的问题比它们在（20世纪）60年代要应付的问题复杂繁琐得多，如全球化、激烈的竞争、突飞猛进的技术以及瞬息万变的环境等。至于第二个问题，在我重读此书之后，答案也变得很明显了。这本书提出了一些让人震撼的问题，而且，阿贝总是认为科学的基本目标是“把真理灌输给不愿接受它的人”。或许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接受阿贝的“灵丹妙药”了。
阿贝·马斯洛的为人不需要解释与描绘。他是一本敞开的书，他所说的话及看重的人都能让你清楚地了解他。1962年出版的《存在心理学探索》（Toward a Psychology of Being）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这本书的第一句话是：
“冥冥中忽然冒出了人类疾病或人类健康这样的概念，心理学这门学科让我觉得神奇和兴奋，它充满诱惑，使我禁不住要在它得到检验证实并被称为确凿的科学知识之前就将它公之于众。”
一切都包含在这句话里了：他让心理学获得了新生，他揭示了心理学的本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使心理学研究更趋于本质，即从个体经验中寻求真理，使人们成为“勇于探索求知的人”。
科学对于阿贝来说是一种生活和爱的方式——诗歌及其移风易俗是他的目标（或用他喜爱的方式来说，就是使诗歌重获圣灵）。阿贝是无畏的征服者——多年来他独自前行，气魄非凡，就像那最具魅力的东征勇士。
他在最后一本著作《科学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Science）中写道：
“对于科学而言，其先驱者比军队重要得多。虽然这些先驱者更容易受到伤害并因此付出高昂的代价，但总得有人先涉足雷区。”
科学就是他的诗歌，是他的信仰和他的奇迹。在《科学心理学》中，他还写了这么一段话：
“科学可以成为无宗教信仰者的信仰、非诗人的诗、非绘画者的画、古板者的幽默以及内向羞怯者的爱。科学不仅始于奇迹，而且终于奇迹。”
我之所以大量引述阿贝的原著，是因为他的作品就是他的生活，知此便可及彼。我初识阿贝——或者说邂逅他（跟许多人一样）是通过他的著作。那时我在安提亚克学院（Antioch College）读四年级，师从当时的院长道格拉斯·麦格雷戈，他建议我读一本由马斯洛和迈特尔曼（Mittelmann）撰写的关于变变心理学的书。
这本书让我耳目一新，它像无法抗拒的召唤把我真正引入了心理学领域。我永远不会忘记在这本书的扉页上看到的两幅插图：其中一幅画的是一所儿童医院的育婴室，里面是一群幸福甜蜜、咯咯欢笑的新生婴儿；在其下方则是另一幅画，画里的人形容枯槁憔悴、疲惫不堪，他们挤在纽约的一趟地铁里，痛苦无奈地看着在头顶晃动的扶手拉环，透过地铁窗口可以看见他们发黄黯淡的脸。这两幅画下的批注是：“这是怎么了？”这就是阿贝大半生都在试图回答的问题。
这是我与阿贝的第一次接触，最后一次是1968年春天在布法罗，那时他正要去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看望他刚出生的孙女并庆祝她的诞生。在此期间，我对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一次采访并摄制了录像。采访刚结束，他就对我说：“我得做出一项重要决定了。”他知道写作会耗费他所有的精力，但他又在思考：“我在心理学研究方面已经竭尽所能了吗？”激发他这种念头的是萨佳食品公司（Saga Foods）主席和首席执行官比尔·劳克林（Bill Laughlin）的高明举措，他力邀阿贝去加州与他合作。阿贝说：“我犹豫了几天，后来伯莎
同意了，于是我放弃了各重点大学提供的机会，来到西部，把所有的时间都用于写作。”他说：“我决心切断与外界的所有联系——不再去哈佛，不再去布兰代斯，我要谱写一曲让人心旷神怡的绝唱。”
从最初在安提亚克“邂逅”马斯洛与米特尔曼，到最后的布法罗之聚这段时间里，我与马斯洛一家往来频繁，我们一起度过了许多美好时光。每次造访都因伯莎娴雅自然的招呼（自然得就像在牛顿家的小木屋外面缓缓流淌的小河）以及她那塞满美味佳肴的冰箱而变得温馨美妙，令人陶醉。而阿贝则总是以异常柔和、害羞和缓慢的声音说出一些骇人的见解。与马斯洛一家共进早餐是一种对智力的升华（无尽的美食，无尽的妙语）让我精力倍增，飘然欲仙。
弗兰克（Franck）是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他曾说：“我总能识别出那些非凡之见，因为它们往往骇人听闻。”据此而论，阿贝的确惊世骇俗——他总爱冲破传统智慧的樊篱，并且大大超越现行经典规范。
我向来觉得跟阿贝在一起的时候，能感觉到一种孩子般天真迷人的气息——他老爱凝眉蹙额[像托马斯·曼（Thomas Mann）笔下的弗洛伊德（Freud）]，并不时扬起眉毛，露出一种常有的敬畏神情。我认为，阿贝对奥尔德斯·赫克斯利（Aldous Huxley）的描写实际上就是他自己的真实写照：
“或许我还应该说一说另一种在奥尔德斯·赫克斯利身上表现得最突出的能力——了解并充分利用自己的天赋，他实在是位伟人。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他对世界的神奇与精彩始终保持着赞美之心，他常感叹道：‘了不起，了不起啊！’他瞪大眼睛看着世界，那么天真无邪，那么虔诚迷恋（那是一种对细微事物的关注，是一种谦逊的体现）然后他镇静从容地朝着自己制定的方向前进，毫无畏惧。”
在这段时间里，阿贝重塑了心理学，从而再造了历史。许多如今已广为人知甚至脍炙人口的术语、词汇、概念都来自阿贝：需要层次、自我实现、高峰体验，它们掀起了第三势力心理学思潮，人本心理学由此诞生。
安东尼·萨迪奇（Anthony Sutich）不久前说：“亚伯拉罕·马斯洛是自弗洛伊德以来最伟大的心理学家，20世纪的下半叶非他莫属。”
如果说现代心理学在20世纪上半叶挖掘了心理学的灵魂，阿贝的壮举则使它们更加暴露无遗了。他写道：
“与弗洛伊德、阿德勒（Adler）、荣格（Carl Jung）、弗洛姆（Erich Fromm）和霍尼（Horney）不同的是，我们面对的是已圆满完成的严谨温和的实验。这些实验至少有一半与那些永恒的人类问题无关，它们主要是为研究同类内部的另一部分成员而设计的。这让人想起一种情形，当一位女士在动物园里问饲养员某只河马的性别时，饲养员回答说：‘太太，在我看来，只有另一只河马才会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吧。’”
对于我来说（也许对于所有人本主义学者而言）阿贝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全部人类经验都具有可研究性的观点，从而使人性得以在科学中重现。他在《存在心理学探索》的最后几页中写道：
“整个世界及所有经验都应该成为研究对象。无论什么，即使是所谓的‘私人’问题都不应被排斥在人类研究范围之外。否则，我们就会像某些工会那样使自己陷入窘境：只有工人才能加工木头，而且他们也只能与木头打交道。在这种环境下，新材料和新方法肯定会被视为干扰甚或可能造成重大危害的灾难，而不会被视为机会。另外，某些原始部落中的情形也值得一提，他们的每个成员都必须认祖归宗，如果哪个新成员无‘家’可归，那么除了毁掉他之外便别无他法了。”
阿贝认为，每个人的任务都是塑造最佳的“自我”。乔·多阿克斯（Joe Doakes）肯定不会试图模仿亚伯拉罕·林肯、托马斯·杰弗逊或其他任何偶像及英雄人物，他必须成为世界上最出色的乔·多阿克斯。他能做到这点，而且只有这么做才是有必要和有可能的。他在这方面不会有任何竞争。
阿贝所做的事是把那些具有宗教、神秘或超自然色彩的现象自然化——使人得以发挥自己的个人潜力，而不致被一些临时的非人性机构操控，科学、商业和教会等就往往属于这类机构。他引述雷尼尔·玛利亚·赖尔克（Rainer Maria Rilke）的话说：“如果你认为自己生活贫困，那么你不该责备生活，而应责备自己，你该告诉自己，是自己没有足够的诗意去发掘丰富的人生，因为对于造物主而言，既不存在贫困，也不存在什么落后或次要地区。”
阿贝送给我们两份厚礼：更趋人性化的艺术与科学，以及灵魂的民主自由。在这方面，我们永远无法报答他。
沃伦·本尼斯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马歇尔商学院
工商管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