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的事情总找得出时间和机会;不要做的事情总找得出借口。
这个粉嫩的女婴满周岁了,她咧着嘴微笑着面对周围的世界,这个充满烟火气的尘世多美好。她终其一生对凡俗世界都有着异乎寻常的热爱,好好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她曾这样说过。
在满周岁的时候,家人会给孩子准备各种东西抓周,以此检测孩子的志向。大红的漆盘里摆了一支毛笔、一个顶针、一个红丝线穿起来的古铜钱、一本书、一个骰子、一只银酒杯、一块红棉胭脂等。家里的仆人表现得比张志沂和黄素琼两个人还要紧张,仿佛这个小婴儿的未来是由抓周这件古老且神秘的事情决定的。
她伸出粉嫩的小手一把抓住毛笔,然后似乎还不满足,又抓了下胭脂——张爱玲在散文作品《童言无忌》中说抓的是小金镑和笔,但无论怎样,笔总是第一位的,至于爱美与爱财,倒也是真的。
几个月后,在一个寒冷的冬日,黄素琼为张家诞下一个万众瞩目的小少爷,起名为小魁,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文魁”一词,可见张志沂对这个儿子寄予的厚望,而那个一岁多的小女孩则被唤为小煐,完全没有小魁的气势。
小魁的出生为这个正日益像影子般往下沉的旧家庭带来一丝希望,而初为人母的黄素琼也是满心喜悦,尽管心中的某个角落里早已埋下出走的种子,但此时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母亲”两个字带给她的责任与分量令她暂时无暇分身,囿于这片安稳而保守的小天地。
小煐初时对这个新来的玩伴也是很欢迎的,但随着年岁的增长,她逐渐从一些细微的地方觉察到家里的变化。她与黄素琼小时候一样,很早就感知到男女不平等的问题,在那样一个旧家庭里,男尊女卑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而且表现在一言一行中,无意间就会伤人。
在《我的姐姐张爱玲》一书中,张子静写道:“姐姐早慧,观察敏锐,她的天赋资质本来就比我优厚。那么幼小的年纪,已经知道保姆的勾心斗角,她后来在《私语》里说,带我的保姆张干,‘伶俐要强,处处占先’;领她的何干,‘因为带的是个女孩子,自觉心虚,凡事都让着她’。因此她说,‘张干使我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我要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我弟弟。’”
《雷峰塔》里关于保姆的偏心有着活灵活现的体现,弟弟吃饭不小心掉了一只筷子,就是好兆头——筷子落了地,四方买田地;若是姐姐掉了筷子,保姆就高声说:“筷子落了土,挨揍又吃一嘴土。”张爱玲不服气,便嚷嚷着说她也能买田地,小小的她已经知道这个世界会如何为难一个女人。可是,保姆告诉她女人不能买田地,甚至她也不姓张,她姓“碰”,碰到哪里就是哪里。多么悲哀,女人一出生命运就被确定了,只要按照剧本老老实实地演出就行。
她抓周家里没人太当回事,当轮到只比自己小一岁的弟弟时,情形则完全不同。“好东西总搁得近,铜钱、书、毛笔。骰子和酒杯都搁得远远的,够不到。”于是,小魁抓了铜钱,丫鬟讨好地说他将来会有钱。如果有人能够预测未来,该是多么悲怆的一幕。
这种强烈的反差也给张爱玲幼小的心灵造成了严重伤害。她对弟弟有着异乎寻常的感情——半是怜爱半是嫉妒——嫉妒他是个男孩子,可以不用图强奋斗就能继承祖业,也不用害怕未来的各种不确定。这般早慧日后成就了她,也毁了一个女人糊涂的幸福,太过锐利而通透的女人,如何获得俗世的幸福呢?
无论如何,这个小生命的到来改变了她在家中的地位,并且陪伴她在以后漫长的成长岁月中,一起经历喜忧参半的童年。这个家族的平顺与波折,他们曾并肩迎立过,共同承受这个家里的酸风甜雨,最终却酝酿出迥然不同的命运。也许,这正是命运的玄妙之处,无法让人一眼洞穿,只得跟着它的剧本不停往前走,不到最终谢幕谁都无法得知它为我们准备了什么样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