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传习录》是明代大哲学家王阳明的讲学语录和论学书信之简集，系明代阳明学派的启蒙典籍。

王阳明（1472—1529），字伯安，名守仁，因曾筑室会稽山阳明洞，故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为阳明先生。浙江余姚人。其父王华，字德辉，成化十七年（1481）状元，官至南京吏部尚书。王阳明生于明代中叶政治腐败、社会动荡、学术崩颓之际。时势造英雄，这样的历史环境给以天下为己任的他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遇，使他以其辉煌的事功和创造性的思想学说，成为“儒家第一流人物”，对中外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阳明的著作由其门人辑成《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其中在哲学上最重要的著作是《传习录》和《大学问》。《传习录》是王阳明阐述其哲学思想的“语录”体著述，由其弟子徐爱、薛侃、钱德洪等辑录编纂，分为上、中、下三卷，后被统一编入《王文成公全书》首篇卷一至卷三。

《传习录》是研究修习阳明心学的最重要的著作，几乎包含了王阳明的全部哲学思想及其重要主张，堪称王门之圣书、心学之经典。阳明的弟子后学，大都通过《传习录》而成为阳明心学的信奉者或拥护者。钱穆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做学术演讲时，曾把《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六祖坛经》《近思录》《传习录》七部书称为“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蒋介石称《传习录》为其终生最爱之书，曾自述：“我早年留学日本的时候，不论在火车上、电车上或渡轮上，凡是旅行的时候，总看到许多日本人都在阅读王阳明的《传习录》，许多人读了之后，就闭目静坐，似乎是在聚精会神、思索精义。”于是他后来就把王阳明“当作导师崇拜”，将《传习录》作为其“终生的精神食粮”。

《传习录》上卷由阳明弟子辑录，经阳明本人审阅，主要反映的是阳明中年的思想性格；中卷里的书信皆出自王阳明亲笔，是他晚年的著述，堪称其晚年成熟思想之代表；下卷虽未经阳明本人审阅，但也较为集中地反映了他晚年的思想风貌。

《传习录》的成书过程较为复杂，其大致经过是：王阳明弟子徐爱从正德七年（1512）开始，陆续记录下阳明论学的谈话内容，并根据《论语》中的“传不习乎”一语，取名《传习录》。正德十三年（1518），阳明弟子薛侃将徐爱所录残稿及陆澄与自己新录的部分一起刊刻，仍名为《传习录》。嘉靖三年（1524），阳明弟子南大吉增收王阳明论学书信若干篇，刊行《续刻传习录》序刻本。嘉靖三十四年（1555），阳明弟子钱德洪将陈九川等人所录的《遗言录》加以删削，与他自己和王畿所录的内容合并，编成《传习续录》。嘉靖三十五年（1556），钱德洪又在《传习续录》中增收了黄直所录。隆庆六年（1572），谢廷杰巡按浙江时主持出版《王文成公全书》，以徐爱、陆澄、薛侃所编《传习录》为上卷，以钱德洪增删南大吉所编书信部分的八篇文章为中卷，以《传习续录》为下卷，并附入王阳明所编的《朱子晚年定论》，遂成为通行本的《王文成公全书》之《传习录》。

与此同时，《传习录》还有多种版本相继问世，如沈思畏在嘉靖三十年（1551）刻《传习诸录》于福建，后附以《大学或问》和《朱子晚年定论》；聂豹于嘉靖年间编纂《传习录节要》，后由其弟子戴经刊刻行于世。另有徐爱、陆澄、薛侃录《传习录》的明姜好善重订、李益大督梓本，明嘉靖三十年（1551）杨荆山据钱德洪原本而刊刻的《传习录》重刻本（三卷，书前有杨荆山、焦琅琊序文，书后有张可大、许有声跋文），嘉靖三十年（1551）孙应奎重刻的《传习录》衡湘书院本，等等。此外，王学殿军刘宗周在明天启年间也编纂过《阳明传习录选》。

此后数百年，《传习录》在通行本的基础上，至少有数十种翻刻本、选编本等相继问世。

如《阳明先生要语》（三卷，萧廪辑，收入《陆王二先生要语类抄》，明万历二年［1574］刻本）、《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四卷，朱文启、朱文教编，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陈九叙序刊本）、《传习录》白鹿洞本（金声、钱启忠编，崇祯三年［1630］陈懋德序刻）、《阳明先生集要》（施邦曜编，明崇祯八年［1635］刊，清光绪五年［1879］贵州重刊，其中《理学集》卷一为《传习录》，即今本上卷；卷二为《语录》，选自今本下卷；卷三则录有通行本《传习录》中卷之论学书信）、《王阳明先生传习录论》（三卷附集一卷，王应昌编，清顺治三年［1646］王应昌序刊本）、《阳明全集》（二十卷，俞嶙编，清康熙十二年［1673］刻本，内有《传习录》一卷，即通行本之上卷；《语录》一卷，即通行本之下卷；而通行本《传习录》中卷之论学书信，则分载于卷一至卷四）、《王阳明先生全集》（十六卷，王贻乐编，清康熙十九年［1680］刻本，其中卷二为《传习录》，后清人陶浔霍据此本批注，书前载有李贽、徐元文、潘之彪、马士琼、宗稷辰之序文）、《阳明文抄》（二十卷，张问达编，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刻本，书前有张问达序，卷一为《传习录》上卷，卷二为《传习录》下卷，卷三为《传习录》中卷之论学书信七篇）、《阳明传信录》（三卷，刘宗周编注，清道光三十年［1850］刻本）、《王阳明先生经说弟子记》（四卷，胡泉辑，清咸丰八年［1858］家刻本）、《王阳明先生传习录》（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校印本，禹州方硕辅校，邵阳魏允恭石印本）、《传习录集评》（三卷附录一卷，孙锵编纂，民国四年［1915］上海新学会社发行）、《王阳明传习录》（三卷，民国十三年［1924］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传习录点注》（叶绍钧注，民国十六年［1927］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评注传习录》（三册，许舜屏编，民国十八年［1929］上海中原书局刊行，书前有徐绍桢、吴衍慈、王震、陈树人序）、《王阳明传习录注释》（四卷，于清远注译，台湾凤山黄埔出版社1958年刊行）、《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陈荣捷撰，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刊行），等等。

随着王阳明及阳明心学研究的深入与转盛，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传习录》的研究、注释、评介与今译，学界一直比较重视，出版了一大批注释本、选编本、今译本等。如《译注传习录》（邓阳译注，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传习录注疏》（邓艾民撰，台湾法严出版社2000年刊行）、《阳明传习录》（杨国荣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传习录》（阎韬注评，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传习录》（沈顺葵译注，广州出版社2001年版）、《智慧之门——传习录》（于自力、孔薇、杨骅骁注译，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传习录〉精读》（吴震撰，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传习录校释》（萧无陂校释，岳麓书社2012年版），等等。

以上所述各种《传习录》刊行本，较有影响或质量上乘的是孙锵的《传习录集评》、叶绍钧的《传习录点注》、许舜屏的《评注传习录》、陈荣捷的《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邓艾民的《传习录注疏》、杨国荣的《阳明传习录》、吴震的《〈传习录〉精读》等。其中被学术界广泛使用的是陈本和邓本，而比较适合普通读者阅读的是杨本和吴本。

需要说明的是，王阳明的语录体著述，还有几种不同的本子与《传习录》同时存在甚至早于《传习录》行于世。如《阳明先生遗言录》《稽山承语》《良知同然录》《阳明先生则言》《传习则言》等。

《阳明先生遗言录》，钱德洪编，曾才汉校，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曾才汉刻。《稽山承语》，朱得之编，明刊本。《良知同然录》，四卷，孟津序刊本，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刻本。《阳明先生则言》，二卷，嘉靖十六年（1537）薛侃刻本，嘉靖四十四年（1565）谷中虚重刻本。

该书现虽不太流行，但当时却作为阳明心学的教材而流行一时。其内容都是从当时既刊的《传习录》上卷和《文录》《别录》中精心挑选出来的，上卷是短文的语类体，下卷是长文的文章体，目的是为了读者携带的方便，于嘉靖十六年（1537）由薛侃协助王畿选编而成。而《传习则言》（一卷，收入嘉靖三十三年［1554］郑梓序刊的《明世学山》）原来是以《传习录略》（编者不详）之名并附有邹元标之序文而单独刊行于世的。《传习则言》仅录阳明语录二十条，而且只有上半部分是与《传习录》上卷有关，其后一半则是从《阳明先生则言》中挑选出来的。可见，所谓“传习则言”的书名，恐怕亦是根据上半部分的《传习录》之内容与下半部分的《阳明先生则言》之内容，而将两书的书名组合而成的。所以陈荣捷先生认为：《阳明先生则言》与《传习则言》虽同名“则言”，然而是《王阳明全集》之“缩本”，而非《传习录》之“板本”。

日本阳明学者高濑武次郎在《日本之阳明学》一书中指出：“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中江）藤树之大孝，（熊泽）蕃山之经论，（三轮）执斋之熏化，（大盐）中斋之献身事业，乃至维新诸豪杰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王学所赐予。”有人甚至认为，日本就是以王阳明哲学为其民族之哲学的。因此，《传习录》在日本也有很多种版本。

如《传习录》（日本庆安三年［1650］据通行本木版印刷发行）、《标注传习录》（三卷，三轮执斋编注，日本正德三年［1713］刊，后执斋弟子川田雄琴据该书而撰《传习录笔记》四册）、《传习录栏外书》（三卷，佐藤一斋编撰，日本天保元年［1830］刊）、《传习录讲义》（东敬治编，日本明治三十八年［1905］东京松山堂刊行）、《训注传习录》（山川早水编，日本明治四十三年［1910］东京山本镣藏发行）、《传习录》（安井小太郎注，收入《汉文大系》第十六卷，日本大正二年［1913］东京富山房发行）、《传习录参考》（东正纯编，日本大正八年［1919］刊）、《传习录》（小柳司气太注，收入《汉文丛书》第十七卷，日本大正八年［1919］东京友朋社发行）、《现代语译传习录》（小野机太郎译，日本大正十二年［1923］东京新光社刊行）、《王阳明传习录讲本》（三卷，山田准编，日本昭和二年［1927］东京二松学舍大学出版部刊行）、《传习录》（安冈正笃讲抄，龟井一雄译，收入《圣贤遗书新释丛刊》第一号，日本昭和六年［1931］刊行）、《传习录》（山田准、铃木直治译注，日本昭和十一年［1936］东京岩波文库刊行）、《传习录》（近藤康信释，收入《新释汉文大系》第十三卷，日本昭和三十六年［1961］东京明治书院发行）、《传习录》（山本正一译注，日本昭和四十一年［1966］东京法政大学出版局刊行）、《传习录抄》（山下龙二编，收入《中国教育宝典》下，日本昭和四十七年［1972］玉川大学出版部刊行）、《传习录诸注集成》（安冈正笃、中田胜编，收入《阳明学大系》，日本昭和四十七年［1972］东京明德出版社刊行）、《传习录》（安冈正笃编注，日本昭和四十八年［1973］东京明德出版社发行）、《传习录》（沟口雄三译，日本昭和四十九年［1974］中央公论社刊行）、《传习录新讲》（洪樵榕撰，日本昭和六十三年［1988］东京二松学舍大学出版部刊行）、《中国古典·传习录》（吉田公平译注，日本平成元年［1989］讲谈社刊行）、《传习录——阳明学的精髓》（吉田公平译注，日本平成七年［1995］橘［たちばな］出版社刊行）等。

阳明心学与近代朝鲜开化思想有密切关系，朴殷植的著述是其代表。朴殷植的生平基本上是沿着以下道路而前行：儒教求新——阳明心学——朝鲜独立运动——韩国临时政府总统。从他身上可以看出阳明心学与救亡运动的关系。朴殷植对阳明心学较为系统的阐述立论，主要反映在其所撰的《王阳明实记》中。他在答谢张志渊允诺为该书写序的信中，曾列举了自己写作该书时所使用的参考书，主要就是《传习录》和《明儒学案》。因此，《传习录》在韩国也有多种版本，如金世贞译注的《传习录译注》（韩国世昌出版社2014年版）等。另外，由于阳明心学是作为异端思想、批判对象被引进朝鲜半岛的，所以从一开始朝鲜半岛的儒者就把王阳明及其代表作《传习录》放在被批判的位置上接受拷问，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著述有李滉撰于1566年的《传习录论辩》（收入《增补退溪全书》第二册，韩国成均馆大学出版部1985年刊行）等。

此外，《传习录》还有英译本行于世，如《Instructions for Practical Living and Other Neo-Confucian Writings by Wang Yang-ming 》，陈荣捷英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部1963年刊行。

综上所述，尽管《传习录》的刊本无数，但由于王阳明几乎所有的重要哲学命题和思想主张在《传习录》中都已提出或做过阐发，所以这些命题和主张也是各种《传习录》刊本所必须涵盖的，如“心即理”说、“知行合一”说、“致良知”说、“格物”说、“亲民”说、“万物一体”说、“拔本塞源”说，等等。因此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无论读哪一种版本的《传习录》，它都是我们学习阳明心学的必读书，也是研究阳明学派的入门书，更是当今社会净化心灵、修养德行、启迪心智的最佳经典之一，熟读精读该书，必能让我们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

钱明撰于2015年11月20日 cJ8DeWDvhTo41nt36S0LMS32IBIk4k6DCFl6FQZRz1K2ztH2erU0Rb6nVS0k93Z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