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上葡萄酒

快，给我拿一大杯葡萄酒来，好让我的大脑得到滋润，说出点儿精言妙语来。

——古希腊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公元前450年~公元前385年）

盛宴

公元前870年，亚述国王亚述纳齐尔帕二世为庆祝新都尼姆德的落成，举行了一个宴会。这是历史上最盛大奢华的宴会之一。新都的城中心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宫殿，基座由泥砖砌制——这是传统的美索不达米亚建筑风格。宫殿里有7个气势宏伟的大殿，每一个殿堂里都装饰着华美的木铜门，屋顶是用雪松、柏木及桧木建造的。墙上精美的壁画歌颂着国王远征异国的辉煌战绩。环抱着宫殿的是潺潺的溪流、轰鸣的瀑布、飘香的果园及绚丽的花园。据当时的楔形文字碑记载：花园和果园里种植的不仅有本土植物，还有一些国王远征时从别处采集回来的植物：枣椰树、雪松、柏树、橄榄树、李子树、无花果树及葡萄藤等。这些异乡植物“花团锦簇，争奇斗艳，竞吐芳菲”。为了使新都人丁兴旺，国王号召各地人民迁居新都。当时，亚述帝国的领土占据了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大部分地区。来自各地的人民齐集新都，各地的植物也在新都扎了根——这万物万民齐聚新都的盛景集中反映了亚述帝国辽阔的势力范围。为了显示自己的强大，新都一落成，亚述纳齐尔帕便迫不及待地举行盛宴庆祝。

这个宴会持续了十天十夜。据官方史料记载显示，当时参加宴会的人数达69 574人之多：其中，47 074人是来自国内各地的代表，16 000人是刚刚迁入尼姆德城的新居民，5 000人是来自异国的达官显贵，其余1 500人是皇宫内部官员。这次盛宴旨在展示亚述国王的至高权力及傲人财富——不仅给自己的臣民看，也给那些异国代表们看。宴会上总共供应了1 000头肥牛，1 000头小牛，10 000只绵羊，15 000只羔羊，1 000只羊羔，500只瞪羚，1 000只鸭子，1 000只鹅，20 000只鸽子，其他各类飞鸟12 000只，10 000条鱼，10 000只跳鼠（一种小型啮齿动物）及10 000个鸡蛋。当时的蔬菜并不丰富，宴会上只提供了1 000筐。上述记载也许包含夸大渲染的成分，但是其中至少有一点清晰可见：这次宴会的规模是空前的。国王向他的宾客们吹嘘，他会充分尽主人之谊，让宾客尽情享受这次盛宴，然后再派人一一护送他们高高兴兴、健健康康地回到自己的国家去。

这次宴会上最重要也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是国王对于饮品的选择。尽管亚述纳齐尔帕出身于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但他并没有把美索不达米亚的传统饮料作为主饮。宫殿石壁的浮雕中描绘的不是他用苇管吸饮啤酒的场景，而是这样的画面：国王优雅地用右手指尖托起一只浅碗，举至面前；那碗也许是黄金做的，而碗里盛的是葡萄酒。

当然，啤酒也在宴会的饮品之列，亚述纳齐尔帕为宴会提供了1万坛啤酒，同时还提供了1万皮囊（当时一种装葡萄酒的容器）葡萄酒——二者数量相当，然而后者以一种更加惊人的奢华凸显了国王的财富。当时，葡萄酒对于美索不达米亚人来说是稀有之物，因为他们的葡萄酒都是从遥远的北部山区进口的。北部山区人种植葡萄，生产葡萄酒。把酒从山上运下来再运至平原地区耗资巨大，这使得葡萄酒的价格比啤酒贵出10倍以上。所以在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中，葡萄酒是一种富有异域风情的奢侈饮品，只有上流社会的人物才喝得起，平常百姓根本连尝都没尝过。在那个年代，葡萄酒主要用于宗教祭祀，它的昂贵和稀有使人们将之奉为“上帝之饮”。

亚述纳齐尔帕能有如此大的财力用与啤酒等量的葡萄酒来款待他的7万多位宾客，充分体现了他是何等富有。同时，把大量葡萄酒从迢迢千里之外的边疆运至京都，也充分显示了国王的势力范围是何其广大。更引人注目的是：宴会上的葡萄酒中，有一部分产自国王自家的果园。皇家果园里，葡萄藤蔓缠绕在树上——当时的葡萄都是这么种的——由一个设计精巧的运河系统进行灌溉。亚述纳齐尔帕不仅有着惊人的财富，而且他的财富都长在树上。新都的落成典礼上，一个很重要的仪式便是庄重地把葡萄酒献给上帝。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尼姆德的工匠们表现宴会时经常描绘出这样的场景：宾客坐在长木椅上，用浅碗畅饮葡萄酒，两侧有仆人侍奉；有的手持酒壶，有的手握扇子（或者是虫拍，以防有小飞虫掉进这珍贵的玉液琼浆里）。有些浮雕上还描绘了一些硕大的储酒容器，仆人们就从这里倒酒重新把酒壶填满。

亚述人逐渐把饮用葡萄酒发展成为一种烦琐而正式的社交仪式。公元前825年的一块方尖碑上描述了这样的场景：亚述纳齐尔帕的儿子撒曼尼瑟三世站在遮阳伞下，左手握剑柄，右手持葡萄酒碗，脚边一个人双膝跪地，向他苦苦哀求。有了这般权威的宣传，葡萄酒及其酒具便自然而然地成了权力、荣耀和繁荣的象征。

来自山间的“优质啤酒”

对亚述人来说，葡萄酒是新鲜事物，但它绝非新生事物。和啤酒一样，葡萄酒的缘起早已湮没在史前的岁月当中。葡萄酒的发明（或者说发现）是如此古老，以至于我们只能在神话和传说中间接地寻找蛛丝马迹。但也有史料显示：葡萄酒的酿造始于公元前9000年~公元前4000年间的新石器时代，最初产于扎格罗斯山区（相当于今天的亚美尼亚及伊朗北部）。葡萄酒的酿造在这里得以实现，主要归因于以下几个方面：野生欧亚混种葡萄藤的出现；充足的谷物储备使这些酿酒的民族全年都无须为柴米之事发愁；大约在公元前6000年，人类发明了陶器，为人们酿酒、储酒、饮酒提供了便捷的器具。

葡萄酒实际上就是发酵的葡萄汁。葡萄皮上有天然酵母菌，它们把葡萄汁中的糖分转化成酒精。如果把葡萄或葡萄汁保存在陶罐里，时间一长，自然会酿出葡萄酒来。扎格罗斯山区一个新石器时代村落旧址里出土了一个陶罐，罐里有红色的渣子，这个陶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400年，是迄今为止可以说明古人用陶器酿制葡萄酒的最古老的实物证明。《圣经》里诺亚的故事也暗示：这个地区很可能是葡萄酒的发源地。据说在逃脱洪水之灾后，诺亚在阿勒山附近的山坡上种下了第一株葡萄藤。

葡萄酒的知识从这里向四方蔓延，向西传至古希腊和安纳托利亚（现在的土耳其），向南穿越整个黎凡特地区（包括现在的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最后到达埃及。大约在公元前3150年，埃及历史上最早的君主之一蝎子王一世逝世，随其陪葬的物品包括700罐从南部黎凡特地区进口来的昂贵的葡萄酒。当时，黎凡特地区是重要的葡萄酒产地。多年以后，埃及法老们也开始钟情于葡萄酒，于是在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建立了自己的葡萄园。到公元前3000年，埃及本土已经开始生产葡萄酒，但由于埃及的气候不适合葡萄酒的大规模生产，因此他们的产量很有限。与啤酒经历的情形相似，在埃及，葡萄酒最初也仅供上流社会饮用。埃及的墓室里频频出现描绘人们畅饮葡萄酒的饮酒图，这些画面往往给人们一种错觉，让人误以为葡萄酒是埃及社会广为流行的东西；其实不然。事实上，当时只有那些喝得起葡萄酒的有钱人才造得起这样排场阔绰的墓室，而普通老百姓喝的都是啤酒。

相似的情形也发生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公元前2500年，克里特岛 上已经出现了葡萄的种植（或许，当时古希腊大陆上也已经出现了葡萄的种植）。葡萄藤并非希腊本土植物，而是由境外传入古希腊的，这一点在后来的古希腊神话中有所体现。根据神话记载，诸神饮用的是甘美的玉液（可能是蜂蜜酒）。后来，神将葡萄酒引入尘世，供凡人饮用。此后，人们把葡萄藤与橄榄树、小麦、大麦种在一起，而且让葡萄藤攀附在橄榄树或无花果树上。不论是在迈锡尼文化 、克里特文化中，还是在古希腊，长久以来，葡萄酒都是上流社会的饮品。在奴隶及低级教士的口粮配给单上，没有葡萄酒这一项。能喝到葡萄酒是地位的象征。

亚述纳齐尔帕和他的儿子撒曼尼瑟三世统治时期发生了重要的转折。葡萄酒由一种社会地位的标志逐渐发展成为社交饮品和宗教饮品，并在近东及地中海地区广泛地流传开来。葡萄酒在这一阶段的传播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第一，由于葡萄酒产量的提高，人们开始把葡萄酒作为出口商品进行海上贸易，而葡萄酒也因此在更广大的地理范围内得以传播。大陆上几个超级帝国的建立也对葡萄酒的传播起了推动作用。因为运输葡萄酒的队伍需要穿越的国境线少了，需要交纳的义务税和通行税也随之减少，这样远距离运输葡萄酒的费用降低了，葡萄酒的价格也随之下降。就这一点而言，像亚述国王那样势力范围覆盖葡萄酒产地的君主真是占足了便宜。第二，由于价格的下降，葡萄酒开始进入更广泛的社会阶层。这一点清晰地体现在亚述王宫的贡品记录明细单上。在亚述纳齐尔帕和他的儿子撒曼尼瑟统治时期，葡萄酒被视作上等贡品，与黄金、白银、牛马及其他珍贵物件齐名。但两个世纪后，葡萄酒就从贡品明细单上消失了。因为那时葡萄酒已经是如此广泛饮用的饮品（至少在当时的亚述国是这样），它不再是人们心目中的异国珍物，因此，不适合继续作贡品。

尼姆德出土的几块楔形文字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85年。据石碑记载：当时，亚述王宫中能够享受到葡萄酒配给的人已达6 000人之多。每天每10个人可分得1卡（古代计量单位，1卡大约相当于1升）葡萄酒。用现代中等大小的酒杯计算，每人每天可以喝到大约1杯葡萄酒。技艺娴熟的工匠能得到更多葡萄酒，平均每6人平分1卡。但在王宫里，上至达官显贵，下至牧童、助厨，每个人都能喝到一份葡萄酒。

对葡萄酒的热情逐渐向南蔓延，渗透到了不能生产葡萄酒的美索不达米亚。葡萄酒贸易也随着这股风潮扩展到两河流域。葡萄酒量多且易变质，因此很难通过陆路运输。远距离贸易都是乘竹筏或木船沿河进行的。大约在公元前430年，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游访这一地区时，曾描述过那些沿河运货去巴比伦的船只，并特别提到：“船上的主要货物是葡萄酒。”他还解释道：由于船是凭借水力顺流而下，让它们沿原路逆流而返是十分困难的。因此，船一旦到达河流下游，卸下货物，它的使命便结束了；人们把它拆掉，当作一堆废木料低价出售，而这堆木料换来的钱还不及船价的1/10。于是，这项运输成本便计入了葡萄酒的价格中。

虽然葡萄酒在美索不达米亚社会很受欢迎，但当地却很少有人买得起。葡萄酒令人望而生畏的价格在那波尼德的豪言壮语中有所体现（那波尼德是新巴比伦帝国的最后一位君王。公元前539年，波斯人打败了新巴比伦帝国）。他曾自豪地说：这种来自山间的“优质啤酒”（那波尼德对葡萄酒的称呼），我的王国虽然不能生产，但在我的统治下却变得如此充裕，一罐18斯拉（大约是18升）的进口葡萄酒只需1谢克尔（古犹太人用的银币）就能买到。当时，1谢克尔就是一个月的最低工资。因此，只有那些家财万贯的人才能把葡萄酒作为日常饮品。而在普通百姓中间，另一种替代性饮品流行起来，就是枣椰酒，一种由发酵过的枣椰果汁制成的酒精饮料。当时，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广泛种植着枣椰树，由此而来的枣椰酒的价格仅仅略高于啤酒。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元年的这段岁月当中，连钟爱啤酒的美索不达米亚人也纷纷移情于葡萄酒。就这样，啤酒被时光从“文明饮品之冠”的宝座上赶了下来，葡萄酒的时代开始了。

西方思想的摇篮

当代西方思想的缘起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的黄金时代。黄金时代的古希腊思想家为现代西方社会政治、哲学、科学及法律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们治学方法的新颖之处在于通过对立的双方相互辩论来探求真理。他们认为，评价一套理论优劣的最好方法就是用另一套与之对立的理论来验其真伪。这种方法体现在政治领域，便形成了民主制，即政策对立的双方通过唇枪舌剑来一决胜负；体现在哲学领域，便形成了对世界本原问题的理性对话与讨论；体现在科学领域，它促进了竞相诠释自然现象的各个理论体系的建立；体现在法律领域，它引导人们最终建立起互相监督的法律体系（还有一种深得古希腊人喜爱的制度化竞争——体育运动）。直到今天，这种对立竞争的方法支撑着现代西方人的生活方式——现代西方的政治、经济、科学及法律体系都根植于有序的竞争。

东方和西方世界的区分也源自古希腊。古希腊并不是一个团结一致的国家，而是一些城邦、殖民地及村落的松散集合。这些地区终年战乱纷繁，频频易主。我们暂且抛开这些动荡不谈。早在公元前18世纪就已出现了对希腊语人群和非希腊语外族人群的区分。古希腊人称异乡人的语言是“野蛮语”，因为这些语言在他们耳中简直就如同婴儿发出的咿咿呀呀声一般令人费解。而在这些“野蛮民族”中，对古希腊构成最大威胁的是东方的波斯人。当时，波斯是一个强大的帝国，广袤的疆域包含了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及小亚细亚（现在的土耳其）。最初，古希腊的两个主要城邦——雅典和斯巴达联合起来，共同击退了波斯人。但后来，这两个城邦为争夺权力互相争斗，而波斯人则在其间周旋，忽而站在斯巴达一边，忽而为雅典出谋划策。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把古希腊人民团结起来，最终击败了波斯人。古希腊人将波斯人视作对立面，他们认为自己与东方人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事实是他们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古希腊人对文明的狂热追逐及其自恃的“高人一等”在其对葡萄酒的迷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当时，同乐会是人们议事集会的主要场所，而葡萄酒则是这类酒会上的正式饮品。觥筹交错间，酒客们唇枪舌剑，针锋相对而又不乏诙谐幽默，对立的双方都试图在言辞、诗情及智慧等方面占得上风。同时，同乐会的庄重气氛和文化氛围也时刻使古希腊人忆起他们的“优越”——古希腊人喝葡萄酒，这是多么文明的风俗啊——相比之下，那些野蛮人喝的都是低俗的啤酒；即使有少数人喝葡萄酒，他们喝的方式也不及古希腊人这般高贵。

用修昔底德（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作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位作家）的话来说，“直到学会了种植橄榄树和葡萄藤以后，地中海人才从野蛮人群中崭露头角”。据某传说记载，为了摆脱嗜饮啤酒的美索不达米亚人，酒神狄奥尼索斯逃往古希腊。古希腊文化中有一个相对客观，但依然厚此薄彼的说法：有些地方不能种植葡萄，狄奥尼索斯是为了这些地区的人民才创造了啤酒。在古希腊，每一个人都能喝到狄奥尼索斯赐予的葡萄酒。正如剧作家欧里庇得斯在其作品《女酒神信徒》中的描述：“不论是对富人还是穷人，酒神都赐予了葡萄酒之悦，这使他们百痛皆消。”

古希腊的气候和地形为葡萄的生长提供了理想的自然条件，因此，古希腊葡萄酒产量丰富，价格低廉，大部分人都消费得起。公元前7世纪，葡萄的种植在希腊迅速兴起，最初是在阿卡迪亚和斯巴达，随后蔓延至阿迪卡（雅典周边地区）。古希腊是世界上第一个进行大规模商业化葡萄种植的民族，他们的栽培技术有条有理，甚至可以称得上是科学的。古希腊人对葡萄栽培技术的文字记载始于公元前8世纪赫西奥德 的著作《劳作与时日》。该书向人们介绍了修剪枝叶、收获果实、葡萄榨汁的最佳时节和方法。后来，古希腊酒商对葡萄榨汁的方法加以改进，同时摒弃了树上架藤的方法，转而将藤一列列地架在棚子或木桩上。这样，单位空间里能容纳的葡萄藤数量增加了，葡萄的产量提高了，收获葡萄也更方便了。

渐渐地，谷物的种植为葡萄及橄榄树的种植所取代；葡萄酒由农民自产自用的劳动产品逐渐发展成一种独立的商品；葡萄酒的生产也由满足本地人日常需求的作坊生产转为大规模的商业化生产。当时，一个农民在单位面积土地上种植葡萄的经济效益比种植谷物高20倍，难怪农民们纷纷弃谷物种葡萄。在阿迪卡地区，这种转变是如此巨大，以至于阿迪卡人为了维持内部谷物供给平衡，不得不从别处进口谷物。渐渐地，葡萄酒成了古希腊主要的出口商品，通过海上贸易最终兑换成其他商品。葡萄酒就是财富，到公元前6世纪，拥有葡萄园的多少成为划分希腊有产阶级的标尺：底层有产者拥有的葡萄园不足7英亩，向上三层拥有的葡萄园面积分别约为：10英亩、15英亩、25英亩。

在一些偏远的古希腊岛屿上也有人生产葡萄酒，如希俄斯、萨索斯、莱斯沃斯及现在的土耳其西岸地区；这些产自岛屿的葡萄酒风味独特，誉满四海。与葡萄酒相关的图案也曾出现在古希腊的钱币上：希俄斯的钱币上刻有极具地方特色的酒罐；色雷斯城酒罐的把手处及钱币的两面均刻有酒神狄奥尼索斯斜靠着毛驴的画面。葡萄酒在当时社会的经济地位由此可见一斑。葡萄酒贸易的重要经济地位使葡萄园成为各个城邦大兴战事、劫掠破坏的主要对象。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古人对（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记述中加以考证。公元前424年，斯巴达军队在葡萄收获前夕到达马其顿的葡萄酒产地阿肯色城。当时，马其顿是雅典的盟友；但阿肯色人害怕斯巴达军队会破坏他们即将收获的葡萄园，同时也被斯巴达首领布拉希德的三寸巧舌所动摇，于是，他们进行了投票，最终决定倒戈。就这样，葡萄园保住了，他们顺利地收获了果实。

在古希腊，葡萄酒越来越普及——甚至连奴隶都在喝葡萄酒——能否喝到葡萄酒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你喝的是哪一种葡萄酒。古希腊曾经一度是世界上葡萄酒饮用最为广泛的国家，葡萄酒勾勒了那段时期古希腊社会的等级制度。古希腊的葡萄酒迷们对本土及进口的各类葡萄酒作了精细的划分。各种风味的葡萄酒逐渐树立起了自己的品牌，而相应的各个产地也开始采用不同形状的酒罐来盛装不同种类的葡萄酒。这样，偏爱某种葡萄酒的顾客便可确知自己买到的是正品。阿切斯图亚特（公元前4世纪居住在西西里的希腊美食家）就偏爱产于莱斯沃斯的葡萄酒。据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4世纪期间的希腊喜剧显示：产于希俄斯和萨索斯的葡萄酒尤为闻名。

与葡萄酒发源地的居民不同，古希腊人关注的是葡萄酒贮藏年限的长短，而非其酿造年份。或许是因为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贮藏方法对葡萄酒质量的影响远比酿酒年份大得多，古希腊人很少比较酿酒年份，他们注重的是葡萄酒储藏年份的长短。年份越长，葡萄酒越好。陈年葡萄酒往往是地位的象征。公元前8世纪的古希腊诗人荷马在其著作《奥德赛》中描绘了神秘的英雄奥德修斯，他有一间屋子，里面有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华美服饰，墙角还堆放着数坛醇正甘美的陈酿葡萄酒。

对古希腊人而言，饮用葡萄酒是文明和优雅的代名词。一个人饮用葡萄酒的种类及年份暗示了他的文化程度。古希腊人偏爱葡萄酒胜于啤酒，偏爱上等葡萄酒胜于普通葡萄酒，偏爱陈年葡萄酒胜于新酿葡萄酒。当然还有一点比对葡萄酒的选择更重要，那就是饮酒的仪态和方式，因为这一点更体现了一个人的内在修养。正如公元前6世纪的古希腊诗人埃斯库罗斯所说：“铜器是外貌的镜子，葡萄酒是思想的镜子。”

像古希腊人那样饮酒

就葡萄酒的饮用方式而言，古希腊与其他民族的最大差别在于：古希腊人饮用的是掺水的葡萄酒。当时最高级别的社交集会就是一种以掺水葡萄酒为主饮的酒会，或称“交际酒会”。这是只允许男性参加的贵族仪式，地点一般设在一间特别的“男用房间”里——这种为酒会专门独辟一室的做法也强调了规则不凡的酒会与日常生活的区别。屋内的墙壁上通常装饰着与饮酒相关的壁画或器具；有时一套房子中只有这间“男用房间”铺有石板，且石板铺作四周高中央低的坡状，以使屋子便于打扫。“男用房间”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其他房子都围绕它来建造。

酒会上，男人们坐在一种特别的长椅上，胳膊搭在靠垫上——这是公元前8世纪由近东传入古希腊的流行坐姿。通常，参加酒会的人数约为十几人，至多不会超过30人。女人不能与男人同席而坐，但女侍从、女舞者及女乐手还是可以出现在交际酒会上的。酒会开始时，先上菜，但并不上饮品。宴席过后，侍从们撤下菜，然后端出葡萄酒。雅典人有三祭酒的传统：一祭众神，二祭先辈中的英雄志士，三祭众神之神宙斯。有时酒会上会安排一个年轻女子吹长笛，大家随着笛声唱起圣歌，人们献出花环或葡萄藤；有时人们还用香水来增添现场气氛。仪式过后，人们才开始饮酒。

他们将葡萄酒放在“调酒器”（一种瓮状的双耳广口大容器）内，然后将水由一个三角容器内导入掺和器中。兑入水量的多少决定于人们的酒量。通常，水与葡萄酒的比例约为2比1，5比2，3比1，4比1。比例为1比1的酒水混合物被视作“烈性葡萄酒”。有时为了便于保存，人们在海上运输前先将葡萄酒蒸馏，使之成为高浓度葡萄酒。这种葡萄酒需掺入8到20倍的水方能饮用。在炎热的时节里，也有人将葡萄酒放入井水中或在葡萄酒中掺入雪，制成“冰镇葡萄酒”。而这些雪是人们在冬季收集起来，放在地窖里用稻草包好保存下来的，其间的艰难自不必说。当然，也只有那些有钱人才能以这样奢侈的方式喝酒。

在古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的眼中，不论你喝的酒有多高级，喝不掺水的葡萄酒就是野蛮的行为。他们认为，只有酒神狄奥尼索斯才能消受不掺水的葡萄酒。在神话传说中，狄奥尼索斯从一种形状特别的瓮中取酒饮用，这暗示了其中并未掺水。相对而言，凡夫俗子只能喝这种烈性已被水稀释的酒水混合物。若饮用未掺水的葡萄酒，凡人的性情可能变得十分暴戾甚至疯狂。狄奥尼索斯说：这样的事情曾在斯巴达王克里昂米尼的身上发生过。当时，克里昂米尼受北海北部地区的游牧民族赛西安人的影响，染上了饮用未掺水的葡萄酒的习惯。雅典哲学家柏拉图曾特别提到赛西安人及其邻邦色雷斯人 ，说他们的饮酒方式不可理解，没有修养：“赛西安人和色雷斯人，不论男女，都喝未掺水的葡萄酒；他们还把葡萄酒浇在衣服上，并将这种行为视作令人愉悦且倍感荣耀的习俗。”马其顿人也曾因嗜饮未掺水的葡萄酒而恶名昭著。亚历山大大帝及其父菲利浦二世都曾经是四海皆知的酒徒。亚历山大在一次交际酒会上喝得烂醉如泥，失手杀死了他的朋友克里特斯。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死于一种神秘的疾病。据说，过度饮用葡萄酒加速了他病情的恶化。这个说法是否确凿，我们还难以确知；因为“适度饮酒是德行，过度饮酒是堕落”的观念广泛见于各类古代典籍中，让我们难辨真伪。

水使葡萄酒成为安全的饮品，葡萄酒也使水成为安全的饮品。葡萄酒中不含病原体，在发酵过程中还能产生一种天然的抗菌素。古希腊人深知饮用受污染水的严重后果，但他们起初并没有意识到葡萄酒能够杀菌，只知道喝水最好喝泉水、井水或蓄水池里积留下来的雨水。据观察，用葡萄酒清洗伤口比用清水更能预防感染。这一现象也表明：葡萄酒具有杀菌清洁的功效。

古希腊人认为，喝不掺水的葡萄酒是粗鄙的行为，但不喝葡萄酒也同样粗鄙；酒水混合的饮酒方式是他们区分过度饮酒的野蛮人与滴酒不沾的粗鄙人的标准。对此，古罗马时代的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曾有这样的描述：“醉汉蛮横而粗鲁……另一方面，绝对戒酒主义者又让人觉得难以相处，看小孩的工作比主持酒会更适合他们。”究竟该怎样对待葡萄酒才不枉费酒神狄奥尼索斯赠予人间的玉液（葡萄酒）呢？古希腊人心目中的理想答案既不是拒之于千里之外，也不是过度嗜酒，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不温不火的态度。为了求得这种效果，“交际酒会主持人”应运而生。这类主持人或由房主来担当，或通过投票或掷骰子的方式在与会者中选出。“节制适度”是交际酒会成功的关键：主持人的职责是恰当地把握与会者饮酒的度，使他们的精神状态介于清醒与宿醉之间。这样，他们才能放下心头的顾虑，尽情地畅所欲言；同时，又不至于像野蛮人那样醉后耍酒疯，乱作一团。

古希腊人通常是把葡萄酒倒在一种带有双耳的浅酒杯里（称作基里克斯陶杯）饮用；有时，他们也用一种更大更深的双耳大酒杯或角状杯来盛酒。而酒会侍从的手里都握有一个酒壶，他们在交际酒会主人的指挥下将酒从“调酒器”倒入酒杯中。一罐葡萄酒斟尽，再换一罐新的来。

酒器外观装饰精美，上面常画有人们想象中狄奥尼索斯的样子。随着葡萄酒文化的发展，酒器上的装饰图案也越发华美。装饰陶制酒器的传统工艺是“黑色图案”技术（一种将图案用黑色表现的工艺；陶器在上火以前，先将图案的细节部分用雕刻的线条凸显出来）。这种工艺起源于公元前7世纪的古希腊城邦科林斯，随后迅速传至雅典。自公元前6世纪起，“黑色图案”工艺逐渐为“红色图案”工艺（图案处用陶土天然的红色来表现，细节处用黑色表现，其余部分上色）所取代。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看到许多古希腊时期遗留下来的用这两种工艺制成的陶器，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酒器。这诸多的陶制酒器往往让人们误以为古希腊人都用陶器喝酒。其实，古希腊的富人们并不用陶器喝酒，而是用金银酒器。陶器之所以保留至今是因为它们经常充当陪葬品。

古希腊人坚持要为酒会设定一系列正式的礼仪和规矩——恰当的酒具，规范的家具，正式的着装——以此来体现酒客的品位。但酒会上的实际情形又是怎样的呢？答案不一而足。因为不同的交际酒会就像不同人的生活一般，千姿百态，各有千秋，同时也从不同角度折射了古希腊社会。有些交际酒会雇用了乐手和舞者进行正式的表演；有些交际酒会上，酒客们即兴发挥，吟诗作曲，巧舌雄辩，竞显才情；有些交际酒会是探讨哲学和文学的正式场合，这类交际酒会允许年轻人参加，以提高他们的文化涵养。但也不是所有的交际酒会都这般庄严正式。当时有一种游戏格外流行。游戏中，人们将杯中的最后几滴葡萄酒弹向一个具体的目标，如某个人或一个圆盘状的铜靶。有时，酒客们甚至将目标锁定在水盆里浮在水面上的杯子，试图以滴酒为箭，将杯子击沉。人们对这种游戏是如此狂热，一些人为玩此游戏甚至去修建一种圆形房间专供娱乐。

许多年轻人都把精力放在如何提高玩游戏的技法上，而荒废了在狩猎和战争中颇具实际意义的掷标枪运动，这使传统主义者甚为担忧。

根据观点和立场的不同，酒客们分成几个组，他们一边喝酒，一边与对手唇枪舌剑，以此来表现对自己一方的忠诚。随着一罐罐葡萄酒下肚，酒会的气氛也愈加热烈。最终，酒会抑或升级为纵酒狂欢宴，抑或演变成一场暴力事件。有时酒会过后还会举行一个展现气势的仪式。仪式中，同一组的成员如夜间狂欢般在大街上招摇而过，以此来显示自己团队的力量和团结。这种仪式有时可以带来正面的宣传，有时则导致暴力或恶意破坏等负面行为——关键看酒客们当时处在怎样的精神状态中。正如尤伯罗斯剧本中的一个片断所述：“为那些明理人，我只准备3罐酒：饮下第1罐是为了健康，饮下第2罐是为了爱和快乐，饮下第3罐则是为了呼呼大睡。3罐酒下肚后，明智的人便打道回府。而第4罐以后的酒不再属于我的管辖——第4罐让人举止低俗，第5罐让人大吵大嚷，第6罐让人言行粗鲁互相谩骂，第7罐让人大打出手，第8罐让人打破家具，第9罐让人意志消沉，第10罐让人失去理智、精神癫狂。”

举办交际酒会的初衷是为了追求各种生活乐趣，文化乐趣也好，社交乐趣也好，性爱乐趣也好，都是对生活有积极意义的追求，能释放人们内心的各种不良情绪，安抚人们心中过于激烈的情感。为了防止这种酒水混合物使酒客们失去理智，人们还制定了一系列饮酒规则。交际酒会既包含了古希腊文化中至优的成分，又包含了其中的至劣成分。古希腊哲学家常将清水视作善，将葡萄酒视作恶。于是，人们在交际酒会上饮用的酒水混合物就成了哲学家们引喻万物的绝佳象征物，微观上暗喻了作为个体的人，宏观上影射了整个社会。就这样，交际酒会折射了柏拉图等哲学家对古希腊社会的看法。

饮酒的哲学

哲学是对智慧的追索，还有什么地方比酒会更适合探求真理？酒会上，葡萄酒可以让人百无禁忌。不论是令人愉快的还是令人不快的，你都可以畅所欲言。公元前3世纪的古希腊哲学家埃拉托塞尼曾断言：“酒能揭露隐藏的真相。”古希腊人将交际酒会视作探索真理的绝佳场所，他们常常一边喝葡萄酒，一边就某一话题展开讨论，由此可以看出古希腊人对酒会的偏爱。史上最著名的例子要数柏拉图的《会饮篇》。根据该书的记载，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也常常参加他的交际酒会，并与众多与会者一起探讨关于爱的话题。在畅饮了一整夜之后，大家都酣然入梦，只有苏格拉底还神志清醒，毫无醉意；天一亮，他就开始照常进行白天的工作。柏拉图称他为理想的酒客：他借助葡萄酒的力量来追求真理，同时依然能够保持头脑清醒，不为酒奴役。苏格拉底还出现在另一部类似的著作中——色诺芬的《会饮篇》。该书大约写于公元前360年，作者是柏拉图的另一个学生色诺芬，书中主要描写了雅典的交际酒会。柏拉图的《会饮篇》是一部严肃的写实作品，而色诺芬的《会饮篇》则是一部轻松的虚构作品。与前者相比，后者对人物的刻画更加生动鲜活，描写的对话更具智慧性和启发性。酒会上讨论的主题依然是爱，而为讨论注入活力的是品质上好的葡萄酒。

当然，上面提到的纯哲学性交际酒会大多只出现在人们的文学想象中，现实生活中很少有这样的酒会。但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葡萄酒的确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起到揭示真相的作用：它能够使饮酒者吐露真性情。柏拉图反对现实酒会中人们的享乐行为；但要问“为什么我们无法适当地利用畅饮来检验人们的品格”，他又说不清楚理论上到底哪里行不通。在《法律篇》一书中，柏拉图借书中人物之口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在酒会上与一个人共饮其实是检验这个人品格的最简捷最可靠的方法。根据书中的描写，苏格拉底假设有一种能唤起人们心中恐惧的“恐惧药水”，那么我们也可以利用它将“无畏”和“勇气”注入人们心中。随着酒客们不断增加饮用量，他们也渐渐学会战胜自己的恐惧。当然（正如苏格拉底对一位讨论者所说）这种药水在现实当中是不存在的。但柏拉图将之与葡萄酒类比，认为葡萄酒是为人们注入自我控制力的理想饮品。

作为宴饮的葡萄酒用途多多。首先，葡萄酒可以检验人们的品性；其次，葡萄酒可以陶冶人们的性情。如果我们适度节制的话，还有什么比充当宴饮更能让葡萄酒物尽其用？还有什么比葡萄酒更廉价，更纯净？试想一下，如果你想考验的人是一个脾气暴躁、粗鲁野蛮、十恶不赦的恶棍，那么采用下列哪种方法更安全：是冒着生命危险用言语试探、挑衅，还是在狄奥尼索斯的宴会上与之结伴共饮？如果你要考验的人看起来极富爱心，为了深入了解此人的灵魂，你会将妻子儿女托他照看，置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于危险中吗？……要检验一个人的品格，在酒会上与之共饮是很好的办法，这比其他任何方法都安全、省钱、快捷。

柏拉图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饮酒可以考验一个人的品性。因为酒可以使人们暂时忘却尘嚣的纷扰，唤起深藏在他们心中的某种情感——爱、骄傲、愤怒、无知、贪婪、胆怯，并使他们沉浸其中。为了使酒会正常进行，他制定了一系列规则来帮助人们有效地控制不合理的冲动，战胜内心的邪恶。他还宣称：“葡萄酒是神赐予凡人的安慰剂；它将谦逊的品格植入我们的灵魂，将健康和力量注入我们的躯体。”

酒会在政界也有所隐喻。在现代人眼中，如果在某个宴会上大家都从同一个碗中平等地取酒饮用，这个宴会就能体现民主的观念。古希腊的酒会是民主的，但还不是现代意义的民主。当时的民主通常仅限于上层阶级，但就投票权而言，雅典的“民主”允许大约占总人口1/5的自由人行使投票权。古希腊的民主是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之上的。没有奴隶从事繁重的劳动，上层阶级也不会有足够的空闲参与政治活动。

柏拉图对民主持怀疑态度。一方面，民主扰乱了自然秩序。如果规定人人平等，那么一个人为什么还要服从他的父亲和师长呢？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提出：把过多的权力放在百姓手里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无政府状态——只有专制才能改变无政府状态，恢复社会秩序。根据书中的描述，苏格拉底将民主的支持者痛斥为邪恶的斟酒者，他们怂恿饥渴的人们沉迷于“自由的烈酒中”。换句话说，权力好似葡萄酒，不胜酒力的人喝多了会醉。不论是上述哪种情况，结果都是混乱的。像这样隐喻酒会的例子在《理想国》中还有很多，而且几乎所有的隐喻都是贬义。柏拉图认为，理想的社会应该由社会精英团体来领导，而这个团体的领导者应该是顶级哲学家。

简而言之，酒会反映了人性的善恶面。但柏拉图总结道，只要我们按照正确的规则行事，善总会压倒恶。事实上柏拉图曾在古希腊城外建立了自己的学园，在这里讲授哲学长达40余年，并完成了他一生中的大部分著作，其中《会饮篇》一书将柏拉图的讲学风格体现得淋漓尽致。据某史书记载，每日讲课讨论过后，柏拉图就和学生们一起吃饭饮酒，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用睿智的探讨吸取新知，同时也可以增进彼此的感情”。席间，侍者根据柏拉图的指示适度上酒，以确保整个过程都处在文化陶冶的状态中。据说，与柏拉图共同进餐的人第二天都感到神清气爽。他们的进餐过程中没有乐手和舞者表演，因为柏拉图认为受过教育的人应该有能力在“有秩序地交替发言和倾听”中得到愉悦。直到今天，在进行学术交流时，我们依然以学术论坛或研讨会的形式继承着这个传统，提倡与会者在规定的范围内交替发言、各抒己见、相互讨论、取长补短。

酒罐文化

葡萄酒象征着文化。它精确地刻画了社会的阶级分化，体现了高度发展的文明成果，推动了哲学的发展，同时也点燃了享乐主义的星火。随着葡萄酒向四海传播，这些价值观也跟着传向世界各地。根据已出土的希腊葡萄酒酒罐的分布情况，考古学家可以找到足够的证据证实葡萄酒无论到哪里都深受欢迎，且古希腊风俗和价值观也对各地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到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葡萄酒已出口海外，东至克里米亚半岛，西至法国，南达埃及，北抵多瑙河流域。在法国南海岸附近打捞的一艘古代沉船上，人们发现了10 000罐葡萄酒，总共约有250 000升，用现代的葡萄酒瓶可以装333 000瓶，可见当时葡萄酒贸易规模之巨大。在远销葡萄酒的同时，古希腊商人也将葡萄种植技术传至各地，将葡萄酒酿制技术传入西西里、意大利南部及法国南部地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葡萄种植技术很有可能就是从古希腊人或腓尼基人（生活在今天叙利亚及黎巴嫩一带的古代航海民族）那里引入的。在法国南部的一座建于公元前6世纪的凯尔特 古墓中，人们发现一辆四轮马车上停放着一具贵妇人的尸骨，马车的车轮已被人卸下，扔在一旁。古墓中出土的奇珍异宝中，有一套保存完好的古希腊进口酒具，其中包括一个硕大的做工精美的“调酒器”。在其他凯尔特古墓中，人们也发现了类似的容器。古意大利也曾从古希腊进口过大量葡萄酒及酒具。当时，意大利西北部的伊特拉斯坎人 狂热地效仿着古希腊酒会的风俗，以此来显示自己的修养。

诸如饮用葡萄酒等古希腊风俗被同时代的其他文化争相效仿。航船承载着古希腊葡萄酒，同时也承载着古希腊文明，它们将一罐罐的古希腊文化带到了世界各地。就这样，葡萄酒取代了啤酒，成为最文明最高雅的饮品——当年幸亏古希腊人将葡萄酒与文化成就联系起来——直至今天，葡萄酒依然保持着文明饮品之冠的地位。 M+3zhUl8k+LTHqW24luqljBZGLHHxjP/fE4E9wRM2Ctz3cXYL7mhSAZI3RnF2Qd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