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站在中国四川省农村的稻田埂上,一位清瘦的老农穿着一件褪色的看起来足有40年之久的蓝色制服,站在齐膝深的水田里,突如其来地向我喊道:“我们中国人发明了许多东西!”
中国人对于他们的发明非常自豪,中国领导人经常在他们的讲话中提及许多中国的“第一”。虽然中国农村如今似乎非常需要新一轮的发明,但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历史上中国人的确进行过许多具有原创意义的关键性创造,包括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
中国是一个最早具有文字历史并且延续至今的社会,它具有四千多年的文字记载史,这也是发明历史的开端。经过时间这一过滤器,人们并不总是清楚神话传说是何时被接受的,历史人物是何时被编入传说中的。中国历史的开始与旧约相似。在《创世记》(Genesis)中,首先是传说,即创世记的故事,诸如亚当、夏娃、诺亚这样的神话人物,有几代人曾经存在过或者没有存在过,然后逐渐有几代人追随着亚伯拉罕,开始了有文字记载的希伯来历史。
在中国历史上,首先是盘古用他的身体创造了美丽的宇宙,而女娲创造了人类,并建立婚姻制度。之后有许多英明的统治者继承了权力,他们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文明国度。伏羲首先驯养了动物,他显然是一位非常热忱的动物驯养者。下一位是神农,他发明了医药、农业和贸易,此外他还发明了犁和锄。接下来是黄帝,他发明了书写、弓箭、车和陶器。黄帝之后过了若干个世纪,出现了尧,他是一位英明的统治者,他没有把权力传给他那不合格的儿子,而是交给了一位谦逊的圣贤——舜,舜成为他的继承者。后来,舜选择了自己的臣子禹来继承自己的地位。公元前2205年,禹根据传统建立了夏朝,这一朝代延续到公元前1766年,从此,中国进入了有文献记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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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盐史开始于神秘的黄帝时期,据说是他发明了文字、武器和交通工具。根据传说,他还发动和指挥了第一次由盐引起的战争。
可证实的最早的中国史前盐场之一位于山西省的北部,在干燥的黄土地上和沙土山脉上有一个盐湖——运城湖。这一地区因连绵不断的战争而闻名,并且所有的战争都是为了争夺对该湖的控制权。中国的历史学家们确定的一点是,到了公元前6000年,每年当此湖中的水在夏日艳阳下蒸发时,人们就会在水面上收集立方体结晶物,这一过程被中国人说成是“拖拉和收集”。在湖边发现的人类遗骨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并且有些历史学家推测这些居民也许已经开始从湖里收集盐了。
有关盐在中国的生产,最早的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00年左右,并且距此1 000年前,夏朝时期就有关于海盐的生产和贸易的传说。这种技术在夏朝是否已经使用无法确证,但在夏朝,它们已经被认为是古老的方式。该传说描述了把海洋中的水倒入黏土容器之中,把它煮开,直到它浓缩成一罐盐结晶,这就是通过罗马帝国在欧洲南部传播的技术,不过那是在有汉字记载的1 000年之后了。
大约公元前1 000年左右,铁首先在中国得到使用,而在制盐过程中使用铁的早期证据则到公元前450年才出现,使用者是一位名叫猗顿的男人。根据公元前129年的记载,猗顿通过在锅中生产盐而声名鹊起。传说猗顿通过在铁锅中煮盐水而生产出盐,这一发明成为此后2 000年制盐的主要方法之一。传说,他与一位名叫郭纵的铁匠一起工作,并且与一位雄心勃勃的有钱官僚范蠡过从甚密,范蠡因发明养鱼技术而声望颇高。养鱼在几百年之后与产盐区联系起来,而中国人与后来的欧洲人一样,了解到盐和鱼密不可分。许多中国人,包括孟子,据说都曾经以卖鱼和盐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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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把盐直接撒在食物上是相当罕见的。通常在烹调的过程中,盐以不同的调料方式(比如酱油和酱)被添加到食物中。通常的解释是,盐很贵,因此需要通过这些调料加以稀释。从地中海到东南亚,一个遍及古代世界的想法是,在盐中发酵的鱼是古代中国最为流行的调料,它被称为“酱”。但是在中国,黄豆被添加进去与鱼一起发酵,此后在配方中就完全去掉了鱼,因此“酱”就变成了“酱油”。
大豆是一种豆荚中包裹着豆粒的豆类,在一个两英寸长的表皮带毛的豆荚里生长着两三颗豆粒。豆粒可以是黄色的、绿色的、棕色的、紫色的、黑色的或者是花点状的,而中国人可以利用这些豆类制作出许多调料。酱油是用黄豆做的,但是其他豆类也可以与盐一起发酵,生产出不同的酱和调料。在中国,有关大豆最早的文字记载是在公元前6世纪,它把这种植物描述成来自北方的有着700年历史的农作物。大豆在公元6世纪由中国高僧传入日本,宗教和这种豆类都被成功地移植。但是当时日本人并不制造酱油,直到10世纪才开始制造。不过他们一学会了这种制造方法,就将其称为shoyu(日语酱油),并且使之产业化,然后把它销往世界各地。
虽然酱油和shoyu在发音上完全不同,并且在西方字母的拼写中似乎也完全不同,但是这两个词汇在日文和中文里都是同一个词。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扫盲运动把中文简化到4万个汉字,但是在此之前用于“大豆”的汉字“菽”,描述了为土壤带来肥力的幼根。大豆把营养返还给土壤,恢复已经被其他庄稼耗竭的肥力。豆类如此富有营养,以至于一个人只要吃豆类和盐就可以维持很长时间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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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以及后来的日本人用陶罐使豆类发酵的过程,如今被看作是乳酸发酵,或者用更加常用的行话说,叫作腌制。最优的乳酸发酵温度是18~22℃,世界上大多数地区都很容易达到这样的温度要求。
当蔬菜开始腐烂时,就会分解出糖,并且产生乳酸,乳酸可以作为一种防腐剂。从理论上说,腌菜可以不用盐制成,但是在乳酸的环境下,蔬菜中的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很容易迅速变质,因此乳酸产生的保存功效便滞后了。所以没有盐,发酵的形式和发酵的过程就会导致产生酒精,而不是产生腌菜。
盐的比例大约是蔬菜重量的0.8%~1.5%,这样可以避免蔬菜腐烂,直到乳酸接管防腐任务。要隔绝氧气,必须采用密封陶质坛罐的方法,或者更为常见的是,把重物压在蔬菜上,使蔬菜浸泡在液体中(这是成功的乳酸发酵所必需的)。
古代中国人在陶质坛罐里腌制蔬菜,而陶质坛罐会产生一层叫作“卡姆酵母”(kahm yeast)的薄膜,这种在表面生成的薄膜没有害处,但味道却不好闻。每过两周,就要更换压在蔬菜上的布、木板和石头,更换后必须清洗甚至要放在水中煮开杀菌。这种额外的工作使得采用陶质坛罐腌菜不再流行。
在四川省,腌菜仍然是主要的下饭菜,与米饭一同提供。腌制的蔬菜与温热但不加调料的白米饭形成令人愉悦的对比。腌菜实际上为米饭增添了咸味。
在四川成都的南部,有一个丘陵起伏的盐城——自贡,它之所以从一个小镇成为一个城市,是因为该城拥有众多的盐水井,在城中心拥挤、狭窄、下坡式的露天市场,出售盐和腌菜以及为两种特产(泡菜和榨菜)而特制的泡菜坛罐。一位在市场里出售玻璃泡菜坛的妇女提供了泡菜的配方:
在坛罐中注入2/3的盐水,加入任何你喜欢的蔬菜和调料,加盖密封,两天之后泡菜就做好了。
加入的调料通常是四川的红辣椒或者生姜(一种原产自印度的多年生植物,在古代就被中国人所熟知)。红辣椒,如今是四川烹调的主要佐料之一,直到16世纪才由哥伦布传入欧洲,由葡萄牙人传入印度,又由印度人或者葡萄牙人、安达卢西亚人或者巴斯克人传入中国。
两天后吃的泡菜主要是追求口味而不是保存。两天后的蔬菜仍然是清脆爽口的,并且通过盐分保持了蔬菜的色泽。榨菜是用盐而不是盐水制成的,它以盐结晶改变了蔬菜的味道,加盐的蔬菜渗出的汁液及时地形成了卤水。每当一位农民生育了一个女孩时,这户人家就会每年准备一种腌菜,一直到女儿长大出嫁,这表明了榨菜在食用之前可以保存的时间。中世纪的观念是,当榨菜积累到12坛或15坛时,就把女儿嫁出去。如今则需要增加更多。
中国人还通过腌制鸡蛋的方式解决运输鸡蛋的棘手问题。把鸡蛋浸泡在盐水里长达一个月,或者再短些时间,然后用带盐的泥和稻草混合后把鸡蛋包裹起来。这样腌制完成的鸡蛋,煮熟之后,蛋白凝固,蛋黄呈鲜亮的橙黄色。如果处理得当,鸡蛋既不会打破,也不会损坏。一种更为复杂的技术,是用盐、草木灰和茶叶,制成“千年古蛋”(松花蛋)。这是中国对诗意的夸张修辞手法的典型偏爱,“千年古蛋”实际上只要100天即可制作完成,然后还要保存100天,不过蛋黄到那时有点发绿,并且散发的气味非常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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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50年,正是地中海古迦太基人爆发战争的时候,而此时,中国古代蜀国的郡守是一个叫李冰的人,他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水利工程天才之一。水利治理是开发中国的关键性问题,所以水利工程知识和政治领导的结合就不奇怪了,因为中国是一个饱受干旱和洪涝灾害的国度。
黄河之名源于该河在流经中国北方时冲刷带离的黄色淤泥,因此黄河被称为“洪水之父”。黄河与长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两条河流,二者均发源于青藏高原,并且朝着中国东海岸的海口蜿蜒曲折地进发。黄河流经干旱的北方地区并且留下淤泥,使河床升高,这就引起经常性的洪涝灾害,除非沿着河岸建筑堤坝。长江是一条更为宽阔的河流,有着诸多可通航的支流。它流经中国绿色和多雨的中心地带,把世界面积第三大的国土分成两截,从青藏高原一直流到中国的上海。英明的尧的统治时期据说是古代中国的黄金时期,理由之一是尧通过引入控制洪水的观念而驯服了大自然。但是与神秘的尧不同的是,李冰的存在是有文献记载的。他最非同凡响的功绩是建筑了第一个大坝,此坝直至今日仍以现代形式发挥着作用。在都江堰,他把岷江(长江的一条支流)分开。分泄的水流淌入一系列泄洪道和渠道,在遇到干旱时,这些渠道都可以开闸放水用来灌溉农田,而在洪水季节则关闸蓄洪。他在水中设置了三个石人雕像作为测度洪水的量表。如果它们的脚露出,就说明干旱的严重性,大坝的闸门就打开让水流出;如果它们的肩膀被淹没,就说明洪水已经上涨过高,大坝的闸门就要关闭。
因为都江堰大坝系统的作用,四川东部平原成了中国一个丰饶的农业中心。古代文献将此地称为“天府之国”。由于该大坝至今仍在使用,于是四川平原至今仍保持了农业中心的地位。
1974年,在李冰建设的大坝原址的河床上发现了两个在公元168年雕刻的测水量表。它们似乎是用来替换已有的测水量表雕像的。其中一个是中国最古老的可辨认出人物的石像,据说这就是李冰的雕像。而他所使用的原有测水量表雕像则刻画了掌控洪水的诸神。
李冰还有一项非常简单但又极为关键的发现。在他生活的时代,四川早已成为产盐区。人们已经知道早在公元前3000年,四川就已经在生产食盐。但正是李冰发现了自然卤水,他认为用盐水晾制而成的盐,并非来自盐池,而是从地下渗出来的。公元前252年,他下令开钻世界上第一口盐水井。
这第一批井具有宽大的井口,更像是一个敞开的大坑,不过有些井已经深达百米。随着中国人学会了如何钻井,井壁变得更加狭窄,而这些井就更深了。
但是有时挖井的人会莫名其妙地衰弱、生病、倒地并且死去。偶尔,一场特大爆炸事故还会让整个钻井队面临死亡的威胁,从通气孔中也会喷发出火焰。采盐工人和他们的亲友逐渐认识到:来自地下世界的某个精灵鬼怪会从他们所挖掘的洞穴中跳跃而出。到了公元前68年,有两口井,一口在四川,另一口在邻近的陕西省,由于精灵鬼怪出没而变得声名狼藉。相关省的官员们每年都会到这两口井进行祭祀,并奉上祭祀的供品。
到了公元100年,井下工人明白了这种困扰是由一种看不见的气体所引起的。人们发现,在通向地面的洞口处,用火点燃这种气体,并且把陶罐放在旁边,他们就可以利用它煮饭。不久他们就学会用盐水和泥把竹子密封好,把这种看不见的气体输送到烧煮房。这些烧煮房是开放式的小棚,在这里,盐水壶被煮沸,直到水被蒸发,留下盐结晶。到了公元200年,人们在烧煮房把铁壶放在气体火焰旁加热,这是世人初次了解并使用天然气。
制盐者们学会了如何钻井和如何支撑狭窄的井壁,于是他们挖掘得更深了。盐水通过轴距尺寸适合的长竹管被吸取上来。在竹管的底部有一个皮革制成的阀门,当长竹管被拖出井时,水的压力会冲开阀门。然后该管就悬在水箱上,那里有一个用棍子做成的探条,它将打开阀门并且把盐水放进水箱。该水箱与通向烧煮房的竹管输送系统相连接。其他的竹管则埋藏在井栏之下,用来捕获逃逸的气体,这些竹管也通向烧煮房。
竹管输送系统可能是在四川首先建成的,它能抵抗盐的腐蚀,而盐又能杀死藻类和导致腐烂的微生物。接头处用泥或者桐油与石灰的混合物密封好。四川盐水工场的管道系统,使遍及各地的中国人学会建设灌溉系统和管道系统。农田、村庄甚至家庭住宅都建设了竹质管道系统。到了中世纪,当诺曼人征服了英格兰时,苏东坡正在建设复杂的城市竹质管道系统。1089年,大量的竹质主水管被安装在杭州,1096年又安装在广州,还专门设置了洞孔和通气孔以便阻隔和处理气阱。
制盐者们把竹管沿着农村铺设开来,它们看起来好像是巨大的蜘蛛网,显得有些混乱。这些管道依托地形铺设,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均借助地心引力,就像过山车那样上下起伏,并且借助圆圈来打造长距离的下坡路线。
11世纪中叶,当哈罗德国王保卫英格兰免遭诺曼人入侵失败时,四川的制盐者们正在开发冲击式钻井,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钻井技术,并且在七八个世纪一直保持领先地位。
将一个沉重的8英尺长的铁棒提起、落下,它的前面有着锋利的铁尖,通过一根竹管的引导使其始终落砸在同一点上,这样,地上就被挖掘出一个直径约为4英寸的洞。工人站在一个木质杠杆上,他的重量与另一端8英尺铁棒的力量相平衡。他在杠杆上面上下起伏,就像跷跷板一样,促使那铁棒的尖头一再提起、落下。3~5年之后,一个数百英尺深的井就会冒出盐水来。
1066年,哈罗德在哈斯汀被一支箭射杀,据传,这一武器是在史前时代由黄帝发明的。在哈罗德被箭射死的时代,中国人正在使用火药,这是盐在工业应用方面一次首要的尝试。中国人已经发现,把硝酸钾(一种叫作硝石的盐)与硫黄和碳混合在一起就制成了一种火药,它在被点燃时可以迅速产生大量气体,以至于能引发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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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冰生活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这个时期处于中国历史最为重要的十字路口,春秋战国时期,经过长达几个世纪的战乱和纷争,最终形成了统一的中国。统一后,知识分子对政府本质和统治者权力的争论达到了顶峰。争论的中心是有关盐的问题。
若干个世纪以来,中国政府都把盐看作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在中国已经发现了提及公元前2000年征收盐税的文字。古代汉字“盐”是一个由三部分组成的象形文字。下面那部分表示工具,左上是代表朝廷官员的“臣”字,右上是代表盐水的“卤”字。所以盐这个字本身就表示了国家对盐业的控制。
由北京一位研究盐史的郭教授以篆体字(这种古代字体一直使用到大约公元前200年)书写的汉字“盐”。
人类为保持身体健康甚至生存所需要的一种物质,当然会成为一种良好的税源。人人都必须购买盐,于是人人都通过交纳盐税来支持国家财政。
有关盐税的争论起源于孔子,在孔子生活的时代,中原各国的统治者组建了今天被称为“思想库”或“智囊”的机构,在这些机构里,被挑选出的谋士们为统治者出谋划策,并且在谋士中间展开争论。孔子是这些谋士中的一员,一般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位道德哲学家,他被人类的弱点所困扰,想提高人类行为的水准。他教导人们尊敬他人与尊敬诸神一样重要,并且强调了孝敬父母的重要性。
孔子的学生以及这些学生的学生,建立了儒家或孔教的思想体系。孟子是孔子之孙的学生,在一本叫作《孟子》的书里传承了儒宗之道。孔子的观念也被记录在一本名为《论语》的书里,该书是许多中国思想的基础以及许多中国格言的来源。
在孔子与李冰之间的两个半世纪里,中国处于许多小国之间连绵不断的战争状态。统治者垮台了,他们的王国被更加强大的国家所吞并,这些战胜国又与那些留存下来的国家继续争斗。孟子在中国各地游学向那些统治者解释,他们是通过建立在道德原则之上的“上天的指令”才得以维持权力的,如果他们并非英明和有道德的领导人,上苍将会收回他们的指令,然后他们将失去统治国家的权力。
与此同时,另外一种哲学——被称为“法家”的派别也出现了。法家坚持认为,世俗机构有效地行使权力就是对国家生存的保证。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他是秦国的谋士。商鞅认为对于老年人和传统的尊敬不会干扰改革,应该清除无效率的机构,并以更加有效率和实用的计划来取代旧有的传统。法家通过斗争来消灭贵族,从而基于业绩给予人们奖励和提升。
法家对于盐有一个新的想法。有关中国盐业管理的最早文献是《管子》,它的内容是一位大臣向齐国的统治者提出的经济忠告。历史学家认为《管子》这本书实际上是在公元前300年左右写成的,当时是战国七雄对峙的时期,位于东部的齐国受到法家的很大影响,也在为生存而斗争,但最终该国败给了西部的秦国。
在由该大臣提出的建议中,有一个想法是把盐的定价固定在一个比购买价更高的水平上,以便国家能够进口盐并且在出售之后获得利润,从而可以从其他国家所生产的产品中获得财政收入。该谋士进一步指出,在有些非产盐地区,人们因缺乏盐而生病,他们在急迫之中将愿意付出更高的价钱。《管子》得出的结论是:盐具有非凡的力量来维持国家的基本经济运转。
到了公元前221年,秦国灭掉了最后的对手齐国,秦王嬴政成为统一六国的第一位皇帝。此后,中国继续被皇帝统治,一直到1911年末代皇帝被推翻,封建王朝被一个动荡的民国所取代。
《管子》提出的建议,成了齐国的政策,如今又成为秦国和中国皇帝的政策。秦朝的特征是法家大举公共工程和制定严格法律。对盐、铁固定价格的垄断,使这两种商品的价格都过高。这是历史上第一个对一种主要商品进行国家垄断的已知例证。盐的收入不仅用于军队开支,而且还用于修筑包括长城在内的防御建筑。长城原是用来防御匈奴和其他骑在马背上的游牧入侵者的,但是严酷的秦朝仅仅存在了不到50年的时间。
汉朝取代秦朝,结束了不受欢迎的垄断统治,展示出更好和更为英明的政府。但是在公元前120年,远征军被派出驱逐匈奴,国家财富因抗击北方“野蛮人”的战争而耗竭。汉朝皇帝启用制盐者和铁匠头目来研究恢复盐铁垄断的可能性。四年之后,他把这两种垄断都恢复了。
当时中国也许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国度,并且处于领土扩张、经济繁荣和对外贸易的制高点上。中国人已经比罗马人扩展得更为遥远。罗马是一个通过征服他国而形成的帝国,同样处于其权力的顶端,但是受到高卢人和日耳曼人的威胁,不过它更大的威胁来自国内战争。中国人在公元前139年就已经知道罗马帝国,当时汉武帝派遣特使张骞出使西域,穿越沙漠去西方寻找盟友。张骞用了12年时间才到达如今的土耳其斯坦,返回报告令人惊讶的发现:在西方有一个相当先进的文明国度。公元前104年与公元前102年,汉朝大军到达该地区,这是一个被称为粟特的前希腊王国,其首都在撒马尔罕,在那里他们与一股部分由被俘虏的罗马士兵所组成的力量相遇,并将其打败。
在中国,盐铁垄断(它们的收入为许多国家冒险提供了经费支持)仍然是充满争议的。在公元前87年,被认为是汉朝400年中最伟大的皇帝汉武帝驾崩,年仅8岁的汉昭帝继承皇位。公元前81年,即6年之后,尚未成年的儿皇帝以皇帝的气势决定,邀请有识之士就盐铁垄断展开辩论。他从全国各地召集了60位持不同观点的名人志士在他面前辩论国家政策。
中心议题是国家对于盐铁的垄断,但是出现的却是儒家与法家就政府的责任、国家利润对个人的积极性、军事开支的逻辑与限制、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与限制等方面的问题而展开的争辩。
虽然在这60位人士中,大多数人的身份不为我们所知,但他们的争辩已经保存下来,根据儒家的观点以文字形式整理记录下来,这就是《盐铁论》。
站在一边的是儒家,他们受到孟子的鼓舞,当被问到一个国家应当如何增加财政收入时,他们回答说,自己所关注的就是好与坏,如果皇帝关注国家如何获得利润,下面的官员就会关注家庭如何获得利润,继而,普通百姓就会关注自己如何获得利润,一旦朝廷和老百姓都在竞争利润,国家就会处于危险之中。
站在另一边的是朝廷中的大臣和受到法家韩非子影响的谋士们。韩非子死于公元前233年,他曾经师从最著名的儒家传授者荀子。他不相信“以德治国”是可行的,认为治国应当建立在权力以及法典之上,法典应当对那些违法者给予严厉的惩罚,奖惩应当是自动的,不需要仲裁阐释。他认为法律应当根据国家的利益颁布,人们应当通过惧怕惩罚而遵守法律。如果他的方法得以实施,那么国家将富裕起来,军队将强大起来,他声称这样做,就有可能成功地建立超越其他国家的霸权。
在有关盐和铁的争论中,法家争辩说,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很难确保守卫长城的士兵不死于寒冷与饥饿,压制国家垄断,就会对国家造成致命的一击。
但是儒家给出的回应是,真正的征服者并不需要发动战争,伟大的将军并不需要把军队布置在战场或者拥有更加聪明的作战计划,普天之下皆是王土。为什么还需要军费开支呢?
法家立刻又争辩道,放肆无礼的匈奴已经踏进疆土,并且把战争带入腹地,屠杀民众与官员,不尊重任何朝廷权威,早就应当受到严惩。
儒家回应道,即使盐铁垄断得以实现,也只是一开始时很有用,而从长期来看,它们只能具有破坏性。
甚至对于国家财政收入的需求也展开了争论。一位参与者引用老子的话说:“贫国若有余。”
这场争论被认为达成了平局,但是汉昭帝(他统治汉朝14年,但是本人只活到22岁)继续实施盐铁垄断政策,他的继位者同样如此。公元前44年,汉元帝废除了垄断政策。三年后,随着第三支远征军被派往西部土耳其斯坦的粟特,国库渐空,他重新建立了盐铁垄断。以后根据预算需求,它们有规律地被废除、重建,通常是与军事行动密切相关。到了公元1世纪末,一位儒家的大臣又一次将其废除,他宣称,朝廷对盐的销售意味着与利润主体的竞争,这些不是英明君主采取的措施。
国家对盐的垄断消失了600年,但是它又被恢复了。在唐朝时期,公元618~907年,中国政府收入的一半来自盐的收入。贵族们炫耀他们因盐获得的收入,并且在餐桌上提供纯盐,这是极度奢侈的,在中国也很少见。他们还把盐放入精美奢华的盐瓶中。
在若干个世纪中,许多民众的起义实际上是痛苦地抗议盐的垄断,例如,愤怒的民众曾在公元880年占领西安。而有关盐铁的伟大争论所提出的其他伟大的道德与伦理问题,如对于利润的需求、高贵的权利与义务、对于穷人的援助、平衡预算的重要性、适宜的纳税负担、无政府主义的风险和法治与暴政之间的分界线等,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