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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先生离开我们已有一些日子。读者的叹惋和追思仍在继续，媒体的惊爆和喧哗渐趋平静，而我也从悲痛和忙乱中缓过神来。自先生病重住院到弥留之际再到起灵往八宝山浴火重生，我见证了几乎每一个细节。这是我幼年送别祖母以来第一次全程参与，甚至可以说是受命主持的一桩后事。可它是怎样的一桩后事啊！它是我国现代文坛最后一位女先生的后事。它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代大师的远去。
老实说，我度过了最为艰难的一周。遵先生之嘱，我当先料理后事再发讣告，但媒体的嗅觉太过灵敏，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改变初衷。在经历了一系列纠结和协商之后，并征得吴学昭老师的首肯，我通过中新社发布了先生逝世的消息，继后是领导和少数亲属的简单、肃穆、哀痛的告别礼和起灵式。虽说杨先生已是高寿，但生命的消逝永远令人悲怆，何况是这样一位厚德者的仙逝。不少领导和亲友潸然泪下，泣不成声。没有闪光灯，更无媒体见证，唯有人们自然流露的感情。
如今，有关先生的报道已经很多，我似乎再也说不出什么“新鲜”的话来。但近二十年因工作关系与先生接触的点点滴滴却不断浮出脑海，挥之不去。从这个意义上说，她并没有离开我们。
我们知道，先生是在痛失爱女和丈夫之后的近二十年间再度为社会所广泛关注的。在此期间，她排除所能排除的一切干扰，信守诺言。那是她作为一位贤妻对丈夫的最后承诺：“你放心，有我呢！”须知钱锺书先生是在爱女钱瑗去世后一年多撒手人寰的。他罹患重病期间一直惦念着久未露面的女儿，无如之下杨先生只好以各种借口搪塞、隐瞒、安慰，并用那简单而有力的诺言让钱先生安心离去。然后，作为一位成名远早于丈夫的才女，她还有自己的使命。她在无比悲伤和寂寥的一个个漫漫长夜和一个个茫茫日子里，翻译了柏拉图关于灵魂的《斐多》，创作了《从丙午到“流亡”》《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和《洗澡之后》，主持编辑了《杨绛全集》，主持整理了《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3卷）、《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凡20卷）、《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凡48卷附1册）。这些先后由北京三联书店、北京商务印书馆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付梓出版。其中据不完全统计，《我们仨》在海内外累计印行40余次，发行数百万册（还不包括大量盗版），成为当代传记文学不可多得的范例。先生以一贯的平和、翔实、婉约和纯真，再造了女儿，唤回了丈夫，展示了三口之家鲜为人知的寻常的一面、快乐的一面、亲切的一面、素心的一面。小钱瑗画父亲带书如厕，可谓童趣横生。它让我想起了杨先生对坊间关于其丈夫“过目不忘”的回应。她说：“锺书哪里是过目不忘？他只不过笔头较常人勤快、博览强记罢了。”皇皇68卷中外文笔记印证了杨先生的说法。这些笔记见证了钱先生是怎样大量阅读、反复阅读各种经典的。许多中外名著出现在他的读书笔记中，可谓经史子集无所不包；但稍加留意，我们就会发现一些奥妙或规律，即钱先生的阅读习惯：一是读名著，尽量不把有限的时间浪费在闲杂无聊的消遣书上；二是他每每从原典读起，并且反复阅读，而后再拿注疏、评述和传略来看。
钱、杨二位先生藏书不多，他们的取法是借书读。用杨先生的话说，个人藏书再多也不过沧海一粟。因此，他们是图书馆的常客，无论国内国外，所到之处概莫能外。过去，我所在的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就曾留下了钱、杨二位先生的大量手迹。当时，每一册图书的封底，或内或外皆有一只小纸袋，里面插着一张借书卡。每次借阅，须在卡片上签个姓名、写上日期。书借走，卡片留下。我初到外文所时，许多图书的卡片上都有二位先生的签名。而且，从年长一些的前辈、同行口中得知，钱先生一直是图书馆的义务订购员（后来得知，钱先生曾任文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委员会主任）。他为外文所和文学所图书馆订购的图书不计其数，荫庇数代学人并将继续惠及后人。在钱、杨二位先生看来，所谓学问，无非是荒江野老屋中三两素心之人商讨培养之事。而图书馆便是这个荒江野老之屋，前人通过自己的耙梳、阅读和著述传承经典、滋养后学、培植德行。说到这里，我又不由得想起，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钱、杨二先生就注意到了博尔赫斯，后者在图书馆终其一生，而且留下了这样的诗句：“我总是暗暗思量，天堂该是图书馆模样。”钱、杨二位先生和他当是心有灵犀的。
杨先生还时常提到钱先生和她自己的翻译心得。她关于翻译的“一仆二主”说脍炙人口，谓“一个洋主子是原文作品，原文的一句句、一字字都要求依顺，不容违拗，不得敷衍了事。另一个主子就是译本的读者。他们既要求看到原作的本来面貌，却又得依顺他们的语文习惯。我作为译者，对洋主子尽责，只是为了对本国读者尽忠”。钱先生称这种“一仆二主”是化境，即既要忠实原著的异化，又要忠于读者的归化。这自然是很不容易的，有时甚至是矛与盾的关系，但杨先生在其《堂吉诃德》《小癞子》《吉尔·布拉斯》等译作中努力做到了。要说杨先生年届五旬开始自学西班牙语，那是何等毅力、何等勇气。适值“文革”如火如荼，先生却躲开睽睽众目，利用有限的间隙偷偷译完了《堂吉诃德》。一如钱先生所译德国大诗人海涅的感喟，杨先生认为《堂吉诃德》实在是一部悲剧。是啊，在强大的世风面前，堂吉诃德那瘦削的身躯是多么羸弱，生锈的长矛是何等无力。还有那一往无前的理想主义，简直是不合时宜！但杨先生就是那个不合时宜的高古之人。
此外，她翻译的《小癞子》虽是另一种文学形态，却一样传递了先生的问学之道。下笔前先竭泽而渔，了解相关信息。且说《小癞子》原名《托尔美斯河上的小拉撒路生平及其祸福》，实在冗长得很。杨先生之所以翻译成《小癞子》，是因为《路加福音》中有个叫拉撒路的癞皮化子，而且“因为癞子是传说中的人物”……在此，我们不妨稍事逗留，将杨先生的考证摘录于斯，以飨读者：“早在欧洲13世纪的趣剧里就有个瞎眼化子的领路孩子；14世纪的欧洲文献里，那个领路孩子有了名字，叫小拉撒路……我们这本小说里，小癞子偷吃了主人的香肠，英国传说里他偷吃了主人的鹅，德国传说里他偷吃了主人的鸡，另一个西班牙故事里他偷吃了一块腌肉。伦敦不列颠博物馆藏有一部14世纪早期的手抄稿 Descretales de Gregorio IX ，上有7幅速写，画的是瞎子和小癞子的故事。我最近有机缘到那里去阅览，看到了那部羊皮纸上用红紫蓝黄赭等颜色染写的大本子，字句的第一个字母还涂金。书页下部边缘有速写的彩色画，每页一幅，约一寸多高，九寸来宽。全本书下缘一组组的画里好像都是当时流行的故事，抄写者画来作为装饰的。从那7幅速写里，可以知道故事的梗概。第一幅瞎子坐在石凳上，旁边有树，瞎子一手拿杖，一手端碗。小癞子拿一根长麦秆儿伸入碗里，大约是要吸碗里的酒，眼睛偷看着主人。画面不大，却很传神。第二幅在教堂前，瞎子一手拄杖，一手揪住孩子的后领，孩子好像在转念头，衣袋里装的不知是大香肠还是面包，看不清。第三幅也在教堂前，一个女人拿着个圆面包，大概打算施舍给瞎子。孩子站在中间，伸一手去接面包，另一手做出道谢的姿势。第四幅里瞎子坐在教堂前，旁边倚杖，杖旁边有个酒壶，壶旁有一盘东西，好像是鸡。瞎子正把东西往嘴里送，孩子在旁一手拿着不知什么东西，像剪子，一手伸向那盘鸡，两眼机灵，表情刁滑。第五幅是瞎子揪住孩子毒打，孩子苦着脸好像在忍痛，有两人在旁看热闹，一个在拍手，一个摊开两手好像在议论。第六幅大概是第五幅的继续。孩子一手捉住瞎子的手，一手做出解释的姿态。左边一个女人双手叉腰旁观，右边两个男人都伸出手好像向瞎子求情或劝解。第七幅也在教堂前，瞎子拄杖，孩子在前领路，背后有人伸手做出召唤的样儿，大约是找瞎子干甚事。”同时，汉语里的癞子也并不仅指皮肤上生有癞疮的人，而是泛指一切混混。残唐五代时的口语就有“癞子”这个名称，指无赖；还有古典小说像《儒林外史》和《红楼梦》里的泼皮无赖，也常叫作“喇子”或“辣子”，跟“癞子”是一音之转，和拉撒路这个名字也意义相同，所以杨绛便巧妙地将书名译作了《小癞子》。
《小癞子》初版封面 |
西班牙画家戈雅为《小癞子》所作插图 |
奇怪的是，杨先生尸骨未寒，一些对她及钱锺书的诟病便沉渣泛起。我绝对不认为钱、杨二位是无过圣人，但他们在那样的时代做出那样的成绩实属不易。我们怎能苛求他们创造什么惊世理论？尤其是在十年动乱时期，能偷偷读书已经是一个奇迹。没有他们那样的素心、智慧和定力，译完《堂吉诃德》和留下卷帙浩繁的读书笔记（见钱锺书《中文笔记》和《外文笔记》）是难以想象的。逝者已矣，我们能做的和该做的，难道不应该是善意的纪念、善意的评骘吗？
再说近十年杨先生逐渐双耳失聪，最后必得与人笔谈，还须目不转睛地看着对方的表情和口型。我颇为着急，多次劝先生配一副好一点的助听器。她原是有一副助听器的，但质量不好，戴上它嗡嗡地似有发动机在耳边轰鸣。即使如此，每每提起新助听器，她就一再摇头说算了，“不必浪费，我能看书、写字就可以了”。后来，我偶然得知有位邻居叫张建一的，是协和医院的耳科专家，便再次劝先生配助听器。她依然不肯。我和张大夫都以为她心里装着“好读书奖学金”，舍不得花钱。于是，张大夫经与协和医院领导商量，准备替杨先生免费配一副最好的助听器，结果还是被先生婉言谢绝了。我们这才明白，她是不想浪费资源，以便多一个“更年轻、更需要的人”去拥有它。而实际上先生又何尝不需要呢？近年来，其实总有领导和各方人士前去探望，可她却宁可自己将就。
说到“将就”，那也是应了先生的性情。她固爱清静，但更想着不麻烦别人。因此，她最近十来年也着实谢绝过许多热心读者、媒体，甚至领导的造访。这又使我想起了钱先生的逗趣：喜欢吃鸡蛋，又何必非要认识下蛋的鸡呢。
如今，先生驾鹤西去，“丧事从简，不设灵堂，不受赙仪，不留骨灰”，但她的作品早已为她铸就了丰碑，而她的德行便是那不朽的铭文。“不说违心的话，不做违心的事，一生只靠写作谋生。”这便是先生对自己的写照，而钱先生对她的赞美却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作为一位著作等心的知识分子，她的同人、晚辈则将一如既往地尊称她为先生。
2016年7月4日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