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悼杨绛先生
■李铁映

杨绛先生已化蝶而去，扶摇入云了。她享寿一百零五岁，身经两个世纪，终生笔耕不辍，怀瑾握瑜，可谓人瑞。

我未到社科院前，已闻钱锺书先生、杨绛先生之大名，敬慕其学问，崇敬其品德。初次认识他们，则是钱先生因病住院之后。当时，我去北京医院看望钱先生，杨绛先生亦在场，与其双手相握，见先生虽面容憔悴而精神自然。说话语气谦和，柔细而有磁性，使人如聆琴音。因钱先生久卧病榻，一切问题都由杨先生代答。我了解了病情和治疗情况，问她还有什么需要，院里将尽全力提供帮助。杨先生忙答：一切都照顾得很好，医院已尽最大努力，社科院很重视和关心。谢谢组织……

兹后我又去过医院两次。钱先生去世后，我特别写了篇文章，纪念这位才华横溢的大学者。

钱先生走后，我每年春节都去给杨先生拜年。她的家在三里河公寓的三层，小小客厅，安放着一张三屉桌，靠墙搁一双人沙发，临窗一单人沙发。家中只有一个阿姨整日陪伴照顾。屋里气氛非常静谧，典型的学问人家。

杨先生百岁颐寿，我去祝贺。对于这样的学问家，我曾苦于不知何以为贺好。最后想起一个词，据说山西绛县人多高寿，所以外乡人多称之为“绛老”。我遂用此典写了“绛老颐寿”四个字登门相贺。她很高兴，牵着我的手拉我同坐。这几乎是我每次拜访她时固定的接待仪式。告别时她有时送我到家门口，有时则非要送到楼门口。我虽屡屡劝阻，但总是拦不住她。一次她送我新译的《斐多》，这是苏格拉底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四小时给学生的讲课，也是一篇讲哲学、讲灵魂的文章。她在九十岁以后开始啃这块硬骨头，我心敬之且自憾不如。《斐多》译得好，易读易明，要懂则要反复思究的。

二〇一五年，她一百零四岁，我选了六月十六这个吉利的日子，再次拜访亦师亦友的杨先生，同去的还有伟光同志和高翔、宇燕、海生等同志。进屋就听到杨先生的细语笑声，她又是拉我坐在她身旁。我们既谈天，也说地，完全随兴所至。大家时而细语低声，时而在她拿的笔记本上笔谈。她的字纤巧柔美，我为了让她看清我的字，写得粗犷无拘。笔谈清雅，但蕴意情深。我曾想把那个笔记本求为纪念，她却孩子似的抱入怀中，示要己藏，引得众人皆笑。百岁老人之童心，实乃长寿之相。

因谈笑情浓，而忘时已久，在众人催促下，虽谈话中断，意颇不舍。杨先生仍是坚持送至门口，一再挥手告别！出门之后，感慨多多，真是学术无禁地，哲人无生死！学有洞见，作可垂世，寿百岁而知人生！

杨先生已修得功德圆满，驾鹤西去。但她为世垂范，道德文章将永励后人。

杨绛先生早年和钱锺书先生一同就读清华大学，后赴英国牛津留学，学成毅然回到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祖国，虽然饱经苦厄、颠沛，却终生爱着自己的祖国，无怨无悔。杨先生是一位大翻译家，对待译事极为认真。《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都是依照原文版本，并参酌世界多种译本译出。译《堂吉诃德》时，为了忠实于原文，四十七岁始自学西班牙语，待语言娴熟后才动手翻译。后由于种种原因，历经二十二年此书才得以出版。杨先生翻译《堂吉诃德》的事，堪称译界佳话。《斐多》虽由英译本转译，但参考四种十九、二十世纪英美出版的重要译本，深研各自的序言、注解及评析文字。精心译出并做了注解。她对原作尽责，对读者尽心。

她不仅是翻译家，还是一位有独特文风的作家。她的《称心如意》《弄真成假》《洗澡》《洗澡之后》《干校六记》，特别是她自传体作品《我们仨》，生动地表达了她对丈夫和女儿的真情挚爱。最后她以《坐在人生边上》的“百岁答问”，为自己画了一个很圆很圆的圈。

2016年7月
（作者为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 qnFj1viNhriGRbxyMiFhr3buONL1Htpenmd31xUe1UPDLL/x8utGYuoYdmb7CED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