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年一月十五日，曼哈顿，阴。

早晨八点四十分，李孜跟着Richard Ward（理查德·沃德）去曼哈顿下城的拘留所探访一个等待审判的嫌疑人。他们乘坐的出租车堵在布鲁姆街和卡纳街之间，举步维艰。

Ward是个年近六十的胖子，解开衬衣的第一颗扣子，低头在手机上看他的邮件。李孜则很瘦小，黑色羊毛大衣一直盖到小腿中部。她看着车窗外面，那是个融雪的日子，气温在冰点上下浮动，街道两边一片萧肃，不禁让人觉得这是一年当中最悲凉的月份，冷，而且没有节日。

开车的是一个锡克教印度人，包着紫红色头巾，耳朵里插着耳机，音量开得很大，偶尔漏出一星半点的音乐声。李孜在其中捕捉到一段熟悉的旋律，却想不起出处，只觉得好像是电影配乐，在哪里听到过。那一瞬间恍如时光交错，她想起许多从前的事情，一些零碎的片段，指尖的触感，透过眼帘的光，既没有情节，也没有前因后果，但随之而来的感觉却像突然撞到鼻子那样热辣而酸楚。

“证件都带齐了？”Ward开口问。

她回过神来，下意识地打开包。

他看到放在最上面几乎全新的DOC（City of New York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纽约管教局）通行证，问道：“第一次去‘坟墓’？”

她点点头。

“知道那里为什么叫‘坟墓’吗？”

李孜摇头说不知道，但监狱叫这样的名字一点儿也不奇怪。

“最早是按照古埃及陵墓设计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翻修成现在的样子。”Ward解释。

她又点点头，没开口。

Ward看看她，笑道：“你是不喜欢说话，我从前没说错，我看人一向很准。”

“是啊！”李孜回答，语气一如既往地冷峻，“所以，在你面前我也不必装了。”

三年前，Ward对她说过同样的话。那时他是面试官，李孜是应征工作的人，刚刚毕业，背了一肚子书，考了许多试，却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懂。

两人头一回相遇是在一次小组面试上，李孜记得那时有两个面试官，其中之一就是Ward。她很早就听说过Richard Ward这个名字，知道此人是个以打刑事重罪官司出名的狠角色，但Ward留给她的第一印象并不好，而且那种坏印象一直延续到现在。在她看来，这个胖子的形象和做派只和一个形容词牢牢对等，那个词就是“厚黑”。虽然Ward是白人，只是厚，并不黑。

当天参加面试的总共有十个人，都是新近毕业的学生，每人都被要求讲一段真实经历，来说明自己身上最可贵的品质。其中有一个口才很好的男孩子，和Ward一唱一和聊得极其投缘。男孩子说了一件小时候在祖父家里和堂兄弟相处的事情，把自己极具技巧的影响力和说服他人的本事吹得神乎其神。所有人都知道那故事多少有些夸张的成分，却都听得十分开心，Ward更是訇訇訇笑个不停。

轮到李孜，她脑子里一片空白，强作镇定，平铺直叙。就在不久之前，她搬来纽约，住进男朋友的公寓。第二天清早，有人敲门。她去开门，门外是住在他们楼下的一个老妇人，手里拿着一根树枝，挑着一个用过的避孕套，气势汹汹地说：“这很脏，知道吗？！很脏！”那是一栋七层楼的房子，住了不下二十户人家，有业主，也有像他们一样的租客。李孜费了许多口舌解释，这不是他们扔的，但老太太始终不愿意相信。

“后来你怎么说服她的？”Ward问。

“没有，我没能说服她，她至今都对我们抱有成见。”李孜回答。

这就是个毫无疑义、没头没尾的故事。在座的其他人用奇怪的眼神看着她，有的甚至轻声笑起来。

“那么——”Ward也笑着问，“你的这个故事想说明什么呢？”

“诚实。”李孜回答。

Ward不懂，做出一副饶有兴味的表情等她解释。

“我可以讲自己如何如何说服了她，来说明我巧舌如簧，也可以说我起诉她诽谤，以此证明我有法律精神。”李孜看着他，说得不急不慢，“但我很诚实，我不会为了说明什么而编造一个结局。”

小组面试结束，李孜认为自己肯定完了，但却在三天之后接到事务所人力资源部打来的电话，通知她去参加第二轮面试。面试官又是Ward，但这一次她准备得更好，努力装出一副容易相处、干劲十足的样子，不停地微笑、说话。

Ward看着她的简历，问她：“你其实是个挺内向的人，也不喜欢说话，为什么会选择上法学院呢？”

李孜愣了一下，照例把那些现成的说辞搬出来，什么公正之心，还有法律精神。

Ward打断她，直截了当地说：“你把你最可贵的品质丢哪儿去了？”

李孜一时语塞，她至今记得那一瞬间的感觉，就像行骗被识破，又像是被人戏弄。她带着些羞恼，干脆放弃了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照实回答：“因为这是个好职业，收入也不坏，所有人都希望我这样选择。要是我不晕血，也可能去做医生。”

Ward大笑，又问了些不相干的问题，然后站起来和她握手告别。

那个时候，李孜觉得自己原本前程似锦的人生突然退去光华，显出如同敝屣的本色。不是因为眼前这个傲慢的胖子，而是因为不管是说英语，还是执业做律师，她都说不上喜欢，除了谋生，她找不出一个理由来说服自己、说服旁人。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她的“诚实”，她终究还是得到那份工作了，在同一间办公室、同一张桌子上，一干就是三年。

在这三年里面，她鲜有机会和Ward共事。整个事务所上下都知道，Ward对刑事重罪诉讼有种近乎病态的迷恋，这样的案子的确能带来名声（好的，或者坏的），却没有多少油水。作为资深合伙人，他有这份资历和实力去选择自己喜欢的案子，而李孜则没有，人家塞给她什么便是什么，时年二十七岁的她在“食物链”的最底层埋头苦干，做着那些大同小异的事务性工作，那些没有激情、不善言辞的律师最擅长做的烦琐事情。

而作为那段回忆的副产品，李孜也连带着想起一些私人的事情。那个时候她跟Terence（特伦斯）交往半年有余，她从学校毕业，搬来纽约，和他一起住……现在他们就要结婚了，回想当时，仿佛还是昨天似的。

一刻钟过去，车子只前进了不过十米，Ward打开车门下车，抛下一句：“走过去吧。”

李孜赶紧付了车钱，想问司机那段音乐的名字，收据却已经递过来了。她下车，追上在前面路口等红绿灯的Ward，耳朵里却还带着那段音乐，嘴里还含着那个未曾发出的问句。

“我听说你干得很不错，所有人都说你干得很好。”Ward边走边说，“但我也听说你提出辞职了。”

“不必为此自责，不是因为你。”李孜回答。

Ward大声笑起来：“你倒还有些冷幽默，不过，别搞得好像我逼你做什么事，我只想让你帮我看一个人。”

“你不是看人很准吗？”李孜冲了他一句。

Ward倒是无所谓，回头对她狡黠地笑了笑，说：“没错，但我也需要其他人的意见，尽管只是偶尔。”

“可你还没给过我任何跟这案子有关的资料。”李孜提醒道。

“我不想影响你的独立意见。你只需要知道他被控杀人。等一下我跟你一起进去，然后我离开，你跟他单独待一会儿，试着跟他聊聊，然后告诉我，你觉得他是有罪的还是无辜的。”

“我以为破案是警察的事。”

“我这人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但我不为有罪的人做无罪辩护，也不想让无辜的人在疯人院度过余生。这无关道德，只是个原则罢了。”

李孜想要嘲笑他几句，最后却只是说：“二月十五日是我在这儿最后一天上班，在那之前，我会尽力帮你。”

“倒不用那么久。”Ward笑道，“这案子月底就要上庭，如果到时候还是没有发现有利的证据，应该很快就会宣判的，你只需要忍受我不到两周而已。”

在“坟墓”，他们被带到一间灰地白墙的房间里等候。那是一间约十五平方米大小的屋子，摆着一张桌子、四把折椅，桌上有个刻着“City of New York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字样的金属烟灰缸，电暖气的热流扑面而来，叫人昏昏欲睡。

Ward问李孜：“你喜欢芭蕾吗？”

她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十几岁的时候，她经常听着柴可夫斯基、斯特拉文斯基或者莫里斯·拉维尔的曲子做白日梦。她喜欢那种简单、澎湃、戏剧化的音乐，这样的人应该也是喜欢芭蕾的。但是，阴错阳差，她从没有走进剧场去看过一场真正的表演，时至今日甚至连电影都很少看。

“干吗问这个？”李孜反问。

Ward回答：“因为你马上就要看到一个芭蕾舞演员。”

他话音刚落，门就开了。狱警带进来一个穿着橙色囚衣的男人，因为还是嫌疑人，所以没系腰带，看起来二十五到三十岁，亚洲人，左眼眉骨和下眼眶带着伤，没看他们，更没打招呼，安安静静地坐下了。倒是Ward站起来，问狱警：“他的眼睛怎么了？”

狱警漠然地回答不知道，如果要验伤或是追究责任，可以去哪里申请，填些什么表格。

Ward转头告诉李孜，他要去打个电话，又对桌子对面的男人说：“Han（韩），这是我的助手Liz，她也是从中国上海来的，我想你可能愿意和她谈谈发生的事。”

就像他们事先说好的一样，Ward跟她一起进去，然后就走了。

房间里变得很静。

“你好，Han，我叫李孜，他们都叫我Liz，你如果愿意也可以这么叫。”很烂的开场。

对面的男人抬头看看她，露出一个淡淡的笑，表情平静而又清朗。如果Ward这时候回来，李孜一定会告诉他，这个人是无辜的。

“你愿意跟我说一下事情的经过吗？”她受到那个笑容的鼓舞，继续问下去，拿起笔，摊开记事本，等着。

Han没说话，又笑了一下，那是个更加不易察觉的冷漠的笑，就好像在说，算了吧。

那个无声的笑之后，房间重新陷入沉默，只剩两个人呼吸的声音，李孜，还有Han，透过墙上的无缝玻璃可以看见狱警面无表情地站在房间外面。

李孜不记得上一次这么紧张是在何种场合，她手忙脚乱地去翻Ward留在桌子上的那一叠纸，但要临时梳理出头绪并没这么容易。她在心里暗骂Ward，甚至猜想那个胖子是要在她离职之前再损她一把，好让她知道，自己确实不是干这行的料。

开始的时候，她还一边看一边问上几句，比如：“你是一九九二年来美国的？”“事情发生在去年九月？”但所有的提问都没有得到回应。Han，或者如他的身份证明文件上显示的Han D H Yuan，只是安静地坐着，仿佛她不存在。潜意识里，她想当然地推定，面前这个人有着与她极其相似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第一代移民的孩子，十多岁时突然发现自己身在异乡，半路离家，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朋友，英语说得很烂——即使在那之后有怎样喜人的变化，那段日子所造就的深层次的性格早已经印进DNA里了。

她索性静下心来慢慢地看那些字，心里希望，最好看到一半Ward就回来了，但事情并不如她料想的。

“最后的双人舞。”Han突然开口说道。

“什么？”

“最后的双人舞，你哼的曲子。”他也哼了一遍。

正是她在出租车上听到过的那段旋律，她不记得自己发出过任何声响，不过，整个早晨，那个熟悉而陌生的调子始终在她左肩上方回旋，她很可能不经意地哼出声来，自己却不觉得。

“《吉赛尔》第二幕，最后的双人舞。”他又一次重复那个名字。

李孜看着他，他却没看她，目光落在她身后的某个地方。

“愿意跟我说说事情的经过吗？”她又问了一次。

他好像被她说话的声音吓到，一阵慌乱。

“说中文也可以。”李孜先说了句中文。

他显然听懂了，却还是用英文说下去：“去年九月，我跟随芭蕾舞团去巴黎国家歌剧院表演，剧目几乎全都是乔治·巴兰钦的交响乐作品，比如《珠宝》……”